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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理智的分析师为什么要预期印度经济会突飞猛进呢？这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印度的人口状况相对有利；第二，印度的机制好过中国；第三，印度有更多空间改善其政策与投资表现。这些理由颇为有力。但它们还是在说潜力，而非实际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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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UN）的预测，印度的人口负担率（低于或高于标准劳动年龄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确实将降至中国的人口负担率之下，但到2030年才会发生。此外，两国仍有机会提高劳动力素质，并将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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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在吸纳劳动力进入生产性就业方面，印度做得特别糟糕。例如，在1993至 1994年以及1999至2000年间，印度经济年增长率达6.5%，而就业增长仅1%。受限制性劳动法规的影响，有组织制造业的就业人口一直徘徊在 600万左右，也就是占总劳动人口的1.5%。而大受吹捧的印度信息技术部门仅雇佣了100 万人，不过是沧海一粟。未被利用的劳动力不是优势，而是可怕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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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拥有诸多优于中国的制度优势，这也是事实。印度有发展完善的私人部门、相对成熟的法律制度、稳定的民主政治以及言论自由。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治理指标反映了其中部分优势，尤其是在“话语权和问责制”一项上，印度的得分要高很多（见图表）。在“防治腐败”与“ 法治”两项上，世界银行也给了印度稍高的评分。但在“监管质量”与 “政府效率”两项上，世行则给了印度较差的评分。政府效率这一项几乎勿庸置疑，中国调动资源的能力仍然远远超过印度，中国在建造基础设施上的卓越表现就是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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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们想到了第三个原因，即改善政策的潜力。印度大有机会提高投资率。即便在中国近期对其GDP进行修正之后，印度的投资率仍远低于中国（见图表）。投资率差距是造成两国经济增长差距的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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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的投资差距背后，是印度政策长久以来的重大失败。庞大的财政赤字就是一例。更重要的原因是，存在于劳动法、保留小规模产业生产，甚至贸易政策中的深层次障碍，阻碍了劳动密集型生产的快速扩张。这既而有助于解释中印增长的最大差异：从1990年至2003 年，中国制造业以每年近12%的速度增长，而印度仅以6.5%的速度增长，远低于印度服务业 7.9%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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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份有启发意义的工作论文指出，这种模式与长期向技能密集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倾斜相关。**到1980年，这种倾斜造就了相对较小的技能密集型制造业。此后，它还造就了异常庞大、但也是技能密集型的服务业。2000年，印度就业中服务业的比例，与可比国家相比要低17个百分点以上，尽管其产出比例要高出4个百分点。这两种模式都有不利于大规模就业的倾向，以至于会丧失有利可图的机会，影响经济增长本身。印度想要繁荣，就必须改变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