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建海：破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格局（绝对的好文，就是有点长）

ghyhj

（2007年9月22日下午于北大资源宾馆“乌有之乡”书社）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讲座。我们很高兴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老师来做这次讲座，题目是《破解中国经济大格局》，关于我们国家在经济方面有很多很奇怪的现象，这么多年来经济飞速发展，但是我们国家还是有很多问题。最近这几年宏观调控，政府出台了很多措施，但是我们国家房地产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我们今天就请了曹老师做深入的分析，下面欢迎曹老师。
　　 曹建海：非常感谢主持人，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探讨中国经济问题。我希望通过这次演讲，为大家比较粗线条地勾画和解剖一下中国经济。我们知道，经济、政治、社会是很难区分的，但是今天我侧重从经济方面来解剖。所谓经济，就是物质生产消费活动。当然，生产以及产品分配之后形成的不同阶层、群落的人群，就形成了社会；经济当中的不同分配、生产资料的占有，决定了人们的地位的不同、发言权的不同、决策权的不同，也影响下一阶段的分配。所以，经济与政治也是紧密相关的。经济问题一般说来不能脱离政治和社会，分析经济问题就要站在政治、社会等更为全面的角度，这是我的一个粗浅看法。
　　 今天我的演讲主要分五个方面来讲：第一个问题，GDP增长的诱惑及其破译；第二，中国的资源配置问题。目前整个中国的资源配置，我认为出了大问题，对这些大问题需要做一个解剖；第三，从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方面，特别是中国的对外经济方面分析一下我们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第四个问题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问题，特别是中国的虚拟经济发展及其后续阶段存在的问题。由于中国这样一系列的资源配置及经济发展当中的产品分配，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四大阶层，这已经涉及到社会和政治问题了，形成了明显不平等的四大阶层，这是我要讲的第五个问题。第六，破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这个建议离实际的可行性，差距还很大。大家如果认为有道理，就可以呼吁，使我们的局面得到改变。

一篇分析极为透彻的好文，一个令人非常敬佩的好人。

[ 本帖最后由 ghyhj 于 2007-11-19 21:08 编辑 ]

ghyhj

一、中国GDP增长的诱惑及症结破译
　　
　　1、GDP核算的本来意义及其致命缺陷
　　
　　 GDP的增长的概念现在非常普及了，这就是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概念最初是从联合国制定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过来的。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各个国家统计都是用国民收入来统计的，用的是国民生产总值。后来因为全球化，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合资企业越来越多，而且合资企业的股票许多是上市的，上市以后股权比例随时在变动。你分析你这个国家民族的人，他拥有的财富，每个时期增加了多少，在这个企业中占了多少，往往就非常困难。后来就有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就是说在这个国家区域之内生产了多少，不管谁生产的，都统一起来。有了这样一个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概念，GDP增长就成了整个中国的一个国家政策了，GDP增长就成了中国的重中之重了。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以GDP增长为中心。只要有利于GDP增长的，就一定是有利于国力增强的，一定是有利于人民生活提高的。这“三个有利于”，最后以GDP增长来概括的。因为GDP不仅表现为总量增长，总量增长就是人均增长了。只要是人均增长、总量增长，就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但是实际上“三个有利于”在GDP分配不合理的情况下可能并不一致。如果这个蛋糕做大了，大家得到发展，就是都能从增大的蛋糕中得到好处。蛋糕做大了，肯定经济发展了，国力肯定增强了。每个人只要缴纳一定数额的军费，那这个国家的国力就会很大，人民生活水平就提高了；如果GDP分配非常不合理，这个蛋糕做得很大，90%多都被1-2%的人拿走了，被极少数人拿走了，剩下的人拿的比过去蛋糕小的时候还少。蛋糕小的时候分配比较公平，人数越多分的越少；现在蛋糕做得大了，但是只有少数人把大多数的产品拿走了，绝大多数分的比过去还少了。为什么还少？现在只要说穷人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过去了，好多人就非常反对。比如说现在都能吃到肉了，都能吃到大米了。但是有两个方面是不如过去的，比如说教育，起码教育比不上66年之前。过去的教育基本上是免费的，对出身不好的人来讲，那时候没有机会升学，但是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讲，那是免费教育的。现在的教育已经没有免费的了，已经是教育市场化了。我们大学都企业化了，经济利益成了大学的追求目标了。表现上大学还要出大师、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好的学生。但这只是一个幌子，大学的内在追求，变成了对利润的最大化。现在一些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赚了很多钱，大学的建筑越来越好，大学的校长整天可以出国旅游，花销很大，实际都是由纳税人和学生的学费在支持他们的挥霍。这样的话，现在上学的代价非常大了。很多人的孩子只要一考上大学，就意味着他过去积累的财富不够孩子来上学的，就要脱富致贫。因为本来应该用于吃穿、医疗的费用，全部是投到大学里了。大学校长可以进行自主分配，权力很大。至于花销，可以以课题的方式、各种公款消费的方式、老师的福利方式进行分配了，甚至可以用于大学建设的五星级宾馆。这就是教育市场化，实际上现在的教育，比过去花销大得多了。
　　 现在对穷人来讲，一旦得了重病，比如日益常见的癌症，就意味着家庭在经济上肯定要破产了。这一点比起过去来讲，应该说是远远不如的。即便我们现在能吃到肉了，平均比过去吃得多了，这点是变好了。但这种好转很大程度上是时代发展、科技进步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市场化。如果要讨论市场化的贡献，我们就需要弄清楚，现在我们大家吃的东西当中，有多少是合格的？如果说合格的才能拿到市场上卖，那现在还算不算物质极大丰富了？！现在致癌的、有毒的、有害的东西，大量地摆到货架上了，这也算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吗？所以说，要进行综合的分析。为什么货架上摆上那些东西？摆上这些东西，不是为了让你吃好吃饱的，是为了他们赚钱的！这些市场化把人的本性中的自私的一面发掘出来了，这样能创造GDP，表面上显得很有活力。但是，大家吃了他们生产的东西之后就得癌症了，得了癌症经济上就破产了，而且还要痛苦而死。这就是按过去说的遭报应了，因为你上辈子做了坏事了，现在得了癌症了。现在很多老百姓都受到这种报应了，这就是市场化的结果。
　　 GDP核算的本意事什么？我们国家现在GDP逐年增长，增长速度几乎不可控制。但事情大家注意，这里面有很大的部分，就是刚才我讲的有毒有害的东西，都统一计算在里面了。现在各级政府官员一门心思、一心一意，就是要上GDP指标。昨天（9月21日）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播中国》栏目做了一期关于“节能减排”的嘉宾。国务院提出在“十一五”时期，全国单位GDP的能耗要下降20%，总排放到“十一五”末比“十五”末减少10%。对于第一个目标，我觉得目前对于一些地方政府来讲，实现并不困难。因为在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这个目标实现并没有什么困难。即使按照同比价格口径核算，但考虑到有一大批GDP核算项目是没有价格限定的，比如说IT服务行业这部分，比如说固定资产投资这部分，是以实际投资来核算的。像土地投资，只要把土地价格抬起来了，有人买走了，这肯定属于房地产投资，是固定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房地产投资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全国占到20%左右，北京市占到50%、60%，占到全国最高的比例。所以，只要把土地价格抬起来了，还会有人哄抢。现在大型开发商一直在囤地，他一买到手上，房地产投资就涨起来了，固定资产投资也就涨起来了，物价当然也会跟着涨起来，这样GDP增长也就很快增长起来。
　　 你不用增加什么产能，不用增加什么产品产出，GDP就会快速增长的。所以现在地方政府有非常好的办法，只要把土地抬起来GDP就增长。如果总的能耗不变的话，单位能耗就降下来了，这个目标就实现了，地方政府又拿到钱了。所以这既完成了政治任务，又赚到了钱，确实是非常聪明的办法。所以这个GDP核算存在的很多问题。
　　 我今年6月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那是密苏里州的一个小城市圣路易斯市。那个城市几乎没有出租车，因为人比较少，而且几乎家家户户个人都有车，人们都是自驾车的。到哪儿都得开车，不开车不行。在中国我们做不到人人都有车，很多人出去需要坐出租车，坐公交车，坐城铁。所以中国一些城市的运输业创造的GDP，要远高于美国的圣路易斯人均运输业创造的GDP。和美国相比，美国的“行”是自己解决了，运输业的GDP统计是接近于零的；而在我们国家，因为很多人没有条件自驾车，“行”的问题是通过运输企业创造的GDP来体现的，人均运输业GDP可能远远高于美国的城镇。但是，你的“行”比美国解决得好吗？我看，我们还远远比不上人家！所以这个GDP统计有时候带有蒙蔽性——因为在美国，人家不需要市场化这部分，这部分自己就解决了。而在中国，由于你落后，不得不市场化，不得不企业化，所以市场化有的时候是落后的表现。（好像忽略了车还是要买来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国家人人有房住，老百姓安居乐业应该很幸福的；另外一个国家可能很多人没房住，可能大部分人的房子被抢占了，就像现在我们一些地方一样，房子被拆迁了，被抢占了，只能去租。那这个国家房租的收入，就会远远大于前面那个安居乐业的国家。因为自己住自己房子的所谓“租金”，是难统计在GDP里边的，一般是不统计的。当然现在在核定物价里面也提到虚拟房租的概念。只是用来核定房租，核定物价上涨指数的。现在老百姓没有房子，只能到一个地主家里租房子，这个国家的GDP就上来了。由于房租表现为拥有住房居民的收入，所以人均在住房方面的GDP，要大于安居乐业的国家。这样的比较，实际上GDP高的国家，老百姓是非常不幸福的；反过来在住房方面GDP低的国家，老百姓反过来是非常幸福的。谁的物质生活水平高呢？很显然是GDP低的国家居民居住生活水平高。
　　 这样一看GDP的统计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中国现在对GDP核算如此得津津乐道呢？GDP统计里面有很多的部分，比如老百姓认为住房价格上涨的部分应该算到物价上涨里面，为什么国家统计局就不能认可呢？国家统计局说住房属于投资品，不属于消费品。为什么住房属于投资品呢？很多人就不理解。投资品就应该叫厂房，应该叫办公楼，不应该叫住房。住房是用来住的，如果住房是用来投资的就别叫住房了。为什么住房属于投资品？相应的跟住房相似的是汽车，汽车就是属于消费品。为什么汽车属于消费品，而住房就属于投资品！这两个又如何区分？住房和厂房算投资品，他们在建筑上确实有相似性。但是怎么来区分汽车呢？实际上联合国统计的时候主要考虑到，又是刚才我讲的道理。有的国家安居乐业，人人有房住；有的国家可能人人没房住，都只好去地主那儿租房子。租房子的国家就体现出住房的投资品属性了，因为他是用来经营的，是固定资产投资。这个国家GDP算得比安居乐业的还要高，那么安居乐业国家的居民的生活水平就被低估了。为了公平，为了可以互相比较，那安居乐业的国家老百姓自己住自己房子的，我也给你算房租，把房租算出来，加到你的GDP里面，这样跟这个国家可以比较了。你自己住自己的房子，我也给你算虚拟房租，自己买来的房子多少钱，可以把租金算出来，你自己租自己的。在另外一个国家，租房子是真正掏钱的，在安居乐业的国家，你没有掏钱，但把它创造的GDP计算并加进去了，这样就与地主的房子有相似性了。
　　 正是基于这种国际比较，住房才被当成了一个投资品。而住房本身，却实实在在的，谁都认为是消费品。实际上，在公众的眼里，住房之所以具有投资的意义，是有的时候因为价值变动比较大，因而具有理财投资的概念。理财投资和真正的投资是两个概念。理财投资是做房契、地契、股票这种交易，不涉及到实体经济。现在我们简单地把住房这个实实在在的消费品，也当成投资品了。这样的话，就使我们GDP核算建立在一个不符合实际的基础上了。住房这个东西，目前我们统计局一直说就是投资品，但是不限于国与国之间GDP核算的比较。既然住房是投资品，你买房的时候为什么以消费信贷的方式来贷款？由于很多人都用住房进行投资，出租的房源一场充分，所以目前中国的房租涨特别慢。这就导致现在中国CPI统计的奇怪的稳定——不管老百姓感觉到的物价怎么涨，CPI统计一直是不涨的，或者涨得异乎寻常的慢！特别是住房这部分，任由住房价格怎么涨，住房消费部分的物价水平就是稳定的，房租是几乎是不涨的！为什么中国的房租不涨？很简单，空房子太多了。我认为现在开发商开发的房子越多，中国的房租越涨不起来。中国的房价涨得越多，暴利推动下的房地产开发商开发的房子就越多，房子越多，空的就越多，房租越涨不起来。所以说地价越高，房价越高，他越有开发动力，开发的楼盘就比什么时候都多；但是楼盘越多，房租越涨不起来，这样物价的这部分就永远涨不了。
　　 即使是虚拟房租这部分的统计，我们看国家统计局，自住住房这块也是2%、3%的增长速度，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自己买回来很贵的房子，如果折算成租金的话，绝对不是2%、3%的增长速度，而且现在大部分的人是自住房，大约有70%、80%的人是自住的，是用虚拟房租来计算的。虚拟房租是建立在房价的基础上的，只有少数人在社会上租房子，是按照市场上的租金来衡量增长幅度。只有这样你才能很好地衡量物价上涨。所以中国现在就走入这样一个误区了，对统计部门来讲，对政府部门来讲，房屋开发的越多，物价增长幅度就是低的，因为房租这块就涨不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也说明我们目前的GDP统计存在巨大的弊病。所以说依靠这个统计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已经完全脱离实际了，并不符合“三个有利于”。“三个有利于”当中前两个“有利于”，有利于GDP增长的，有利于国力增强的，偏偏是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所以三个有利于应该区分，头两个是后一个的手段。现在我们是为手段而手段了，目的丢掉了。你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水平提高吗？！现在为了GDP，不惜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不惜让老百姓过上水深火热的日子，这种GDP已经毫无社会意义了。所以现在我们对有害的GDP，我的观点就是，对于有害的创造GDP的产业，我们不仅不能扶植，而要坚决铲除。比如房地产这个行业，专门以掠夺公众财富为盈利模式。为什么现在SOHO中国这样的企业到香港都很受欢迎，都很愿意买这样的股票，难道不知道这样的企业就是没有什么长久性吗？但是最近经过研究，我发现人人都想当掠夺者，人人都希望分享开发商在中国掠夺财富的能力。一般而言，香港的股民没有这样的掠夺能力，但是一旦当了股东，就可以跟着大股东一起掠夺公众财富了。至于股价跌下来怎么办？他们认为股票流动性很大，随时可以抛掉。所以明明知道这样的企业没有未来，不是长久的商业模式，但是在股市上竟然非常火爆。
　　 在中国的深圳、上海两市，同样是这样的道理。这么多的房地产企业，股票价格居高不下，而且市盈率大部分超过100倍。就是说，即使这些企业每年获得的盈利全部分配，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也要100年才能收回投资成本！你认为这样的企业能掠夺一百年吗？这样的企业能持久一百年吗？但是股价炒得非常高。所以这里的核心在于，人们都知道我没有开发商那种核心资源，但是一旦入股，成了股东，我也可以跟着他从中受益。所以这是站在投资者的立场上的。一方面很多人是住房的受害人，但是希望通过开发企业的股东参与一部分财富的转移，这是非常矛盾的。
　　 这样看GDP核算存在着的弊病，根本不可能反映我们真正的生活水平。刚才我与韩德强教授讨论到，我们真实的经济应该分三个部分：除了政府经济、市场经济之外还有一大块经济，就是家庭互助活动和自主经济活动。不同于商务活动，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互相帮忙是不花钱的，但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帮助；你叫别人帮助是就要给钱的，这种帮助就是物质财富。另外，现实生活中很多活是你自己亲自干的，例如搞对象、农村盖房子都是自己干的，甚至不需要请人，这也是物质生产活动。但这些一般不统计在GDP里面，因为他没有体现为交易。所以这样的GDP统计就不是真实的。我们一般统计的只是可交易的部分，交易部分就是市场经济。究竟什么是市场经济？一般来讲就是企业和公众之间发生交易的经济叫市场经济。一般的情况，企业作为供应方生产的产品和劳务不是自用的，是拿来卖的，这部分是市场经济。还有一部分是政府经济、公共经济，政府税收之后再进行再分配，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防、安全、政府经济活动，甚至政府企业的经济活动，这些都是公共经济。所以真正的经济又分为三个部分：公共经济、企业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第三个部分就是家务活动，即家庭的经济活动。家庭的经济活动为是家庭成员服务的，不是指拿来卖的。像农民种了地产了粮食拿来卖，这部分是市场经济；但是为家庭成员自用的这部分，以及自己做自己的事，像美国的自驾车，本来在中国是出租车的，但在美国是自驾车，这部分不是统计在GDP里面的。没有统计这一部分，那你的GDP并没有反映真实的物质生活水平。所以说我们现在经济学家研究的经济就是研究不包含家庭活动、自主活动的经济。就是刚才讲的，公共经济假如是头，市场经济是身子，家庭活动这部分、自主经济活动就是属于腿部。我们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都是无腿的畸形经济，是并不符合真实的情况。（觉得还是不应该将家庭活动单独来举出来，毕竟所谓的家庭自主经济活动是来源于市场经济的，而属于社会范畴的的活动本身与子并无多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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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GDP增长中的分配诱惑
　　
　　 以上就是对GDP统计核算存在致命的毛病。这样有毛病的东西，被我们国家拿来大量地宣传、推动。认为只要认为GDP上来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认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GDP增长就是硬道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目前在GDP分配里面，特权阶层和富豪把大部分拿走，所以他能从增长当中可以得到很多好处；而普通公众在GDP增长当中，现在看来拿的越来越少，份额越来越低，人均越来越少。现在表面上是人均工资增长速度多快多快，但是普通的老百姓感受不到。为什么？因为像黄光裕这样的富每年至少可以挣一百个亿，而大多数人一年只能挣一万块钱，但是平均也下来是很高的。因为穷人被富豪平均了。目前富豪在中国开始大量存在，像中央电视台二套就是专门为他们服务的。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富豪的出现，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可以带动大家共同致富。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是多么错误、多么幼稚！
　　 简单地计算一下，一个富豪的出现，有多少人不能就业了？有多少人不能致富了？财富只有这么大，他都拿走了，剩下的人自然就什么也没有了！其实很简单的道理，讲蛋糕越做越大，但是蛋糕的分配是客观存在的，就是因为富豪把大部分拿走了，所以导致了很多人贫困。所以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中国目前的贪官、特权阶层、富豪阶层的存在，就是很多穷人产生的原因，就是穷人不能致富的原因。这是我长期观察的一个结果，当然很多人不会赞同这个观点，特别是官员们绝对不会赞同。官员觉得中国目前的时代就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为什么伟大？因为权利很大，可调配的资源很多，责任很小，几乎没有责任，生活非常舒适。所以他认为这个时代非常好。很多主流经济学家也认为当前这个时代非常好，非常完美，最好再有30年稳定。茅于轼就说了，最好再有30年，那时的中国就更强大了。我不能想象他所说的强大方式，更不能确定这种格局还能不能再坚持30年。
　　 现在看来关键的是，在GDP增长过程当中，目前的分配格局是什么样的？像我们有GDP结构分析，国家统计局有一个“投入-产出表”，上面有GDP的结构分解。这里面分了四个部分，生产增加值里面有一部分是工资，就是劳动者报酬，一部分是机器设备折旧，一部分是生产税，一部分是企业利润，分为了这四个部分。劳动的报酬，现在看93年到2005年。劳动者报酬在GDP占的比重，93年是50.6%，96年最高，达到53.4%，这是工资占GDP的比重。从93年以后基本是下降的趋势，到2005年以后工资在GDP中的份额下降到41.4%。请注意41.4%里面，其中管理人员拿走了大部分，还有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就是高薪者拿走了大部分。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现在都愿意改制，改制之后可以持有股票，另外薪水可以大幅度提高。像国资银行的薪水，现在动不动都是几百万。一个部长，在政治上没有前途了，可以到一个企业去当一个什么监事会主席，薪水可以达到将近一百万。所以高薪实际上跟普通工人也平均了。另外薪水里面还有一大块，我们富豪都在企业担任着董事长的职务，一大部分薪水也在这里面包含了，他也必须开工资。他如果不开工资也没关系，他什么钱都可以在公司里报销，实际上他开工资纯粹是应付税务局的。税务局说你怎么没工资？你没工资怎么花消，怎么消费？他不信，那样就有麻烦！所以一定要开工资，每个月开几万块钱，有的还要多开一些。因为这笔钱毕竟拿着比较合法，开了之后要交个人所得税。如果富豪都不交税，那税务局肯定要找你的麻烦。当然有的人开的高，有的人开的低。特别是股份制的公司里面，大股东给自己开的一般是比较高的，自己的工资开的高，还可以占小股东的便宜。所以说在上市公司里面，私人控股的公司，他的工资开的肯定是特别高的，开个几百万、上千万都是很正常的，这个工资也在前面的GDP结构中的劳动者报酬里面。高薪者和管理人员的工资占劳动者报酬多大比例，目前没有统计的数据，但是我们可以到企业里面做个案的研究。企业里面管理人员和老板，一般老板都是管理人员，他拿工资到底拿了多少？你到长三角来看，最近农民工的工资有所上涨，但是一般是一年一万块钱。那老板和管理人员拿多少钱？一般来讲，如果有十万个工人，老板个人拿的实际收入，绝对比这十万个工人加起来多得多，有的加起来再乘以五就是老板的收入。当然这个收入一部分是以工资的名义领取的，更大的一部分是以分红的形式实现的。老板有的时候一看分红太多，就把工资多开一点。工资开高了，显示我是很有水平的企业家，企业家就应该拿高报酬。张维迎教授的经济学理论说，企业家贡献大，多拿钱是应该的。所以不少带引号的企业家，就把自己的工资开得非常高。这是目前的格局。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基本是不增加的。长三角前两年有民工荒，主要是低工资惹的祸。从92年一直到2006年的，将近15年的时间，农民工的工资基本上没有涨！原来是每月400块，后来涨到600块；但是老板的收入是一日千里，突飞猛进的。所以这样的分配格局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另外现在GDP中的固定资产折旧，93年占到11.7%，05年占到了15%，说明资本的有机构成在提高，这也减少了单位投资的就业岗位。现在好多工厂雇佣的工人越来越少，因为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所以就业机会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即使挣着很低的工资，就业机会也不是太多。另外是税收，税收这部分是生产税，基本上是稳定在14%左右。企业盈余，93年是在24%左右，到2005年是30%，大幅度上升了。这部分分配，在私有企业，当然归老板所有了；在国有企业，则主要由有裙带关系的权贵们消费了。
　　 所以这样一个新的格局，实际上就目前的社会产品的大部分，是让少数人拿走了。包括税收部分、企业利润部分，包括折旧部分，在劳动者工资里面大部分是被高管人员拿走了。高管人员和普通人员的差距非常大，高管人员动不动是年薪几百万，普通工人一年也就是一万，这个差距有多大！就因为这样的GDP增长，有利于财富的重新分配，有利于让富人分得越多，而对穷人来讲GDP增长跟他们无关。这样的GDP增长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政府官员，还有资本所有者，包括外资，他们是比较欢迎GDP增长的。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弄清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无限大方、拼着命在引进外资，但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GDP当中，究竟有多少留在国内，多少被他们拿走了？！
　　 上面所说这种GDP核算和分配，实际上还是不完全的。因为目前在中国一大批生产交易活动，是靠贿赂来推动的。目前，“贿赂经济”在中国已经非常严重了。如果说老板给官员送钱叫贿赂的话，目前企业之间的采购活动当中，贿赂活动也是非常严重的。对于供应商而言，如果要拿到订单供货的话，就要支付很大比例的回扣。眼下在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的“B to B”的交易，没有回扣几乎是不可能运转的，任何的“B to B”几乎都是靠回扣来推进的。最后的回扣部分，有很多是用了比较隐蔽的方法，比如用咨询费的名义套现；也有在海外开一个账户，直接把钱汇过去，这种现象现在非常普遍。像一些中央大企业，采购活动中的回扣是非常厉害的。这样的大企业经常开出大笔的咨询费用给某一个咨询公司。比如说八百万的项目，但是经手的咨询公司通常只能得到一百万，是象征性的咨询；其他七百万都是提现给他们，是吃回扣的这批人拿到的。这种现象很多高校经常能碰到。（觉得不应该用回扣这个词，毕竟回扣是个中性词，这里所说的和贿赂没什么区别。）
　　 回扣这部分，在统计上并没有在GDP里面，而是反映到成本即中间投入里了。但实际上这部分已经装到了某些人腰包里。这部分本来应该算到GDP里面，但现实当中没有算进去。谁能把钱装到腰包里？就是有钱有权有势的人！所以这些人的真实收入，有的时候把GDP分光了也搞不清楚还有一笔钱，这笔钱就是通过中间投入，通过回扣的方式装起来了。这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比例，是中国经济没有研究的部分。这部分非常值得研究。
　　 当然，真正的GDP核算，必须扣除为经济增长而损失的部分，比如环境污染、文物风景破坏的损失。但现在我们的计算不予扣除，就造成破坏越大、经济成果越大。当然，这部分破坏带来的收益，主要被少数人拿去了，所以可以理解，他们的破坏欲和破坏力，为什么都那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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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DP增长损害人民生活的三种情况
　　
　　 如果为GDP增长而增长，实际上有的时候就“三个有利于”来讲，有的时候会严重地损害人民生活。所以为GDP而GDP，在下面三种情况下，就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如果有些领域过度市场化了，（2）如果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了，（3）如果我们的GDP增长是建立在破坏资源的基础上。如果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任何一个，GDP的增长都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没有意义，还是有重大危害性的。
　　 比如说现在一些领域的过度市场化，过去人们之间互相帮助都是免费的，现在从来没有免费这一说，什么都是靠金钱来交易的。现在人的身体都可以交易了。教育、医疗在很多国家都是由政府提供的，属于免费的公共服务部分。一般来说，一个社会有钱的话，那首要的事情是让大家吃饱饭，接受教育，有病的要治好病。这本来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要求。其他的，像卫星上天、成为世界强国，这个都放在后面。但是现在在中国，老百姓治病都不重要了，关键是医疗部门的GDP能不能上来。只要GDP上来了，就可以显示这个国家是国力强大了。医疗部门、医院建得多了，医疗设施先进了，医生收入高了，这就是这个国家的医疗水平上来了，人们的医疗福利条件就上来了。他们不知道这只是对医生是有好处的；对病人来讲，高价医疗就相当于割走了病人的一块肉。对医生来讲是福利的，一大笔收入装在兜里了，对病人来讲实际就是一个巨大的伤口。所以我们国家到底是把产业放在中心地位，还是把公众利益放在中心地位，确实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现在我们在一些领域过度市场化，把不该卖的东西都卖了，很多人在出卖良心身体来换取收入，这就是典型的过度市场化。
　　 在过度市场化条件下，人们之间没有信任了，什么都要靠金钱润滑了。一旦一个社会的风气不好了，社会就几乎不可救药了。还有一个过度市场化，就是当前土地的过度市场化问题。土地从道理来讲是老百姓的，老百姓的土地反过来被政府高价卖给老百姓，这就是过度市场化。过去日本人侵略者可以把老百姓全部赶走，如果你再想收回房子就可以花钱买，这跟那个道理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现在政府把老百姓的土地高度拍卖，通过中间商层层加价，包括土地储备中心、开发商、炒楼者，最后把老百姓的土地再高价卖给老百姓。现实当中，炒楼的人最终是不要房子的，而是把它卖给当地的老百姓。炒楼的人实际是商人，是交易商。现在政府大力地支持这些人囤地、开发、炒楼的人，就是放纵他们转移和掠夺公众财富。为什么要放纵？因为可以创造GDP！但是他不知道这些转移给少数人的巨量财富，最后都是由老百姓买单的。老百姓要使用公有制的、委托政府看管的土地，是不是应该直接分配？农村的土地制度就是这样的。在农村的土地公有制条件下，老百姓要盖房，就直接划出一块给你就行了。划出以后才可以交易。先分配，后消费，如果消费不完可以交易。这是最基本的东西。现在我们老百姓的土地都让老百姓高价买回，政府有钱花认为就是好的，这就是典型的过度市场化。所以这样创造的一些产业，都是专门掠夺老百姓财富为商业模式的，而且政府是大力扶持的。所以这个行业越发展，老百姓就越贫困，又怎么能够通过发展经济让人民致富呢？所以目前需要三思。
　　 过渡市场化还表现在，我国的市场化和GDP创造，基本是建立在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我最近到过几个国家考察，我看到很多国家的资源保护，都比我们做得好得多。我到泰国，到加拿大，到韩国，到日本，看到他们自然资源保护都比我们好得多，我对加拿大的印象尤其深刻。我曾想，如果像加拿大这样资源丰富的国家，它要想把GDP像中国这样搞上去，一年增长50%都能做得到。只要把这个矿山炸开，不顾后果地任人开采，只要卖了钱，GDP就上去了。但是这样的GDP增长及时是在加拿大也是不能持续的，况且人家的法律也是绝不允许的。
　　
　　4、人均GDP增长不能代表公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程度的提高
　　
　　 在中国，只要为了GDP，一切都要为它让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就容易出现重大问题。什么是发展？我们理解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什么？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什么？就是GDP增长。这样，一切变成GDP才是硬道理。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发展并不是邓小平说的发展。那么，发展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就是人类各项指标的全面发展。吃得好了，教育水平高了，医疗水平高了，长寿了，幸福了，安全了，这才是真正的发展。这是真正的发展，显然不是GDP的增长所能够涵盖的。所以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GDP增长，九出现重大的问题。所以说邓小平的很多思想需要细化，不能简单地理解。
　　 人类的幸福，并不取决于GDP的多少。就算是平均分配了，GDP多了，也未必是幸福的。人们的幸福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家庭成员互相的帮助、家庭的和睦恩爱，还有很多自主选择的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活动。在中国，有很多家庭活动是受到政府限制的，政府不再允许你自己盖房子了。过去盖房子都是自己盖的。盖房子跟找老婆的道理是一样的，你要找什么样老婆只有你自己知道；同样的，每个人对住房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但是目前这个权力统统都被取消了，在城市里谁也没有盖房子的权力。中国的城市，就成了全世界中唯一的不允许老百姓自己盖房子的地方了。除了中国，在全世界目前还找不到这样的地方！在全世界的土地上，老百姓都有自己盖房子的权利。现实是我们现在就不能你自己盖，自己盖了房子，在政府的眼里，就乱了套了。他们认为应该而且必须由开发商负责盖房子。开发商虽然赚了很多钱，但是要害是他们还创造了GDP，促进了经济发展。所以我们的领导人认为，即使老百姓的利益受到损害，但是利弊相权还是利大于弊。这是非常粗糙的、弱智的衡量，稍有常识和良知的人，都不会相信他们的判断。
　　 有很多人家很穷，但是他们非常幸福，那是因为有家庭成员的相互帮助；可是有的富豪家庭，家里有几十亿、几百亿，但是家庭成员互相争斗，甚至残杀，实际上他的幸福远远不如穷人的幸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理解，为什么穷人可以过得很幸福，为什么富人过得一点也不幸福呢？（怎么都说这上来了，有点不搭。）这就是因为非市场经济活动的部分，表现为家庭互助的部分，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这个长期以来被我们忽略了。如果把这一部分加进去，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了。GDP的增长，并不代表真正的发展。真正的发展是家庭幸福，吃的穿的用的都有增长，而且医疗、教育都得到很好的享受。现在到医院是被宰一刀，几十年的储蓄都不够。这样的医疗福利是最差的了，没有比这个再差了。美国的医疗制度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把美国最不好的东西学过来了。但是欧洲很多国家的福利制度，我们认为就很具有社会主义特征，他们就没有照搬美国的这套。在改革开放中，我们把这套计划经济当中好的制度彻底抛弃了，认为只要是过去的、计划的就永远抛弃，只要是自由市场就永远是好的。
　　 讨论计划和市场配置的优劣，可以通过一个煤矿的例子加以说明。比如说一个县里发现一个大的煤矿。这个煤矿有两个解决办法：一个办法是县里面组织一个公有制企业来开发，开发以后把煤分配给大家。这是一种方式，或者是把煤卖掉，把钱分给大家。第二个方式就是放任全世界的投资者、采伐者可以到这里来采伐，所谓国家、外商、集体、个人一起上，这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结果到处挖洞，在地下肯定就没有什么规矩了，就会引起互相残杀。为了把煤尽量多地挖走，就不顾上面的水系断水，不顾上面的房子塌陷，什么都不顾了。这就是市场经济。这两个简单的比较，可以说市场经济远远不如计划安排，计划安排后让大家可以利益均沾。这种公有制企业显然比私有企业好得多。所以有很多基本的道理，我们都以改革开放为借口违背了。
　　 以上是第一个问题，中国GDP增长的诱惑和症结的破解。现在看来，GDP的增长实际上一点也不重要，人类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对今后对干部的考核、经济增长的追求，都应该向着人类幸福的方面发展。现在回想起来，过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中，讲的很多道理都是非常正确的。例如，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什么，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是整个社会搞生产、流通活动的最终目的。现在我们的做法，基本上是为生产而生产，为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为发展房地产开发而房地产开发，为GDP而GDP，完全脱离了人民生活水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衡量的话，我们应该彻底抛弃GDP的这种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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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的主要产品生产和资源配置状况
　　
　　 关于中国当前的资源配置状况，我想从经济学的最基本视角来分析其基本架构。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都是有限的，把经济资源开发出来生产产品，一般来说可以生产不同的产品，简单地说有资源配置。我们可以假定一个国家把整个资源配置在黄油和大炮上面，一个是军事目的、国防目的，一个是吃饭目的，可以这样来概况。一种选择是大部分生产黄油，少部分生产大炮；或是勒紧腰带，大部分配置在大炮上。这是萨达姆的模式，是军事扩张的模式，是以战争的形式来掠夺财富，这样来维持基本的消费需要。这样的国家也很难持久。这是资源配置的理论说明。
　　
　　1、中国的主要产品和支柱产业
　　
　　 中国目前是什么样的资源配置？简单粗略地分析，中国目前的社会资源，主要是配置在房地产和工业品上了，这是中国的两大基本产品，生产这两大类产品的就是支柱产业。当前称得上支柱产业，称得上拉上经济增长两个引擎的，一个是商品房的开发业和建筑业，就是广义上的房地产业。在中国，房地产业是大行业，我们必须从大的、广义的视野去理解它。纯粹从统计表上看，中国的房地产开发业好像并不大。开发业创造的GDP，当然隐瞒了很多，一般来讲，开发商不会自觉把自己赚的那么多钱都报上，拿来交税。目前从统计来看，房地产开发业占GDP的比重，也只有4%左右，当然实际上要高得多。比如说一个楼盘，计划每平方米卖八千元，随着房价大涨，一下子涨到两万元，那这个楼盘得赚多少钱？全国的楼盘又赚多少钱？房地产业的GDP该增长多少？但是现实的GDP增长当中，这些增长很少能够反映出来。因为很多是中介参与进来的现金交易；另外，房地产开发商把各种开销打进成本，就减少了增加值的成份。所以目前的4%，虽然不小了，但是由于其就业量实在太少，很难说国家的经济支柱。
　　 所以说，中国的房地产必须理解为建筑开发业以及上下游支配的行业，都应该放到房地产业去理解。上游是什么，就是政府的储备中心，就是地方政府参与的房地产活动必须纳入到里面，因为房地产开发投资这块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是房价的基础。所以政府的土地储备中心，我们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及所控制的建筑企业，建筑业的GDP大概占到我国GDP的5.6%，都应该纳入到房地产业里面去；下游看，除了传统的房地产服务业外，还应该把房地产金融业包括进来。这就是大房地产业的概念。
　　 在这个大房地产业当中，起支配地位的，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地区政府拍卖土地是卖给开发商的，建筑企业承包项目都得由开发企业发包，房地产服务机构、银行的业务也都仰仗开发商。如果把地方政府的土地储备中心，房地产开发业、建筑业、房地产服务业、房地产金融业的全部产业范围，都融合到这个大的房地产业里面，房地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肯定超过20%了，应该是在20%到30%之间了。这就足以称得上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企业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巨大产业和引擎。房价在涨，实际上是地价涨了，就会促使有权有势的人拼命地圈占土地，圈占土地的欲望就会越来越强，因为农民的土地可以压得很低。即使现在征地成本提高了，但是相对于房价而言，是非常非常低的。现在的楼价，在北京东边朝阳公园那里已经卖到两万多了，东三环南段的富力城卖到了两万，这个钱开发商倒是没有全部赚走。富力城开盘的时候是七千块，现在是两万块，实际上是众多炒楼的人受益了，一平米涨了一万三千块。当然开发商可能楼盘还没有全部卖出去，还囤积了很多房子；另外楼盘还没有开发完毕，新开发楼盘就可以至少卖到这个价格来出售了。所以炒楼的人和开发商实际上都是受益者，都是卖土地的。你这个楼盘卖两万块，真正的房屋部分是不值钱的，房屋部分还是贬值的、折旧的。实际上一平米也就是一两千块，加上公摊部分、建筑安装税等各项税费也不超过两千，一般是不超过两千块，剩下的都是地价。这意味着两万块的楼价里面，只有两千块是楼价，一万八千块属于地价。中国真实的房价其实是地价，地价占了绝大部分。实际上有的地面好的，即使上面是草房子，一平米也能卖出几万块钱，因为土地是值钱的。
　　 在中国，考虑到从农民手里拿地便宜，而且农民是可以合法掠夺的，可以合法抢劫，地价是可以给定的。这样房价越涨，获得土地的利差就越大。就意味着房价越涨，获得暴利的机会就越大。这就导致了经济陷入地价越高，土地圈占越厉害，土地会越浪费这样一个怪圈。整个在中国完全违反了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本来，土地价格越涨，应当引导人们越节约土地，但是在中国土地越涨土地圈占越浪费，土地就越受到威胁，这是中国的土地制度造成的。中国目前房价越涨，房地产业就越发展、越庞大，就意味着利益越大，这就是中国的这样一个机制造成的。
　　 既然搞房地产都能赚大钱，大家纷纷圈地、盖楼，就要找建筑队，那就得买建筑材料，就得买钢材、买水泥、买石头，这个建筑材料行业就高度发达、高度发展。在中国，钢铁行业产出的50%以上，都是用于建筑材料的。目前，钢铁行业的产能已经很高，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但是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赚钱，钢价还在不断地上涨，这主要就是房地产业拉动的结果。所以房地产业一旦被打下来，整个中国经济现在不光是银行垮掉了，钢铁行业也全完了，水泥行业就完了，整个GDP增长就全下来了。所以目前为了促进GDP增长，就是要大力发展房地产行业，而不管老百姓能不能从中获利，或者是不是受到损害。
　　 另外一个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部分是属于工业生产当中的出口。目前工业生产当中用于出口的大致占到工业品的20%左右。比如说现在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其主营业务收入当中有20%是属于出口交货的部分。在沿海很多企业，专门是从事出口的，有的专门做OEM的贴牌生意，特别是服装纺织行业的出口比例非常大。这个行业也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因为，在中国造的工业品比哪个国家都要便宜。比如说皮鞋，现在全世界每年制鞋200亿双，中国就生产了其中的160亿双。其中自用的是60亿双， 100亿双是用来出口的。中国的皮鞋，很多技术来自于意大利，现在我们仿造意大利的皮鞋，跟意大利当地的几乎没有什么差距。原因在于，都是手工做的，我们做细一点，跟他们做的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价格非常便宜。我们的成本，大概不到意大利企业的十分之一。因为在意大利环保要求非常严格，你排放污染是需要支付很高的收费，而且还要对周边进行赔偿。在中国这些都不需要，这些钱都省下来了。现在意大利人很反感温州人，因为新皮鞋一出来就被买走样品坐飞机回来了，拿回来以后马上就把皮鞋仿造出来，反过来就冲击他们。
　　 根本的原因在于，在中国的制造成本太低了！我们工人的工资几乎比任何国家都低。我们的工人工资跟发达国家比较，按照目前的汇率大概致有他们的三十分之一。这么低的工资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工业用土地，招商引资用的，为了创造GDP，就白给企业了。为什么？因为可以不给农民钱了。苏州的昆山开发区长期以来就是这样的，征了农民的地免费送给了外商，农民跟管委会要钱，他们就说钱还没挣回来。怎么挣回来？是外商经过减免期以后，交了税给了政府，政府就可以返还农民的欠账了。所以政府在这里，就如同一个商人做生意。强迫农民把土地交给他们，他们赚了钱，将来再返还给农民。地方政府的财政，过去都是吃饭财政，实际也没有多余的钱来支付，主要是依靠新增税收的方式来返还。这样就导致了大量的土地纠纷事件。他们尽可能地压低农民的钱，尽可能地不给。实际上在这个环节上就把农民掠夺了。外商投资一进来农民就被掠夺了，这怎么能让农民致富呢？你让外资进来的目的，不就是让老百姓致富吗？但是外商投资越多，就越掠夺老百姓，越让外商占便宜，这怎么可能实现共同致富？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本末倒置了，土地白给外商了。如果农民拿在手上，过了几年土地就升值了。温州的工业用地一亩早就超过一百万了。如果转手给地方的工业企业，一亩地就是一百万，现在这笔钱白给了投资者了。所以土地白送，工资低得可以忽略不计，工业污染可以随意排放。这些方面的失控，更多的是我们故意造成的。为了GDP，我们的地方政府一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外加上中国的汇率低估。1994年以来，我们一直维持的是出口导向型的低汇率政策。这样只要在中国制造产品，全世界的定单很快就过来了。中国的产品，因为价格的问题，有极强的竞争力。尽管制造质量可能不高，但是价格比谁的都低。所以我们的价格水平，就是一个最大的产品差异化。我们教科书上说的市场差异化策略，我们这个低出口价格就是最好的说明了。
　　 所以在中国造的产品就不愁拿不到订单。这样就导致了加工贸易的迅猛增长。外国人看到在他们国家工业加工成本太贵了，干脆拿到中国来加工。他们是五百强，土地我们白送，工人几乎可以免费使用，又不管污染。所以原来在外国制造的很多订单，都拿到中国加工，加工完了又销售出去。这个加工贸易就是利用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环境资源。在加工贸易中，中国在其中的真实财富分配，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土地是白给他了，扔掉了珍贵的财富；农民工的工资又是几乎忽略不计的，几乎是免费长工。所以我们受益是非常有限的。又因为免税，税都免掉了。这样就导致加工贸易增长速度非常迅速，现在成了一个主要的贸易形式了。人家的零部件都在外国，在这里组装一下就走了，在这里创造的GDP部分，确实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目前中国两大经济拉动性的产业，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出口加工业。虽然出口加工业在工业当中所占的比重只有20%左右，但是拉动作用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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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支持上述主导产业的基础产业
　　
　　 其余的工业行业，一部分消费品是解决国内需要的，更多的工业是为这两大部门服务的。比如说矿石、煤炭、石油，最终都是为这两大部门服务的；我们的基础原材料，如钢铁、水泥、石化也是为它们服务的；我们的装备制造业，如工程机械、加工机械、交通运输设备行业，除了一部分服务于消费者的，如轿车，更多的都是为前面的房地产业和出口加工业服务的。
　　 所以，所谓中国进入重化工阶段，这里面有国际产业转移的因素，更多的因素是因为重化工是在中国有巨大的市场。以装备制造业为例，炼钢用设备就是供不应求的，有很多炼钢设备订单。炼钢设备为什么会供不应求，是因为钢铁业发展太快了。为什么钢铁业发展发展特别快？建材用和工业制造用钢材供不应求，特别是前者一直增长。为什么建材用钢材供不应求，是因为各地都在搞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开发遍地开花。为什么房地产开发不能遏制，因为搞房地产可以赚大钱。所以说直白些，就是有权有势的人需要赚大钱，这成了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动力。
　　从加工业来讲，业主只要在中国建一个加工厂，就基本上可以保证赚大钱。他们通过压低工人工资获取暴利。可以说，是暴利的追求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其他的行业的发展都是为主导产业服务的，属于因致需求。这就是中国当前的资源配置格局。我们现在主要生产的不是黄油，不是大炮，而是房地产和工业品制造这两个基本的产业。在这个基础上，房地产业和出口加工业是两大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真正的火车头。作为对两大支柱产业的支持，需要为它们提供原料、燃料、生产装备，就拉动了我们的采掘业、原料产业、石油化学工业、装备制造业。所以，中国重化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两个龙头拉动的结果。如果这两个龙头不拉动了，那么中国的所谓重化工超前发展，都很快落下来了。事实上，房价一落，房地产投资就下来了，房地产投资下来了以后钢铁、水泥行业投资也都下来了，很多行业也都下来了，所以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一系列的、连环的影响，对中国经济非常非常重要。
　　 目前在中国股市上，什么工程机械类，什么交通设备类概念的股票特别火爆。包括造船业、远洋运输业，现在他们的股票疯涨。只要房价一旦跌落，这些好像无关的行业的效益都会出现大幅度的滑坡。像我国沿海国际船运业务目前特别繁忙，主要拉的货物，很多是拉铁精粉的；当然一部分是机电产品出口的船运，更多的是拉来炼钢的，炼钢以后供建筑业和开发商造楼使用。所以一旦中国把房地产投资打下来，好多船运的业务就完蛋了，造船业务、船舶国内外运输业务都会受到巨大影响。
　　 如果中国针对这两个支柱产业，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局将会大变。目前各地对于科学发展还有片面认识。一些地方官员简单地认为节能减排就是科学发展，这是非常无知和片面的。真正的科学发展，除了实现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产品的合理分配，可能是更重要的。既然产品生产出来了，如何进行分配，使全社会的资源得到回报，社会的积极性都能调动起来，这更是科学发展。
　　
　　3、畸形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成因分析
　　
　　 我们现行的这种畸形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存在，根本原因是它能给地方创造政绩，GDP上来了就可以升官。苏州模式就是这样的，苏州上了很多省部长，如吉林的现任省委书记王珉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正部级）陈德铭，原先非别是吉林省和陕西省的省长。他们都就是原来的苏州市委书记。苏州出了很多的官，苏州模式启发了各地官员，只要招商引资来了，经济上来了，高官就当上了，这就是各地党政机关领导人的为官之道。
　　 地方GDP上来了，就可以征税多一点。税收多了就可以上更多的样板工程。样板工程承包给谁，这是有讲究的。那肯定是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了。亲戚朋友拿到工程了，有多少是投到工程里了，有多少变成了利润，这个比例现在搞不清楚。当然不能光看表面账目，很多管理费是强行提款，这里面偷税漏税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一条环城公路，普遍的早驾是一公里一个亿，用得了这么多钱吗？实际上可能是五六千万就可以造出来了。这就意味着剩下的四五千万就以管理费和利润的方式被提走了。这样一个大工程，一百公里的工程，给了一个亲戚承包。这样一百公里能赚50亿，那他的亲戚能把钱都拿走吗？肯定要跟这个官员进行分享。所以官员上大的工程，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利益的追求。所以GDP大了财政就可以花钱，花钱了自己从中可以中饱私囊。
　　 在中国，因为我们的干部考核是上级考核制，个人有钱了就可以多到领导家里跑一跑，提拔的速度就比谁都快。本身确实就是这样的。所以GDP上来了，一好百好，但主要是对官员的；对老百姓，根本就是“水中捞月一场空”。
　　 另外特殊利益集团对暴利的追求，比如房地产业，反映了特殊利益集团在利益分配当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再比如出口加工业的老板，廉价工业品出口当中到底谁得到好处了？在国内就是工厂的老板，在外国是经销商和外国的消费者；谁是受损害者？中国的工人，中国的老百姓，（因为环境污染的比较多），还有外国的同业竞争者及其劳工（鞋厂的都倒闭了破产了）。意大利、西班牙的皮鞋，家族都是上百年历史的。国外的家族企业都是上百年历史的，代代相传的，他的声誉都是上百年的，但是在价格上实在是竞争不过我们。我们的价格比他的成本低很多，我们的价格只有他们成本的20%，那他们怎么办？怎么竞争？只有破产了。
　　 另外，投资增长和GDP增长这么快，确确实实也有老百姓的权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最近有人拿印度跟中国进行比较，认为印度的制造业不久的将来也会威胁中国。然而至少现在看来还不足虑的。目前，印度有竞争优势的，主要是一些非制造业。像外包软件加工等不需要占用大量土地的行业，印度可以大量发展；需要占用大量土地的加工制造业，印度发展不起来非常困难。为什么？印度的总理欣格就非常羡慕中国的征地制度，一旦决定征收，没有人敢反对，给多少钱就算多少钱。所以印度的总理非常羡慕中国。他们也要实行类似中国的工业开发区战略。他们也批准了很多工业开发区，紧接着就征地，但是土地很难征下来。因为印度农民对土地财产是有法律保护的，他们廉价征是征不下来的。所以只好缓行工业化战略。印度推广不下去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因为再推广老百姓可能就造反了，国家就乱了。为了发展经济，而让老百姓把你推翻，这对一个政府来说，是不合算的。更进一步说，为了一点点政绩，让老百姓杀你的脑袋，是不合算的，所以印度放弃了中国式的工业发展战略，主要发展占地少的先进工业制造业，当然更重要的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外包部分。在这点上印度确实有专长：一个原因是印度人很聪明；第二点人家直接是讲英文的，语言上比我们优势大得多。
　　 所以，中国工业高速增长支持下的GDP增长，就是建立在老百姓没有权力的基础上。像我们的煤矿经常出事故，然而事故再多GDP也是增加的。为什么出事故了反而增加GDP？因为赔的钱太少了。死一个人，过去赔一万五千元，现在涨到20万。但是相对煤老板的利润来讲还是太低了。实际上社会各界包括国家安全总局局长，都在谴责黑矿主，但是似乎拿不出一个有效的办法。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人命的价值提高了。既然我们的总书记提出了“以人为本”口号，建立人本社会，为什么不能把人命的价值提高啊？为什么当官的人命很值钱，穷人的命就不值钱呢？我们当然知道总书记的命很值钱，但老百姓的命就不值钱吗？就要比总书记低人一等吗？为什么搞社会主义社会这么久了，还根本做不到人人平等。如果实现人人平等，我们直接把人命的价值提高到三百万元，我看并不过分。如果谁要反对，我们可以筹集资金，让他本人拿命来换。所以只要简单地把人命的价值提高到三百万元，我就不相信有人开着宝马车故意轧死人。为什么人为交通致死案频繁发生？因为死一条人命才值几万块，对开宝马的来讲是小菜一碟儿。但是如果是三百万，一条人命比你的宝马车贵好几倍，你还敢轧下去吗？你轧下去，不仅要承担刑事责任，而且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责任！这样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所以说最简单的，反而是最有效的。治理中国本来有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将煤矿安全事故消于无形。这两天一家煤矿又出了事故，170来条人命又丢掉了，那也赔不了多少钱，一条20万才赔了3000万。矿主他一年赚多少钱，几个亿吧。相对于矿主的暴利来讲，人命的赔偿太少太少了。所以至少应该提到三百万，这对矿主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成本。所以中国的安全事故，包括道路交通事故，只要按照这个方法，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相信今后交通肇事中死亡的人数会大大地减少，煤矿安全事故就可以控制在比全世界的平均水平还要低的水平了。并不是我们不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什么都要包涵，很多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性的、故意的。因为人命的成本在对于资本家而言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们由此可以藐视躬农群众的生命。这跟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跟我们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宣传口号都是格格不入的。（人命毕竟是无价的，虽说道理说得通，但还是从根源上治理好一些，比如不符合要求就勒令停业。当然以现在的情况来看，都有些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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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畸形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后果
　　
　　 畸形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实际上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之一就是教育和高科技的严重落后。现在中国发达的就是廉价工业品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房地产业的发达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像这样盖下去，北京现在六环以内全部都是水泥地，全部都是房子。我88年到北京来读研究生，那时候北京三环都是很靠外的地方了，中关村一带基本上紧临农地。现在北京比那时候大了多少倍，四五倍都不止。这还不包括昌平、通州、怀柔等这些周边区县的房地产开发。中心区的面积和过去比较，因为容积率大大提高了，建筑面积也大大提高，建筑面积比过去至少多了五六倍。北京市的人口进来多少，我们就是把农民工全部算进来，增长也是有限的。其实农民工根本不住你的楼房。农民工都是怎么住的？有人说都是群租的。群租楼房的还都是些小白领，绝大多数农民工住的是工棚，几十个人挤在一起。还有很多是住地下室的，根本不住在楼房里。这就是说，城市几百万农民工根本没有占用你的多少住房资源，然而他们仍然被我们的房地产开发商和一些专家，解释成房价不断上涨的理由。现在的农民工和86年、88年比较，人口的数量绝对没有那时候的五倍，但是住房面积远远超过那时候的五倍了。现在中国到处都在开发房地产，86年到现在几乎哪个城市的建筑面积都增长了五倍左右（城市面积也许没有五倍，城市面积也许增长三倍、四倍），我们的城市都是以同等的速度铺开的。
　　 前一段时间，凤凰卫视《财经正前方》栏目采访我，让我分析深圳的房价走势。一些批评者就说：“你又没到深圳调研，怎么分析深圳的房价？”我说我确确实实不用到深圳去，因为中国的各个大城市的房地产格局，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例如，城市建设摊大饼的模式，土地开发拍卖，开发商开发，加上炒楼的涨价模式，这些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分析中国是很容易的，很简单的；所谓复杂主要是一些人故意混淆是非。
　　 现在我国的高科技和教育是严重滞后。我们的教育现在是高收费的，我们的大学都变成了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了他们的根本目标。至于什么出大师，出好学生，只是从教育部和老百姓教育收费获得资金的幌子而已。我们教育部目前倒是从财政部那里要到了不菲的资金，但是教育的钱，有多少是用于普通教育了，多少钱用于小学教育了，农村的教育很少是由中央财政支付的，我们的教育经费几乎都用在大学里了。大学里特别是重点大学大量地花消，大量地消费，唯恐下年度拨款减少。现在的大学教育跟西南联大时期的教育，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硬件上来了，软件有没有来？最主要的是学风彻底败坏，教育产业化使教育单位按照商业模式经营，整个学生甚至社会风气被彻底败坏了。这时候还说什么出学术大师，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不仅教育水平严重滞后，还有高科技产业的全面落后。现在中国的高科技为什么落后？因为中国根本没有搞高科技的企业。联想好好搞了吗？我们联想倒是认认真真地在搞房地产，联想在房地产上赚的钱比那两家科技公司赚的多得多。既然联想都在搞房地产，工业搞得好的企业几乎都在搞房地产。像温州的德力西，主要是在做房地产，剩下低压电器部分，实际是在做样子，让人们觉得他还是在搞工业。至于工业做得好不好也不管了，因为他可以从房地产的暴利中补贴回来。还有雅戈尔，现在也在大搞房地产。现在几乎有钱有势的企业，都投入到房地产上来了。这个行业这么能赚钱，谁还搞什么制造，搞什么自主研发。所谓研发，也不过是为了从科技部圈钱才打着的一个幌子。这样国内产业哪能有什么竞争力啊！
　　 做房地产的，王石领导的万科还跟美国最大的开发企业联手，但是王石发现万科很快就超过了美国房地产公司的规模。因为在美国，像中国这样的房地产开发模式，纯粹靠倒卖土地获取暴利的，盖房子的目的是倒卖土地，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生存的。美国的企业要想生存下来，主要是靠设计、建筑，靠房地产金融，要靠这个增值业务来挣钱；另外是靠服务质量。我们的房地产企业什么也不用做，什么都外包，大把大把的钱就能赚到手。这种模式对于美国的房地产企业而言，是他们非常羡慕的。既然企业都可以这样来挣钱，正而八经的行业就没人干了。必然的结果，社会资金都配置在房地产上面去了，教育、高科技自然就严重落后了。
　　 一个国家教育高科技落后，这个国家就根本没有希望了。房地产把中国的年轻一代已经彻底困住了，年轻人大都成了房奴。房奴是什么？房奴是指那些为了偿还房贷，可以不择手段的人。你交不起钱，房子就收走了。一旦成为房奴，年轻人最基本的尊严、道德就没有了。一个国家的年轻人都这样了，那这个国家就根本没有希望了。我们知道，年轻人是国家的支柱。但现在在中国老年人是支柱，老年人是权力支柱。但是，一个国家真正应该依靠的、可以以靠的支柱，还必须是年轻人。我们的教育、科技发展要靠年轻人，国防安全要靠年轻人，老人能干什么呀！老人特别是权贵老人有30年权力的累积，现在实力越来越大，所以在中国是老年政治。但是老年人对国家的贡献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中国的年轻人一旦困在房地产上，这个国家也就没有什么前途了。
　　 其次，畸形产业结构导致了富豪在中国的大量涌现，而普通民众日益贫困。这两个是直接的因果关系。有人说，中国消费不增长是因为穷人太穷了，这个讲的是不对的。表面上看，说这种话的人很慈悲，但是没有抓住根本，甚至是别有用新的。实际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富人太富了，所以穷人太穷了。为什么富人太富了，是因为掠夺手段太多了。过去我们经常争议社会主义还存在不存在剥削，但是在中国富豪甚至不再满足于剥削了，他们最喜欢的手段是掠夺，而且是文明的、合法的掠夺。说剥削，还得一点儿一点儿剥削，很麻烦；掠夺却是可以一下子拿来的，这个效率比剥削高得多了。
　　 畸形产业结构还造成了包括股票价格在内的资产价格上涨，以及由于资产价格上涨拉动的物价大幅度上涨。这样就导致了没有参与股票交易的人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害。关于物价指数上涨，我们现在的高层就认为是猪肉价格上涨造成的。所以现在温总理一门心思抓猪肉，农村存栏一头母猪可以补助保险费50块，这个已经超过了农村新型医疗保险的补助额。农村新型医疗保险的财政补助每个人才40块。所以农村有“人不如老母诸”的说法。现在我们的高层认为只要把猪肉抓好了，物价就能下来。我就不相信这一点。我看即使猪肉降到五块钱一斤，是不是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指标能下来？比如变回到去年的1.5%，但物价是不是真的下来了呢？所以，现在物价上涨统计是一回事，真实的物价上涨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普通老百姓90%以上的都认为物价统计是不真实的，那就需要认真地研究到底我们的物价涨了多少。所以中国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因为房屋价格上涨导致的货币贬值，拉动了粮食价格上涨。（那流动性过剩和政策导向呢？）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房子和粮食都是土地种出来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实际上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土地可以造成房子，可以制成砖，挖掘矿藏冶炼出钢材，同样可以生产粮食，这必然要求土地的边际产出均等化。一些漫画就画了农民种房子的故事，有的就是我们的小产权房。既然种粮食不挣钱，他们就种植了大量的房子。作为这种选择的结果，粮食价格必然涨上去；否则我就都种上房子。这样的趋势，就造成了住宅用地对耕地的大量侵略。现在我们每年城市扩张的土地面积非常非常大，当然真正的征地指标有限，很多地方新占用的土地就以租为征，租过来以后就盖成楼房。我们很多大学都是这样建成的，很多工业区就是这样建成的。租用农民的耕地，名义上还是耕地，但实际上已经盖成厂房了。上海长三角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变通的。这样对耕地就造成巨大的侵蚀。另外，很多耕地占用还以“占补平衡”的方式化解了。比如说城市扩张了，征了一百万亩土地，但这是耕地，不许用，就另外找一个地方，比如说荒滩地，把它进行所谓的改造，这叫土地整理。荒滩整理成耕地了，国土部门再去审查验收，多数都能获得通过。这里面显然有很多猫腻。表面上是“占补平衡”，补的耕地跟过去的耕地能不能比呀？是不是好的？这里面有很多问题。
　　 这种侵占必然导致粮食价格上涨。猪肉比粮食又过了一层环节，猪是吃粮食成长的，一头商品猪平均要吃1400斤粮食。农民养猪，过去猪吃的不是粮食，是各种各样剩下的东西。这是农民的一种储蓄方式。如果不养猪，这些剩下的东西就直接扔掉了，给猪吃了，变成肉了，可以卖钱。但现在基本上是商业化养猪，农民自家养猪的非常少了，年轻人大都进城了。商业化养猪的模式就是让猪直接吃粮食，粮价涨了，肯定猪的价格就要上涨。既然成本涨了，价格必然要涨了。简单地寻找各种借口，把物价上涨归因于猪肉上涨，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上，是资产价格上涨导致了这种恶性循环。一块砖的价值本来应该值多少钱，是基本上可以确定的；而在十万块一平米的楼房里，一块砖的价值要折合成多少大米呢？如果一块砖的价值比一百斤的大米还贵，那肯定要引起比价复归。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房价上涨，必然会拉动普通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当然这里有货币供给的，即流动性过剩的大环境。如果没有流动性过剩，如果货币投放偏紧了，房价上涨可能导致需求不足，进而引起消费品价格水平的下跌；而在流动性过剩的局面下，房价上涨一定会拉动消费品价格上涨，因为资金供给非常充裕。
　　 畸形的经济结构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像从卫星上拍中国版图，除了浙江、江西一带，几乎看不到绿色的地方。我们GDP增长，就是以这种环境危害为代价的。这样的GDP增长还有没有意义呢？温总理在节能减排动员报告中，也讲到我们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虽然没有给出定量的数字，但是也是首次从官方正式得到承认的。尽管是中央高层最低限度的承认，说明真实的情况确实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目前我国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排放，远远超过了环境的容纳力，我们污水的排放远远超过了江河的容纳力。即使如此，各地还在招商引资，还在拼命上项目，商务部官员还在大力鼓吹外商优惠政策。这种增长模式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空气和水中的污染物越来越多，我们吃的食品里面有毒物质越来越多，最后致病、得病的概率越来越高。现在如果什么心血管、脑血管死亡，不是交通事故死亡，多数是死亡癌症的。为什么现在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这么高？确确实实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前面我国说过，在现有的医疗体制下，一个家庭有人得了癌症，这个家庭在经济上就破产了。他们面临两个选择，一种是等死，一种是家庭破产。这是环境污染让老百姓付出的代价，也是医疗市场化的代价。
　　 畸形的经济结构另外还有一个后果，就是导致了经济帝国主义。现在中国全球扩张已经引起很多国家的担忧，虽然我们申明我们纯粹是为了商业利益。但从来没有纯粹的经济利益，经济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这种经济扩张，这种在全球进行的资源开采引起了很多国家的担忧甚至敌视。实际上，我们开采回来的铁矿、石油资源，很大部分是被外资企业使用的，而且外资机构在中国也是肆意地排放污染，肆意地浪费资源和能源。我们为了支持他们发展到外国去找这些资源和能源，供他们挥霍和浪费。在GDP分配上，这些企业没有给我们国家贡献多少，但在排放污染不甘落后，他们享受优惠的税收政策，保证了大量的财富可以转移出去。
　　 所以我们现在这种做法，究竟我们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比较明确的是，我们得到了国际上的指责，国内老百姓并没有从我们的成长里得不到什么好处，而外资、外商以很高的投资回报率，源源不断地把外汇汇出境外。最近央行行长周小川说央行以后对于不必要的外汇审查，就不再审查了。这对一些外资而言实在是一个好消息。外资在中国赚了很多钱，现在有不少属于急于汇出的。周小川的这句话，将来肯定会导致了大量的外资在获得暴利之后蜂拥而出，虽然流动性问题解决了，但也让外资们真正“落袋为安”了。（这也只能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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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的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
　　
　　 以下来简单分析一下中国的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
　　
　　1、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的破产和规模压缩
　　
　　 国内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国有经济经过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大量的破产和规模压缩，目前主要表现为155家规模庞大、垄断经营、盈利能力的央企，以及地方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参股和控股的资产。集体经济在城市基本上也处于消亡之中。城市还保留着不少集体企业，其实就保留了一个企业的空壳，主要的资产都承包给私人企业了。承包者每年给企业上缴几十万租赁费，厂长和高管人员多分一些，工人都下岗待业分流了，大概一个月只能补一百到两百块钱。其实这样的集体企业，如果让工人回来工作，聘用职业经理人来经营，并且严格执行审计制度的话，这个企业也不是不能生存的。现在我们不少地方以改制的名义，把很多企业廉价卖掉了，没卖的也多数名存实亡了。过去所谓企业改制就是卖企业，企业私有化了或者卖给外资了，就算是改革成功。这样就出现了90年代初期的“中策现象”。“中策现象”是外方大量廉价收购国有企业，收购的时候有一个结算档期，半年甚至一年内不付钱，但这个时候企业已经归他了。外方把这些企业组合包装后在海外上市，融回大量的资金，再用这些资金偿还先期收购企业的资金。中策公司就这样以“空手套白狼”的方式控制了中国的轮胎产业。
　　
　　2、私营经济和福布斯富豪阶层的迅速崛起
　　
　　 国有企业改革当时普遍进入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所有权不是国家了，改了就算成功了。现在看来这主要是受所谓“企业理论”误导的结果。这样就出现了MBO（管理层收购）风潮。所谓MBO，说好听的叫改革，说不好听的就应当叫“老鼠分仓”。相当于一伙老鼠商量怎么把这个仓库分掉，由大家伙的企业变成他们几个人的企业。幸好当时由郎咸平发起了“郎顾之争”的大讨论，迫使国资委叫停了对国有企业大规模的MBO。从这个角度看，郎咸平对中国是有贡献的。所以说我们上面提到的企业改革过程，基本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破产和规模压缩的过程。这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既有人为的改制，更多的是“老鼠分仓”。很多民营企业就是在这个时候成长壮大的。东北地区前些年经济非常不景气，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就出现很多福布斯排行榜前列的富豪。这些富豪致富的秘诀，很多是利用国企改革低价收购从中牟利的结果。所以在我国，国企的衰败跟私企的崛起、福布斯富豪的崛起，很多时候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3、控制中国多个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
　　
　　 目前，中国经济当中多个行业被外商企业控制了。为什么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很快就占领了市场？关键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关键就在于他们享受的优惠税收制度。特别是我们招商引资的多重优惠政策，土地是白给的，税收很少征收，而且有五年的税收减免期。到了五年之后，投资者把企业关闭，再设立一个新企业，重新享受优惠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招商引资，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增长，但现有企业的全部注册资金只有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不到三分之一。从中可以看出，很多外商企业是反复注册的，目的就是不交税。由于这个原因，外资企业很容易在市场上击败国有企业。我们引进外资的代价，就是很多国有企业被击垮了。国有企业过去还可以说是大家的企业，国有企业的有很多人就业，工人福利待遇都是不错的。即使企业不赚钱，但是养了这么多人，福利水平、工资水平又很高，这就是国有企业的贡献。我们国企改革，就是如何把国企从不赚钱变成赚钱的，由此很多工人下岗分流、自谋职业。大量的职工几乎没有什么补偿，就这样被分流出去了，这样企业自然就赚钱了，但这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误区。外资依赖异常优惠的各项政策，轻易地就控制了中国的很多行业。商务部研究员王志乐不久前发布了一个报告，说从来没有一个外资控制中国的市场。那天新华社一名记者对我采访，问我怎么看待这种观点。我说王完全在胡说八道，为什么呢？微软在中国软件市场是不是垄断的？英特尔在中国的芯片市场是不是垄断的？另外就是达能这样的企业，我们的饮料行业几乎让他完全控制了。现在因为要并购娃哈哈，正在和宗庆后打官司。上面的是指一家企业控制一个行业的情况，双头垄断的就更多了。像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两大品牌对碳酸饮料的控制，胶片市场柯达、富士的双头垄断，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这难道不属于外资控制中国市场吗？这样的情况非常非常多，可以说每个行业都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像王志乐教授这样的人，整天和外资外商打交道，所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很容易对外资外商产生感情。那些整天和官员打交道的人，通常都认为官员是可亲可敬的。一位美籍华人教授经常往中国跑，经常接受中国官员的宴请。官员们挂在口头上的是中国的刁民如何可恶，这些就深深地影响到他的观点。他在学术演讲中就说中国征地的时候，老百姓蛮不讲理，导致征地特别困难。农民在他的眼里不仅愚昧，而且只会耍赖。张五常教授也基本上持这个观点。张五常有一个租佃理论，他按现行粮价计算过珠三角每亩耕地的地租，由此推算每亩地的征地价格在七千块左右是合适的。然而，征地价格经常要突破这个标准，往往要达到两万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张五常说农民不讲理，跟农民没办法讲道理。好多外国教授也基本上持这种观点，他们基本上是受中国官员影响的。在他们眼里，当前的中国官员普遍拥有高学历，非常精明，素质非常高，是有史以来素质最高的社会精英。但实际看看我们的建设部部长、副部长，他们的言论漏洞百出，经常受到人们的激烈抨击。由此我们就知道他们的水平了，部长就是那个水平，那下面的官员是什么素质啊！在我看来，现在中国的官员，他们的综合素质，能达到市民平均水平就不错了，实际上判断应该在中等以下。至于一些官员拥有博士学位，某种程度上正说明其腐败和素质低下的证据。
　　 王志乐教授大概就是这样的人，经常跟外商在一起，外商对他很客气，而且经常给点钱，他就觉得他们就很可亲，一心就为他们服务，站在他们的立场说话。这是非常可能的情况。我的专业是工业经济，过去觉得理论结合实际，应该跟企业老板打交道，在企业担任顾问。你每天跟这些老板打交道，老板对你也很客气，请你吃饭、唱歌，你就会觉得这个老板人和蔼可亲，是个好人。其实在亲属的眼里，杀人犯、抢劫犯也是好人。因为他杀人放火的目的，是要“老婆孩子热炕头”，过其乐融融的生活。所以说人并不是看见谁都要拿刀捅的，但是人的立场是明显区分的。很多官员道貌岸然，实际上内部的潜规则自己都很清楚；很多富豪表面上是企业家，实际上它的财富基本上是通过非劳动的转移和掠夺手段获得的，这种情况他自己也不会承认，他们都愿意讲企业家的贡献。有很多学者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还有的确实是搞糊涂了。王志乐究竟是搞糊涂了，还是确实被收买了，就要具体分析。我们研究所有研究外资的学者，他坚决反对外资投资过热的判断。这说明他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立场，但是由于跟外资打交道多了，对外资对中国的危害性，确实认识不够。
　　
　　4、外资房地产投资、证券投资和外资并购
　　
　　 对外经济当中有外贸部分，有外商对中国的并购、房地产投资、外汇储备增加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外商在中国投资房地产的越来越多了，和去年相比超过100%的增长速度。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们看好中国房地产市场了吗？也许是看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充分看清了中国房地产业是掠夺性行业，而且这种掠夺行业是不能持久的，来晚了就没机会了，他们希望要搭上最后末班车。所以要尽早不尽晚，只能是这样合理地解释。另外外国对中国的证券投资和外资并购越来越多，如黑石、凯雷这样的私募股券投资基金。外资并购过去是跨国公司并购，现在更多的是私募基金类财务公司的并购。财务公司并购之后做财务包装，然后通过在海外上市退出获得盈利。我们的南孚电池曾经被摩根斯坦利并购了，摩根斯坦利是一家投资银行，不属于实体经济企业，他们并购南孚以后本来想上市，然后高价套现获利。后来南孚电池上市没有成功，摩根斯坦利就把它卖给美国吉列公司了。吉列公司是南孚电池在海外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摩根斯坦利卖给吉列公司是因为吉列公司愿意花大价钱来买。南孚电池就这样被竞争对手直接吃掉了。国际财务公司到中国就是为了挣钱。摩根斯坦利通过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合作，收购了华融打包出售的101亿美元的国有企业债权，后来它把这些企业进行重新整合变身为外资企业，劣质资产摇身一变成了优质资产。因为享有优惠政策的外资企业，在中国非常容易生存。国企形态不能生存，外资形态就能生存，而且生存得很好，企业资产都变成优质资产了。摩根斯坦利然后再把企业卖掉，由此在中国就获得了巨额的利益。另外外资通过对国内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的战略投资者，实际上就是低价大量购入原始股，再等到上市以后高价售出。预计外资在中国每年因为上市这部分的获利，就已经达到10000亿人民币了，相当于我国财政收入的25%左右。我们认为这个数字可能还是低估的。
　　 外商直接投资回报可观，但现在外资普遍认为到中国搞实体投资赚钱太慢了，他们更愿意做企业并购，在中国市场进行证券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尽管我们的资本项目不能自由兑换，但外资仍然以各种各样的借口进来了。房地产投资之所以大规模涌入，是因为我们把房地产投资当作外商投资的鼓励项目。现在虽然从鼓励目录中拿掉了，但仍然不禁止，还是可以以FDI的方式进来的。证券投资有QFII，原来的额度是100亿美元，现在吴仪副总理到美国后，为了平息美国在贸易逆差上的不平，答应尽快将QFII额度扩展到300亿美元，这些都属于合法进入的外资。
　　 对于外资并购中国国有企业，我们的国资委历来是非常欢迎的。为什么国资委喜欢并购？因为越并购，企业将来跟实际的老板——全体人民距离就越远。国资委领导人担心的是，国有企业是本来是全体人民所有的企业，全民所有的企业在很多国家老百姓都可以从中分红。像阿拉伯的国家石油公司，老百姓都可以从中分红。委内瑞拉的石油公司国有化之后，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用于老百姓的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开支。我们的国有企业，打着全民所有制的借口进行垄断经营，但赚来的钱实际上只有少数人在享用。国有企业的工人固然可以得到社会平均以上水平的工资福利，但是相对于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他得到的又偏少。国企高管人员除了自己可以名正言顺地拿几百万的年薪之外，每年的在职消费非常庞大。另外就是国有企业的采购活动当中的回扣，对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也是非常重要的收入项目。一个大型国有企业，比如说中石油，2006年销售收入6890亿元，利润1422亿元，每年大约有2000亿元的采购部分。掌握这些大企业采购部分的权力者，就有权利把这部分采购金额的20%，以各种方式变为回扣。另外，中石油赚了1422亿也不用上交，而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投资。这样也便于规避中央财政从企业分红。现在看来，我们的国有企业已经变成了只有少数人、权贵才能够享受的企业。现在毕业生想进中央国企，比进国家机关还困难。你有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孩子想进中石油公司，没有裙带关系是进不去的。国有企业变成一个权贵群带关系独家享用的机构了。这样的国有企业改革肯定没有到位。从国资委的工作规划中，我们看到国资委特别希望把国有企业改得与全民越来越远，如何改成让外资参股的国际企业，这样跟中国老百姓就没关系了。在我看来，国资委对国有企业无论怎么改，他们的脑子里从来没有想过，如何让老百姓来分享这个财产。对于国有企业向财政分红的问题，也不过是由权贵分享，现在变为官僚来分享。中国人上缴的各项税收，历来是有去无回的。后面会讲到财政问题。
　　
　　5、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及其对财富分配、通货膨胀的影响
　　
　　 关于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刚才我也讲了大量的加工贸易，大量地出口是以损害国家的环境为代价的，由此导致了大量的政府强制结汇制度下的外汇储备。我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是有代价的。有的国家出口多了，国内物价不一定上涨。如果人民币是自由兑换的，跟美元可以自由交换的话，那美元进来，我们人民币就可以出去了。外国人就持有人民币，我们持有美元，这样就不至于导致由于外汇储备增加导致的物价上涨。但是在中国，人民币是主权货币，不能在境外流通，这样美元进来之后都要强行地结汇，这样外汇储备势必增加。这个增加对老百姓而言，就是你得到的人民币被日益稀释了，而中央政府、中央银行把美元拿走了。人民币越来多的新发行货币越被稀释了，中央银行拿走的那笔美元，实际也是老百姓的。这就相当于中央银行把油揩走了，给老百姓留下的是注水的人民币，所以必然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中国人民银行手里持有的外汇储备的部分，应该正是老百姓持有货币贬值的部分。这笔钱一直掌握在人民银行的手里。现在我们的财政部门一些人，发现了这笔钱是一个稳定增长的数字，可以拿出一部分到境外投资。因为这笔钱放在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只能购买美国国债，不方便广泛地多元化投资，而且美元贬值导致我们资产的缩水。他们认为拿一部分回来，拿两千亿美元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外汇储备一直在增加。拿两千亿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收购，可以赚大钱，赚了大钱，不仅可以弥补中央银行外汇储备部分的资产缩水，还可以弥补财政赤字。这是这些人的想法。在这些人眼力，财政资金不是人民的，外汇储备是国家的，国家的就与老百姓无关，他们可以拿过来进行各式各样的投资。因此，我们成立了国家汇投公司。而且在筹备期间，先给黑石集团注了一笔资金，30亿美元。这是前香港财政司长梁锦松先生介绍的项目。梁锦松本来是没有公信力的一个人。他过去是一个商人，商人的本质就是追逐个人利益的。当了香港财政司司长，他趁着汽车购置税加税之前给自己买了一辆汽车，引起公众的质疑和炮轰，最后被迫辞职。在这里面，梁当时那样做，确实是一种本能。如果他考虑到公众可能不放过他，这一点便宜他也许不会占。但商人的本能就是占便宜，他确实没想到公众会质疑他，他就是逐利的一个商人。这次，梁锦松发现中国的外汇储备这么大，里面有很大的商机。既然财政部门想从中赚钱，那我就给你介绍业务。因为他当财政司长的时候跟中国很多官员人的关系非常好，跟筹备组组长楼继伟先生的关系很好。所以他跟楼继伟一说，估计楼就打了报告，很快得到批准，20天后就把这个钱投出去了。先是打到黑石的美国的账户上，任由黑石集团自由定价。如果定家在31美元，最后我们持股9.5%；如果定价在50美元，那我们持股7%、6%；他们定到60美元，那我们的持股比例更低。如果定在20美元，那我们持股比例会超过10%，多余的美元退还给我们。另外这种所谓的股东是不参与董事会的。因为美国把黑石这类公司叫LP，是有限的合伙企业。合伙企业就没有义务选举董事，没有义务设立独立董事，而且合伙人的薪酬都是他们自己定的。给你分多少红，先看合伙人分完钱之后剩余多少再给你分。这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套，让我们钻进去了。这是非常愚蠢的举动。这种愚蠢，我们的领导人最后可能会说我不懂，说国际化我不懂。这肯定是某个国家领导人来签字的，那就是素质问题了。没这个素质，缺乏基本的素质，那他在这个位子上还有没有自知之明。没有这个水平还在这个位置上滥竽充数，只能归结于人的自私本性。（觉得对黑石的投资绝对没这么简单，要是真这样的话那根本就没得混了。）
　　 外国储备增加，必然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导致了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那些没有参与炒股、炒楼的人的财富，都没能跟得上物价上涨速度。这些人的财富都受到了损害。炒股炒房的人不仅化解了通货膨胀，而且从中受益了。但是他的财富实际上是从别人那里转移过来的。当然，更多的财富转移到政府，转移到富豪手上。所以通货膨胀导致了财富的更大范围的分配，收入分配的分化由于通货膨胀加剧了。通货膨胀的时候你也可以动员农民炒股，但他们根本没有钱余钱炒股，或者顶多拿出一千块钱炒股，他怎么炒？而社会上的其他人，动不动就是拿出几百万。从几百万升值到几千万，他就可以赶得上物价上涨速度。更多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身利益受到巨大损害，这外汇储备增加导致的社会危害。

[ 本帖最后由 ghyhj 于 2007-11-19 23:1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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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1、中国特色的企业用人和市场营销
　　
　　 我们的实体经济当中，中央国有企业基本上的经济效益是非常好的。但是它们的经济效率非常低，企业基本上被权贵们掌控。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很多人都有出身官宦的背景。像中国石油、中国人寿这样的企业里面，安排了大量的官员的子女亲戚和各种裙带关系。因为其他人很难进去，所以这些企业只能他们来享用了。虽然这些人根本没有什么才能，但是他们享受了这种庞大的福利。中国企业内部的用人，确确实实不是按照能力来录用的。私营企业是按照家族关系来用人的，国有企业靠裙带关系，或者是给领导人送钱送足了，也变成是裙带关系。这是中国特色的企业用人制度。
　　 中国市场营销，分为“B to B ”、“B to C”两种方式。“B to B ”，即企业到企业的营销，基本是靠回扣来开路的；B TO C，即消费者营销，主要是靠广告来开路的。广告基本上是靠欺骗公众来开路的，基本是由明星来代言。明星为了赚钱，也不管不顾，明星就成为欺骗公众的工具了。当然对于明星个人，他自己可以从中受益，他可以借助广告代言迅速进入富人阶层。所以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假货、有毒的货物充斥货架，就是因为这种欺骗式的营销、明星代言，他只要卖出去，赚了钱就行了。现在对于企业奉献社会的说法，人们都会笑话你，或者不相信你。在他们眼里，企业就是赚大钱的，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干。所以为什么要做房地产，因为会赚钱，你以为他给你盖房子吗？他是为的获得暴利。SOHO中国的潘石屹是想给你盖房子吗？不是的！他盖房子是因为能赚大钱；如果盖房子不赚钱，他马上去干别的了。
　　
　　2、国内企业畸形的一次收入分配
　　 国内企业的分配极端不合理，劳资之间资方占了大头。资本分配的部分一部分是利润，一个是折旧。折旧总体还算公平，利润是这部分的大头。劳动者报酬部门，又分为管理人员和普通工人的报酬。管理人员拿了工资总额的大头，普通人员人数上占了大头，但是拿了工资总额的小头。在管理人员当中，其中老板又拿了大头。资本家在工资里面又拿了大头，所以资本家是拿两头的：一是利润、分红，属于资方各个股东之间分配的；一是从工资上拿的一部分。另外，老板还能吃回扣。私人企业也是要吃回扣的，所以回扣是普遍的。如果是独资企业吃回扣可以逃税；如果是多个投资者的企业，大老板吃回扣，一方面可以逃税，另外一个方面是占其他股东的便宜了。这都是非常普遍的。这种畸形的收入分配，在国有企业这个环节，国有企业分红只能分到财政环节，只能是由政府部门来花销，与老百姓的一次分配毫无关系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这绝对是不合理的。我们呼吁中国的国有企业，应该回归到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让全体人民都有所有权。我认为这个呼吁是可行的、必须的，不能让这些权贵们独家享用国有资产。
　　
　　3、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和支出
　　
　　 目前我国的财政收入年增长20%以上，但赤字也是增长的。我们就感到特别奇怪，钱怎么永远不够花？我们的财政可以说挣多少钱花多少钱，钱是怎么花出去了？我归纳我们中国的财政支出，有四大特征：一个是挥霍财政。财政挥霍在我国非常普遍。不仅是政府机关挥霍，事业单位也在挥霍的。像北大，也要盖五星级宾馆。各个大学拼命地花钱，花不完了，那下一年拨款就受影响了。现在政府机关的建筑装饰都非常豪华，像皇宫一样豪华，车辆配置也非常好，所以大量的资金被吃掉了，挥霍掉了。像这样的中间环节，显然是危害社会的。社会的钱收到你这儿，本来是让你管一下，再分出去，结果你大量地挥霍掉了。审计部门审计我们这些部委，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但和实际的问题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审计部门也只是审计到一些非常明显的部分，大量的钱被很多人通过各种理由拿走了。因为跟政府做生意，挣钱都是非常容易的。
　　 第二个特征是贪污财政。这里有直接贪污的，也有包装成项目套钱，官员可以从中获利，大家可以把这个钱分掉。政府采购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机构，专门运作政府财政支出。如果一个人跟部长、司长甚至处长有私人关系，就可能专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贪污财政。
　　 第三个特征是奉送财政。我们在招商引资的时候，表现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因为我们比谁都大方，土地可以白给，税收可以不要。另外我们在招商引资当中还花了很多钱，这都属于奉送财政。其中一部分奉送部分是农民的财产，很多是打者给农民的欠条。
　　最后一个特征是吃饭财政。既然是吃饭财政，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变成公务员，在里面白吃饭。在我们县级单位中，教育财政占了财政的绝大部分，有权有势的人就把他小姨子、小舅子等，全部弄到教育部门去了。有的小学都没毕业就当了中学老师，而且都摇身一变成了国办老师，吃着财政饭。在县级以下这样的情况非常严重。所以这样有多少钱都不够花了。
　　 现在我们的物价已经很高了，但我们的财政部门还在发行特别国债，目的是让中国汇投公司筹集到资本金。当然，最后还是拿税收来还的，还是让老百姓还归还。
　　
　　4、股票市场的泡沫和大规模财富掠夺
　　
　　 现在我们的股票市场当中只有1500家企业上市，但是他们的市值之和已经超过GDP。各个上市企业的股票大幅度地上涨，导致又是一个大规模的财富掠夺场。我们股票涨了几十倍，但是真正受益的，虽然有炒股的人，但主要是那些原始股东。过去上市有很多私营企业，他们受益于全流通，手里的几亿股股票，随着你从一块钱炒到一百块钱，他马上就变成几百亿的富豪了。这是真正受益的。这就使一些人在高股价条件下通过关系运作上市，把一个明明只有一千万资产，或者是五千万资产的企业，通过市值放大一百倍，放到了50亿到100亿，使自己成为亿万富豪。这些钱最终都是由老百姓来买单的。这种大规模的掠夺场，成为财富转移更为迅速的一个工具。所以中国的股票市场，变成为泡沫而泡沫了。最近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发表了很多观点，可以看出央行一直在为炒股的人打气。她说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对冲、存款准备金、利率调整政策是中性的，一般不干预资产价格。她认为大家对资产价格还是要有信心的。资产价格如此虚高，如此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掠夺，但是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合理的，他们不敢惊动资产市场。
　　 以上分析的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我们实体经济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是就是这样的企业，也可以在股市上将资产放大一百多倍。我们很多企业的利润来源，是靠着污染环境、剥削工人得到的，但是这样的企业在股市上受到热烈追捧。像房地产企业，根本是依靠掠夺公众的商业模式，在股票市场上炒得比谁都疯狂。还有很多企业自己的主营业务不做了，干脆炒股，然后把炒股的收益包装到主营业务中，他的股票又被成倍地放大。我们很多机构，包括社保机构、保险机构都从中受益了。以前社保机构大量亏空，现在他们借着浑水摸鱼，把过去的亏空全都补充进来。股市从一千点涨到五千点，涨了将近五倍，他们现在只要把股票扔出去，就可以套现很多钱。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财富效应，必然导致物价上涨；而那些没有炒股的人，肯定要为财富减少而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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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当前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分析
　　
　　 由于有上面的财富分配格局，中国形成了四大阶层：官僚阶层、富豪阶层、中产或小资产阶层、工农大众阶层。我把这四大阶层分成十五个小类。
　　
　　1、官僚阶层
　　
　　 官僚阶层，过去毛泽东是把官僚划在地主阶级内的。但在目前，由于“官本位”，官员比什么都重要。全社会的准则以官僚为本，其他为辅。什么样的是官员？一般来说官员是很多类的，国家、机关、军队、事业单位、大型国有企业，在这里面担任重要职务，可以支配资源的人，这个应该都属于官僚。官员大概就分为两类，就是贪官和清官两类。这个分类很简单，因为现在贪官占绝大部分。
　　
　　2、富豪阶层
　　
　　 富豪阶层，就是资产阶级。他拥有大量资产，并且拥有生产资料。不仅财产多，而且财产能为他继续创造财产。大富豪一般都拥有固定资产，拥有工厂，拥有企业。
　　 富豪根据出身的不同，可以分成五类：
　　 第一类是太子党富豪。在广州，排名前几位的开发商，大部分是太子党富豪；在上海，最大的建筑商和开发商，很多是太子党。为什么他们还要做建筑企业？因为很多环城公路、市政工程都是由他们来承包的，要靠他们来洗钱。太子党富豪是天生的，因为太子党是注定是要成为富豪的。做开发商能成为富豪，但是一个没有背景的农民工搞一个开发公司是成不了富豪。不能说你进了这个行业就能成为富豪，你没有这个出身，是很难成为富豪的。
　　 第二类是草根富豪。这个富豪的出身也许是个农民，但是他属于特别善于钻营，很大方，所谓的很会做人的人，像赖昌星。这些人可以成为草根富豪。很多民营企业主过去是农民，后来搞企业成功了，就有钱了，与官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然后在企业并购当中，在土地交易当中财富迅速扩大。大量的浙商，基本上都属于草根富豪，也不是靠自己劳动或企业家才能创造财富的。浙江的很多商人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们很善于跟官员打交道；他们还利用各地招商引资的奉送政策，也占了很大便宜；此外，像炒楼、炒股这样的商机，他们都都很少会错过。这些人被我们称为草根富豪。
　　 第三类富豪是外商和他们的代理人。外商在中国成为富豪的很多。私人公司到中国投资，只要在中国开了企业的，基本都成为他们总部的摇钱树了。像德国大众，是一个公众公司，它目前90%的利润几乎都是来自于中国市场。大众公司后来在大陆汽车市场的份额下降了，对其总部的利润影响就特别大。凡是外商在中国设立公司的，几乎都成为了他们的摇钱树，他们也自己成为了富豪，他们的代理人也跟着成为了富豪。
　　 第四类是高科技富豪。像百度，像分众传媒，他们是靠技术上来的，但背靠着中国这个巨大市场，充满了想象力，所以从中受益了。在中国经商，由于工资很低，投资利润率很高，靠的是中国这个大环境、大市场，在资本市场上充满了想象力，使得高科技富豪在海外市场上市后迅速成为富豪。
　　 第五类是明星富豪。现在明星动不动就是买上亿的房产、豪宅。跟前四类富豪相比，明星富豪多数是自己没有企业。明星富豪多数是靠广告代言成为富豪，或者拍电视连续剧一集可以挣很多钱，但电视剧的钱其实是来自于电视广告。电视广告来自于什么？主要是来自“B to C” 的市场营销，里面有大量的明星代言。所以在中国明星富豪也成为独特的风景线。中国的明星为什么数量这么多，挣钱的水平很高，连台湾、韩国、香港的明星都发现在大陆挣钱比较容易。中国这么穷的国家，为什么明星挣的比很多国家里都多。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就是工人的工资水平偏低，工人工资被忽略不计了。GDP分配当中剩余的部分，明星只要参与就可以分享其成了。例如企业中过大比例的管理费用份额中，明星通过参与其中的广告营销，拿代言费；另外明星是跟政府打交道，政府财政，像央视《同一首歌》栏目，大量的是跟地方政府打交道，由政府出钱，明星可以参与其中。所以企业利润、管理费用和财政收入三个部分中，明星都可以参与，从中获利。这就是中国明星成为富豪的基本土壤，所以很多外国、外地区明星喜欢到中国来寻找机会。很多人认为明星挣钱是劳动所得，其实是因为他们沾了中国工人工资可以忽略不计的光了。所以他是从工人被剥削的部分当中，分享了其中的一部分。有一次我和别人讨论易中天的收入是不是劳动所得，我说他的收入不应当属于劳动所得。因为易中天属于娱乐明星。有人说他是学术大师，其实学术上很一般。他不过在教育部获得了一个奖，教育部的奖很一般，并不是国家级的奖。所以他成为娱乐明星，获得的收入很高。实际上他也跟其他明星一样，自觉步入到明星富豪行列。
　　
　　3、中产阶层或小资产阶层
　　
　　 中国的知识分子、白领、小公务员，基本是属于这个阶层。他们可以按照立场的不同进行分类。对于小资产阶层的分类，我在这里稍微做了一些调整，我把他们分为三类。
　　 一类是极端自私和走狗型的。像股评家们，天天鼓吹喊着股市上涨。其实只要他们声嘶力竭地喊，总就是有人跟在后面；即使股市跌到很低了，他还会一直在喊还会涨。他就是一直鼓吹上涨的这些人。这些人不顾后果，不顾老百姓利益损失。一些为贪官富豪、为房地产开发商呐喊的人，也属于这一类的，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多创利。像茅于轼就是属于这样的，董藩也属于这一类的，另外几个点击率股靠前的股评家，都可以归到这里面去。有很多是属于著名的学者。
　　 当然，小资产阶层中，大多数是属于明哲保身型的。原来我把小资产阶层分为走狗型、自私型和公众型。这种明哲保身的小资产阶级，是非常理性的，所占比例非常高。现在批评领导人没人敢上；别人批评了领导人的，他们也是怕得要死。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稳定住房价格实质就是捍卫房价》的文章，我批评了我们的领导人，很多人留言劝我小心保命。我知道他们也是好意，但就是因为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我们这些老百姓胆子太小了，官员犯了再大的错误都不敢说，这才使得官员加嚣张。你一说他，他就抓你，甚至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压制你。实际上，官员的过于嚣张，正是老百姓敢怒不敢言的结果，才导致了官民之间的对立。所以我们应该有理、有节地对官员进行批评，不管他是谁。你是共产党员，我就按照党员的规定来要求你；如果你做得不到，我就可以批评你。如果你不是共产党，作为群众对你的执政者有看法，我们一样也可以批评。但前提是要有理有节，我相信政府不敢把你怎么样。我今天批评他了，明天他们就把你抓起来了，我看他们还没有这样的胆量。没有人不犯错误，发现错误了，难道就不能批评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理有节，不能纯粹地进行人身攻击，那样就不利了。所以，必须有理有节地进行批评。
　　 还有一类公众型的，为公众利益呐喊的。这些人自身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利用自己的地位、优势，为公众利益来呐喊。他们超越了自己的阶层为公众呐喊，因为公众的话语权是非常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