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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3 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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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读者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也分大中小不同层次，《读书》的目标读者是哪个层次的知识分子？9 r2 R- N) T6 d X: k% v
我们心目中的读者应该是中层知识分子，但结果我们却发现除了一些中层和高层知识分子在看《读书》外，还有一些小知识分子也在看。我们收到过很多读者来信，当时，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收发室直接把信件拿走看。其中有西部县城中学老师寄来的信，这样的读者不在少数，他们应该算是小知识分子了，这对我触动很大。事实上，我们希望做的是，让《读书》起到一种桥梁作用，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字把精英文化介绍给普通的知识分子。就像余秋雨、于丹所起的作用一样，把精英文化普及化，我很欣赏他们。! O" M( s9 e7 \4 ?& k, {: t, {
离开《读书》后，您还阅读这本杂志吗？csuchen.de- A: M3 c( g3 U6 C4 t( Q
不怎么阅读了，因为我现在热衷在网上“潜水”，在饭馆研究餐饮，在咖啡馆闲聊，在旧书店寻找廉价书刊，外加身体也不好，严肃的东西实在看不过来了。
2 T1 H* o' D9 `; A( Y9 b) W( Y* x' D 您怎么评价您离开之后的《读书》？人在德国 社区3 ^+ D( N. h E1 a% B' }
我已经离开《读书》很多年了，和《读书》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我也基本退出了出版业，只是偶尔还帮忙介绍一些台湾书籍在大陆出版而已。所以，我无法做评价。
6 h$ E$ A. V# K, G2 | 陈四益. V1 E, o+ y7 C; \* h
在60前和80后
% m9 t2 ]8 f: S' h) \& D: U) T, t 中间沟通思想, k+ F% \9 V9 h* Z" @
除期期为《读书》画漫画的丁聪之外，陈四益应该是这本杂志最稳固的作者之一。陈四益在1981年开始看《读书》，1989年，他成了《读书》的作者——丁聪画漫画，陈四益配文。此后翻开每一期杂志，都能看到他们珠联璧合的杰作。1996年，沈昌文退休，离开《读书》，汪晖和黄平接替主编之位，《读书》的风格发生了转变，但是陈四益与丁聪合作的“诗画话”却一直延续下来。“从沈昌文任主编时起，这个专栏除了原先放在封三，后来换到封二外，没有任何变化。”2 007年3月，九十高龄的丁聪引退，陈四益又同黄永厚合作，继续在《读书》的封二开谈“画说”与“说画”。4 l5 z H) k+ x/ w" [7 r$ u7 o
这次《读书》换帅，引起的风波不小。
7 P0 m1 Y; Q# ~4 a! G 一本刊物的主编更替是很自然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就闹得沸沸扬扬了。我看还是不要动不动就弄成什么“派别之争” 。文革时期斗争哲学的影响太深了，思维方式也不容易改变。不同的主编办刊物，当然会有不同的理念，这是学术观点的不同，可以争论、讨论，但不要非加上“左”呀、“右”呀什么的。《读书》换不换主编，说到底，是三联书店领导层考虑的事情。
" Z9 A3 A7 Q& X. `9 L/ M 您在《读书》经历了两任主编，对于《读书》的两个阶段有什么不同的感受？csuchen.de' V& B, n( R+ U. O+ Q
我只是作者，和主编直接打交道的机会也不多，两个时期，我和丁聪合作的版面一直稳定，没有什么变化。可以说两个时期，我和《读书》都合作得挺愉快。
5 T2 X/ T% }* j) c, B5 Xcsuchen.de 沈昌文是一门心思编杂志，虽然文章写得很洒脱，但心无旁骛。他总是注意联络老作者、发现新作者，所以手里作者资源特别丰富，人缘也好，这对于编好《读书》这样一本杂志来说，是很重要的。比如那时经常举办的“读者服务日”，就搞得很有气氛、很活跃。汪晖是学者，学者的学养、工作习惯、文字偏好，自然会影响到刊物的风格。后来的文章太学术化，有些文字过于艰涩难懂，恐怕同主编的喜好多少有点关系。
0 @! g8 e5 h' x* z 对于文章的学术化和难懂，您给杂志提过意见吗？
/ `/ i1 D/ e( U% i: Z' F, E 也跟编辑提过。我个人喜欢清新简易的文风，可能是受五四时期学者文章的影响。那时的文章，即使是在介绍海外玄奥的理论，也还说的是“中国话”，因为作者是经过消化之后才讲述出来的，比较易懂。后来《读书》上的一些文章，感觉好像没有经过消化就把一些半生不熟的西方理论术语搬过来了。范用说看不懂，沈昌文也说看不懂，我也看不懂。当然，只是一部分文章，当然，这样的文章也不只是《读书》上才有。几个老头儿说看不懂还不打紧，要紧的是大多数读者是否认可。csuchen.de% K& D9 M# |& C7 Q8 C5 }
您觉得《读书》这些年的定位有发生变化吗？
N) g. h9 M* k. x, a5 B 他们是说没有变化，但是如果内容、风格有变，读者自然也会有变，那是情理之中的事。人在德国 社区1 b; O' P2 e% i% x
这些年来，《读书》的订阅量是在下降吗？5 t3 u. f/ _. d
我一直弄不清楚，问过，但人家未必讲真话，所以后来也就不问了。你知道一本刊物的发行量在今天的中国，也算是商业机密，是个敏感的问题。前一阵好像说过订数下降，但是后来又说是上升。搞不清的事就让它糊涂些也好。
& P6 e. Y/ d+ D1 Z t4 \ 一些人怀念80年代的《读书》。
% r- \+ Z, l' f( ^ 《读书》不可能回到哪一个时段去。80年代有那时的环境。那时人们感兴趣的问题现在这一代未必感兴趣。譬如我这样岁数的人，也就是80年代《读书》的读者，经历了那么多的折腾，深知如何不再折腾是中国的要务。所以对那些造成反复折腾的理论、体制、思维习惯，一直不肯放过。但没有经历过这些的年轻人，就觉得，何必老是唠叨这些陈年旧账呢？所以，怎么在60前和80后中间沟通思想，实在比空谈回到什么时段重要得多。
& Y4 o8 V' h% r" n5 S4 @" ] 那您认为《读书》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 f& {$ A2 B3 y
要搞清楚是办给谁看的。我认为不应该只是办给学者看，就是学者，也不能只是办给老的或年轻的看。读者范围要更广，文章不要艰涩难读。《读书》毕竟是供各种读者工作之余、研究之暇看的一本刊物。要找一些共同的兴趣、共同的需要，办得丰富一些、活泼一些，也深入浅出一些。
6 r) M1 E, _1 u& L3 E7 n0 f 《读书》应在哪些方面求变呢？/ E& `, n( n, T8 Q
现在杂志刊物有很多，读书类的也不少，比如《书屋》、《书城》、《万象》、《博览群书》。《读书》要办出个性和特色，事非容易。不要一下子期望过高，给编者一些时间，让他们试一试。过去《读书》的长处，不管是1996年前的还是1997后的，都要承继。承先才能启后。
. P- D; J1 Q( \$ e 徐友渔csuchen.de* h8 R9 o9 f( v8 V; G+ A# I' w
这十年，它- \( E, l% B! @! T0 W
没有切中时弊
3 {- m7 t+ }/ `/ h. i# f人在德国 社区 出生于1947年的徐友渔，现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执着于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宪政、共和等问题。近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告别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造反》等。他曾是《读书》杂志的读者兼作者。
3 U) h/ Q; M( T! lcsuchen.de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读书》？为《读书》写文章多吗？% D- N' G; p; o1 [7 W
我从80年代中期以后才看《读书》的，后来又出国了，有好几年没看。为《读书》写文章那也是后来的事情，写得也很少，像朱学勤、雷颐他们以前写得多。最近8年都没在《读书》发文章了。
/ a7 V5 r7 V! G人在德国 社区 《读书》缘何能一创刊就广受知识分子欢迎呢？
! M; p' W: |0 j. V* `3 o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还处于思想解放阶段，大家都是“如哽在喉，不吐不快”， 《读书》的出现符合当时的思想潮流，自然很受欢迎。
# C% P3 d6 s9 ?- g; [/ D 有一种说法是，80年代的文化热成就了《读书》，您怎么看？
9 q8 W# B9 P! g! p ^5 d( p8 S) b: _* u$ h 80年代的《读书》热和80年代的文化热在趋势上是一致的，《读书》肯定受到了文化热的有利影响。但是《读书》热不同于文化热，把《读书》在80年代的成就归功于80年代的文化热，是不正确的。《读书》有自己的特色，有很具体的东西包含在内，比如它的话题、文体、风格。而且80年代的《读书》并不回避尖锐的社会问题，它把人们一直想说、又压抑得很久的话痛快地说了出来，尖锐、泼辣又具有生动性，所以它在知识界的中心，人气很旺。
5 n5 A" c! E0 j/ V( mcsuchen.de 有评论说，80年代的《读书》比较重文学性，而缺少对现实的关注？
; F* {" }. ^* a( g" R- F3 t 80年代的思想界是常谈一些抽象的问题，比如人道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讲一些“大道理”；但并不是说，这就不现实了，事实上，这是当时非常现实的问题。在经历过长时间的思想压制之后，那些“大道理”的启蒙显得非常重要，确实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7 M: q# a; r. |
您怎么看这十年《读书》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讨论？
7 }$ h# q" }- } 汪晖、黄平主编的《读书》，很多文章是关于现代化、全球化、“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这些理论都是可以讨论研究的，但是这对于中国的现实来说是不是有错位的地方？中国主要是应该追求和建设现代化，还是应该批判、否定现代化？他们鼓吹“第二次思想解放”，实际上是对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拨乱反正”。另外，“新左派”对西方理论的照搬，也让人怀疑他们对中国现实的了解。其实这些年的《读书》对中国最尖锐的问题是回避的，没有切中时弊，批判全球化、跨国公司，这些理论显然在西方语境下更有意义。我倒是认为90年代后期的《东方》、《现代与传统》对现实问题更具批判性。
, l% d' S4 k! J" [6 |人在德国 社区 这十年的《读书》似乎争议很大，其中听到比较多的是《读书》学术化、不好读。
7 Q+ G6 H+ d% P0 R0 g 有人对《读书》的学术性强、文章不好懂提出质疑，我个人对学术性、理论性的文章不反感，这是个人阅读喜好问题。不过，作为一本公共刊物，如果很多人认为“不好懂”、“学术化”，那《读书》是应该注意的。
8 r" S# Q' H& c" U/ V4 j0 R2 Rcsuchen.de 这些年《读书》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 ^) u" a% @% v, T8 {) @/ H# j; z 最近十年《读书》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之前的“兼容并包”精神。《读书》早期的文章，不是统一成一种声音，它容许了多种声音的存在，有时也会登一些读上去很讨厌的文章的，都不要紧，这就是《读书》的兼容并包。但后来的《读书》丧失了这非常可贵的一点，这是极大的退步。但是，他们不承认这一点，对此进行辩解，说什么作者名单扩大了。但是为什么后来曾经广受喜爱的一些作者却从《读书》上消失了呢？比如李慎之、朱学勤、资中筠等人。
1 I9 j/ @+ Q' c$ u: B$ `) B. [人在德国 社区 您认为之后的《读书》应该怎么调整？3 J8 u" ^- W1 b2 ]! x6 |+ G
《读书》应该探讨思想性的、严肃的问题，注重品位的高雅，为知识界内部的大众服务。8 j5 c4 y! @8 N# S$ ` E U# ]
刘苏里
) L5 t* t% J" i5 W) _- X 与《读书》3 `9 O& _8 y* L \+ A9 w7 Y9 M
一起成长为公民csuchen.de$ U, m8 W1 ], ~0 e. ?0 N
《读书》创刊那年，19岁的刘苏里从黑龙江的一个边疆小镇来到北京上大学。从第一期《读书》开始，他就是忠实的读者。“当时，还年轻，什么都不懂，看起《读书》如饥似渴，从头到尾，连那些边角缝、补白的文字也不会错过。”
+ x4 j5 C" J q0 h s- S 刘苏里学的虽然是国际共运史专业，但却对文学情有独衷，看《读书》的同时，也一直在看《收获》、《当代》等文学刊物。而《读书》上黎澍、唐振常、金克木、陈原、王蒙、冯亦代、董鼎山和董乐山兄弟、李泽厚、梁治平、甘阳、刘小枫、苏国勋、汪丁丁、陈平原、李零等人的文章，都是刘苏里的所爱。, X3 S. r. w5 O/ w3 p V* l
从创刊号开始，刘苏里期期阅读《读书》。《读书》所提出和推动的新思潮在他的脑中依然记忆鲜明，说起来如数家珍。“80年代中期关于‘宪政’的讨论，刘军宁、汪丁丁等学者写了不少文章；1989年，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时，发起了关于‘五四’的讨论；1994年、1995年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这都是社会转型期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还有1996年关于文革的讨论。《读书》始终站在问题和思想的前沿，说出了你想说却没想明白，或没想透彻的一些东西。”: C" u/ k/ B6 ?% F
长期阅读《读书》，并从《读书》那得到启蒙的刘苏里对《读书》充满了景仰。“那时，我就觉得《读书》编辑部很神秘，也很遥远，虽然它就在北京。但那时不像现在，打个电话就能找到谁了，我也不像你们现在这么大胆。所以虽然看了《读书》十几年了，但也从来没想过去拜访编辑部，它对我而言始终有一种神秘感。”csuchen.de4 [; m/ r# T9 C4 E4 H
直到1993年，刘苏里才闯入了那个神秘的《读书》世界。1993年10月，刘苏里创办的万圣书园在北京开业。而一向爱书的《读书》主编沈昌文来到了万圣书园，编者和读者在此相遇。那年冬天，刘苏里拜访了《读书》编辑部。“我从没有想到是那样一间小屋子，很破旧，堆满了书，好像都没处落脚似的。”很快，他和编辑们熟悉起来，“一起喝咖啡、吃红烧肉后，就跟朋友一样了，开始神侃”。
* O3 x; g) q. v9 [, _# K “长久以来，我看《读书》不是因其文本和文字有多美，通常是带着问题去看，《读书》总是能提供一些新思潮、新理论、新概念，以及新的解释框架。可以说它一直伴随着我的心智成长。我们15岁时心智需要成长，45岁时心智也仍然需要成长。”后来，刘苏里这样来总结《读书》对自己的影响：“它影响我从非公民成长为公民。《读书》对中国转型期公民社会建设具有非同寻常的贡献。”3 s. J. k8 Y( f" B' ] R0 R# C5 ~
直到现在，刘苏里仍然每期都买《读书》，但是1999年之后，他却不再细读了。“最近这八年来，我基本上就是翻一翻，看看标题、看看作者，有感兴趣的或有欣赏的作者才细读，比如李零、刘小枫等人的文章。甘阳好玩，我也爱看他如何吹牛。偶尔有我朋友的文章，无论倾向，我都读，比如汀阳的。”在刘苏里看来，这种阅读变化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读书》自身的原因，也有自身成长的因素，还与社会更开放、信息更丰富有关。$ s2 `$ d) F( f6 Y+ p7 I2 O8 }
在2005年时，万圣书园与万科北京公司曾举办一场“启蒙时代的《读书》”的活动，李洪林、王元化、李慎之、金克木、王蒙、冯亦代、赵一凡等人为《读书》所写的文章手稿被展出，还请来了赵一凡、陈平原、资中筠、陈乐民、刘德海等《读书》作者、读者开座谈会。那是一个自发的民间活动，也是那些年为数稀少的、关于《读书》的活动。刘苏里对《读书》的感情可见一斑。
S! B6 w0 s; _, c* p 对于《读书》风波的“派系之争”，刘苏里这样评价：“我并不否认一份杂志可以有自己的立场，谁见过没有立场的杂志？具体到《读书》，那我要问1996年之前《读书》的立场是什么？它有着怎样兼容并包的传统？后来坚持这一传统了么？《读书》不是1996年才诞生的，之前它已有17年的优良传统，它是难得的知识界与知识大众交流的公共平台、是社会公器，它不是某一学术思想流派的同人刊物、不代表任何一派，只要言之成理，左中右老中青都可以发言。李陀、陈燕谷先生办的以书代刊《视界》这样的‘新左派’刊物，没有人指责它的立场和倾向，因为它从诞生起就是‘新左派’刊物，是学术刊物，面对的也不是知识大众。汪晖先生也参与创办过一份跨国刊物，名字我忘了，新左派立场，人们也不会对它说三道四。但《读书》就不同啦，《读书》有它的传统，有它的关切和立场，应该得到尊重。如果调整，是不是也应该在原来基础上进行呢？”( P) N2 c+ \. c% g" R: q
“以后的《读书》，应该对前28年的传统做一总结，不仅要总结前17年，最近11年也要做总结，这11年也有它的传统，也有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方面。《读书》要永远摈弃门户之见，在继承其传统价值立场和问题关切基础上寻求与时代共呼吸的节奏。”刘苏里说。
4 [3 k4 [9 q% i, Z4 ~ 王晓渔
% [8 t5 Q. |8 d% g# H3 n0 ^ 恢复《读书》的 b8 |! S: i, Z l0 ~, K
公共性人在德国 社区+ s& r7 N4 Y# P7 Z8 B, c' {7 w1 A
《读书》创刊时，王晓渔才刚刚出生不久。对于《读书》来说，他应该算是第二代年轻读者。在上大学之前，出生于安徽城镇的王晓渔从来没有听说过《读书》。而1995年上大学后，却总是听到历史、哲学、文学等不同学科的老师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本杂志。于是他跑到书店购买了第一本《读书》，开始了与《读书》的缘分，那是1995年第十期的《读书》。“我当时从到尾都看了，当时才刚上大学，看不太懂，断断续续看了好多天，一知半解。”后来重新再回看那期杂志，王晓渔才发现，其中有好几篇文章影响很大，比如李零的《汉奸发生学》、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人在德国 社区- z8 E% _0 Z, Z0 p
从1996年起，王晓渔开始固定购买《读书》。因为学的是中文专业，所以王晓渔把《读书》当作成专业之外的知识和信息来源，对历史的、哲学的、思想的、社会学的文章非常关注。“我还记得自己趴在宿舍床上阅读《读书》的场景，读得很吃力，却又觉得很有收获，从此每期都要买上一本。可以说，我当时的很多社科哲学的知识都是来源于《读书》，它是一种思想中介。它的文章和话题往往都具有前瞻性，它把一些新的思想理论介绍给你，引导你去发现更多更新的东西。感觉它总是在你前面引领你。而且，你从《读书》那就能比较完整地了解到当下学术思想界正在进行的研究地图，和当下的现实紧密相关。”
* S9 c& X L4 g8 H% @ 此后几年，王晓渔阅读《读书》的习惯从通读转变为看目录重点阅读，到了2000年之后，他基本只是在书店翻翻而已，几乎不再阅读了。“后来，我发现再也无法从《读书》那了解到相对完整的当下学术思想界正在进行的研究地图了，这份地图变得残缺不全、派别倾向明显。对于整本杂志来说，常常陷入逻辑简单重复的境地，这不是指单篇文章，而是感觉大多文章都是在互相印证，逻辑重复，失去了多样性。”csuchen.de1 Z; A. O/ l8 X, L: s
“也许这些年《读书》的发行量真的没有下降，但是发行量不等同于影响力，我感觉《读书》的影响力却是在下降的。以前围绕《读书》文章所展开的讨论经常发生；但后来，《读书》在知识分子之中不再那么举足轻重了，不再是随便闲逛的茶馆，而是某户人家的客厅——闲人莫入。然而出于品牌的惯性，人们仍然对它保持关注。”; r% p8 @( Q; a3 X
对于换帅之后的《读书》，王晓渔保留了一份期待，打算从8月起重新购买《读书》。“换帅之后的《读书》，最重要的是恢复公共性地位，重建可供公共讨论的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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