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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发表于 2009-5-2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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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梦中战斗的猫
转个研究的贴，
一九三七年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巨大耻辱，也是一起深刻的教训。而提及南京大屠杀就不能不说南京保卫战。
最早对南京保卫战提出异议的就是新桂系，李宗仁当时就反对固守南京，主张把南京设为不设防城市，而且也提出了南京之不可守的几个观点，白崇禧作为国民党军中的翘楚也持相同意见。作为蒋介石的嫡系，黄埔系将领中也不都是主张坚守的。但是，蒋介石则力主坚守，而唐生智主动请缨担任主官。我们从唐德刚为李宗仁撰写的回忆录中似乎得到一种认识，那就是假如南京保卫战不是那么激烈的话，也许日寇不至于出现那么大规模的屠杀和报复，而且以后这种观点扩大了，南京保卫战的得失利弊混同蒋介石、唐生智等个人行为，成为一个比较滑稽的战役出现，现在我们就有必要先来看看蒋介石为什么主张死守南京。
蒋介石和李宗仁不同，李宗仁是作为方面军将领，他可以从纯军事角度考虑问题，白崇禧也是一样，然而，蒋介石不行，他是当时中国抗战时期的首领，就连我党也在表面上要承认他领导抗战的责任，所以，他要考虑的是全局和政治影响，南京是中国那时候的首都，如果首都不放一枪抢先逃跑的话，那么中国抗战的军心、民意应该作何解读呢？再有，作为国民党来说，创始人的陵寝还在南京，总理纪念周上的慷慨陈词还言犹在耳，怎么能就此撒手不管呢？最主要的是蒋百里还在外间奔走，中国不拿出抗战的决定和举动来，特别是首都的保卫，怎么能让外人相信你中国是始终要抗战的呢？这是蒋介石的考虑，虽说他的这种考虑最后变成了废墟，南京不但没有守住，而且还蒙受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浩劫，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否定蒋介石的坚守的初衷是本着抗日的基本精神和原理的。
回来再看唐生智，唐生智主动要求镇守南京，可是，他当时手中没有可以依靠的嫡系武装，而紧急召集的部队也是上海败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加之，唐生智本人的身体不堪繁剧，显然不能担当如此重任，那么，唐生智除了一腔抗日的激情还有没有其他的打算呢？蒋介石除了我以上提到的考虑有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依赖呢？
这里面主要的文章就在于蒋百里（蒋方震）的欧洲之行了。蒋方震一生极其崇拜德国，其人早年在德国留学和德国军界很多要人结成深厚的友谊，而中德在历史上的交往也是极其复杂的，德皇威廉二世甚至主张成立中国、美国、德国的世界大三角的格局，从满清到北洋政府再到蒋介石政权上层都德国都充满了好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英国《泰晤士报》就公开指出：“同其他列强相比，中国对于德国显然是有着独特的情绪的，中国同德国的关系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或者军事上，都是十分密切的，德国在中国独占鳌头。”蒋介石一直希望通过德国、意大利的斡旋导致日本停火，以前有人说这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其实，这是错误的认识，蒋介石在为了获取德国的支持，十分卖力气，蒋百里的去德访问本身就肩负着重大的使命。
蒋百里在意大利和德国通过自己的艰难努力，终于见到了墨索里尼和戈林，但是，作为可能扭转中日战局的关键人物希特勒，蒋百里却没有见到，而蒋似乎也没有从希特勒的避而不见中预知到一些苗头，此前他在意大利的成功演说让他以为德国人应该会念及旧情的。所谓的旧情就是中德空前的合作，希特勒上台之后，中国成为德国最大的钨矿出口国，钨是战略资料来源之一，德国派出的大量军事顾问团始终活跃在蒋介石的政权中，而德国的汉莎航空公司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国内航线，一九三六年，德意志第三帝国已经是中国的头号世界贸易伙伴国。德国阵营中布龙堡等人也确实希望能够依靠德国的影响避免中日开战，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德国外交部通知日本，不要指望德国会赞成日本的七七事变的举动。这样的铺垫让蒋介石、蒋百里等国民党上层人士对于德国可能伸出的援助之手深信不疑。唐生智也是在这种情况下站出来的，而蒋介石更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坚守南京的。
根据程思远回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官邸开会，决定死守南京，而后，程思远从国防最高会议第六部蒋介石的亲信康泽、贺衷寒那里获知，蒋介石得到蒋百里从欧洲发来的电报，相信日军在德国的陶德曼、牛莱特等人的说服下，将不会大举进攻南京，南京是有惊无险的。《详见程思远回忆录《政海秘辛》，台湾李敖出版社出版，第156页、157页）程思远的这个关键性回忆补充了南京保卫战决策过程中的一些遗漏。
唐生智和蒋百里的关系最深，唐生智是蒋百里的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唐生智以打赌的形式打了蒋百里两个耳光而后服膺于蒋百里的人格，而蒋百里一生唯一的一次被捕就是因为唐生智，用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话说，蒋百里肯为一个唐生智作出浙江人打浙江人的把戏。（蒋介石和蒋百里都是浙江人）唐生智主动要求出掌南京部队的首领也有重新掌握武装的企图，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来，也是因为蒋百里的这封秘密电报。可以这样认为，从蒋介石到蒋百里到唐生智都认为南京可以一守至少不至于出现十分之大的危机。而这样的背景作出的打算也正是多年以来李宗仁责备蒋介石和唐生智的地方。
而纵观南京保卫战，其仓促程度也是罕见的，国民党军在此前的抗战中的大规模正面和日军接触时，火力不谈，至少在兵力上是压倒对方的，然则这次对抗国民党军的兵力对比日军没有任何优势，更无绝对精锐可言，这是十分令人感到不解的，而唯一可以解释的通的就是战争背后的内情所致。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日寇已经进入南京外围，而十二月二日，蒋介石还在陶德曼转来的日寇逼迫中国请和的条件上兜圈子，日本人当时提出的条件是：
1.宣布内蒙古自治。
2.划东北到平津为非军事区。
3.停止抗日的一切活动。
4.以上条件满足后，可以考虑和国民政府一起反共。
（以上条款引自程思远回忆录《政海秘辛》，台湾李敖出版社，第157页）
这里的第一条内蒙古自治等于说变内蒙为日寇的势力范围，进而成为其殖民地，早在张作霖统治东北的时候，就一直试图染指内蒙，东北不领有内蒙，等于守江而不守淮，所以，历来有满蒙之称，日寇的基本目的也是先囊括满蒙，然后仿效清军入关的模式进占全中国。而把华北非军事化也是这个意思。至于不准抗日，那就更加无稽了，占领中国的领土还不准中国人反抗，这也只有无耻的强盗才能想的出来的。
就是这样一个条件，当时在座的国民党高级领导人是准备接受的，包括白崇禧也这么认为，理由是日本人没有提及承认满洲国的事，而且也没有提出赔款，不仅白崇禧同意接受，顾祝同、徐永昌、唐生智都同意接受，用白崇禧的话说：“既然条件就是这样，那么何必还要一定打仗呢？”虽说日本人没有提出让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一事，可也没有说放弃东北，更没有说不再染指华北，然而，在蒋介石看来这样的条件至少是一个缓冲，于是，考虑接受。请记住一下时间，研究决定的日子是十二月三日，十天之后，日军就攻陷了南京，更为主要的是身为调停人的德意志法西斯他们实际在做的是什么呢？
根据《中德关系史》披露，一九三七年十月，希特勒就明确表示要加强和日本的合作和全面结盟，而同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就必须牺牲中国。十月十八日，戈林按照希特勒的意见，停止对中国的援助，然而这时候希特勒还没有完全抛弃中国则因为希特勒不想这时候就失去外贸上的来自中国的巨大利益，所以，他一面讨好日本人给予实际的不支持中国的承诺，一面让陶德曼进行旷日持久但是毫无实际影响的所谓的调停活动。在德国内部，戈林的命令让当时的德军领导人布龙堡、牛莱特等人打了折扣，布龙堡是亲中的德军首脑，他通过自己的权力把德国给中国的物质让丹麦和新加坡的一家英国公司接手办理，仍旧不耽误送往中国。所以，中国当局接到的关于德国对于中国的真实态度始终是模糊和不完整的。这也就是蒋百里之所以能够轻信德国的调停之所在。十一月三日，蒋百里会晤布龙堡，其后会见牛莱特，五日南京就接到蒋百里的电报，以为日军会在德国人的干预下停止或者缓解对中国的压力。
这里有必要指出，中国从一八四零年以来延至国民党执政，在历次抵御外来侵略的问题上，政府当局都不能摆脱一个等靠的基本原理，自己很少主动把握局面，或者寄希望于列强的天良发现，或者寄希望于敌人的内部倾轧，然而，我们自己却是在这样的希望中一次又一次的受尽了侵凌，吃足了苦头。蒋介石在抗战之初寄希望于德国，可是，德国人耍了蒋介石；抗战之中，蒋介石再次寄希望于美英，然而，雅尔塔会议上，中国外蒙、东北乃至香港的利益又在哪里呢？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是，在战胜之后，战犯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国土得不到基本的保存，不知道这样的战胜国是否居之泰然？蒋介石一度醉心于开罗会议上的所谓“四巨头”名誉与地位，殊不知，这种空心汤团并不是外国人第一次给他吃的，他也不是第一个吃到这种东西的中国人，比如李鸿章，不就曾经被尊奉为“东方的俾斯麦”吗？然而，俾斯麦怎么回答李二先生的这一头衔呢？他说：“可就是没有人说我是西方的李鸿章。”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说到：“兵民是胜利之本。”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或者说少有通过列强的恩赐取得民族真正解放和独立自由的范例，凡事都是要经过我们自己的不懈的努力才获得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比蒋介石更加认清了抗战的本质和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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