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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完孙立平，帖个秦晖两年前的旧文


前年在哈佛，一个美国学者疑惑地问：今天的中國，究竟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　　我对他说：按照你们的标准，中國如今是左派右派都不得势。因为你们的左派要追问统治者的责任；你们的右派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这两种人在中國都被打压。但是，统治者也扶植他们需要的左、右派：他们需要“左派”为其扩张权力，需要“右派”为其推卸责任。所以也可以说，中國如今是“左派”、“右派”都很得势。
　　可见今天中國，不能用西方语境中的“左右”眼光来先入为主。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如此。
　　今天国际学界、尤其是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國认识千奇百怪，但荦荦大者不外乎三：其一曰中國崩溃论。即认为中國经济的高增长只是浮夸造成的假相，实际则是内部危机与全球化压力日益严重，难免崩溃。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认为中國经济创造了增长与繁荣的奇迹，但对此则按西方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传统学理形成两种相反的解释：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國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社會主義”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
　　我认为这三大主流认识都有严重偏差：中國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國更以“低人權”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中國由于在“專制－非福利”体制下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在中國的铁腕强权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而维持表面“稳定”的同时，“中國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激化：中國因素导致的资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国家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加剧了劳资矛盾，在福利国家加剧了移民冲突，而在这两类国家都加剧了就业和公共财政困境。
　　于是短短十余年间，中國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國。全球化中“中國的竞争”势不可挡，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然而吊诡的是：由于先验偏好和信息不全，各家都力图对“中國的成功”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中國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同时它又以穷国快速发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艳羡。于是本来对现代左派和右派、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國家都构成严重挑战的中國，却同时受到上述各方的称赞。然而称赞归称赞，由于上述“中國优势”不可复制（没有中國式的铁腕强权，任何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而“中國挑战”又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严重，各方的对华关系从长远看都不乐观。
　　而另一方面，中國的这种发展模式也在其内部形成“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產品却不保护个人權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
　　因此，中國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过去在1989年后鄧小平把统治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他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以至据说一些领导人开始羡慕起经济凋敝而表面上政治却很“稳定”的古巴和北朝鲜来，要学习后者的政治高压。但是这饮鸩止渴的做法最终只能导致更严重的不稳定。胡溫政府的另一个趋势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比过去更强调公平和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问题。然而“尺蠖效应”的机制不解决，只怕是权易扩而责难问，现有体制下回复“大政府”只会形成扩权－卸责的又一轮循环。而走出“尺蠖效应”，就需要进行权责对应的宪政改革。
　　而像中國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中國经济这么大的量，随着将来作为全球商品供应者和资本吸纳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出问题可能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全球的冲击更大。因此中國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國因“尺蠖效应”而发生社会爆炸，或因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双重冲突而导致国际秩序崩溃，则不仅是国人之祸，也是世界之祸。
　　在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关切中國是必然的。如今发达国家压中國把人民币升值，这实际上就是中國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冲突的体现。但人民币升值实际上不能解决问题：由于现行铁腕体制下中國内部不存在公平博弈，人民币升值对中國“竞争力”的抑制很容易被强势者向弱势阶层转嫁压力而缓解，因此人民币升值在中國未必能像当年在日本那样改善贸易平衡。而压中國升值反而徒令一般中國人反感。
　　事实上，中國制造业工资水平如今不低于印度，但竞争力仍高于印度，显然靠的并非单纯经济性的低工资优势，而是“低人權”的优势。正是这种只要官商勾结就可以任意圈占农地、役使劳工、耗用资源的“优势”，使得中國成为举世罕见的“投资乐园”，连印度的塔塔财团也想躲开工资虽低但工会农会很厉害的本国，而向中國转移资本。何况其他？
　　显然，中國的“优势”既不在于其市场更“自由”，也不在于其国家更“福利”，而就在于其更專制。笔者反对專制的态度众所周知，但从来不以“專制妨碍经济增长”为理由。事实上，專制“刺激”经济增长，在非市场条件下有斯大林和纳粹德国的例子，在市场条件下也有近代早期中东欧“二度农奴化”使商品性农业大发展的例子，而美国经济史家福格尔的研究也表明，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不亚于、很可能还“优于”北方自由经济。但是專制仍然应当反对，这不仅由于其不人道，也由于这种“效率”的畸形。别的国家不说，中國今天靠“低人權优势”在全球吸纳资本、输出商品而形成惊人的高额“双顺差”，不仅让别国头疼，中國一般人民又能得益多少？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帐面美元）。中國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就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國的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了。
　　所以，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别人希望的，也是我们中國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國升值人民币改变不了它。只有帮助中國改善人權，尤其是维护工农的权益，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之际如果没有人權的全球化，“全球化”确实可能带来弊病乃至灾难。而消除了“低人權优势”后，中國不可能维持如今的原始积累方式，靠官商勾结压制工农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来扩大“双顺差” 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的冲击也将减少。
　　那么中國经济还能如此高速地增长吗？或许不能了。但是这种畸形的高增长真那么值得维持下去吗？到了不可持续、难以为继时内外危机爆发不更危险吗？印度与民主转轨国家的成就都表明，没有了“低人權优势”，中國作为发展中國家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只是不会被人为压低得那么离谱）。加上体制改善与中國人勤奋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中國经济度过转型期危机而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当然可能没有现在“快速”，但增长效益的内部与外部分配都会比如今合理，内外关系会比现在和諧，而给中國与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增进更会远胜于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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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再论“低人权优势”：兼答相关批评
　
　　有一个问题是不存在争议的，就是我对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用低人权增长如何如何不道德来反驳我。在这一点上没有争议。李实在上一次会的时候有一个评价就很好，他说我的意思就是中国现在的模式还不如拉美，是一种比拉美还要低一挡的模式。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意思。至于它是不是低一档，这当然是可以讨论了。但是显然我没有肯定的意思。但这只是价值判断。
　　如果回到事实判断：低人权是不是对南非和中国的经济奇迹产生作用了呢？我觉得肯定不是唯一的作用。我一开始就说了，如果中国只有低人权，那就是北朝鲜，根本不可能有高增长的。我一再强调南非也好，中国也好，都是全球化加低人权。由于低人权，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就特别有出口商品，吸引资本的优势。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像中国或南非用这样的条件来招揽资本家，推出血汗工厂的商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刚才已经讲了，我再重复一遍：没有全球化，中国就是北朝鲜；没有低人权，中国就是东欧。大家知道东欧是不可能像中国一样推出血汗工厂的商品。尤其是东欧要加入欧盟。加入欧盟的成本有多大？欧盟的福利门槛要比自由门槛高得多了。
　　改善人权最终来说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而且会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背景。包括现在的东欧，经济增长就非常快。而且应该说除了打仗的那些国家，经济发展普遍都比俄罗斯快。俄罗斯现在民主倒退，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谈俄罗斯。而那些没有倒退的国家，包括前苏联境内的比较民主的国家，波罗的海三国，普京时代的增长率都比俄罗斯高。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出现民主倒退，所以我们都不讲，只在那里讲俄罗斯的经济如何腾飞。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但是，我认为在一个时期，低人权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是什么作用呢？其实就是加速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南非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英美大量投资。其实我觉得当然是这样的。我也提到这个问题。它和中国也是一样的，吸引外资，天下第一，或者说仅次于美国。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英美就不投资到别的国家？老实说，不也就是因为南非那种欺负劳工的方式别的国家做不到吗？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所以我觉得英美投资当然是个重要因素。如果没有全球化，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增长。在这一点上，我倒是觉得现在左派骂全球化骂得很厉害，其实全球化与中国，南非这种不道德的奇迹是有一定的关联。但是我提出的解决方案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他们说经济全球化造成了这种状态，因此他们说不要经济全球化，要重新设立关税壁垒，把外资赌出去。我觉得恰恰相反，经济全球化我们要保留，但是我们现在要推进人权的全球化。不能一直靠低人权优势来搞原始积累。这是第一点。
　　至于低人权，刚才有人提出让我提出具体低在哪个方面。其实我之所以说是低人权，而不是低工资，就是考虑到人们的人权观是多样的。上次姚洋就说，我用人权这个概念是不合理的，因为人们对人权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有很大的不同。我说恰恰是因为大家对人权的理解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无论从哪样来讲，中国和南非都是低人权。所以我才用这个名词。我们通常讲的人权无非是三层意义。
　　一个是左派讲的人权，实际上就是社会保障，社会公共福利，平等意义上的人权。福利国家就是高人权，自由放任国家他们认为就是低人权。但是南非和中国都是负福利国家，就是在福利问题上比零福利还要低的。负福利国家就是用国家权利，用非经济力量增加不平等，而不是减少不平等。我们讲的福利就是在二次分配中，用政府的力量降低不平等。从数值化的角度来讲，就是降低基尼系数。南非也好，中国也好，恰恰是一次分配的基尼系数还不是太高，二次分配以后就高起来了。这两个国家都有这样的特点，因此我说他们是负福利国家。右派讲人权，我这里讲得右派主要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右派了，就是自由放任者。
　　自由放任者讲的人权是契约自由权，就是对自由竞争的保持。南非和中国都是垄断很厉害的，都是国有经济占有的比重很大。实际上也没有人说他们是自由放任国家，包括南非的共产党也没有说南非是自由放任国家。
　　第三，左右两派都共同公认的人权，就是政治自由和公民权：言论自由、结社、杨老师提到的成立工会等等。这是左右两派都公认的。不管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不会认为我们要取消言论自由等。这一点至少对于南非黑人来说，和中国一样也是低人权的。所以我说在这三个方面都是低人权，因此仅仅讲低工资，这样的国家很多，比如说印度也是低工资国家，南部非洲很多国家也是低工资国家。但是比如说集体谈判能力，它就没有像南非一样剥夺得那么厉害。到了70年代黑人工会开始崛起，南非也在改善。
　　有人说中国改革也有人权进步的一面，的确是这样。我觉得中国改革的进步，要讲进步就是体现在人权的进步，也是体现在这三个方面：我们的自由虽然还很低，但是比以前多；我们的福利虽然也很低，但是比以前多；我们的政治自由虽然也很低，但也比以前多。但是我讲的低人权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全球化过程中比其他国家低，比如资本家到你这里投资，不到别的地方投资，就是因为你没有工会，不是为了别的，就是看中你这一点：可以圈地，没有工会，这一点就吸引了大量的资本。至于说是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权比现在好？当然不是，但是毛泽东时代根本不让外资进来，根本不搞全球化。那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我觉得低人权优势的确是客观存在的。讲得简单点，就是低人权会加速原始积累。
　　有人说它的长远会怎样？其实盛洪也讲到，如果我们没有对民主、自由的追求的话，仅仅从经济本身来看，我觉得在全球化过程中，如果闭关锁国，肯定不能长久，像北朝鲜一样根本就搞不下去，但是如果你打开国门，低人权国家就有一个特点。我觉得自由经济国家和民主国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创新激励。这一点是低人权国家不能相提并论的，包括美国南方在这一点上是不能跟美国北方叫板的。所以关起门来肯定竞争不过别人，包括美国南方如果关起门来和北方不搞经济一体化，南方不可能有什么效率。但是问题就在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资本可以广泛流通，那么自由经济民主制度下的创新优势就会被低人权国家接过去。接过去以后，他搞的血汗工厂的所谓优势你又学不到，那么最终结果的确很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其实国际社会对南非的制裁除了道义上的以外，还有一部分是经济上的考虑。比如说很多人就认为南非这样搞的话，英美就不会跑到南部非洲其他国家去投资。道理很简单，南非的投资环境最好，天下第一：土地可以随便圈，劳工可以随便使唤，南部非洲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条件。如果你真的没有民主运动、自由运动、人权运动经济以外的追求，那么的确是很难讲。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全要素的自由流动。但是目前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是不可能有全要素的自由流动的。劳工就不可能自由流动。所以的确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只有要求低人权国家放弃低人权优势。如果用终止市场全球化的办法，首先损害的就是南非人和中国人。南非虽然千不好，万不好，但是南非即使是黑人还是要比其它南部非洲国家的要富。这一点是肯定的。否则就不能理解南部非洲的黑人为什么都争先恐后地跑到南非来打工？南部非洲的黑人要到南非去打工，就像我们现在西部的人要到东部去打工。这是同样的道理，用外来工是个很普遍的现象。
　　还有一个我要回答问题就是所谓的动机的不同。有人说南非的低人权是基于邪恶的动机，我们的低人权是基于善良的动机，因为中国要发展，要付出一些代价。其实老实说这个邪恶不邪恶真是很难说的。曼德拉的《自由之路无坦途》就讲汤姆林森报告就有很多动机也是很好的，讲非洲黑人要求发展的机会，这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发展机会就不可能保障白人社会的安全。所以他讲了很多建设黑人家园要搞工业分散化，搞经济增长点，专门投资区，政府有优惠政策改善黑人就业等等。但是实际上做得很差。我觉得主要是制度的原因。老实说很多事情并不是在制度上写一些冠冕堂皇的动机就可以解决的。
　　关于新农村建设，我从来没有完全否定过，而且新农村建设中的很多内容是我一直在提倡的，其中主要改善教育和卫生这两项公共服务。我一直觉得新农村建设主要就是应该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大力度的投资。但是会有很多人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中国解决城市化问题的一种替代。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很多人就专门写过文章，说农民进城会导致严重的问题，什么拉美病，印度病。总而言之一句话，你看看汤姆林森报告，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报告翻译出来。他们是怎么讲城市化和黑人进城以后的问题的？他们讲黑人进城导致的问题跟我们今天一些人讲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几乎完全一样，说这些人会找不到工作，会导致犯罪，所以一定要把他们留在农村。留在农村就要改善生活条件，国家就要给他们投资。而且我说了，中国给他们的投资还没有达到黑人家园的水平。要说在这点上，我们还不如他们呢，讲得简单点就是这样。这是有数据的。我觉得就财政投入来讲，中国那么大的国家绝对量比他们多，我这里讲的是人均。
　　还要讲贫民窟问题。贫民窟问题最近我曾经闹出一场风波来，大家可能知道。其实我的主张很简单，就是他们进了城，除了打工以外总是要安家的，你总不能把这些人出卖了青春就赶回去，把这个作为你的政策的出发点。道理很简单，要么就给他们提供廉租房。廉租房有什么缺点，刚才茅老师提到了。其实廉租房的缺点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未来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农民工来讲，更是未来的未来的未来的问题。现在还根本看不到这种影子。无非就是两个办法：一个就是通过福利来解决——政府给他们盖房子；一个是通过自由来解决——你让他们自己解决。我的意见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如果你不能给他们提供福利，至少你不应该剥夺他们的自由。你不能搞到他们自由也没有，福利也没有。既是低自由，又是低福利。我觉得这就太糟糕了。
　　关于这一点，姚洋说，我们房改以后我们的房子就可以租给农民工住了。我不知道姚洋教授的住房是不是租给农民工住的，的确是有一些人租了我们的房子，蓝旗营的住房现在如果出租的话，月租金可以达到八千块。农民工能租吗？关于这一点，姚洋反对贫民窟和一些左派攻击贫民窟，他们对贫民窟都持一种非常反感的态度，但是他们的理由截然相反。左派批评贫民窟是说你对穷人不够好，没有给穷人盖好房子。而姚洋对贫民窟的那个观点是极右极右极右的观点，说穷人没有房地产跑到城市里来就是侵犯产权。这个逻辑老实说在西方很少有人敢讲的，哪怕心里那么想都不敢讲的。西方的右派反对福利房，但是他们怎么说呢？我们不要给他们盖房子了，他们进去了就出不来了，以后他们富了房子也收不回来。而且很难分得公平。最好的办法是给他钱，用货币补贴。第二个说法就是穷人都集中在一起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最好是采取混合收入社区，福利房要分散地盖。这在西方就属于右派言论了。
　　像姚洋讲的穷人闯进城里侵犯产权，我们就把他赶走。这个说法老实说哪个右派敢这样讲？所以我说姚洋讲的很多事实我都赞成，但是我就非常奇怪，他很善于把极左的观点和极右的观点结合在一起。老实说姚洋上次讲过中国最好的就是有一个中性政府。中性政府是怎么建立的？就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的。就是由于其他国家没有打土豪，分田地，所以没有中性政府。我就要问了，打土豪，分田地不侵犯产权吗？你要利用的时候，你就鼓励穷人侵犯产权。你当了富人了，你要驱赶穷人的时候，你就要维护产权了，你就要把穷人都赶走了。老实说我刚才已经讲了，拉美和印度的确是有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穷人的圈地运动，开发商要给穷人让路。南非和中国根本没有这种事，哪有什么穷人侵犯产权，只有国家侵犯穷人的产权。讲得简单点，他们公平合理地，完全自愿地，合理合法地租了房子，政府动不动就把他们给推平，动不动就把他们给赶走。这根本就谈不上侵犯产权，要说侵犯产权也是政府侵犯产权，就是破坏契约自由。中国的农民哪有这个胆量？中国政府对待穷人的态度全世界罕见，最右的国家都不可能这样做的。你还要去占地，还要去圈国家的地，这个我就不说了。中国在流动劳工这个问题上就是最右的。
　　低人权并不是经济发展一定要有的东西。的确是在过渡时期人权的提高和经济发展是有矛盾的。在80年代以后，乃至过渡时期的头几年，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包括东欧转轨以后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而且老实说南非转轨代价我觉得要比东欧高。我们现在整天讲东欧一转轨就不行了，就不说南非转轨怎么样。但是从长远观点看，南非迈过这个坎以后，我相信它会走向一个正常的发展道路。实际上最近这些年南非的经济增长率也在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在增强。但是这个转轨其实真是不太容易，南非现在的问题也的确是很严重，包括我讲的治安问题，甚至包括外资。尽管说南非对外资的吸引力提高了，但是那只是跟前几年相比而言，这个对外资的吸引力实际上还是没有回复到历史上最好的时侯。我们最近不是讲竞争力排名，竞争力排名跟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不是一回事。竞争力排名南非在过渡的后期一直是掉得很厉害。最近实际上也还是没有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状态。一个表现就是南非白人移居国外的情况还是越来越严重，实际上还是有一些白人不愿意在那里呆。南非现在正在好起来。
　　低人权不是低工资。周边国家的工资可能比南非低，用温铁军先生的话讲，就是你刚才说用的不当的词，政府和企业与工农打交道的交易费用比较低，讲得简单点就是人家的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更低。虽然他们的工资总体水平低，但是没有像南非一样动不动就拿警察去对付黑人，讲得简单点就是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一点我同意，我也写过文章，这个不应该叫做交易费用，但是我们就姑妄这么说吧。包括张五常也是这样讲，社会主义如果说有点优势，那就是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并不是因为它公平。关于这一点，的确是这样。
　　我觉得，中国也好，南非也好，都应该把提升人权，改变二元结构，改变制度性的歧视作为一个未来发展方向。南非过渡时期的困难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教训，能不能尽量减少这种过渡时期的困难。但是我觉得即使有这些困难，相比起人权提高的进步而言，他们也是次要的。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克服以后，不管是南非还是中国，都会有一个康庄大道。这就是我要讲的。来源：中评网   
　　（本文为作者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第374次双周论坛（2008年11月21日）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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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中国农民工无声的报复
文章提交者：电喷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2008年初，一场暴风雪降临中国大部分地方，而一个股灾在全球蔓延，在我看来，全球股灾是中国农民工无声的报复。

　　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如果一个国家不需要进口的话，那它也不需要出口，因为它没有必要换得别国的外汇。在中国改革之初，中国出口的东西很少，但是需要进口的很多——机械设备、汽车、彩电，甚至小小的录音机，我们做的也比别人差的多，所以大陆的外汇一直紧巴巴的，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元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因为它可以换来我们梦寐以求的各种商品。只要东西能换美元，我们还补贴点自己印刷的人民币——其实这人民币也挺好用的，而且越来越好用，可以买的东西越来越多。

后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大多数东西我们做的和别人差不多甚至更好，这时候本来我们可以少卖点东西给别人了，可是我们的农民工在生产这些东西的时候并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报酬，如果得到合理报酬的话，他们可以少卖点，多留点给自己用。既然农民工自己用不起，就再卖吧，多便宜都卖，农民工们不知道，反正他们没有权利要求休息、没有权利谈判工资，在被拖欠工资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办法取回，司法途径耗时又费钱，去跳楼要被劳教，被砍断腿也无处申冤。

农民工只知道干活，他们为了改变生活不惜一切，他们满足于生活的细小改善，而不去计较付出和回报的巨大差距——或者是没有计较的权利，他们把小孩交给老人，老人们不但抚养小孩，还要耕种土地，提供着价格让美国人也大失所望的农产品（美国农场主在中国加入世贸的时候发现中国大部分农产品比美国便宜）。农民工还直接拖住原来城市工人的工资——甚至让他们直接下岗。农民工先是满足了自己的生活——盖房子、买家电，后来他们为了城市化继续付出，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付出大笔的赞助费，用畸形的价格为城市住宅买单，拉动了各行各业的发展。

他们夺走了欧美工人的职位，虽然欧美的工人知道中国的工人会这样做，但是他们没有选择，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即使在北韩，每个人跟着领袖慷慨激昂，不过他们工作的时候肯定都在怠工——否则怎么会萧条到要饿死人？即使全世界的权贵们能说服全世界的工人不要抗争而接受资本家“恩赐”的工资那也没用啊——没人消费的话，工人们生产的东西又能卖给谁？西方国家在一次次的经济危机之后终于明白：没有劳动者利益与资本利益的同歩增长，社会生产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社会面临着一个二选一的问卷：是选择经济危机呢？还是通过劳动者与资本利益共享的方式实现更好的市场经济？

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布坎南说：“个别公民的计划活动的利益是否大于该活动对他们的成本，没有人比他们本人更好的判断；最终目标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大可能的自由，以及经济福利和所有人的和平协作”。

每一个中国农民工都是一个经济人，他们离开家乡的时候计算过每一笔成本：种田的收入和出外打工的收入对比，打工拿不到工资的风险，春运的高价车票成本，甚至无形的成本——没有性生活、和父母儿女的分离、下了煤矿以后上不来变成一块煤。

可是除了他们自己，谁为他们计算过？叫兽们说：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国家现在没有能力解决你们的子女教育和住房问题，所以户籍制度不能废除，你们只能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拿200美元的月工资。当然你们的生活会改变的，你看，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不是免了吗？学费不是免了吗？我们农民工不相信也得相信，谁让我们做奴隶做了那么久，我们太容易满足了，于是我们继续埋头苦干，哪怕累死在工作岗位上，哪怕有毒物品伤害了健康。

当农民工制造了全世界60%以上的服装、鞋子，当农民工制造了80%的电脑、数码相机，当中国的钢铁产量是日本、美国、俄罗斯产量的总和，当农民工又制造了全世界接近1/4的汽车的时候，全世界再不感觉到农民工的报复，那这个世界也太麻木了。象弗里德曼说的：经济中发生的变化不是意识形态之争的结果，它不会来自政治信仰或目标，它几乎完全对事件的力量作出反应——残酷的事实证明远比最强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偏好更加有力。

农民工们消费不了欧美国家工人的产品（他们连自己生产的产品都消费不起），那么欧美的工人只有失业，虽然中国的富人还能消费一点欧美的产品，比如800多万的宾利轿车，富人还用几十辆悍马来办婚礼，不过有的富人可以一个人买十几辆悍马，但是他们不能一直买下去吧，还有很多富人不敢买——因为穷人太多，治安不好。
当农民工们的消费被局限在很低的水平的时候，我们的生产和服务——不是国内包括欧美国家的生产和服务——也只能被局限在很低的水平。你们不想明白这个道理也要明白，就算你们不相信，那么市场会用经济危机来让你们相信。

很多人不劳而获，可是农民工不知道，就算知道也没有办法改变。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账面价格收购了四大银行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2000年由原四大银行下属的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合并组建而成的银河证券，直接隶属财政部，在2005年因为奄奄一息得到汇金公司45亿－50亿注资。这些钱不是金融机构员工工作创造出来的价值，而是印刷出来的，失去了道德风险的约束，这些金融机构又开始制造泡沫了，在弗里德曼看来：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是货币现象。于是猪肉涨价了，房子涨价了，股票也涨价了。当城市的人受不了的时候，制造通胀泡沫的人害怕了——于是加息、发行特别国债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回收流动性。

当泡沫破裂，农民工们可能也会失去工作，不过他们在失去工作的时候也算过帐的：当养一两头猪好过打一年工，这工还有什么值得打？他们很多人会回到家里，守着家人，省吃俭用，吃自己种的菜，等着老板开出高一点的工资——哪怕那也是无奈接受的。

所有的说教都失去了作用，所有的恐吓也失去了作用，事实上，农民工听不到恐吓，恐吓更多的是对我们这些人，我们中间还是有人糊涂到不明白这个道理——帮农民工维护利益不是为了农民工，而是为了我们自己，萧条不是只会让农民工失去工作，只有农民工有钱消费，我们才会有工作，只有农民工富了，我们才可能富或者更富一点。

农民工们默默的在风雪中踏上了回家的路，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的被歧视和欺压，现在全世界都在受到报复。

还有很多农民工留在这里工作，也还有农民工会离开家乡，接受微薄的工资，但是只要他们继续被漠视，经济的波动就不可避免，而且还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这不是因为因为我们国家有太多农民，而是因为一个对农民（实际上对所有人）冷酷无情的制度。

权贵的身家缩水了，股票价格大降，而物价在上升，但是它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财富对他们来说只是数字，它们依然锦衣玉食。

城市的原住民受影响了，物价上涨，原来仅有的存款缩水了，买了股票的欲哭无泪，谁让你们漠视农民工？你们只希望有廉价的保姆；你们不关心农民工的留守儿童，听信谎言让户籍歧视在教育领域根深蒂固，只希望自己孩子可以少交点学费；你们赞成政府不要提供廉价房给“外地人”，而不去想他们是否有权利得到，听信谎言只能提供给拥有户籍的人；你们在有人为讨工资跳桥而被堵住的公交车上骂：要跳你就快跳，别害我们迟回家；你们听任走鬼被城管驱赶，甚至因为自己生活受影响而支持城管的作为，却不想想农民们难道是为了寻欢作乐来进城吵你们？他们就不能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而努力？如果不是城市有现实的需求他们又做什么走鬼？你们看着春运售票点前面在寒风中彻夜排队的人无动于衷，甚至感到厌烦。

当每个人都变成无辜者的时候，真正的无辜者彻底沉默了。我们的眼睛不是用来明察事理的话，那只能用来哭泣。

灾难不会停止，除非象布坎南说的那样：最终目标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大可能的自由，以及经济福利和所有人的和平协作。那么经济才会是一个健康的机体，象冯-海叶克在上个世纪20年代告诉我们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的主要真实原因是物价和工资的结构被歪曲了（通常由于垄断定价或政府定价），只有农民工们在法律和现实操作上都和那个给他们工资的老板，决定他们的福利的政府完全平等的时候，物价和工资都是市场均衡博弈的结果的时候，经济的周期才会消失。

insectide.

ls的不懂经济学，不懂历史，不懂民主政治。
为什么要牺牲个人？
民主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