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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24 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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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把这些保育生从武汉转移到四川、贵州等地，成为保育会的最大难题。
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后，认为只要占领武汉就能控制中国，就可以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为此日军统帅部调集军队35万人、500架飞机，于6月中旬沿长江下游向武汉发起进攻，日军飞机首先对武汉三镇进行毁灭性的轰炸。
保育总会不得不提前开始疏散保育生的行动。
由于四川、贵州远离战场又有大山相隔，成为当年难民难童的避难之地。
但不久，保育会的疏散工作停顿下来，原因是经费严重缺乏。
按当时儿童最低生活标准5元计算，保育总会每月需要10万元，国民政府每月拨给保育总会只有2万元，而这些难童还需要运送到贵州、四川等大后方进行学习，运输和学校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
担负保育总会经济委员会主任的是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她一面向各国驻华使馆的大使夫人们请求帮助，一面联系贵州、四川慈善机构，让他们收容汉口保育院的难童。每天，李德全还带领老师们在码头或轮船上募捐。
保育总会当年的宣传口号是：救助难童就是支持抗战，收养难童就是为抗日将士排忧解难。
湖南省芷江天主教堂首先表示愿意代养50名难童，芷江处于土匪猖獗的湘西山区，路途遥远而且危险，中共地下党员刘清扬女士自告奋勇，亲自带领着50名难童前往芷江。
不久,美国慈善家杜宾·思克先生愿意长期担负一所保育院的经费，这就是贵州的思克职业学校，在校学生300人。
1938年6月，由于宋庆龄女士的大力协助，美国华人组织向保育总会捐助100万美元，暂时解决了保育总会的燃眉之急，保育总会立即组织汉口保育院的孩子们向四川、贵州方向转移。
保育生董之宜回忆说：我那个大侄女叫董莲清，她当时上四年级，她有些知识，她说咱们就在汉口不要再走了，再走就回不了开封、回不了河南了。所以，老师吹哨集合，别人都下楼去集合，我们都往上跑，不下楼。
分配到广西桂林的难童500人，他们坐火车在湖南衡阳换乘汽车，接着向广西桂林开去，一天，汽车队在全州黄沙河渡口停车，等待渡船过河，桂林山水甲天下，孩子们沉浸在向往的幸福当中，谁也想象不到，灾难在一步步逼近。
穆克乘坐的那辆客车忽然加速向渡口驶去，等船的人群急忙让开，惊恐地看着客车冲进了黄沙河，客车司机这时跳下车来游到岸上，眼睁睁看着满载孩子的客车慢慢沉入河中。
穆克回忆说：车厢一下子进水了，那时候我就喊汽车进水了，大声吆喝，还有好多小孩在那儿睡觉呢，我把那个玻璃一下子打坏了，从玻璃窗户钻出来了。
多亏岸上船工的救捞，这辆车上的5个孩子和一名老师获救，其余43名孩子溺水而亡。
后来保育院老师才想到开车的司机，但寻找时早已无影无踪。
人们的视线被匆匆而过的部队所吸引，这是从广西紧急调往湖北长江流域的部队，人们对武汉局势的关注早已取代了对43名溺死孩子的关心。
1938年6月29日，日军轻易占领长江马当防线，马当防线为长江通往武汉的第一道重要屏障，马当失守立刻引起武汉军民的恐慌。
7月25日，武汉的东大门江西九江也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更加确信：武汉保卫战固不能保我土地之不失，也不期望歼灭敌人，坚持作战三至四个月，尽可能消耗日军的力量。
面对严峻的形势，保育总会虽然在疏散难童行动中事故不断发生，但仍然加紧了疏散难童的步伐。
为配合保育会的行动，8月6日这一天的《新华日报》发表了孟庆树的一篇署名文章，宣称“在敌人大肆进攻武汉，轰炸武汉的情况下，抢救武汉儿童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这位中共长江局妇女组组长呼吁人们“10日内为抢救1000个儿童而斗争！”
保育总会上街收容难童，她们为了解除难民的疑虑，带领保育生现身说法，遇到有病难童，先予以治病并发给馒头，但收效甚微，有些父母竟这样高声问保育院老师：你们不是把孩子拿去做抵押品再来叫我们去当兵吧？
为了声援保育总会的行动，《新华日报》立即发表社论《救济难童问题》，文章再次提到日军在沦陷区大量收捕中国儿童运往朝鲜、台湾等地的事实，其目的就是几年后“以中国人制中国人”。《大公报》也发出呼吁：中国有儿童7000万，在近10个月内，遭敌人杀害的在百万以上，被日寇掳掠而去的在15万以上，而流离失所者至少在1000万以上，抢救难童迫在眉睫。
在保育总会的理事会上，曾经有过一个秘密决议，就是借用军队力量强制武汉三镇的儿童输送到大后方，但考虑负面影响可能很大，该决议从未执行过。
9月15日，武汉守卫部队与日军在田家镇激战。
田家镇距离武汉只有60公里，是长江通往武汉中最为险要的一处要塞。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田家镇一旦丢失，武汉将无险可守。国民政府立即下令拆迁武汉当地工厂，规定工厂不分大小，凡对军工民生有用的一律内迁，来不及拆迁者一律炸毁。
这时，汉口临时保育院还滞留有4100余名难童，为了尽快疏散，汉口临时保育院号召有钱人家来保育院领养孩子，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有钱人极大伤害了孩子们的自尊心。
这一现象引起平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注意。
陶行知先生此时决定创办一所特殊的学校，这就是后来名扬世界的“育才学校”，学生主要来自保育院，后来从育才学校走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
9月29日，田家镇陷落，一扇通往武汉的大门已经被开启。
蒋介石迅速调遣40个师的精锐部队奔赴前线阻击日军，但武汉三镇已经无险可守。《新华日报》立即连续发表社论：武汉已经临到紧急关头，共产党员要积极帮助国民党做好保卫武汉的各项工作。
10月初，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的10名妇女来到保育总会主动请缨，她们得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210名难童护送到香港九龙。香港是当时的英国领地，抗战时期的世外桃源，保育总会也在那里设立了儿童保育院，专门接收广东一带的难童。
10天后，护送队伍与210名难童到达了广州，却不得不改变计划，由于日军在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广州至香港九龙的铁路已经停运，此时日军正在向广州进攻，日本飞机开始对广州城狂轰滥炸。
困居在广州的护送队和210名武汉难童此时进退两难，情况很危急。
广东保育分会当机立断，决定将武汉送来的难童和广州收容的难童共440人，连夜乘船转移到广东西部山区四会县城。
她们刚到四会不久，广州城失守。
3天后，日军马不停蹄开始向四会方向进攻，每天十几架日机飞临四会县城进行轰炸。在轰炸中，护送队和440个孩子转移到广东与广西交界处怀集避难。 不料怀集也是日军进攻的目标，急得护送队四处打听，不知带着孩子到哪儿最安全。
广西保育分会理事长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得知消息，忙派来12辆木炭车，运载孩子们往广西宜山县转移。怀集到宜山1000多公里，广西境内崇山峻岭，他们走了一个月才到达目的地，途中有两名护送队队员劳累过度而死。
一个月后，这批孩子又向遥远的贵州遵义转移，因为武汉局势已经危在旦夕。
1938年的10月中旬，一个惊人的消息使武汉疏散难童行动变的更加紧迫。
日军第六师团半岛支队正沿西河泽、浠水大道向汉口进攻，他们沿途烧杀抢掠的消息，也随着逃来的难民传到武汉三镇，百姓这时得知，日军第六师团就是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罪魁祸首。
三镇居民顿时惊慌起来，但想坐车坐船逃难已是不太可能，因为交通工具大都被军方征用，武汉各处码头都在抢运军事物资。
10月20日，汉口临时保育院门口突然挤满了拖儿带女的武汉市民，家长们都跪地乞求保育院接收儿童。
但保育院接收儿童，就要对儿童的生命负责，况且保育院还有500多难童等待遣散。但家长们情绪开始激动起来，纷纷质问说：你们保育会怎么到战事来了，反而不保育儿童了呢？！
最后，保育院院长李昆源咬咬牙同意收下了。
当年6岁的乔林就是这一天走进汉口保育院的院门。
乔林回忆说：像我就只会哭，就不让妈妈走，隔着铁栏杆相见，做母亲的心碎了，她当时不能说话，她一说话就掉眼泪，我们就哭得更厉害。
家长把孩子交给老师后就匆匆离去各自逃命，保育院的老师们又开始填表编队，准备逃难途中的食物药品。
保育院那一天接收了1000名孩子，最大的12岁，最小的几个月。李昆源火速前往汉口留守机关交涉，请求他们解决车辆船只。
这一天是10月22日，汉口城外张家墩发现了小股日军，他们不断向汉口城里开炮，攻入武汉北部地区的日军波田支队，能够从望远镜里清晰地看见汉口市区了。
第二天早晨，一批难童乘船刚刚驶出汉口港就遭遇不幸，3架日本飞机突然飞来，对准一艘满载难童的汽船又是轰炸又是扫射。
宋美龄在晚年对此事还念念不忘，她向台湾保育生写信说道，300余名难童与护送人员无一幸免，虽逾50余年，每思及之，心中恒感悲愤不已。
10月24日，日军第六师团半岛支队开始向武汉最后一道防线发起进攻，武汉城里的汉奸为了策应城外的日军也四处点火，武汉三镇一片混乱。这天下午，蒋介石下达了武汉守卫部队全部撤退的命令，20余万守军纷纷撤离武汉三镇。
但汉口保育院还有500多难童没有交通工具，羁留在一所教会小学。
这天下午，汉口留守处给保育院送来一批枪支，以备老师来不及撤退时防身之用。撤退到湖南长沙的保育总会指示院长李昆源，要她立即与汉口租界联系，寻求英国或德国领事馆的人道援助。
就在这危急之刻，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打来电话，同意保育院师生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那是离开武汉的最后一班船只。
朱文华回忆说：白天不敢上船怕日本飞机，晚上上船有几百个小孩，有大人也趁此机会往上上，正在我要上的时候，一个人掉下船了，他本能地一把抓住我的腿，就在这时候，另外两个抢救人员一把把我一提，把我往那个轮船上一放，我就获得了生命。
林德道回忆说，特别是拉笛子、船启动了的时候，我们都唱起了保育院的院歌：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
25日上午，在汉口临时保育院里，已是精疲力竭的李昆源，抓起电话机向保育总会报告：孩子们都走了，一个也没丢下。
据后来统计，汉口临时保育院抢救疏散儿童共9000余名。
第二天黎明，日军第十一集团军的波田支队进入汉口。
汉口保育院的孩子们虽然逃离武汉，然而，前方仍然险途重重。
轮船抵达长江岳口，2架日本飞机从天而降，对着长江里的船只狂轰滥炸，乘坐难童的轮船幸免于难，但旁边的“新升隆号”不幸中弹，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有24名人员遇难。
四川还很遥远，带队老师在心中祈祷，但愿行程能够顺利。
但他们面临着最大的难关，如何走出宜昌这道进入四川的必经之途呢？
宜昌自古便是通往四川的咽喉要道。当时从湖北入川没有公路更没有铁路，惟一通道只有走长江，而长江三峡航道狭窄，1500吨以上的轮船就不能溯江而上，所有到达重庆四川的大船，必须在宜昌下船，换乘能走长江三峡的大马力小船。
抗日战争爆发，宜昌成为国家战争物资的转运地。宜昌江边从一马路到13码头数里长的空地上，已被各种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这座原来只有10多万人口的城市突然间增加六七倍，街上到处都是急待转运的军队和难民。
1938年6月间，保育总会在宜昌设置难童接运站，负责接送进入四川的难童。宜昌接运站设立在安欧娜女中，保育总会考虑这是一所英国教会学校，挂着英国国旗，孩子们在此比较安全，但如何把转运到宜昌的难童再运送到四川，却是个大难题。
国民政府交通部在宜昌设有管理机关，规定凡中国船只到重庆的，1/2装兵工署的东西，其它1/2中的70%由该机关分派给公务人员，其余30%由轮船公司自己卖票。由于通往重庆的船票奇缺，宜昌滞留有1400名难童。
8月1日，保育总会派徐镜平来宜昌协助工作。
那个时期，日军为了切断国民政府这条大动脉，不停地出动飞机轰炸宜昌。据资料统计，抗日战争中，日本军队杀人最多的是南京，而轰炸最为惨烈的则是宜昌。
1938年的“九一八”周年祭，安欧娜女中1400名难童聚在一起，用自己亲身经历，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
孩子们正在唱歌时，30多架日本飞机突然飞来，对宜昌的城郊区轮番轰炸。
当天徐镜平给迁移到湖南的保育总会发电报说:一颗炸弹在安欧娜女中围墙处爆炸，30多名儿童被炸死。保育总会复电，想方设法，尽快疏散。
每天，徐镜平都要跑到民生宜昌分公司的售票厅里碰运气。一些武装押运货物的军官甚至掏枪威胁要船。不久，一则消息使等待的军民更加恐慌：日军占领武汉后，开始沿长江向宜昌进攻，距离宜昌约100多公里的宜都、钟祥成为前线。更为严峻的是，自10月中旬起，长江上游还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轮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轮船根本无法进入四川。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要求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必须在枯水期之前把战略物资及部队运输完毕。10月23日，卢作孚临危受命从重庆来到宜昌，亲自坐镇指挥航运。卢作孚，四川合川人，17岁投身辛亥革命，1925年以8000元资本购买一条小客船艰难起步，30年代已拥有大小轮船116艘，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老板。
当一位民生公司的员工把消息告诉徐镜平时，徐镜平松了口气，意识到有希望了，多亏徐镜平有份宋美龄的手谕，终于穿过警卫走进卢作孚的办公室。
徐镜平开门见山，要求民生公司每日能让300难童上船，想不到的是，卢作孚爽快答应，但民生公司只能把难童转运到四川万县，万县到重庆的航程由徐镜平负责。徐镜平立即派人在万县码头组织船只准备接应。
10月24日清晨，300名保育生乘坐第一艘轮船驶出宜昌港。
杜子明回忆说：反正民生公司是不收钱的，我们上船，他给一个很好的地方，蒋夫人的孩子不要钱么，所以从来不给我们要船费。那个时候一说蒋夫人，大家心里也挺高兴，后来我知道蒋夫人是我们党发动的，终于把你蒋介石的老婆给发动了，这一点真是成功。
但一件突发事件，不得不使宜昌难童转运工作停顿下来。
11月1日傍晚,一份发往宜昌意大利教堂的密电被驻军截获，电报说3日后日军飞机将对宜昌进行轰炸，准备彻底摧毁这座城市的军事价值，要求教堂人员务必尽快逃离。
徐镜平人生地不熟, 时间如此紧迫，她不得不寻求宜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中共宜昌工委立即动员本地盐务局给予资金援助，帮助站长徐镜平首先将各路来宜昌的儿童，全部安排到宜昌南岸一座教堂暂住，以避免敌机的轰炸。
但是，日军频繁轰炸宜昌，并没有阻挡住从华北华中地区遣散来的难童，11月上旬，来到宜昌的难童达到10000余人。按民生公司拨给徐镜平的运输名额计算，需要40天的时间，而此时距离长江三峡枯水期只有20天了。
卢作孚此时兼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他要求在宜昌码头启航的船只，必须附带50名难童上船，否则轮船不许在宜昌和重庆码头停靠。各家航运公司不得不遵照执行。
宜昌至重庆航程近千公里，日军飞机不间断地在峡江航线轰炸。民生公司的船队每天都有不幸的消息传来，在大撤退运输中，民生公司损失轮船16艘，116名公司员工死亡。
宜昌运接站的难童在运输中伤亡多少，因为没有记录资料，至今不得而知。
1938年11月中旬，滞留在宜昌的难童全部运走，宜昌运接站向重庆转运难童共15000名。
徐镜平这时却收到一封电报，保育总会要她速回重庆，接受上级检查。
原来一些国民党员在宋美龄面前诬告徐镜平，说她在宜昌大轰炸中寻求中共地下党的帮助，是徐镜平目无组织。在保育会常务理事会议上，一些人正式提出弹劾徐镜平。
常务理事史良女士在会上说：保育会如果开除了徐镜平，以后的工作谁来做？告状的人和支持告状的人能做吗？理事会鸦雀无声，此事不了了之。
这时，保育会常务理事沈兹九接到一份血书，在湖南北部山区大庸，有300多名浙江保育生濒临绝境，要总会给予帮助，总会已经陆续收到不少来自浙江保育生的信件，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但这份血书使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便马上决定把浙江保育生迁回重庆。
但这个艰苦的差事派给谁呢？大家又想到了徐镜平女士。
徐镜平接受了这个任务，这使理事长宋美龄十分感慨。
（CCTV《探索·发现》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责编：红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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