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问题涉及的问题异常复杂,在此,我只从历史渊源的角度分析。
要讲藏汉关系,就不得不先了解藏满关系,而要讲藏满关系,就必须要先说明藏蒙关系.
西藏,第一次被划入中华版图是在,是在13世纪的元朝,蒙古人的弯刀在亚洲腹地所向披靡.西藏很快表示愿意归附元帝国.在这之后,有一个人的名字和藏蒙关系紧紧相连.他就是密宗萨迦派,第五世法王----八思巴大师.八思巴幼年就表现出对佛法超越常人的领悟能力,7岁时就能诵经数十万言,并通其大义,且一学即悟,在西藏被称之为圣童.9岁登狮子台说法并具足各种神通.1253年,忽必烈夫妇,被八思巴渊博的学识,谦虚的美德所折服,拜年仅18岁的八思巴为师,并授了金刚乘密法罐顶.
而真正为八思巴在蒙古宫廷和百官心中确立不可动摇的地位的事件是这一年他与噶玛巴希的斗法.据蒙古政教史(蒙古正史)记载:在上都王宫,忽必烈率众臣观看两位佛教大宗师的较量.只见高僧噶玛巴希示现悬浮空中,结跏趺坐,轻松的做着各种高难度瑜伽动作,又突然从殿中的一块巨大岩石悄然穿过.在种种不可思议的表演结束之后,噶玛巴希向忽必烈君臣致礼谢幕,众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在一旁闭目养神的八思巴上师.八思巴不紧不慢的起身,在大殿中央坐定.突然全身倏的自断成5截,每截肢体分别幻化成1尊佛像,众臣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正当目瞪口呆之时,众佛像合五为一变成一尊和八思巴等身的佛像,而后还原成八思巴的肉身模样.噶玛巴希一语不发,向忽必烈告辞离去,忽必烈欲留其在左右,他不愿意,不久便离开.
如果说这次斗法让八思巴在蒙古贵族中站稳了脚跟的话,紧接着的发生的,与道家的佛道之争,让八思巴在民间也同样扬名立万.1255年忽必烈在西京道场,举行御前无遮辩论会,由长春子邱处机所率领的22人道家辩论团对阵上师八思巴.结果八思巴以深湛的学识,毫无滞碍的辩才将道长们驳的哑口无言,俯首认输.更加让邱真人无地自容的是,22人中的17人,当即表示愿意披剃出家为僧.忽必烈遂颁诏,敕令天下道家归还抢占的佛刹.
1260年忽必烈颁布诏书,封八思巴为国师,奉佛教为国教,此时蒙古各部对佛教的信仰已经深入人心,根深蒂固.1267年,八思巴以西藏文为坯为蒙古创制完成了蒙古新字,奉献给忽必烈,于是忽必烈下诏,规定新字为国书,颁行于全国,用它来释写一切文字,蒙古人第一次有了本民族的文字,这就是著名的八思巴文.
1280年八思巴圆寂,忽必烈诏文谥曰: 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此时在蒙人心中,已经对密宗上师八思巴已敬若天神,加之共同的佛教信仰,藏蒙关系也变得格外亲密.这种关系一直延续致满清时期.
清太宗皇太极也正是看到了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广泛的影响和清廷未来入住中原的战略需求,弃萨满教而改信佛教,欲与西藏结盟,利用藏传佛教,安定蒙古诸部.释去北顾之忧.清实录,太宗卷载:天聪9年(1635年),皇太极从察哈尔墨尔根喇嘛处,得到当年八思巴用千金所铸的护法神摩诃伽喇金佛像,在沈阳修建了实圣寺,之后遣特使致函达赖,班禅喇嘛,据太宗卷三十八记载,在信中,皇太极态度极为恭敬虔诚，言辞恳切热情，表现出结好的诚意和决心.
在满清取得全国政权之后,藏满的特殊关系在原有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强化，尤其是康雍乾三朝，审时度势，不失时机，推崇藏传佛教。从原来的结盟,变成了一个联合体.其形式极为独特.
如果有谁去过雍和宫，现在还能看到当年乾隆皇帝身穿袈裟在宫内做佛事的蜡像。
在这里要说明的两点是: 一是金瓶掣签,二是驻藏大臣.
金瓶掣签只是由外部权威势力协助解决教内权力纠纷的手段.与行政管辖无涉.例如,我家庭内部有纷争,而请居委会大妈来调解,能据此就说,我家受居委会大妈的管制么,乃至断言我家是居委会大妈的附属部分么?这是无知还是蓄意歪曲事实的诡辩?驻藏大臣也并非如白皮书所编造的那样,是平定准格尔叛乱后，设置的管理西藏的最高行政长官，而是在平定西藏的属国尼泊尔叛乱后，为今后平定类似叛乱的方便而派驻西藏的联络钦差。他的地位远不及一个殖民地的总督，类似于驻文莱的英国大使。可以参知与会办西藏的军政外交事务。事实上，驻藏大臣从未拥有过西藏的政务和军务的任何管辖权。他所统辖的川军与清军，是由清廷供养而并非由西藏政府供养的外部部队。而这只军队的名义不过是驻藏大臣的卫队。难道因为美国在欧洲有驻军，欧洲各国的主权就会因此而发生转移么？
如果从西藏按照自己的方式选择国家元首（活佛转世）和行政机构，并以自己的方式和意愿实行统治以及拥有自己的军队并由自己的政府指挥这些军队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西藏无疑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至少说，也是一个附庸国，即便如此，他依然有脱离宗主国的权力。
这是事实，对于事实，我们只有老实承认，并且充分尊重对方的权力，争取保持一种信任的联合自治体，从而保留住这份主权。
西藏的特殊地位表现在,他虽未丧失主权,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并不独立,但又不是殖民地或者行政省他既不象主权国家那样完全自己照管自己,又不象中国的一个省那样由朝廷派官治理.而是,在内部治理完全自主的情况下把对外的主权和清廷联合为一体,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这句话是不错的,但是这是一句不完整的话,这句话存在的前提是,或者说这里的中国是指一个联合体,而非是象现在这样中共的家天下,一言堂.
这种特殊的联合体,在世界上没有先例,作为佐证.只能说部分的与英联邦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相同的是人民认同同一个国家(英国)的同时,又认同于各自独立.联合是自愿的,不自愿时有权分裂.不同的是:英国是通过国王的合并确立了国家主权的合并.而西藏和清廷则是通过最高统治权的相互参与构成了实际上的主权联合体.
清军和他的继承者,按照协议和管理,只有在达赖喇嘛提出要求时才派兵入藏,并在完成确定的任务后立刻返回四川,青海等省.形式上没有常驻西藏的军队,只有一支名义上是驻藏大臣卫队的川军驻在拉萨指定的兵营里.
一方面清廷部分和不经常的负责西藏的对外以及军务的安全,包括平叛等责任,另一方面,以达赖喇嘛为首的佛教势力,则担任着清帝国以共同信仰维护整个民族统一的重任.达赖喇嘛出任帝国国教的最高精神领袖.在当时清帝国一半以上的领土上 (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缅甸一部分以及内外蒙古，甚至到俄罗斯远东地区) 以达赖喇嘛为首的佛教势力有着比皇帝还大的民间影响力。
而佛教则为维持中国在历史上最大的版图（大于现在的俄罗斯）的主要支柱之一。反过来，清廷用军事力量和每年供养的大量财富维持了达赖喇嘛在西藏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并维护了比现在大得多的领土主权。
在这种联合中，双方获得的好处是显而易见乃至已经不能用巨大来形容了。也正是因为各自成为对方的存在条件，这种双头共生关系才使得这种联合异常的稳固和持久。
在这种关系中为防止宗教领袖的影响力和自由度超越世俗皇帝，导致双方关系的不平衡，则通过代表皇帝的驻藏大臣，金瓶掣签和每年内地向西藏输送的大量供养等措施来作为抹平差异，维持平衡的主要措施.这一格局一直维系到清末民初，双方的关系仍然极其巩固，所以，西藏才没有像朝鲜，越南，老挝，缅甸，蒙古那样在外国的或威逼利诱或军事干预之下从中国分裂出去，甚至与，在英军占领首府拉萨的情况下也未动摇过与中国同命运的立场。
在这我讲插播一则趣闻，当初英国企图让西藏独立，乃至殖民化，从印度境内强行向西藏修铁路，西藏当局无力阻止，当时西藏各教派，尤其是黄教修习一种金刚亥母法，据说当时，全西藏的喇嘛一起跳亥母法，希望亥母加持不要让英国修成铁路，结果，据当地的人描述，当时就看到从喜马拉雅山上跑下来一只超级大山猪，一冲就把英国修造的铁路冲的无影无踪，最终英国只好作罢，打消了修铁路的计划。
由此可见，西藏没有独立的传统，如果真的要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民初的时候，军阀割据的时候 ，乃至民国时期的30年代，北有满洲国，南有共匪江西共和国，外带个正牌的中华民国，这种混乱的局面下，西藏都不曾独立，乃至无论是民国的历史中还是外国的历史中，当时的各种报章记录中，从来就没有藏独这个词。
从这点看，西藏是相当对得起中国了，
其主要原因，就是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自愿联合比其他任何形式的合并都更符合人类社会的规律，都更加人性化。
西藏与中国在49年以前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种没有军事占领和行政管辖而完全依靠自主的愿望和民族自决的基础上的联合。因此是牢固的。从清末到民国的这近百年间，虽然中国由于虚弱，没有尽到保卫西藏安全的责任，但达赖喇嘛政府始终信守条约，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主权联合的事。始终都是对的起中国的。倘若真友谊分裂，在中国内乱的，列强极力怂恿独立之时，他可以毫不费力的从中国分裂出去，就像外蒙那样。而白皮书上说的从未有人承认过西藏是独立的国家并不准确。英国在统治印度的西姆拉会议期间，曾经正式给西藏留了一个独立国家的席位，试图以不正规的方式使西藏独立成为既定事实。但是达赖喇嘛拒绝了这种待遇，才未获成功。特别是当时中国政府长期没有履行义务，西藏的大片领土被侵占蚕食的情况下，这种立场尤其显得难能可贵。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西藏和中国的关系疏远了，一方面中国步入现代社会，佛教的维系力已经渐渐衰弱。另一方面中国本身积弱多年，已无力西顾，源自中国的军事援助变成难以指望的了。第三则是西藏与中国的市场联系逐渐的为英印产品所破坏。再就是中华文化体系已丧失了对周边文化体系的优势，减弱了对藏民的吸引力。这一疏远过程首先起源于民间，其次才是政府间，而其中心理的疏远更大于其它方面的疏远。在藏民族人心目中，狡诈无信的汉人形象（主要是四川和西北人）取代了同盟者和保护者的形象，而在自以为开化和进步的汉人心目中，落后愚昧野蛮的形象取代了活佛的弟子的高贵形象。这种彼此的歧视和蔑视虽然没有造成立即分裂的结果，但却给后来的仇杀和将来可能的分裂埋下了种子。
早在40年代，西藏上层的统治集团已在酝酿社会制度的改革，但他们希望的是像印度那类型的社会制度 以及温和而充满佛教色彩的改革，按照惯例，他们希望的是由他们自己来改，而不希望由外部势力的汉人来改他们，国民党政府充分尊重了这点，因此国民党对藏关系是比较成功的，更不希望以打“土豪”分田地，屠杀阶级异己分子的革命方式，这些不仅仅是上层集团的意思，更是全社会的意志。所谓什么翻身农奴盼望共产党纯属胡说八道。正是因为中共派人（牙含章，平措汪阶）首先去煽动农奴暴动，起义，不但没有取得任何藏人的响应，还使西藏上层集团颁布了逐汉令，当时驱逐了以平措汪阶为首的西藏共产党。这些外交措施恰好说明西藏在当时完全行使着包括外交与国防在内的主权。被驱逐的川军和藏共是通过外交途径被安排从印度绕道回国的。
当时中共正处于鼎盛时期，和所有的共产党一样，党的利益和主义的扩张高于一切,根本不尊重主权和民族自决权.于是共产党有了口实对西藏用兵,昌都战役,士气正盛的解放军轻易击败了完全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藏人军队.最终和中共签订了城下之盟也就是众所周知的17条.如果17条可以切实坚持下去,那么西藏很可能并不致成为中国的一大头疼问题,藏族本就是个重信义,守本分的民族,没什么花花肠子.
但中国的近代史，总是一连串遗憾的集合,随着朝鲜战争的胜利以及国民经济恢复的初见成效,中共的领导层自大的心理开始膨胀,在各方面都开始忘乎所以.在内地大跃进和极左路线的同时,对西藏的决策上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以加快民主改革为名,开始把社会主义改造强行推广到西藏,首先在实际上撕毁了17条,西藏的自治成了一纸空谈.
随之而来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给生活资料本就不算富庶的西藏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十世班禅喇嘛,却吉坚赞在给北京当局上的七万言书中指出,西藏在实行人民公社制以后,每个藏民只剩下一身衣,一床被褥,一碗一筷三样私有产品,很多人吃不饱,不少人家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他回西藏时,很多藏民拦着他长跪不起,流泪向他唉呼: 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我雪域之人灭亡.
就是这封7万言书,给班禅喇嘛招来了10年的牢狱之灾,并且在疯狂的年代,被红卫兵拉出去强灌大便.这是对西藏和密宗佛教何等的亵渎?!
1958年,由于部分藏民抵制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带来的灾害,不少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1959年在毛亲自指示下,解放军开枪镇压藏民,在冲突中,数万人伤亡.中共抓捕了大量自治区官员,取消了西藏地方政府.3月10日达赖喇嘛带领部分政府人员以及10万追随的民众,逃出西藏,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建立了流亡政府.
这就是中共所说的,59年武装叛乱,而国际上普遍称之为中共对西藏的武装入侵.从而触发了,西藏各阶层人民对中共高压政策的强烈不满,在反抗外族异教的口号下,爆发了反抗极左政策的人民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以及之后的时期,藏汉两族相互的歧视和蔑视的心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军队滥杀无辜,加剧民族隔阂,推动民族独立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使藏人逐渐意识到,共产党打算继续以往的所作所为,不独立怎么能脱离这水深火热之中呢,双方的对立的调门和口吻也是越来越激烈.至此,原本是一个联合与自治的问题,被中共活生生的逼成了统一与独立的问题.过分的强调主权和对西藏的管辖权,恰恰是不利于联合而有利于分裂.联合的好处是如此明显,而分裂的理由也是同样有力.
本文以一则历史故事作为结尾.
公元310年,西晋帝国因八王之乱而国势衰微,北方胡人趁机入寇中原.天下顿时大乱,全国陷入混战局面.最终,西晋帝国,两京陷落,皇帝司马业,被俘遇害.
于是,琅玡王司马睿在江南被拥立为帝,史称东晋.这时在北方,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军事集团,其首领就是 六夷大都督 车骑大将军 大单于----姚弋仲.他在临终之时,谆谆教导他的儿子姚襄,回归东晋帝国,姚襄秉承父亲的遗命,带着老父的灵柩,率6万虎狼之师及追随他的民众,从北向南,不畏险阻,一路打到江南,投奔东晋.一心一意为晋国效力.然而他的实力,却遭到了晋国当权集团的猜忌与嫉妒.以殷浩为首的当权派,对外虽然没什么能力,但是对内化友为敌的本领却是相当的杰出,(无数史实都证明着,并且一直在继续证明,这样一条定律:凡是一个对外无能的政府,往往对内精于化友为敌.)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刺杀行动失败之后,竟然公然派军企图偷袭姚襄.无奈报效祖国的英雄眼泪,也洗不尽心灵所受的创伤.姚襄走投无路率军北返.姚襄先生北上之时,距南下之日,仅三年的时间.短短三年岁月,殷浩先生就把个忠心耿耿的劲旅逼反.这种悲哀,盈满史册,翻翻资治通鉴,战国策,比比皆是.现在藏人的遭遇又为之填上了浓重的一笔. |
发表于 2010-10-28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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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28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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