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档案》：走访“艾滋病”村

蓝～小调

主持人：许可        
嘉宾：马丽  歧晓峰      
本期编导：张成军

主持人：首先要欢迎两位，来自新华社河南分社的两位记者，做客我们《记者档案》，其实今天我们再来说河南上蔡县文楼村艾滋病高发的情况，当然大家基本上都了解这个情况了，但是当初你们那个时候，六七年前，对艾滋病，这个概念可能也是比较模糊吗？当时是一个什么概念？

嘉  宾：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被称为世界超级病魔的，令人惧怕的这种病啊只是在国外，离我们很远，离我们很远，但是直到1999年春天的一天，我们到河南省，一家生物工程公司采访的时候，从事艾滋病试剂的一个专家，非常沉重的告诉我们，他说现在河南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呢，仅是在医院门诊的血液检测中，就出现了相当高的比例，可是听到他这样的话呢，反正是怀疑。

主持人：当时信吗？

嘉  宾：不信。

主持人：有这么高吗？

嘉  宾：有，中国有这种病，但是我想应该是很少，特别不会像这样群体，而且就在你的身边就在河南，就在河南，所以他这样一说呢，而且他还讲就说现在河南一些地区呢，已经成为了群体发病的这么一个规模，而且当地的政府呢，也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更不愿意把这个事情向社会公开，像这样的后果呢，就是如果这个病情隐瞒或者延误下去，那么这个后果不堪设想。1998年左右，我们《河南商报》一个记者，就曾经给我透漏过这个消息，说河南驻马店地区，特别是上蔡，这个文楼村附近这些乡村啊，艾滋病病人特别多，当时他还跟着一些著名的，一些艾滋病专家教授，曾经深入到这个地区，进行过暗访，然后他就告诉我，这个地区艾滋病发病率特别高，当时也都跟我们这几个记者都沟通过，我说咱们是不是要关注这个地区的艾滋病报道问题啊，他们也感到这个情况比较重大。

主持人：那到最后决定去采访，当时是一个什么样想法？

嘉  宾：就是最终决定要去采访这个事，当时我们就想，如果这种情况不做报道，咱们国家的有关部门呢，就不会了解，艾滋病目前的真实的情况，那么他们，这些患病的人，这个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救助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社会问题，那么就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主持人：去采访之前就是各方面的准备，是不是都做好了？我指的这个准备，一方面是对稿件，当然能不能顺利的采访，顺利的报道这种准备，另外一方面1990年代，对自己安全的这种准备，是不是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

嘉  宾：作为咱们记者呢，不太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当时的宣传，虽然说是艾滋病讲了几种传播途径，但是我总认为科学没到这一步，很多科学没到了那个程度，很多传播途径不好确定，

所以说既然要去那儿肯定是有危险，但是从这几年多方各种信息来看，这个地方存在大量的艾滋病病人，这肯定是无疑了，然后我们商报的记者还有一些线人，给我们不断的写信打电话，就反映这个地区的艾滋病，发病的人数在增加，这个严重性也使我感到，作为一个新华社记者应该深入这个艾滋病地区。

主持人：是不是像人们传说的那种，这个地方就有那么多艾滋病病人？

嘉  宾：所以说我们既害怕，但是又有一种想去探晓的这种责任，职责。

主持人：第一次去艾滋病，这个高发的村采访，是在什么时间？还记得吗？

嘉  宾：那应该是在2001年5月10号，我跟老歧，还有另外一个记者魏莘，我们三个人就组成了三人报道小组，我们第一次赶赴河南的艾滋病高发区之一，就是上蔡县。

主持人：当时在你们的报道中，看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对你们的采访报道，起到至关重要的一个人，是吗？

嘉  宾：那就是我们的线人，这个线人他在当地，跟艾滋病人交往也很长时间啦，在这个艾滋病病人这个人群中，也有很高的威信，而他呢，一方面帮助艾滋病人和外界联系，包括媒体呀和政府联系，反过来他也帮助媒体，像帮助我们让我们记者呢，能够深入到他们当中去，他做的是穿针引线的这么一个作用，我们到了上蔡县以后，采访地点呢，就设在城边的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饭店里，他说咱们在这里，我先把一个艾滋病人呢，先叫过来，咱们先见见。

主持人：从底下来了解情况？

嘉  宾：对，就是先暗访一下情况吧，当线人告诉我们说，艾滋病人已经在隔壁房间等你们啦，说咱们过去吧，就说这个的时候，哎呀，我们那个感觉记得非常清楚，就是那个时候，心就忽的一下子提到嗓子眼里来啦，然后我们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觉得，哎呀， 这个表情啊就不自然了，笑容也僵了。



主持人：歧晓峰当时作为男性，是不是还要起到稳定其他两位情绪的作用？


嘉  宾：魏莘、马丽她们两个进去了，但是害怕的躲到墙角，不敢直面这个艾滋病人，这个艾滋病人叫马贺，她起来以后，就伸出她的手要找我们握手，我一看她们吓的就躲在后面，不敢往上伸手，我就赶快，这个时候，也不知怎么也显出男子汉吧，这个时候要冲锋陷阵，我就赶快伸出手去接住马贺的手，然后热情的握了两下，接着我一看她俩不敢上前来，我就把艾滋病人这个手，就递到商报记者这个人手里边，然后她和商报记者又握握手，这样呢，当时当地的那个线人，看到她们俩这么紧张，也能理解她们，就赶快上去抱着这个艾滋病人，边握手边搂着她，大姐你坐下，坐下我给你介绍，慢慢的给她扶到坐位上，让她坐到那儿，给她介绍，这时候就是缓解了她们那种紧张情绪。因为第一次握手，的的确确很紧张，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啦，觉得那个气都要断了，不敢深呼吸，就怕传染上，空气也会传染上，特别紧张，然后握完手以后，我就赶快跟着那个商报记者，我们俩都出去啦。


主持人：出去干吗？


嘉  宾：就去洗手呀，害怕，就觉得是不是会感染上，哎呀，那个商报记者，哎呀，我不行啦，我感染上了，我感染上了，他还不断的念叨着，我说那咋办啦？我说咱多洗洗吧，洗洗手，心里面的的确确是害怕，虽然今天说来，自己在回想当时那段经历，觉得有点可笑啊，因为大家对这个艾滋病传播的渠道啊，或者这种情况都比较了解了，但那个时候第一次接触，直面接触艾滋病人，我觉得这种情况都是很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也是人对吧，人的那种恐惧感也是本能的，我们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的时候，我们就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也做了很多猜想。比方说，这个艾滋病人什么样？难看不难看？是不是那种，就是样子特别可怕那样的？所以当时呢，我跟魏莘呢当时确实是有意的，在伸手啊，包括在进屋的时候啊，就有意的晚了半拍，晚半拍主要还是害怕迟疑，所以见到艾滋病人呢，尽管她那么热情，我们都没敢把手伸过去。

嘉  宾：当我们触及到她这个病情的时候，哎呀，马贺的双眼立刻充满了泪水，特别快，然后她就哭着跟我们讲，她是当年文楼村，第一批检验出来的艾滋病人，十一个患者中的一个，而她也是那十一个艾滋病人中间，唯一存活下来的，那就说明在她那时候，前边那十个都已经去世了，她得艾滋病呢， 确实是因为卖血。因为你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河南就是豫东豫南的地方，就是血站特别多，血站密布，那时候因为卖血挣钱比较容易，当时流行的有一句话，一挪一蜷几十元，这一挪就是扎那个带子，要扎血管了，然后蜷呢， 就是说抽完血之后压迫那个针眼，一挪一蜷几十元，那时候就说明卖血挣钱，这个方式来的比较快，就引得急于脱贫的一些农民，纷纷都加入了卖血的行列，当年他们都是一些十七、八岁的那个小伙子，为了早日盖房子，早日把媳妇取进门，不仅是在县城里血站里卖血，还甚至结队结伙，到外地甚至外省去卖血，而他们都是到那些当地卫生部门批准的血站里去卖，有的还是到正规医院里去，而就在这个过程中呢，主管部门管理疏忽，血站只顾卖血赚钱，卫生条件又极差，所以使很多的人呢，卖血的人呢，都感染上了艾滋病。

主持人：马贺当时有没有跟你们详细的描述她当年卖血的时候，那时候的状况？比如说卫生条件呀？

抽血的那种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嘉  宾：讲了很多，然后她讲到最激动处，她把她的手挽起来，胳膊上那个针眼一溜一溜，一排下来，然后就讲当时因为献血的人比较多，有时候那针管里面的血凝固了以后，就顺手拿着一个棍，给它捅开以后，接着还要进行抽血，针头堵塞以后，用这捅透气以后血在往外流，因为啥，这个笤帚就是扫垃圾的，不消毒，拿这个用，能不感染病吗？就是也不换针头，抽你的，抽他的都不换，抽来抽去的，因为当时都是单采吗，单采就是其实抽完了之后，有用的部分提取之后，剩下的还给你打回去。再输回来，但是不知道。

主持人：就是大家都混在一起了。

嘉  宾：是，所以这个时候呢，卫生条件是特别差，也是他们传染艾滋病的一个主要途径。

主持人：当时马贺在接受你们采访时，她的家庭状况什么样子？

嘉  宾：马贺说她还有四个弟兄，这样他们一个家族吧，人口可能有十几口，但是患艾滋病的就有八口，然后她也是村里面最早第一批十一个艾滋病人中间，唯一留下来的一个幸存者，所以那个时候呢，当听到她哭诉完以后，我们就被她这个悲惨的遭遇，深深的打动了，而且就对她非常同情，正是同情呢，我们忘掉了她是一个艾滋病人，就觉得像是一个朋友在跟我说她落难的一些经历。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觉得，心灵恐惧感没有啦，心灵之间那种距离也近了，所以到我们采访结束的时候呢，等到站起来告别的时候，我们和她的手都同时伸向了对方，也就是我们主动和她握手，第一次和艾滋病人握了手。


主持人：握完洗手了吗？


嘉  宾：没洗。

嘉  宾：第一次见了马贺以后，她介绍了一个是艾滋病整个状况，一个是他们现在的生活，他们现在的思想、情绪，是吧。 通过她，我们更感到，这次报道意义重大，就是我感到这里面背景，有很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挖，所以当时我们也有个思路，那你马贺一个人不能代表艾滋病，也不能代表这个村，你能不能给我们联系更多的人， 一批人，是吧，我们要逐个采访，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就有一个计划，这次既然进了艾滋病村，要方方面面了解，全面扎实的把这些艾滋病人的情况记录下来，反映上去。咱们都知道艾滋病，它的平均潜伏期是两到十年，那么有的可能是十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才能发病，那么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就是输血的这些农民，那么到了这个时候，距离他们输血都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啦，他们的发病期或死亡爆发期呢，就在这个时候，所以我们想还应该了解，是不是有更多的人，都是在这个时期里，这样我们就在线人的帮助下，当然也在马贺的引领下，我们就到了县城的边上，就还不是艾滋病村，就县城边一个村庄一个田地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冒然进村，可能是行动的目标过大，另外那个线人也告诉我们，艾滋病患者呀，他们对记者的采访也非常的反感，那时候也没有完全的联系好，也怕我们去了太唐突，影响我们采访的效果，所以我们就把第二次，就见了很多艾滋病人的地点，就放在这个田地里，就见了一批艾滋病患者，见了一批老少吧，好像三代，有老有中年人有小的，有十几名，他们来的时候呢，也是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就穿衬衣，但他们一看就都穿的毛衣绒衣，就这一点确实跟正常人普通人不一样，除了这一点呢都是青壮年时期，也都很正常，看上去也都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因为他们可能一个是带菌者，另外可能是病症比较轻微的人，但是你要看看他们，胳膊上输血的那个针迹，就可以想像出他当年卖血的情况。


主持人：胳膊上都是什么样？


嘉  宾：密密麻麻一个针眼挨一个针眼，就像那个蜈蚣趴在那，就有两寸多长，每个人伸开胳膊让我们看，都是这个样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特别不忌讳他们的病情。就我们说，你知道自个得了什么病吗？艾滋病。就是特别不回避这个艾滋病。


主持人：他们知道艾滋病意味着什么吗？


嘉  宾：他们知道，艾滋病是意味着死亡，可是他们当时确实也表露出来啦，就是他得病以后，特别是发病以后，当地没有人能管他们，他们吃药特别难，而且有药也是高价药，他们也吃不起，当年可能卖血赚来得钱，都拿来治病，也都花得所剩无几了。


嘉  宾：另外他们就说到，当年政府支持我们，号召我们去献血，我们当时也是做那么多贡献，可是如今我们得病啦，反而没有人管我们啦，所以他们就表现出来，他们要报复社会，那种强烈报复社会的畸形心态。


主持人：什么样的心态？



嘉  宾：他们就说嘛，几个人就围着我们讲，说我得艾滋病了，我知道我也活不了了，但是我现在就想，让全中国的人都得上艾滋病，有的还说反正我也是死，对吧，现在就等于判了我死刑，艾滋病等于判了我死刑，反正我也是死，我死了以后，让社会的人也得尝尝，这艾滋病是啥滋味，有得还说我偷偷的去传播，我往西瓜里打血，我掏钱我去嫖娼，我看艾滋病传播的快不快，所以当时这个情况是挺严重的，我们文楼村里的艾滋病人很多，生活顾不住，病治不好，没钱没粮，如果俺出去报复社会，掏钱嫖娼，只要掏俩钱嫖娼，传染的快不快，俺偷偷的去传染，往西瓜里打血，因为这个病我感到我认为治不好了，我想去犯法，现在我要报复社会，报复到啥种程度，我想让全中国的人都得上艾滋病。



主持人：歧晓峰，马丽，那就是在这里采访他们的时候，可能接触到这么样一批人，特别知道他们这样一种心理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我这个采访报道任务更重大了？是有这样的感觉吗？



嘉  宾：对，但是他们讲得这些情况我们还觉得不满足，因为啥，他们看起来还都是正常人，只拿着他们得化验单HAV呈阳性，是携带者，但是不是发病者，各种信息反映说，他们这里边每年要死几十个人，同时呢还有大量重症病人在床上，那我们一直考虑下一步要怎么采访，当地有关部门呢，不愿意让媒体报道艾滋病人情况，这样就给我们增加了难度，我们要躲开。



主持人：要正面采访的话有一定的困难。



嘉  宾：对，就不可能顺利的完成这一次的采访任务，白天我们采访完所有艾滋病患者，这些表面上看还健康的人，我们还有一个愿望，一定要看到重症病人。



主持人：就是发病的。



嘉  宾：对，正在发病中，或者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这种状态，这样才能从电视画面显示出来，艾滋病人的痛苦呀，艾滋病的严重性，更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所以我们又通过线人，认识了附近一个乡的乡干部，让他带着我们去采访这些重症病人，进村啦，去采访那些病情严重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要进行夜访，是夜访，趁着夜色，晚上十点多钟，快十一点钟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出发到一个乡去，我们记得那个车子离开宾馆，才开了不到十分钟那个样子吧，线人就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们啊，现在你们已经身在艾滋病高发区啦，那时候我们在车里，车里也很挤，那种恐惧感不由而然的又产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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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宾：晚上十点多钟，快十一点钟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出发到一个乡去，我们记得那个车子离开宾馆，才开了不到十分钟那个样子吧，然后线人就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们啊，现在你们已经身在艾滋病高发区啦，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车里啊，车也很挤，那种恐惧感不由而然的就又产生啦，这个夜访走的时候，我们都很紧张，因为它的成败，关系到我们整个这一次报道，是最关键的，因为这次要见到重症病人。



主持人：才有最强的说服力，是吧？



嘉  宾：才能让所有的这个领导，社会去关注这一块。我们紧张，第一，是进了艾滋病村要见重症病人；第二，就是也怕这种消息在当地传出去，马上会被人拦截了，我们整个报道计划就会失败。我们小心翼翼，而且就是在后半夜才开始进村，进了村里面见到这些病人以后，的确，那种感觉就是震撼，就觉得这些人，都是在生命线上在挣扎着。农村吗，而且那个地方又确实比较贫穷，晚上的时候呀，夜幕下的村庄一点灯光都没有，全村就是一片黑暗， 我们就深一脚浅一脚的，在那村里的道路上走着，有时候可能惊动了哪一家的狗，一直叫个不停，就更加加重了这种恐惧感和紧张，那紧张的空气，好像都让人透不过气来，后来我们就来到一户村民家，然后他妻子把门打开，用那个小煤油灯点着出来接我们，我们进去一看，看到了第一个重症的艾滋病人，躺在那个脏兮兮的枕头上，盖着一床脏被子，脸吧，青黄，脸上还有那个斑，就斑斑点点那黑斑，因为咱们知道艾滋病，它主要就是把人的免疫系统给彻底摧毁啦，那么这个病毒侵犯到那儿，侵犯到人体的哪一个部位，哪一部位就得病，也可能侵犯到内脏器官，内脏器官就得病，心肝肺脾什么的，侵犯到皮肤上，皮肤上也有病，但这个病人呢，可能是皮肤癌。



主持人：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嘉  宾：应该是皮肤癌了，头发也没有，后边都光的，还呲着牙，比白天我们看到的那些艾滋病人可怕多了，这是一个给我们印象比较深的，因为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个重症艾滋病人，然后还有一个呢，至今印象难忘的，尽管这个人现在都已经去世了，这两个人都应该已经去世了，都去世了，等我们再访艾滋病村时，他们都已经去世了。我现在要说的那个小伙子33岁，他的爱人和他的哥哥，都是艾滋病，也刚刚去世，他们家就剩他一个老母亲，还有他两个不懂事的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个人呢，那个时候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穿着毛衣棉袄，床前有一个吐满了污物的盆子，70多岁的老母亲呢，就睡在他身旁的一个小床上，这个儿子啊，不管白天晚上就浑身难受，他一难受的时候，他就要哭着叫他妈，他说，妈你拉住我呀，你可别让我跑了呀，所以这个老妈妈也是哭着说，我天天守着我这个儿子，我不能再失去他啦。刚才马丽讲的那个病人家里边，他是在倒气，就是后半夜还是满头大汗，一双儿女在身边，在那哭泣，老太太眼巴巴的望着自己的儿子，一进了这屋里边，他呼吸发出来那种刺鼻的异味，真是让人感觉有点呕吐啊，但是马丽还是勇敢的，举着话筒到跟前采访，所以都听到这些，看到这些，不管我们拿话筒，还是扛摄像机的，眼泪唰唰的往下流，抽泣着在完成我们的工作，所以一连几个小时下来，就在这种悲痛的心情之下，用我们的采访，用我们的摄像机，记录下来，真实的记录下来，这么一部分重症艾滋病人濒临死亡，生命危在旦夕的这么一个现状，这时候其实不光是对他们个人来说生命的离去，对他这个家庭来说也是一种家破人亡的一种摧毁。



主持人：这个时候是不是也特别感受到，除了从感情上来说，非常同情他们，非常悲痛之外，也特别感受到真的是要把这种情况去报道出来的重要性？



嘉  宾：对，觉得我们是真的来对了，而且比我们想像的，真是要严重的多，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是不信，或者是将信将疑，后来见到了，也知道该信啦，但是都没想到我们见到的情况，竞是这样的。



主持人：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克服了自己心理上的很多障碍，但拿到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可是依然不够，可能还是需要就像你们说的，可能会有障碍，但是还是需要这种范围比较广的，这种正面的去接触和采访，还是需要进村去采访，是吗？



嘉  宾：对，所以到第二天的白天，那我们还得在光天化日之下吧，得走进这个艾滋病村，走进这个艾滋病患者发病率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村子，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的了解艾滋病人的现状，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报道呢，更有力度还有深度，所以白天呢就进村，进村之前那个线人好心的提醒我们，说你们这次进村跟以往还不一样，夜访吧，相对来说比较秘密，就是别人都不知道，你们今天行动目标就很大啦，周围的很多人，很快的就会知道你们的行动，而且呢，这个村子的艾滋病人呢，确实是对记者的采访特别反感，他们就是像刚才老歧说的，把自己村子里面的姑娘嫁不出去，娶不到媳妇 ，菜卖不出去，劳力没人要，都归结于记者的报道和炒作。他说，你们一定要注意，如果要出点什么意外，也是后果不堪设想。



主持人：当时进了村的时候，什么感觉？



嘉  宾：紧张嘛，还是紧张。



主持人：其实每一次紧张都有不同的原因。



嘉  宾：对，进村的时候，走到村边我还吓他们，我说，这一次可不是像以往的采访，谁遇到咱们不满意啦，打咱们几拳，整咱们两下，这次如果让艾滋病人，要真是抓咱们一下，那可真是要得病啦，真是这样，这时心里也害怕。



主持人：就是这样的心情去进村，而且马丽刚才说的，有一些抵触情绪，那种客观原因的存在。



嘉  宾：对，敌视我们，但这一次我们不得不公开进村了。



主持人：因为如果我们不公开进村，我们采访的还比较片面。



嘉  宾：对，只是一些个别的，我们进到村里面，全面的铺开了展开调查，公开了，而且那时候我们也放心了，我们也不怕当地政府部门出来阻拦，或者你艾滋病人怎么阻拦我们，我们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一定要把这一块采访问题拿下来，所以既害怕又觉得勇敢，又想往上冲，这一天呢，等于是正面采访。



主持人：接触了多少艾滋病人？有没有一个统计？



嘉  宾：接触的至少有几十人，我觉得刚一进村以后，我认为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妇女抱着她丈夫的照片在那哭泣，然后那个线人就介绍说，这个人叫刘红叶，她也是个艾滋病携带者，她的丈夫也是因为艾滋病刚去世，她还要到那坟头上烧纸，这个给我震撼特别大，我就觉得怎么进了村里面，都这种感觉，很凄惨，很悲凉的，然后我们接着采访的时候，反映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我们就想了解，你们为什么当年要献血，要卖血。



主持人：他们的回答呢？



嘉  宾：他们说为了生活，为了生活，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穷，是国家级贫困县，我们靠种地根本养活不了自己，当年提倡的就是，把这个血液制品作为一种产业的时候，在农村县城到处都是采血的，所以他们就是纷纷进入到卖血的行列里，每个人拿出来自己的献血证，国家既然提倡献血光荣，那我们就是献血嘛，他们就把因为献血得上艾滋病， 传染上艾滋病这种原因，归结为政府或者是有些部门，现在献血得了艾滋病，你国家不管我们就不行，所以他们的情绪都特别激动，都有这个血本（献血证），那血本有的这么厚一沓。



你们村里都有多少人有这个献血证？哪一家都有，每一家都有这个献血证。你卖血都跑过多少地方？跑过多少地方，多，也不光我自己一个，俺这上蔡县哪一个村里的人都有，上海、乌鲁木齐、云南、广州……你卖过多少次血？卖血卖的多。你从多大开始卖血？从二十。 你卖血卖的多时候，一天能卖多少血？卖的多说不清了。你卖血都到过哪里？驻马店、郑州、新乡、哪地方都去。村里得这样病的人多吗？俺村吗，光死就死了好多人了。死几个了？死几十个人了。那都是啥时候死的呀？啥时候，就这不断的。今年有没有？今年有，死的多。今年死几个人？今年死的有十多个。去年呢？

去年死的也多。那死的这些人年龄都在多大？有30多的，有40多的，年龄大的没有。都是三、四十岁的？对，都是三 四十岁的。男的多还是女的多？男女差不多。



嘉  宾：因为他们当时这些人呢，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献血到现在十年，潜伏期已经开始到了发病期了，而且是爆发流行期，这时候他们整个村里面大大小小，当年只要是献过血的人，都开始不同程度显示出艾滋病症状，有的经常高烧，高烧不退，有的得各种疾病，然后造成卧床不起，丧失劳动力，很多一家人夫妻两口都是的， 有的母亲是，有的父亲是，有的是全家都是，包括孩子，像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丧失劳动力，他们最基本的治疗，就是医疗问题，生活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当地政府呢，又没有任何财力去管他们，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这个4岁的孩子呀，自打出生起就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一个艾滋病患者，在2001年的春天就已经去世啦，他的父亲就在外地打工，这个孩子就跟着爷爷奶奶过，4岁的孩子就给他放到地下，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就像1岁到2岁孩子那个样子，而且我们就逗逗他，跟他讲话，他怕生人嘛，然后一哭那个声音就跟猫叫一样，身体特别虚弱，就跟小猫叫声一样，这个奶奶也跟我们讲，这个奶奶呀，现在愁的不得了，你看妈妈没啦，现在爸爸也不在家，老两口呢，爷爷也说，他说，我都不去化验，因为我知道我肯定也是，但是我化验出来以后，又能怎么办呢？我要化验我知道了，我还怎么去照顾我这个小孙子呢？奶奶也说，我老鼠药我都买过，我都想喝，但邻居就给她夺下来了，说你不能死，你死了，你这个得病的小孙子怎么办呀？现在家庭很困难，我儿媳妇因为卖血引起了艾滋病，去年9月份，阴历9月份去世，丢下个孙子，我这个孙子也是艾滋病，现在望死不望活，我孙子一检查是艾滋病，现在我们两口心里很难过，都要喝药死，邻居一直劝，不叫死，

我一想那都是要死了，我那小孙子谁给我养活，他能活一天我都得给他尽量治，日子往下咋过，人亡家败。进村的那个沿途吧，就那地里真是的，大大小小的新的老的坟，一问都是艾滋病人去世以后，都埋在那里面。



主持人：当时是不是感觉心里面特别沉重？

蓝～小调

嘉  宾：是，觉得真是挺沉重的，而且觉得这个艾滋病魔，夺去了多少这样无辜的生命，其实想想农民他们，当时也就是为了脱贫，卖血换个钱，也不是说通过别的那个吸毒呀，不正当的手段得这样一个病，就是这么简单，为了生存。得了病以后都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有一家五口，四口人得病，有一家三口无一人幸免，我们去看的有几个院落，那都是人去屋空呀，整个那个院子都荒芜了，那个蒿草都长了一两尺高，那个情景特别凄凉特别悲惨，连他们村里当时那个卫生院，都是用了人家艾滋病这一家人，都死完了那个空房子，这些人就是对死看得很淡了，但是他对活的时候，一定要有个基本生存权和待遇，他们要求的比较强烈。



主持人：其实到这个时候，你们是不是会感觉到，对于这样高发的村来说，艾滋病已经不是一个疾病的问题，它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嘉  宾：对，不单单是一个疾病问题，疾病问题还可以治疗，可以救助，但是一旦发展成社会问题，

真的需要有关部门得重视，因为他们长期被疾病折磨，他们心里确实都扭曲，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得不到救助以后他们就悲观失望，甚至可以说绝望，那么在绝望之下呢，他们就产生了这种强烈的，要报复社会的这种心理。



主持人：总的来说，这个采访是非常的充实，非常的完整，刚才马丽也给我们说了，用了五天的时间，首次进入艾滋病高发村，那么这个报道是什么时候？你们是通过内参的形式发了？



嘉  宾：对，回来以后这个报道很快就发了，也就是回来以后一个多月以后吧，六月份吧，我们的“走进艾滋病村”，以“走进艾滋病村"为题，就在我们新华社的音像内参上送版，还有音像内    参，就在这两个音像期刊上刊发啦，刊发了以后就立刻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随后中宣部、民政部、卫生部，就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团，还带了一批关于艾滋病治疗方面的专家。



主持人：医学专家进入了艾滋病高发村，那之后你们后来又做了第二次，就再访艾滋病村，那个时候是什么时间？



嘉  宾：那到八月份了吧，八月底，八月二十八号，距离报道将近三个月之后，那个时候村里的状况，特别好。



主持人：好到什么程度？你说的特别好。



嘉  宾：就是我们当时进村的时候，那个卫生院，卫生所就是一家人去楼空，家里边的一个破房子，病人打吊针药水就在后边墙柱子上，人在破旧的架子车上躺着，这样救治，那个环境特别恶劣。但通过我们这个报道以后，国家卫生部专门有调查组去了解，然后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高度重视就是从财力、 人力、物力全方位的支持文楼村。从那个时候也开始，国家对整个文楼村的报道也是公开化了，又给他们建立了一个很漂亮的卫生所，本村的艾滋病病人免费打针吃药，同时呢，他们每个月能得到几袋面粉，可以帮助他们生活，解决了生活问题，医疗问题都可以不出村了，当时看了以后我们也是特别欣慰，他们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心理，就是心态方面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他们心态平和多了，情绪也稳定啦。现在政府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有药吃啦，我们也有粮食啦，我们哪儿也不去啦，就在家里。



主持人：这一些列报道之后，还会继续关注文楼村的一些状况吗？



嘉  宾：对，我们始终关注着，然后2003年2004年春节，我们都到那去看啦，2004年的春节，我们走到艾滋病人家里边以后，看到他们又是杀鸡又是宰鱼，生活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蒸馒头啊，过年的东西都准备的特别好，我们也给他们送上一些对联，门联啊，让他们欢欢喜喜的过年，整个人的那个精神状况情绪都特别稳定。



主持人：距第一次采访，已经有四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一系列的报道和采访之后，自己作为记者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嘉  宾：最深的感触，我就觉得有过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我愿意和所有的艾滋病人一起，同享一片蓝天，共享阳光灿烂。



主持人：歧晓锋呢？



嘉  宾：我觉得艾滋病人，他们是挣扎在生死线上，我希望各级政府，用实际行动来关注他们，让他们在有生之年，得到政府社会的关爱。



主持人：非常感谢两位接受我们的采访，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所有的人也和我一样，在分享两位记者职业精神当中，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东西，谢谢两位。

撕床单

终于看完了,以后鲜血,输血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