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精选－23楼： 电喷狼－农民工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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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政策    丁学良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领域里最重要的进步就是逐步的制度化。它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最高政治权力的交接越来越按照事先规定的程序进行，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表。这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肯定地知道，大概到哪一年，在开什么样的大会时，什么样的领导位子将会传给谁。

这种制度化虽然不是民主化，其历史意义却不能小看：这样的制度化不仅是1949年以后在共产党的体制下，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上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状况就是：皇帝不能退休，因为皇帝是天子。他要么是在位子上一直坐到死，要么被人推翻、改朝换代。

从 1990年代末以来，正因为有了最高权力交接的制度化，以及与此相关的重要会议的定期化（这也是制度化的一部分），就使得在中国社会里面，每逢新一届高层领导接班前后，或有什么重要的会议召开之前，公众就会有很多的期待。期待什么呢？期待有什么重要措施出来，期待即将出来的政策更加附合他们的利益；一句话，民众期待着“大动作”出台、改革开放政策有“大的突破”。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这已成为一种不断重复的期待。可惜，与这个不断重复的期待对应的，就是不断的失望。过去这些年来，每当高层有人事变动，中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传言；等到权力的转移完成、新领导班子接任，或重要的会议结束了，大部分时候中国民众的大多数又相当失望。

这种现象折射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中国的民众对于每届新领导的政策创新的期望，大部分时候都太高，对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的出台都期待过高。期待过高的原因，是它们建立在一个根本的忽视上，即忽视了在改革开放的30年进程中，中国的政治和行政系统里面，已逐步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固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一开始时，力量还不够大，对整个的改革开发大局势还看得不很清楚，但是时间长了，他们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如今，他们已经能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时候、在哪个部位上做什么和怎么做、讲什么和如何讲，才能使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相对最大化。

我仍记得15年前，我一位在体制内做事的朋友说的一番话。我出国留学后第一次回国，聊天时这位朋友讲：“你出国快10年了，回来以后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可能要换一副眼镜了。你出国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大的争论多是和意识形态相关，现在不同了，大家越来越搞清楚自己的实际利益在哪儿，所以现在的矛盾都是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在搏斗，意识形态问题变得很次要。”

这句话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一个非常清醒的明白人的观点。当然，现在有这种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但在1993年秋就有这样的看法，确实是判断准确。

我的这位朋友当年的判断是站在体制内经验的立场上获得的，如果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会有更深刻的启发。我在读博士时读过的书里，有几十本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其中一本，是美国马里兰大学讲座教授奥尔森（Mancur Olson）的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国家的兴起和衰落》，1982年出版。他这里用的“国家”不是state（国家政权），而是 nation，表达最符合我们中国人定义的国家，既包括政权，也包括人民。这本书出版两年后即获得美国政治学会的大奖，也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和书评，其中就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森，和以“寻租理论”而出名的经济学家 G.Tullock 。
这本书的要点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它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它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机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会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这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

此书的案例非常丰富，包括英国、美国，以及二战前后的德国、日本。今天，如果把奥尔森的理论运用到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某些大的方面的观察，也是非常契合的。

毛泽东时代从1949年到1977年，在中国很难找到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特殊利益集团（有一个例外，以后再专文论及），因为毛不让国家体制稳定，过几年就搞一次运动。毛的运动伤害的人太多，必须否定，但客观地讲，这种没几年就翻天覆地大动荡一下，确实不易形成稳固的特殊利益集团。当然，有人会说毛自己身边也有一个利益集团，但毛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瓜分者，他是最高统治者，两码事。

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讲，特殊利益集团只有在相当长的政治稳定性之下，才能慢慢形成巩固起来。中国进入邓小平时代，大的动荡越来越少，尤其是1989年风波以后，保持了20年的基本政治稳定，为利益集团的形成提供了大好气候。

任何一个在中国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只要有一定的观察力，就会数出来有哪些特殊利益集团。比如说，在中国常听到水电系统是重要的利益集团，它强大到了不仅把中国的大江大河，而且连中等的江河，都圈过去了，建电站大坝，每个项目都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元的资金。许多中国人也能讲出来谁是该利益集团最重要的代表，有前水电部长、前总理等，当然还有那些总是设法找到科学技术的“理由”来为该集团上项目论证的“专家”们。

此外，在这20年中新出现的房地产业，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能在中国做房地产的都不是一般的人，因为土地资源非常稀缺，特别是在大城市。

更不要忽视，中国的计划生育系统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人口老化非常快，国内外很多学者测算，到了2030年，如果目前人口控制的趋势不变，中国的在职劳动力和退休人员之间的比例，会出现根本的转折点，上班人口支持不了退休人口的负担了。既然已从数据模型上测算出来，距离那个转折点也就是2030年，还有一代人的时间，那现在就应该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乃至废除。国际上很多研究证明，一个社会要想长期有效地对生育实施控制，最文明的办法是大幅度推动免费的基础和中等教育，尤其是在农村和妇女中间——世界上凡受过中等或更高教育的妇女，就会自愿减少生育。这远比中国现在采取的强制手段好得多，后者导致了很多悲剧的发生。强制的人口控制，也导致了男女失衡。

但是，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证明有效的以普及免费教育促进自愿节制生育的政策，没有被中国政府所接受？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全国至少有几十万的干部，或者更多，就是靠着“计划生育”当官、掌控钱和权。

在中国，人们多半能讲出那些特殊利益集团之后，各自有哪些人脉？因为每个利益集团都不只需要在经济资源上运作，更重要的是要有政治上的保护。特殊利益集团必须是政治资源与商业资源的结合体。

今天中国的普通公民，哪怕对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再不满，也没有办法对付。而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公共政策特别是国家的发展政策后所造成的负面结果，却是要全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去买单。利益的大头是他们承包，而代价的大头却主要是普通民众承包。因此，在这样的格局下，每当高层领导换届、重要会议举行时，中国的公众就会对“出台新政策”、“推出好措施”有很高的期待，但这类期待往往很快就变成失望。

客观而言，特殊利益集团并非中国独有，这是进入工业化、商业化之后，人类社会普遍遇到的现象。在美国、西欧的体制下，也可以列举出一些利益集团，比如美国与石油有关的、与金融业相关的利益集团等。在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中，被人们指责最多、主要是被美国的中左派咬着不放的，是军方-产业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总是渲染别国的军事力量在突飞猛进，对美国的安全提出了挑战。军产集团只有不断把针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讲得很大，才能在大饼中分到更多的份额。

我本人认定，在美国另一个大特殊利益集团是律师，该群体虽然没有军产集团显眼，但对美国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大。因为美国是一个法律至上的社会，这是它的长处，法律是如此重要，所以吸引了很多聪明人进入这个领域。当律师的也可以从政、从商，都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虽然在美国、西欧也存在特殊利益集团，但它们的大环境体制与中国的非常不同。在美欧的体制下，那些利益集团虽然可以影响法规政策，却没法一手遮天。第一，没有哪个特殊利益集团可以长期操纵选举行政首脑的全过程，尽管会影响它。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美欧的全国大选中，常有异军突起，比如目前的奥巴马，就是明显的例子。

第二，特殊利益集团也无法一手操纵全国议员的选举，尽管当中确有一部分是它们的游说者，但它们不可能把国会的两院操纵在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关军产利益的政策辩论时，两边吵得翻天覆地，有利于军产利益的方案也会被否决。

第三，特殊利益集团也不可能一手操纵全国的媒体，尽管会影响其中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利益集团能在美欧的体制下，控制全国所有的重要媒体——公共政策辩论的平台和揭发官商勾结的战场。比如在美国，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斯蒂格利兹和克鲁格曼，都把在主流媒体上批评小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当成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要务，其批评的力度，连很多欧洲学者都觉得太猛烈了。

第四，美国和西欧也是全球化程度非常高的地方，始终处于激烈的国际竞争。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理论看，一个介入高强度多方面国际竞争的国家，其利益集团时时会被迫作出妥协。


上一页‹‹12345››上述四种制约，使得美欧的特殊利益集团，并不能长期绑架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尽管会影响一时或一处。然而，这些制约条件在中国现有体制下，要么不存在，要么非常脆弱。这才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担忧的理由。

中国的行政领导，不是经过公开透明的程序竞举出来的。中国的人大和政协委员也不是民选出来的，各级人大里面一半以上的委员都是现任的或刚退休的官员，这给特殊利益集团巩固自己的网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中国尽管有很多媒体在一些问题上能揭露部分真相，但在大部分时候和大部分重要问题上，受到全国一致的有效控制。

相对令人鼓舞的变化是，中国在这30年中的国际化趋势，比以前有了极明显的进步。在这个领域，有时会把特殊利益集团试图一手遮天的状况戳一个洞，露出一缕光线，甚至迫使它们在某个具体问题上不得不退让屈服一下，使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得以进步。比如，中国的卫生系统也是特殊利益集团，SARS“非典”出现初期还想一手遮天，结果是国际化的原因，它经由香港传到多国，才导致失责官员撤职、公开抗疫的良性局面。这次的三鹿奶粉也差不多，要不是新西兰总理让其驻北京的大使馆跟中国政府高层把事情戳破，隐瞒还可能延续下去。

所以，我强调的是，那些普遍存在于美欧的三个制衡因素，在中国要么不存在，要么很脆弱，惟有国际化还能发挥较大作用。

我们回头看一下相关的历史。在前苏联，最大的利益集团就是军产集团，它把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战略绑架到什么程度，绝大多数苏联人并不清楚，甚至连戈尔巴乔夫一类，在没当上最高领导之前，也差不多。戈已当了好几年政治局委员了，都不知道苏联的实际军费是多少。一直到他当了总书记后，才看到实际的军费是官方公布数字的近4倍。而到那时他才知道，这个真的数字，只有总书记、总理、国防部长、计划委员会一把手才清楚，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得不到真情。所以戈当了总书记后，就得出一个简单、清醒的结论：苏联必须终止和美国的新一轮军备竞赛，凭着苏联的经济实力再和美国搞下去，就会把国民经济完全拖垮。

从目前解密的资料可以看出，当年苏联军费为何能在那么长的和平时期保持那么高，基本原因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用当事人的回忆录讲，他们控制了最高领导人的耳朵和眼睛——苏联没有自由媒体，也没有多党竞争，议会也不可能进行公开辩论，所以只有内部信息渠道，这个渠道是被军产利益集团所控制的。送到最高领导层耳朵和眼睛那里的信息，很多是夸张或伪造出来的，诱使高层在重要政策上，长期严重偏向军产集团。苏联的垮台有多种原因，但从1993年到现在解密出来的资料看，特殊的军产利益集团对国家发展政策的绑架，使其在军备竞赛路上全速奔跑多年，是垮台的一个基本原因。

当然，这完全不是说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苏联一样。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在相关制衡条件缺失的前提下，即使新一届领导人也想老百姓之所想，意欲有所作为，当他们接班之后，想推出一些有开创性的举措来使国家更良性发展，使政策更公平、更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时，他们手中都不具备能够对付强大的利益集团、迫使其做出重大让步的权威。

毛泽东当然有这样的权威，所以他隔几年就翻天覆地来一下。毛之后，只有邓小平有类似的权威。我们再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初期，只有邓才能让中国的军费控制在相对低的水平，并大幅度裁军。没有邓那样的权威，任何人都不可能迫使军队、军工做出那么大的让步，释放出更多的资源到中国的民生与经济发展中去。

1989 年夏秋之后，邓越来越不过问具体的政策。那时候成长的利益集团，他也不怎么去干涉了。之后，这些利益集团慢慢地愈益强大。在未来这些年里，除非出现非常情况，使任何领导人用老办法都不能有效处理，只能推出非常手段来解决非常的挑战——只有到那时，新的、高度的权威才能形成，才能迫使特殊利益集团大大让步。

目前的中国高层确实有不同于过去的施政设想；再过若干年，中国的高层领导班子又要换届了。我觉得，现在的和下一届的领导人，即使他们内心里想做一些大动作的改革，但是因为他们尚不具备像1980年代初邓小平那样的权威，就没有办法迫使强大的利益集团做出大的让步。这将是未来很多年里的基本格局。

所以，要想使得中国不至于国家的发展政策、公共政策在太多的时候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得太过分，我们只有坚决稳步地推动中国进入更多方面的国际竞争，这才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思路，比较现实的选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乌乌爱装嫩

简单说,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绑架国家,而是利益集团绑架了国家和所有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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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政治体制改革该全面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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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政治体制改革该全面启动了

2008-09-28 13:35:23　来源: 中国经营报

从我们以前成功的经验来看，对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开放会是一个突破口。它一旦出现将会是一个现实体制之外的独立的激励源泉和判断标准，只要保持这种独立性，对社会就有影响。

30年产生了新物种

《中国经营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你观察这三十年的进程，最大的变化在什么方面？

吴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察角度，我选择的是生物学进化论的范式，简单的说就是“遗传变异、适者生存”。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过去的30年，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异出了几个新物种——即新的阶级出现了。

30 年前的中国没有自耕农式的农民，有的仅仅是人民公社社员，在这条路走不通的情况下才恢复了农民的物种、恢复了小农阶级。之后他们走的有声有色，从中分化出了大批的农民工——真正的无产阶级，所建的乡镇企业又分化出了一批资本家和商人，这可谓是精彩纷呈的社会进化路径。可以说中国的农村，经历了一个后退又继续前进的过程，符合生物进化的规律，一种生物形态——人民公社社员——失败后再重新开始。

30年前的中国城市没有资产阶级，是官有、官管、官办的官有企业的天下。没有工人，只有职工——以做工为职业的官办企业的雇员。管理者也不是资本家，而是国家干部、官员，商业企业也是一样的情境。这些都是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之后的局面，历史证明这是失败的。所以政府就开始有限地放开一些，允许部分回城知青和劳改释放犯等城市无业者当个体户，经过发展分化逐渐出现了两个新物种——资产阶级和工人。随着私营经济的茁壮成长、迅猛发展，使官办企业遭遇了强大的挑战和竞争，其资源、地盘和生存空间都在不断萎缩，低效率的官办企业被大量淘汰。顺应这种形势，政府的对策是抓大放小，收缩阵线。

《中国经营报》：这种转变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

吴思：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30年的最大变化，则是由单调的人民公社社员和官有企业职工、干部的单一生态开始，变得非常丰富，有各种各样长得茁壮的新物种出现，生态结构也变得更加复杂。这是一个非常喜人的场面，生态丰富、复杂了变异就多，变异就是创新。生态也基本稳定了，不会因为个别物种的消亡而导致生态体系的剧烈波动。

官有企业消亡了还有民营企业在发展，民营企业出问题了还有股份制企业在生存，各有各的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包括个体经营者，可谓适者生存的环境已经建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官办的物种的相对份额下不断退化、萎缩。比如，农村人民公社取消后改为乡镇，政府对村级政权的控制力下降，乡镇这一级的职能也大大削弱，很多经济职能几乎消失了，部分政治职能也消失了。取消农业税之后更是如此。企业形态上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无论是被动、主动还是讨价还价、双方博弈的结果，总之官方在很多领域是退缩了。

政治生态日益丰富

《中国经营报》：经济上的生态是丰富了，政治上的变化又体现在什么地方？

吴思：政治上亦是如此。权力的控制由原来官员的一统天下到渐渐有了新兴阶级的渗入。首先是意识形态的让步，容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允许雇工、提出先富带后富、效率公平等，最后干脆不争论，允许其悄悄成长。意识形态先调整，思想先解放，有了说法，政策再跟上、再调整。调整至今，中国社会依旧是官方主导的社会，而不是资本主导的社会，但这个社会与历朝历代的官家主义社会又有所不同。

现在主要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已经不是农民，而来自工商业。工商业的主导者、领袖、组织者就是资产阶级，所以现在形成的不是小农-官家主义、地主-官家主义，而是资本-官家主义。当然，无论是人大、政协还是党的代表大会，从人数上仍然是官家占主体。

总之，我们这30年来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是：意识形态、政策都做了大幅度的调整、适应了这个社会的变迁、为各个新物种的出现创造了大概还不错的生存发展环境，这都是政治进步的标志。

再往下一步，完成宪政和民主的建设不仅仅是适应变化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各方面的矛盾和不安。让国内的资本家觉得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放心的继续投资；让工人觉得我们也可以组建一个工会，同资本家讨价还价，政府不会帮助资本家侵犯我们的权益；同样农民也可以成立农会，土地和房屋不会被随时圈走或拆掉；官员的任用也可以走上正轨，行使职能时问心无愧，不用看上级的眼色，真正可以为人民服务。一旦将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坎儿跨过去，一条路就铺平了，就顺了，就和谐了。不仅以前的成绩都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为现在的改革做了铺垫，而且这个坎一过，前面可谓是一马平川。

《中国经营报》：你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吴思：这同我们以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可能比较相似：不要硬改官有企业，允许个体户发展起来就行了；也不用去硬改人民公社，有人想大包干你别禁止就行了。其实都是所谓增量的变化，出现一个独立于你体制之外的东西，让它渐渐长起来就能成功。

从我们以前成功的经验来看，对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开放会是一个突破口。舆论的力量会进行着自己的选择。“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大家都骂他的时候他自己也如芒在背，至少能感觉到受威胁、见不得人、抬不起头来。如果大家都跟着追捧，他自己也会信心倍增。民间的、非官方舆论的激励、痛斥，对人的行为有重大的影响。它一旦出现将会是一个现实体制之外的独立的激励源泉和判断标准，只要保持这种独立性，对社会就有影响。

而且这种舆论监督本身就在民间存在着，只要政府少说几个不许，多来几个可以，让它能活、能成长起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能推进，这是成本极低的一个转型方式。就好像当初经济体制改革那样试探着一步一步来，渐渐成了气候，有了一个法律的保护，则中华民族就有了一个新的生长点，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源泉就获得了民间力量的支持和推动。这是我能想到的一个很简单、很简易的突破口，能减少社会大的动荡。

言论受到抑制谁是受益者？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各个地方、部门的既得利益集团。这害了老百姓其实也害了中央政府，等于是在拿党的权威和声誉来换取私利，这对民、对党都不利。让社会舆论监督能走出来，有益的不仅仅是老百姓，对中央也是非常有益的。让社会舆论来给中央当眼睛、当耳朵，这是很好的一个自我竞争和自我抑制的生态局面。

当然仅仅走这一步还不够，如果胆子大一些还可以两三步一起走。那就是乡镇和县级自治，直接决定乡镇命运的就是民众的选票，舆论进行监督。而且县一级的选举和自治对中央的稳定毫无障碍，县一级的组织稳定了，也不会形成像现在这样最让人头疼的到处都上访的局面。这样就会形成中央政府省心、社会安定的局面。这又是中国安定的一个很容易走的，而且实施起来风险也不大的一条路。

“一个人的革命”

《中国经营报》：如果说以前的改革仅仅是权力的分配，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会不会成为继续推进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难题？

吴思： 过去政治体制改革是人们敢不敢做，有没有勇气的问题，而现在很多是利益的问题，不是精神上的事了，是要做利害选择。过去是信念不同、现在是利益不同、再往后就是生死不同，对抗力量会升格、会强大，这就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推进的深层原因。

其实，无论官方是否推动政改，资本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我将这种局面称为“一个人的革命”。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资本和权力的结合是这样一种方式：资本用不多的钱买通一个政治代理人，这个人在定政策或立法的时候就会考虑他的利益，在执法的时候也会考虑他的利益，在行政的时候会给他一路绿灯，这就意味着资本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权钱交易掌握了立法权、执法权、行政权，所以说这是“一个人的革命”，在这个局部已经是资本说了算了。

事实上，在某些场合资本是敢跟官员“叫板”的，而且他做得到，当然这个还是有代价的。从官员的角度说，他也在每次的交易中不断的在出售手中的权力，也在不断的用这个方式来完成权力的市场化，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其实最终是老百姓和中央在吃亏。

如果继续这样往下走，资本通常都希望维护这样的格局，但腐败的官员往往三五年就要换人。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任知府一任商，现在的投资短期内就会失效。所以这种“一个人的革命”对资本来说有两大不合算，其一是时间短，虽然投资不大，但见效期很有限且不稳定，不能形成一个长期发展的格局。其二就是不安全、风险大。那么他们的长远利益就是让他们正常做生意，宁可不吃这块超额利润，但可以保持一个稳定的预期，只要有本事就能活下去。生意上能成功的商人其实不担心又来一个公平竞争的人，而是怕来一个用公共权利对其进行打压的人。如果都按规则出牌、在法律的框架内来做生意，大家都会选择正路而不是歪路。所以说如果看全局的话，除了个别靠行政垄断吃饭的商人以外，资本家不会是民主法制的反对者，而会是强有力的支持者，因为这些合乎他们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所以我认为在一个往前走的进步的社会里，不用担心资本有多少权贵色彩，无论其“一个人的革命”进行的是否成功，他们大体都是一个推动的力量。但是，如果放任这种趋势，最吃亏的就是没有能力和官方做交易的小民。资本和官员分享权力，走到极端处，也会出现马克思描述的那种经济危机：钱都让你们赚了，谁还有钱买你们的东西？因此，为了公平，为了长久，即使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该全面启动了。

《中国经营报》：很多人担心，在基层实行民主选举，会出现贿选和黑势力操控的局面。民政部就曾经指出，中国村委会选举工作中贿选、腐败和暴力选举等不正当或非法行为在进一步增多。另外人们的情绪是否会被利用，而做出于社会公共利益不利的选择？

吴思：贿选的问题可以说已经出现了，但这涉及到怎么看待的问题。我认为，比较起来，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至少这笔钱是用来贿赂民众而不是更高一级的官员。贿选也同样会有竞争者出现，经过三届，民众就会知道自己手里的权利到底值多少钱。选举就是一种关于公共产品的权利交易，你不能要求农民一上来就知道这个权利值多少钱，你得允许他有一个观察的过程，逐渐了解行情是什么，这样经过三至四届就会明白极了。这就是民主的学习和选民成熟的过程，没什么不好。

打击暴力选举或者是黑势力则应该是公安局的事，一个黑势力的形成是有后台的，归根结底还是选举制度的问题。社会总会有黑势力的，哪里没有流氓、小偷？不能因为这个就说民众没有选举素质、说选举制度不好，要找对问题的根源。

Imphed

合法路过，绝非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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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中国寡头统治之社会结构已定型
2008-11-30 10:20:31　来源: 金羊网(广州)　网友评论 1059 条 点击查看

作者：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几年前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从今天来看，这四个趋势有的要更为明显，有的若隐若现，但这四个趋势对中国未来走向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将中国转型社会中的精英问题放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背景中去认识，也许可以把握得更为准确一些。

结构定型

社会结构的定型化不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而是一种正常的、常规的现象。除非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的常态是定型的，而不是变动不居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社会结构也大体处于定型的状态。只不过在这些国家定型的结构是与较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

就目前开始逐步定型下来的中国社会结构而言，这样的几个迹象是需要给予足够注意的。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十几年前，我们社会中有了“第二代富人”的说法，近几年中又有了“第二代穷人”的说法，这说明社会地位的继承和世袭的现象开始出现。

从上述几个方面判断，可以确认社会结构的定型化过程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呈现。

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一种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在最近几年间对改革的反思和有关争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

精英联盟

相对稳定的精英群体的形成，是社会结构定型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新时期精英的形成是伴随改革开放和由此导致的社会转型而来，而在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中，精英中不同部分所结成的联盟关系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现象。分析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在80年代，当体制外精英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使得体制内精英感到极不适应。怀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事实上与这种怀疑和恐惧是有直接关系的。怀疑和恐惧减少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

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双方关系已经在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复杂的联盟与冲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如下的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8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 ”，形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80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共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第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80年代末事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促进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亲和性。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则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联盟的加入。实际上，后来由于政府的政策取向等原因，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以更大的规模加入了这个联盟。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几年中，在精英联盟不断发育的同时，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也在进一步的加深。典型的是对一些改革措施的争论。很难说争论双方谁对谁错，因为这是不同的利益。在最近的几年中，在国企改革、医疗教育改革、房地产热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改革和社会政策的看法和主张上，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分歧甚至裂痕已经大大地加深。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无关的时候；当有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而在结构的层面上，则会显现出“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特征。应当说，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寡头统治

精英寡头化是资源高度集中和精英力量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在当今世界上，有两个地方的寡头问题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寡头统治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中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大地产制度。到18世纪末的时候，大地产制已经在拉丁美洲占据了支配地位，大农场主、大牧场主垄断了大部分的土地资源，他们不仅掌握着最多的经济资源，而且对对政治事务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另外的一个地方就是转型中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寡头”主要是由在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过程中迅速暴富起来的大资本家构成。在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中，那些控制石油、天然气、钻石、有色金属等重要资源的人逐渐成了经济寡头。俄罗斯众寡头不仅控制着俄的经济，甚至逐渐将触角伸至政治领域，包括垄断、控制和操纵媒体，通过提供赞助等方式左右选举过程，干预决策、立法等，有的还亲自出任政权机关要职。2000年5月，普京就任总统几个月后，便开始对经济寡头进行打击。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寡头力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遏制。

最近几年中，有关中国社会中精英寡头化的议论在开始出现。其中所涉及到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做大做强”和“抓大放小”战略思想推动下，国有寡头企业凭借垄断优势发育迅速，同时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大量消失；在一些行业和领域中，资源积聚迅速，如在房地产领域中，“寡头垄断”这个概念已经是众人耳熟能详的“口头禅”；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的政商联盟掌握着行政经济等多方面的权力，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受控制的地位。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转型时期精英联盟的寡头化，与俄罗斯社会中的寡头统治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寡头化精英并没有俄罗斯寡头那样巨大的财产，寡头发挥作用的制度化空间也没有俄罗斯那样大。其实，中国精英寡头的问题之所以凸现出来，与其说是由于其自身的强大，不如说是由于其他群体社会与政治权利的被剥夺以及由此造成的无力状态，以及其权力的靠山。

就现实的情况而言，精英联盟寡头化的结果之一，是侵占了其它阶层的发展空间。这当中有两个迹象是值得警惕的。一是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国家工商总局前几年发布的一组数据表明，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减少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另外一项研究表明，1994到2004年十年间，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相反，垄断行业占有了全民资源，却只向国家交纳所得税，剩下的利润全都留给企业。二是中产阶层在最近几年中开始成为掠夺对象。在房地产热中，开始出现中产阶层成为掠夺对象的新现象。拆迁中的受损害者不仅包括城市的下层，也包括了一部分中产阶层。某大都市一个项目的拆迁过程被人们称之为“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噩梦。他们所居住的小区，在没有履行合法程序的情况下，被强行拆毁。而从该小区250户居民的职业构成看，大多数从事的都是公认的“受尊敬”的职业，有高等法院法官、局处级干部、军官、警官、医生、教师、作家、民营企业家、外资企业高级职员等。但即便如此，也没有避免被强行拆迁的命运。而房价的上涨，也构成对中产阶层的直接影响。在许多大城市，不但普通市民，就是收入不菲的白领阶层，面对不断攀升的房价，也苦不堪言。对于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白领来说，存钱的速度往往赶不上首付上涨的速度。对于相当一些白领阶层成员来说，即使努力买了房子，经济负担的沉重也是可以想见的。有专家指出，随着中国个人消费信贷（特别是住房信贷）规模的急剧扩大，一些大城市的居民已经悄然成为高负债一族。其中，上海和北京的家庭债务最高，分别达155%和122%，已经超过2003年美国的平均家庭债务比例115%。结果，就是生活质量的明显下降。

赢者通吃

稀缺的社会资源，从类型上说可以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物质性的财富，即经济资源，一是政治上的权力，三是社会威望或社会声誉。在任何社会中，这三类资源都是稀缺的，但在不同社会中，分配这些资源的原则是不同的。一种方法是弥散型分配，即分配不同种类资源时实行的是不同的原则。在这样的社会中，拥有某种资源较多的人或群体不一定也拥有较多其他的资源。而在另外一种社会中，则可能实行一体化的原则。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资源往往是集中同一部分人的手中。按照这两种不同原则进行资源分配所产生的结果和社会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资源的分配主要是一种弥散型分配。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比如农民、城市中没有固定职业者、两劳人员，其经济地位首先获得了改善。其中，中国社会中最早的“先富者”或当时的“万元户”，往往是从这些群体中产生的。但这些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却往往不能与他们拥有的财富成正比。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一方面嫉妒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而干部和国有企业的工人，在收入上往往低于这些“先富者”，但他们不仅享受着“先富者”不能享受的种种福利，而且他们的地位和职业在当时看来是牢不可破的。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是高于“个体户”的。另外的一个群体则是知识分子。改革伊始，就倡导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过去的“臭老九”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和文化上，他们开始收到社会的尊敬，以至于当时社会中有“老九上了天”的说法。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却得不到改善。在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的格局中，几乎每个群体都有自己可以自豪的，也都有自己感到失落的。

但在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90年代个体户这个阶层仍然存在的话，作为富人代称的含义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当中尽管个别的人可能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主，但大部分人回归到了较低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富阶层迅速崛起的时候，个体户阶层已经逐步失去了在短时间内可以令他们颇为自豪的经济优势地位。而城市中的工人，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仅逐步失去了种种过去令人艳羡的福利待遇，而且其中有几千万人失去了过去以为不可能失去的“铁饭碗”。即使是没有失去饭碗的，不仅也面临失去饭碗的压力，而且原来能够令他们自豪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一去不复返了。在80年代初期收入迅速改善的农民，实际上在80年代中期开始就过了短暂的黄金时代。上述阶层在今天能够令自己自豪的资本已经很少。但在另一方面，一个以拥有总体性资本为特征的阶层，迅速地吸收社会中的种种资源。

值得警惕的是，赢者通吃开始扩散到社会生活许多方面。在前几年，伴随豪宅热，一些地方的自然资源开始被瓜分和蚕食。在庐山莲花洞这个闻名全国的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历史上儒、释、道、天主四大教派的聚集地，园内居然兴建起大约50幢豪华别墅，其房主大多是政府官员和富商。在北京的香山，有开发商说“要把这里变成京城的第二个富人聚居区。”在上海，市郊一处山林名胜周围就被圈走１０００多亩地，建造了１００多栋超豪华别墅，一栋别墅的最低售价为１８００万元，其中最大的一处竟占地２０亩，标价１亿多元。此外，泰山、崂山等一些名山大川也已成为开发商猎取的目标。当然，这只是表面性的特征。在这些表面性特征的背后，是赢者通吃的现象已经开始全面形成。（原题为《社会结构定型与精英寡头统治的初步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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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来，印度的崛起引起美国政策界广泛的讨论，并且自然而然地将它的发展轨迹与中国相比较。中国和印度这两条亚洲巨龙，究竟谁的发展模式更具持久性，谁又能真正成为21世纪的经济强国？《卡内基中国透视》特别辑录三位美国的中印观察家的观点，探讨这个有趣而深远的话题。
    如今中国人到了印度，总会对那里的“落后”印象深刻。简陋的基础设施、堵塞的交通、满街低档国产车、大城市的贫民窟、随处可见的乞丐，加上德里大街上悠闲自得的“神牛”，作为孟买一景的多比哈特露天大洗衣场……都给人以一种“穷国”的强烈观感，跟中国沿海城市热火朝天的市政建设比起来相形见绌。然而，人们往往没有看到的是印度发展的潜力及其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
    自1980年到2002 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到2002年至2006年，其增长率稳步上升到7.5%。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产阶级的规模翻了四倍，达到2亿5千万人口，每年有1%的人口脱贫。与此同时，人口保持1.7%左右的负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提高了人均收入（从1980年的1178美元上升到现在的3051美元，按照购买力可比价格来算）。印度现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很快它将赶超日本成为第三大。
    印度崛起之所以令人关注，并不是因为这是新的现象，而是因为它的发展模式独一无二。印度采取的战略跟其他亚洲国家不同，它并不倚赖于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价格低廉的工业产品，而更依靠国内市场，重消费而非投资，重服务业而非制造业，重高新技术产业而非技术含量低的工业。这种方式意味着印度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受到全球经济疲软的冲击，从而表现出很强的韧劲。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印度的贫富差距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要小（美国的基尼系数为41，中国为45，巴西为59，印度仅33）。而且，30-4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自于生产力的增长，而不是资本或劳动力的增加——这是经济健康增长的标志。
    印度模式最卓越的地方在于，它的政府在发展过程中并未提供干预和扶持，企业家才是这个成功故事的主要演绎者。印度现拥有极具竞争力的私营企业，证券市场和现代化管理的金融部门。特别是从1991年起，国家干预从经济改革的浪潮中逐渐退出，在降低国内和海外竞争壁垒的同时，放手给予私企更大的自由度。因此，印度的发展变化更多地是受到草根力量和中产阶级的驱动，政治领导层所做的只是包容这些变化而已。
    尽管印度要成为真正的强国还有许多经济结构上的问题有待改革，它的弱点在于大规模的贫困以及薄弱的财政和基础设施，但它具备政治自由、社会多元、机制完整等优势，使其能够成功地进入全球经济。对同样人口众多、历史悠久、面临许多类似的发展问题的中国来说，要迎战全球化的竞争，印度的发展轨迹和经验很有借鉴作用。

   
    裴敏欣：印度经济增长至少可以持续15年
   
    （裴敏欣博士系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和高级研究员）
   
    要理解印度为什么能取得如此令人炫目的增长率，我们首先需要明白印度想取得经济快速发展所面临的困难有多大，以及它目前的经济劣势。总体来说，印度的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贫困人口和农业人口很多，国民教育总体水平较低，其中文盲率占成人人口的40%左右，基础设施落后，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新技术服务业，经济的起飞并没能创造出广泛的就业机会，这些都是阻碍印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但是，如果从制度层面来讲，印度就中国比较而言具有明显的优势。在经济基础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成分仍占35-38%。国营成分愈大，政府对市场正常运转的干扰就愈多，对市场所造成的扭曲程度也就愈大。而印度国营企业的成分很少。第二，印度具有健康的资本市场，它的企业融资是多元化的，公司的审批过程完全按照企业的运营状况而定，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资本可以自由进出，有利于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壮大，可中国的企业融资主要还是依靠银行。第三，印度的银行体系比较健康，反映在坏债程度很低——不到5%，而中国占20-30%甚至更高。第四，印度拥有具世界竞争力的企业，特别是在医药和汽车零件制造等方面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中国目前的企业却无法与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抗衡。第五，印度的高等教育、特别是技术教育很强，所培养的人才一般能直接胜任国际公司的工作。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中国大学的本科毕业生能够胜任国际公司工作的比例大约是十分之一，而印度的本科毕业生可以达到五分之一以上，因此，与中国相比，印度培养的高等教育者的可用性至少是两倍左右。
    在上层建筑即政治体制方面，印度也具有发展优势。印度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尽管它是一个相对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历经多年战乱，人口众多，却依旧能够维持民主体制，这本身就是一项人类发展史上值得称道的成就。生动地讲，印度是一个“小乱不断，却难以产生大乱” 的国家，也就是说，民主的多元和选举机制基本上能够及时化解社会矛盾，这样的机制不会等到社会矛盾和不公正积累到大冲突的程度时才作出反应。而且，印度的贫富差距不大，地方政府很少有掠夺行为，人民的基本权力能够得到保障，这些都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印度没有老百姓到中央上访的行为，也很少见到群众游行包围政府的事件，社会与国家之间没有紧张的关系。所以，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说，即便15年之后，印度的基本宪政体制和经济发展不会发生大的震荡，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得到如此有信心的判断的。
    从另一方面来讲，印度多元化的政治体制也使得它不可能像中国那样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经济变革的步伐势必因此而减缓。印度的发展将是稳健的，长期的，且相对高速的。并且，它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不是以破坏环境、缺乏医疗保障制度等高昂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目前享有非常优越的外部环境。这部分原因是印度的崛起大大提高了它的国际影响力和战略地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可以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战略棋子，今年三月美国同印度签署核项目合作条约，向印度转让一些民用核技术和核燃料，正是美国决心大力扶持印度成为世界强国的开端。显然，印度能够得到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发展优势。
   
    丁学良：四条重要的反思
   
    （丁学良博士系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和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学院研究员）
   
    印度经验中值得人们反思的甚多，我本人在学习中最感兴趣的是四条。首先是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进步程度的关系。最为公众关注的政治社会学假设之一是：“一个国家除非经济上已经相当发达，否则不能启动竞争性的议会民主制度；若是冒冒失失地启动，它的议会民主制度也将是短命的”。
    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世界史，确实提供了对上述假设或认识的相当程度的证实——像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孟加拉这几个人均收入不高的国家在1970年代末期以前，确实有过先尝试民主选举制度然后又被军事独裁制取而代之的曲折经历。但是这种验证只是局部的而非普遍的，印度则是证伪上述假设或认识的最重量级的国家。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就选择了议会民主制，当时它的人均GDP收入约为597美元。在十个主要的亚洲国家中，印度的人均收入位居倒数第三，低于平均数。然而到现今为止，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已经连续实践了六十年。这期间，只有1975年中至1977年初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印度的政界高层强制实施了“国家紧急状态”。印度的经验有力地说明，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并不命中注定地不可以启动民主实践的进程；启动以后，并不注定地要大倒退到可怕的军事独裁。一个国家里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文化传统和其他的政治因素，能够发挥独立于经济财富水平的扶助作用，使得该国的民主体制生根发芽，稳步发展.
    其二，政治社会学中另一个假设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普及率对该国的政治发展影响至关重要；在一个文盲众多的社会里，民主政治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印度的经验在这一方面，同样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根据2005年发布的资料，印度15岁及更大年龄人口中的识字率为 61% ，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占该入学年龄组的比率为 11.5%；中国分别为 90.7%和15.4%，均显著地高于印度.
    而在与知识和信息传播相关的硬件设施方面的状况（包括：每千人拥有的电话线长度、每千人拥有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每千人中的互联网使用者人数、拥有电视机的家庭比率），印度和中国相比，均大为落后：41 比 241，85 比 431，32 比 74，37 比 80。印度全社会较低水平的教育普及率和较落后的信息传播硬件设施，并没有阻止这个庞大的国家实施定期的全国选举。
    部分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体制建设相对而言稳定、持续，倒是得益于它1947年起步的时候，印度民众的教育普及率不高；若此，才可能使国家最重要、最困难的政治事务基本上局限于该国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精英圈子之中。只要他们之间达成了妥协，事情大体上就能“摆平”。我以印度的经验作参照，觉得台湾的政治发展恰好相反：1980年代末台湾开放竞争性的政治过程时，岛内居民中的文盲率已经降到 8% 以下，每十万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达到了 2300人，这已经与法国和丹麦的高等教育普及率相当。所以台湾岛内居民的政治参与意愿太广泛、太高涨，每一个机构、每一级层次都要办竞选，每年选举不计其数。这样一来，虽然岛内几乎每周都有政治节目，热闹非凡，却难免乱象丛生，综合成本太高。亨廷顿在他的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早就着力地论证：政治体制的制度化太落后于政治参与的步伐，则很容易引发政治生活的无次序化。所以，我觉得印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启发乃是：民主体制的建设不宜拖延到“全民大觉醒”的时候才起步；起步太晚了，反倒容易刺激全社会的动荡不安，因为那时候人人皆要“当家作主”。
    其三，政治社会学里还有一个假设，是关于民主政治与国家整合之间的张力或冲突：一个国家的民族或种族、宗教或文化越是繁杂多样，则该国在经历民主化的过程中，越是可能发生国家的分裂。
    印度在这个重要方面的足迹，同样是令人注目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乐观主义的确证。让我们来引用欧洲资深的印中观察家 Gilbert Etienne 的一段评论：“印度社会的巨大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印度的语系语言复杂，语种繁多。那些使用人数众多的所谓‘正式语言’，包括从源于梵文的印欧语系语言，到南印度的达罗毗荼语系语言等等，足有一打以上。此外，宗教门类齐全：印度教教徒占全国总人口的 81.3%，为印度的第一大教；其次为伊斯兰教，教徒占总人口的 12.7% ；基督教教徒占总人口的 2.4%；锡克教教徒占总人口的 2% ；佛教教徒和耆那教教徒占总人口的1.2%…… 如此纷繁复杂的政治、宗教、种族、语言和文化组成的‘拼图版’，为印度各党派和政治势力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中争权夺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也是产生新的冲突的根源。尽管如此，历史留下的文明特征、印度教、种姓制度以及对于国家概念的认同等等因素，确保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某种连续性，即使连续不断的入侵者也没能割断这一点.
    中国的第一大民族汉族占全国人口的 92% ；印度的第一大种族印度-阿利安族占全国人口的72%；中国各种次要的宗教信仰团体（即除了信仰道教和佛教之外的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等的群体）占人口的比重低于10%；印度这类信仰团体占人口的比重接近 20%；中国居民在语言文字上的一致程度也高于印度。所以就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与政治国家的整合统一的关系而言，印度的实例对中国是富于鼓励意义的。
    其四，政治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有一派观点认为：虽然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都是议会民主体制，但是这种体制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成绩却不佳。换句话说，议会民主体制有碍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反倒有助于第三世界国家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这种观点曾经遭遇过多方面的批评，但是，这方面的反驳总是显得不够坚挺实在，主要原因便是印度这个实行议会民主制规模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过去的经济发展表现不够出色。
    从1990年代初开始，印度决定放宽国家的管制，认真推动改革和开放，告别它多年里施行的部分地受苏联经济体制的影响、更多地源于本国独立初期意识形态的那一套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于是自1990年代初以来，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增长速度虽然还略低于中国，但考虑到印度经济体中投资的素质较高；比如，根据一项精细的研究报告，印度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 11.5% 增长到1999年的16.5% ，这20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达到14.3%；中国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 13 . 5% 下降到2003年的 8.5% ，中国在1978年至 2003年这25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是10.9%。印度最近几年的大趋势，正在一步一步地纠正“议会民主体制有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过往假设和认识。
   
    黄亚生：印度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享有一些重大优势
   
    （黄亚生博士是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的教授）
   
    印度和中国代表了两种很不一样的增长模式。每一种增长模式都有其优势，也有其缺点。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强调软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但这样说并不是要表明投资建设硬件基础设施不必要。事实上，投资硬件基础设施非常有必要，但是如果中国不改善自己的软件基础设施，将很快面临大规模硬件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极限。10年之前，印度从中国学到了经验——提高投资率和开放外国直接投资。现在中国是否也应从印度那里学习一些有关软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有价值经验？我觉得应该如此。
    经济增长取决于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的数量及质量。所谓硬件基础设施是指公路、机场、港口等等；软件基础设施指一个国家的法律、规章制度和金融体系。就硬件基础设施而言，中国很明显走在印度前面。根据摩根斯坦利的估计，中国的高速公路网大概是印度的7倍。2002年，中国投资了大约2600亿美元，用于改善电力、交通、通信和不动产部门，同年印度在这些部门的投资额只有310亿美元。
    就软件基础设施而言，印度则在某些关键方面领先中国，比如产权保障、私有企业的融资能力以及公司治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印度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并不是全面的。在税收和劳动力管理方面，中国事实上领先于印度。
    世界银行设计的《世界商业环境调查》有助于我们看到中印两国金融市场方面的重大差别。一个基本调查问题就是：“请依照次序评判对公司的商业运作和成长最成问题的四个因素”。 80.21%的中国企业把融资作为阻碍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相比之下只有52.1%的印度企业有此困扰。中国企业面临的更多融资限制体现在两个事实当中。第一，在被调查的81个中国企业中不仅在这个问题上落后印度，而且排在所有受访国家中的倒数第4位。第二个事实是中国的银行部门要比其他国家大得多。例如，2001年中国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2.7％，但印度同年的数据是53.8％。因此，中国银行给企业的贷款是印度银行给企业贷款的2倍多，但中国的私有企业得到贷款要比印度私企更难。
    另外一个同样让人感兴趣的发现就是虽然中印两国的企业都面临融资困难，尽管程度不一，但其原因却相差甚大。印度企业基于技术的原因面临着信用方面的种种限制。它们抱怨的问题清单为许多处在具有欠发达银行部门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敲响了警钟。这也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中国企业对抵押要求、银行文书工作、高利率以及特殊关系的抱怨要比印度企业低。事实上，中国在这四个方面的数据甚至要比美国更好。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银行体系要比美国和印度好？我认为不能。一个很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银行的习惯做法对于一个从来不能得到贷款的企业来说影响不是很大。直到1999年，中国最大的四家国有银行——其资本占到2004年中国银行体系总资产的绝大部分——还对企业进行分类，它们对私有企业从来不提供贷款。因此，中印最关键的区别就是印度的银行体系是欠发达的，而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具有偏见的。

印度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第二个巨大优势就是它有一个更具效率的金融市场。印度的银行体系之所以比中国好，有两个原因。第一，印度银行不像中国银行那样具有如此沉重的意识形态偏见的负担。第二，印度银行体系的改革远远早于中国。其银行改革并不是政府的一个主动政策，而且现实迫使其改革。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来说明中印两国的差别。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有一个储户起诉一家国有银行，认为该银行应该公布对外贷款标准。他认为，如果银行各种各样的不良贷款太多，将危及其作为储户的各种权利。受这个案例的触动，印度银行系统开始改革，包括国有及私有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体系都开始公开其贷款标准，因此提高了银行的透明度。而这种例子在中国闻所未闻。
    产权保障是印度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第三个重要优势。《世界商业环境调查》的报告表明，中国的税收交纳情况要比印度糟糕得多。只有11.9％的中国企业相信本行业的企业为了纳税目的实报了企业的收入情况。而在印度，这一比率是41％。
    中国企业在收入方面的瞒报和错报情况与企业家缺乏产权保障密切相关。需纳税的收入将暴露给政府当局，那样当局将知道你有很多财富，很容易成为政府各种掠夺性企图的目标。一个相对直接的证据就是法律制度的质量。在印度，不管其法律制度是多么地没有效率或甚至是印度自己都承认其司法体系腐败丛生，但印度的司法系统至少是独立于行政部门的。而在中国，党派控制了整个司法体系，政府的行政和司法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分治
    软件基础设施的第四个领域是公司治理。高质量的公司治理是管理质量的可靠反映。印度人在知道美国的安然事件之前就知道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在公司治理领域，与印度相比，中国不能望其项背。
    里昂证券公司用7个关键指标来衡量良好的公司治理：1）管理纪律; 2）透明度; 3）独立性; 4）可靠性; 5）责任感; 6）公平性; 7）社会责任感。在里昂证券公司的10分评价体系中，印度在公司治理方面的得分是5.4分，而中国在所有受访国家中排名非常靠后，只得了3.4分。在具体的国家排名方面，印度排在第6，而中国排在第19位。这里有两个因素值得一提。第一，印度相对中国来说表现很好，但并不是特别优秀。第二，台湾的得分比中国大陆要高出许多的事实强调了这样一点，即公司治理不应被视为一种与英语特别有关的事务。中国大陆并不是因为这项调查具有语言或文化上的偏见而被排在印度后面很多位，因为台湾在语言和文化上同中国大陆相近，但排名却在印度之前。
    很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在里昂证券公司的报告中，那些在公司治理方面表现很差的公司一般都是国有企业。这一点为理解为什么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非常糟糕提供了思路。不完备的规章制度环境——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司治理方式应由一个国家的法律规定，但目前的情况并不是如此——是中国的公司治理表现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里昂证券公司的报告指出了中国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下列问题：第一，国家仍然是公司的主要持股者，因此公司的政治议程成了首要议程，效益问题往往排在后面；第二，只有非常少数的中国公司会发布公开声明或年度报告来专门探讨公司治理问题。第三，中国公司的管理激励机制非常不健康和不健全；第四，投资者与公司的联系仍然不是很强；第五，公司董事会成员和公司的总裁没有足够的独立性来专门从事公司管理工作，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行政人员而不是监督者。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 ... y/Articles/0606.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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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转自孙立平社会学BLOG


本贴是一个讨论贴。本贴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这个想法是很初步的，因此本贴是在不断修改中。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参与建设性的讨论。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溃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见http://www.blogchina.com/20090210664016.html）。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原载于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