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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骗局我们再来分析美国推荐的另一味“药”，即“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改革，据说这样作能迅速地理顺价格体系，还能有效地防止出现通货膨胀现象。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经济顾问，声称全面放开价格“一步到位”，自由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就会代替政府有效地分配经济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社会福利，因而是市场转轨的关键性改革。美国专家还以德国战后的货币改革为例证，称其实行了“放开物价、管紧货币”，仅仅忍受半年的“短期阵痛”，价格改革就推动自由市场高效运转，结果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西方的新闻媒体曾广泛宣传这种神话，右翼基金会组织还积极培训俄罗斯学者，还向盖达尔等经济学家灌输这种主张，致使全面放开价格在俄罗斯深入人心。

叶立钦上台之后大搞“休克疗法”，立即推行了全面放开价格的改革，俄罗斯政府和民众经过西方的灌输宣传，都殷切盼望忍受“短期阵痛”之后，“经济奇迹”会降临至俄罗斯大地。令人遗憾的是，天真善良的俄罗斯人民失望了，他们望眼欲穿迎来的不是经济奇迹，而是高达2000%的恶性通货膨胀，还有超过三十年代大萧条的严重衰退。

俄罗斯人不由心中暗自纳闷，“艾哈德的经济奇迹为何迟迟不至呢？”其实，他们是轻信了西方传播媒介宣扬的骗局，“放开物价、管紧货币”的政策，根本就不是德国的成功经验，而且同其历史的成功经验，几乎可以说是恰恰相反的。德国的贤人委员会主席施奈德先生，曾坦率说当年德国采取了渐进价格改革，虽然放开了影响不大的最终消费品，但是对影响广泛的工业原材料和能源，政府保持了长达十多年的价格管制，直到生产供求达到基本平衡后才放开，战后严重短缺的住宅租金和价格，政府甚至实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管制。

德国为遏制恶性通货膨胀发行新马克，压缩货币供应后社会失业急剧增长，幸亏冷战迫使美国提供马歇尔计划援助，为德国重建注入了大量资金和物资供应，德国还以马歇尔计划援助资金为基础，再创造了五、六倍的银行货币信贷，促进了工业高速增长并扩大社会就业。倘若放开价格真是神通广大，自私自利的美国人何必破费钱财，为防止欧洲赤化而提供马歇尔计划援助呢？为何不像一战后以巨额赔款来勒索德国呢？由此可见，德国经济复兴的真正成功经验，恰恰是“渐进地推进价格改革”，以及相对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

人们也许会恍然大悟，原来美国推荐的所谓规范化改革，实际上同德国的成功经验恰恰相反，难怪俄罗斯人盼不到艾哈德奇迹重现，反而饱偿恶性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之苦呢！这样美国人岂不是太缺德了吗？

深入分析一下俄罗斯的改革过程，就不难看出事实的确是如此。前苏联的军事工业高度发达，消费品工业虽能满足基本需要，却相对落后于广大居民购买力，本来这是一个绝好的经济增长机会，因为俄罗斯既有先进的机械工业，很容易生产消费品工业的设备，同时还存在巨大的居民购买力，这一条件远比中国改革初期优越，但是，“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错误政策，致使俄罗斯永远失去了宝贵的历史机遇。

由于存在着普遍的商品物资短缺，“放开价格”立即导致物价猛涨，美国人称价格一上涨，就会刺激市场供应，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企业增加生产需要扩大固定投资，而兴建厂房增添设备需较长时间，这些问题绝非价格一上涨就能解决。

“放开价格、管紧货币”，据说既能刺激生产又能遏制物价，但实际情况却是恰恰相反，放开价格导致的物价狂涨，使企业供给和需求均遭受打击。从供给方面来看，物价上涨使企业资金大大贬值，难以购买变得昂贵的原料和设备，“管紧货币”更令企业雪上加霜，无法获得调整结构的设备贷款，甚至无法获得维持生存的周转资金；从需求方面来看，物价猛涨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将广大居民数十年储蓄一扫而光，社会需求萎缩导致市场陷入萧条，企业难以维持生产更谈不上扩大投资，原来短缺的彩电、冰箱等消费品，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大幅度滑坡，“管紧货币”加深了社会需求萎缩，企业资金困难连环债务拖欠猛增，三角债在生产、流通领域迅速蔓延，私有化企业有一半以上陷入亏损，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大幅度下降，银行不愿意向困难生产企业贷款，资金大量流入股票、房地产泡沫，最终泡沫破灭爆发了严重金融危机，国民经济仿佛未脱苦海又入火坑。

3、“科斯产权定律”神话原形毕露我们来考察美国推荐的产权改革药方。美国竭力倡导私有化改革的经济理论根据，乃是中国人所熟悉的“科斯产权定律”。西方蓄意大肆吹捧“科斯产权定律”，将其视为推行私有化的“金科玉律”，构成了“华盛顿共识”改革药方的关键核心。历史上英国为维护全球殖民帝国的利益，曾反复制造意识形态作为战略工具，今天美英再次利用“科斯定律”蒙蔽世人，作为掩饰私有化战略暗器的华丽外衣，但是，人们深入考察不难发现其卑劣政治目的。科斯本人提出的是纯学术的抽象分析，他根本没有涉及企业产权制度的问题。

科斯在研究污染等经济外部性问题时，认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不现实假设下，明晰的私有产权不论分配结构如何，都能达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状态。这一结论似乎论证了私有产权的合理性，其实是恰恰相反，因为，倘若考虑到现实中的巨大交易费用，显然即使存在明晰的私有产权结构，也无法达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状态，正因如此，现实中政府为了控制污染问题，必须严格限制私有企业的行为。

［５］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理论分析，而忽视了其隐含的假设是否符合现实。特别是当某种理论被捧为“定律”时，人们往往误认为是普遍适用的真理。科斯本人不赞成将他的抽象分析，归纳成某种“经济定律”的形式。西方蓄意利用人们迷信权威的心理弱点，将科斯的抽象分析吹捧为“定律”，甚至直接违反了科斯本人的意愿，充分暴露了其隐藏的政治目的，乃是为制造蒙骗公众的意识形态，为推行大规模私有化披上华丽外衣。

科斯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奖金的荣誉，令世人更盲目相信“科斯产权定律”。正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神话像‘产权神话’那样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这一神话的危害在于，误导了许多转型中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而不是去关注在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问题”。其实,人们稍微回顾一下大量历史事实,就不难看穿“产权神话”的荒谬。自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私有产权曾经不受任何政府约束，随心所欲地追求最大私人利益，但是，神圣自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并未引导其促进最大社会福利，达成私人欲望与社会利益的和谐，到是殖民掠夺和战争灾难绵延不断。西方列强宣扬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但却残忍地剥夺弱小民族的生存权利，包括其土地、自然资源和私人产权。

什么达到帕累托的社会利益最佳状态？纯粹是蒙蔽世人的“天方夜潭”！二次大战后，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巨大成就，才迫使私有产权收敛贪婪掠夺行为，西方也发展国有企业促进社会改良，出现了历史少有的“黄金时期”。

今天，美英大肆鼓吹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效率太低，而是担心其成功会动摇垄断资本统治。美国深知前苏联依靠公有制的优越性，能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实现高速增长，建立威胁自己的强大军事高科技工业。美国还担心第三世界纷纷效仿国有化浪潮，通过发展国有企业促进工业化，实力增强必然威胁其全球霸权统治。

正因如此，美国垄断资本从战略利益出发，才决定扭转“黄金时期”的国有化潮流，转而贬低国有企业大肆鼓吹私有化，蓄意编造“科斯产权定律”的神话，诱骗前苏联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落入私有化改革的灾难性陷阱。由于受到了“科斯产权定律”的误导，前苏联人动摇了对公有制的信心，改革迅速滑向了复辟资本主义，直接导致了制度剧变和国家瓦解。俄罗斯人盲目地相信了西方产权理论，误认为只要私有化实现了产权明晰，不论原来的公有产权落到谁的手中，都能大大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于是出现了几乎疯狂的私有化浪潮，不计代价采取一切形式来加速私有化，从中小企业出售拍卖到大企业股份化，从私有化凭证分配到货币购买产权，从法人认购股权到公众持股基金会，从破产廉价拍卖到干脆赠送亲戚朋友，凡是一切能够“化公为私”的改革办法，转眼间都被五花八门地创造了出来，原来坚定维护公有制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旦为“科斯定律”动摇了根本信念，谋求私人利益的贪婪欲望顿时膨胀，也纷纷投入了掠夺公有财产的大宴席。

由此可见，美英大肆鼓吹的“科斯产权定律”，确实是威力巨大的战略暗器，其厉害之处在于制造“产权神话”，利用人们迷信“权威定律”的心理弱点，从根本上动摇共产党的基本信念，瓦解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石的公有制。 正如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总结俄罗斯私有化失败教训时所指出，那些大肆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西方学者，“往往是富于冷战精神的学者斗士，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铲除共产主义的‘罪恶’，重新建立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重任”，“整个私有化程序被广泛地认为是不合法的，这种‘强盗贵族’式的私有化过程，使市场资本主义更加名誉扫地”，“有些人认为资产最终会卖到最有能力的管理者手中，即‘强盗贵族’至少能有效地拍卖，但这一做法也没有能够获得成功，新兴的寡头们发现掠夺国有资产，比利用资产进行生产创造财富来得更快”，“由于缺乏公共制约，‘掠夺的手’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本帐户的迅速放开，使得私有化的银行业鼓励每年上百亿的美元从俄罗斯被掠走”。

［６］ 俄罗斯推行私有化已近十个年头，西方的“产权神话”终于原形毕露，造成的社会恶果令人触目惊心。自从推行私有化改革以来，俄罗斯经济命脉落入七大寡头手中，新兴的贵族式经理忙于掠夺财产，私有化企业经营不善，陷入了大面积严重亏损，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亏损面甚至上升到80%。

大多数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行为，特别是有政府特殊关系的大寡头，通过各种渠道疏通逃避税收，政府因税源枯竭濒临破产的边缘，无法保证国防和科教事业经费。饱受煎熬的还是广大普通民众，他们没有成为主人而是沦为雇工，随时面临丧失工作、医疗养老的威胁。最近，西方媒介暴露的俄罗斯洗钱丑闻，非法转移资金高达上百亿美元的惊人数字，不仅涉及了私有化中爆发的金融寡头，而且还牵涉了叶立钦等众多政府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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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政、金融、外贸改革的暗器美国专家推荐的“华盛顿共识”药方，将前述三项改革视为关键性改革措施，但实际上却是隐蔽经济战的“杀手锏”，具有隐型核弹般的巨大破坏威力。除此之外，“华盛顿共识”还包括一系列配套改革，涉及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构成了所谓“全面、系统改革”的重要环节。这些改革措施本身具有的破坏威力，也许不如前述三项非常致命的“杀手锏”，但是，配合在一起运用形成“交叉火力”，却能大大增强隐蔽经济战的杀伤力。

美国专家推荐的财政改革措施，包括征收高额的增值税、所得税，取消政府的各种政策性补贴，据说这样作是为了平衡财政预算。实际上，熟悉市场经济的美国人深知，征收高额的增值税、所得税，会大大增加企业的负担，对于转轨中困难重重的企业，很可能构成加速破产的威胁。

美国每逢出现经济危机之时，都采取宽松财政政策减轻税负，但是，现在却胁迫俄罗斯推行相反政策，居心叵测地逼迫俄企业陷入绝境。美国面临经济危机的困难时期，一般是增加财政补贴促进社会需求，却有意逼迫俄罗斯立即取消政策补贴，造成物价猛涨打击广大居民生活水平，蓄意诱发经济恶性循环和社会动荡。但是，人们不难发现美国建议的自相矛盾，如美国声称必须控制通货膨胀，却无视取消补贴造成物价猛涨；美国强迫俄罗斯减少政府财政开支，却允许偿还外国债主的支出不断膨胀。

美国专家还打着控制通货膨胀的幌子，强迫俄罗斯采取严厉的金融紧缩政策，令人窒息的高利率加重了企业负担，致使企业无力购买设备和原材料，但是，却要求俄罗斯立即开放金融外汇市场，根本无视货币贬值造成的进口物价上涨。实际上，美国面临经济危机的困难时期，都是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扩大银行信贷，二战后西方还普遍实行了长期外汇管制，直到经济实力增强后才逐步实行自由兑换，美国向俄罗斯推荐的所谓规范改革药方，与历史成功经验都是恰恰相反的。同时，美国还要求俄罗斯银行迅速私有化，形成了大批中小规模的私人银行，抗风浪能力差加剧了转轨的金融风险，允许外国银行进入俄罗斯形成了洗钱渠道，加速大量私有化掠夺资产纷纷转移国外，美国先是暗中默许这种非法洗钱交易，适当时机又用作敲诈俄罗斯的把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准确预言过东南亚将会爆发经济危机，指出“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一个接一个陷入经济衰退，它们都发现规范的政策工具只会令局面恶化”，他还指出，由于众多西方经济学家的强烈批评，国际货币基金曾被迫承认政策失误，但是，1998年巴西爆发危机之后，经济下降，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已被通货紧缩替代，而国际货币基金却依然如故，强迫巴西“提高税收，减少政府支出，维持高利率。这种极端的财政和金融紧缩政策，肯定会令巴西陷入剧烈的衰退”。

克鲁格曼还指出，国际货币基金丝毫没有吸取教训，总是强迫推行类似当年胡佛的政策，“巴西的援助计划特别极端，基本上是一年前强迫亚洲推行政策的讽刺性模仿。过去数年中，华盛顿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推行的政策，基本上是“凯恩斯契约”的绝对对立面：即当经济面临衰退时，强迫提高利率，猛减政府开支，提高政府税收”。显然，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绝非偶然失误，而是明知故犯。 美国还打着经济全球化的旗号，逼迫俄罗斯全面开放贸易投资，这虽属大英帝国的昔日老招数，却依旧是非常有效的战略武器。当俄罗斯企业面临转轨中重重困难，为财政紧缩深感税收负担沉重，为金融紧缩寻求贷款无门之时，如何抵挡如狼似虎的跨国公司呢？随着大量进口产品潮水般地涌入，虚弱的俄罗斯企业纷纷陷入了困境。此时，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神机妙算，提出了加速破产兼并改革的贷款条件，俄罗斯工业企业的厂房和机器设备，便纷纷廉价地落入跨国公司的囊中。但是，许多工业企业被外国资本收购后，并未起死回生重新投入有效运转，而是变成被弃之不用的废铜烂铁，原来西方资本收购俄罗斯企业的目的，是消灭扼杀俄罗斯企业的发展机会。

历史上，美国也曾中过英国的自由贸易诡计，开放市场几乎扼杀了美国的新兴工业，美国为何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曾经不惜同英国爆发过两次战争，忍受了英国发动的全球封锁围堵。美国坚持了近一个世纪的高关税保护，有效促进了民族工业的蓬勃发展，时至今日虽然口头上高喊自由贸易，每当经济萧条或进口冲击威胁本国工业时，仍然毫不犹豫地挥舞保护主义的大棒。美国未将成功经验授予俄罗斯，却蓄意传授了不顾具体国情，敞开大门任凭外国占领的馊主意，真是“己所不欲偏施于人”。

5、各种战略暗器的相互配合无论是“华盛顿共识”的三项“杀手锏”，还是各种配套改革的隐蔽战暗器，都能产生相互巧妙配合的杀伤火力，相互激荡放大负面效应形成恶性循环。美国诱骗俄罗斯盲目相信自由市场神话，仓促取消了计划体制和政府管理功能，不仅导致经济资源分配过程出现瘫痪，众多企业缺乏监督协调陷入失控状态，而且还大大加深了私有化改革的恶果，鼓励黑社会和腐败官员勾结大肆掠夺，加剧了产权多元化造成的经营秩序混乱。私有化过程中形成的暴发金融寡头阶层，通过贿赂收买官员控制了俄罗斯政府，反过来确保改革为少数新兴贵族服务，特殊既得利益集团阻扰修正改革方向。

由于俄罗斯盲目相信了自由市场神话，天真地以为“短期阵痛”很快会过去，就为美国推荐改革药方的各种战略暗器，创造了淋漓尽致发挥作用的绝好条件，如取消计划体制和政府经济管理功能，彻底剥夺了政府防止经济危机的手段，政府无论对放开价格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紧缩货币政策造成的巨额三角债拖欠，还是开放市场后外国竞争的强烈冲击，私有化企业解雇工人造成的社会失业，都采取了麻木不仁坐视不管的态度，还为卖光国企实现私有化而沾沾自喜，因此，俄罗斯国民经济长期陷入严重衰退，损失惨重超过二战和大萧条就不难理解了。美国对亚洲各国发动的隐蔽经济战，基本过程同俄罗斯也是大同小异。美国先是利用亚洲国家的市场依赖性，强迫这些国家推行贸易金融自由化，落入了泡沫经济和巨额外债的陷阱，然后趁提供援助贷款时附加苛刻条件，逼迫这些国家接受所谓结构性调整，其具体内容也来自“华盛顿共识”药方，包括取消政府干预任凭自由市场调节，取消财政补贴放开一切商品的价格，削减政府福利支出和公共投资，紧缩银行信贷勒紧民族工业血脉，进一步推行贸易金融自由化，向跨国公司开放工业金融战略行业，任凭外资廉价收购控制民族工业等等。亚洲各国因泡沫经济崩溃陷入危机后，政府本来应该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措施，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扩大公共投资和银行信贷，刺激社会需求以摆脱困境，但是，美国为何强迫其采取相反的政策呢？

实际上，美国深知1929年泡沫经济崩溃后，胡佛总统盲目坚持自由市场教条，采取了错误的财政金融紧缩政策，加深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惨痛教训，因此，蓄意逼迫陷入困境的亚洲国家，重蹈当年胡佛总统的失败复辙，人为制造出类似大萧条打击亚洲各国。 难怪美国获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家托宾，认为同亚洲的金融危机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行动，将给更多人带来更多的痛苦。美国隐蔽经济战的暗器的破坏作用，在特定条件下或积累到一定程度，还会引起社会动荡与经济危机相互激荡。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在印尼爆发金融危机后，提供所谓援助贷款时附加了种种条件，规定必须立即取消政府的政策性补贴，放开各种必需品的价格任凭市场调节，正当印尼私有企业困难，社会失业猛增之时，水电、煤气、交通等价格猛涨激起民愤，经济困难迅速转化为社会爆炸局势，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抢劫和暴乱，人们纷纷谴责暴徒的野蛮排华和苏哈托独裁，但是，很少有人指责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正是美国隐蔽经济战诱发的社会动荡，给印尼人民和华侨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而幕后的罪傀祸首却逃脱了社会谴责。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贷款附加条件，还规定废除劳工保护和自由解雇工人，如对韩国规定失业人数增加一百万，其目的乃是形成加速恶性循环的链条，促使经济危机扩散转化为社会动荡。


国际货币基金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剥夺了政府防止危机蔓延的手段，各种隐蔽战略暗器造成的杀伤效应，通过受害的银行、企业和人群迅速扩散，形成复杂的社会经济恶性连锁反应，其过程仿佛是众多核子受到冲击之后，释放能量相互激荡引起剧烈的核爆炸，难怪美国隐蔽经济战破坏威力，竟然大于令人恐怖的核弹。由于美国隐蔽经济战造成的社会灾难，八十年代前苏联的人口增长趋势，已经为急剧的减少趋势所取代，从1992至1998年的短短六年中，俄罗斯人口净减少了四百五十万人，减少速度甚至比内战超过一倍以上，更为严峻的是，这种趋势至今仍然有增无减，未来人口损失很快就会超过千万人。乌克兰拥有发达的机械工业和农业，受教育水平很高甚至超过许多西方国家，但由于具有较强的经济依赖性，独立中断了以前的经济分工联系，大大加剧了激进市场改革的恶果，人口损失甚至远远超过了俄罗斯。

［7］七十年代，美国国际战略专家撰写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全球人口增长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威胁，特别指出了十四个亚非拉人口大国，包括墨西哥、巴西、印尼、泰国等等，今天这些国家都陷入了严重经济危机。

［8］上述报告尚未包括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当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受美国操纵，但是，如今这些国家发生社会制度剧变后，巨大社会经济灾难造成了人口剧减。这种淘汰人口趋势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有利于其建立单极的世界霸权秩序。国际货币基金还强迫非洲国家接受结构调整，据统计，九十年代由于灾难性改革造成严重困难，诱发了社会动荡、饥饿和战争，撒哈拉南部非洲损失了三千万人口。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为争夺非洲国家而竞相提供援助，六、七十年代非洲人均寿命增长很快，但是，九十年代以来非洲人均寿命急剧下降，许多国家人均寿命已低于六十年代的水平，如纳米比亚、赞比亚、马拉维、乌干达等等。

八十年代末，南斯拉夫就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的结构调整方案，“放开价格、管紧货币”造成物价狂涨，工业陷入萎缩社会失业增加，经济困难大大激化了民族矛盾，国际货币基金为保证偿还外债，还要求中央政府提高征税集中税源，致使各个共和国发生尖锐的摩擦，最终社会动荡导致了内战和国家分裂。美国先用阴谋制造社会动荡和分裂，用“软战争”扫平道路后，趁虚而入，敢于用赤裸裸的武力干涉南斯拉夫。显而易见，美国隐蔽经济战的破坏威力，丝毫不亚于真枪实弹的热战争。

注释：
［1］《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彼得•施瓦茨，大西洋月刊出版社1996年。［2］同上。
［3］《改革》杂志，1998年2期。
［4］《斯 蒂 格 利 茨 与 “后 华 盛 顿 共 识”》，崔 之 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99年8月12日。
［5］《私有制、科斯定理和产权明晰化》，高鸿业，《中国与世界》1997年8期。
［6］《改革向何处去：论十年转轨》，斯蒂格利茨，中国科学院国情报告译文，１９９９年。［7］《国际货币基金政策的破坏性》，《美国政治经济信息述评》，1999年4月16日。
［8］参见亨利．基辛格博士《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200号：世界人口增长 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威胁，1974年，未发表，华盛顿国家档案中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