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历史的三种方式：德国日本和美国模式

Ampelmann

反思历史的三种方式：德国日本和美国模式


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说过：“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见自己，就好象站在时间中的一点，惊奇地注视着过去和未来，对过去我们看得愈清晰，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愈多。”一个人、一个组织乃至一个民族对待历史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或它的未来。

    在过去的半个多多世纪里，二战和越战这两场战争给人们以极大的精神触动，并且使我们看到了三种不同的反思方式。

    一种方式是既道歉又反思，也就是德国方式。1970年12月7日，在缔结苏德条约3个月后，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签署了波德条约。在签字之前，勃兰特还到华沙无名烈士墓前献了花圈，并在华沙犹太区，在全世界的注视下，为1942年被希特勒残杀的50万犹太人下跪致哀，“我下跪并不是因为我有罪……面对受害犹太人石碑，我不能仅仅面无表情地献上一个花圈就完事……应该有个举动。它对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有利，能为未来打通一条道路……”这个简单动人的赎罪姿势和真诚的波德条约不仅化解了这两个相邻民族的宿怨，更使全世界人民产生了对勃兰特本人和全体德国人民的深深敬意，说“一跪泯恩仇”并不为过。

    而对于德国这个有着深厚思想内涵的民族来说，仅仅道歉还不够，还需要全社会的深刻反思。为了避免后人重蹈覆辙，德国政府特别注意到了要“从娃娃抓起”，把战争反思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1977年，当时的联邦德国谢尔总统明确表示，德国政府反对掩饰甚至美化第三帝国历史，希望各学校在教材中增加有关揭露纳粹罪恶的内容。次年，西德各州教育部长联席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重申为保护青年人免受美化纳粹言论的毒害，学校应把培养学生的政治判断力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学校教育中应该积极抵制对“第三帝国”及其代表人物所犯罪行的掩饰甚至赞扬。

    此外，一些德国思想家和作家还大量地著书立说，全方位揭露纳粹的罪恶，反思这个伟大民族所犯的错误，而德国的影视工作者更是制作出大量的影视作品，进行全民族的赎罪教育。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方式，也就是既不认罪也不深刻反思的做法。令德国人都感到惊讶的是，日本在对待战争罪行方面表现出了举世无双的“坚韧不拔”，无论罪行多么确凿，无论邻国有多么不满，无论民间有怎样的压力，就是舍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作，舍了政治大国形象不要，舍了地区经济共同体不建，也绝不认错，绝不妥协。所以就有了让邻国不齿的“历史教科书修订”，有了小泉政权我行我素地“拜鬼”行径，有了军事野心的不断膨胀。

    不仅如此，由于整个民族都普遍缺乏对战争罪行的反思，我们不仅看到了日本文学界都战争反思的集体失语，更看到了一些所谓的“爱国学者”都战争的“另类”解读，而在这个过程中，被忽视的不只是历史的真实性，更是对健全人性的培育。而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所说的那样，最值得担心的是日本的下一代，因为被蓄意篡改的历史教科书将培养出同样不诚实的下一代，这将使日本青年也不敢正视错误，不敢正视历史，在道德上缺乏正义感，从而很难避免在未来不重蹈他们先辈的覆辙。

    比较一下日本和德国对战争态度的巨大差异，我们会发现，这不仅有民族精神、文化底蕴的差异，也有着体制上的明显区别。战后，德国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纳粹残余得到了彻底的清除，相反，在日本，美国出于其在亚洲利益的需要，保留了日本最高的国家代表---天皇，也容忍了不少有历史污点的日本政客重登政治舞台，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当年的一己私欲是造成今天日本在对待“历史问题”上麻烦甚多的一个重要因素。

    领导人的远见和胸怀也十分关键。我们注意到，战后的历届德国政府都在认罪和反思方面有着明朗的态度，而当年勃兰特的一跪，更是深化了德国的反省，改变了与受害国的关系，也帮助德国走出耻辱，走向繁荣，成为了当今国际舞台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以致有人说：“德国总理跪下去，德国人民站起来。”但相比之下，日本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却是对战争罪行遮遮掩掩，甚或昂首“拜鬼”，无疑对整个民族的战争反思都起到了恶劣的示范作用。

    而介于两者之间的是美国方式，也就是不认错但却反思的方式。这一点，在越战问题上表现十分明显。对于美国这个极不习惯于道歉的国家来说，让它的政府在越战这样一些问题上明确做出道歉是很难的，但有意思的是，美国这个民族却有这强烈的反思意识，而这种强烈的反思意识也促使政府做出了从越南撤军的决定。

    尽管越战已经过去多年，但对于越战的反思却仍在继续中。正如《现实启示录》、《野战排》、《生于七月四日》等影片所折射的那样，越南战争一直是美国人心中的巨大阴影，它就象是一块伤疤，时不时的一定就会被人揭开，让大家从现实的喧嚣中沉寂下来---认识到战争的残酷，认识到美国大兵不是战无不胜的。在这个过程中，越战的“苦难”内涵得以升华，一个坦诚而自信的民族在抚慰伤痛的同时，也
在不断地思考着。

    耐人寻味的是，三种不同的反思姿势带来了三种不同的结果。勃兰特的世纪一跪，不仅赢得了宽容与尊重，也使战后欧洲建立起了与东亚截然不同的信任关系，德国现在也成为了欧共体和欧盟的主要领导力量。德国人坦诚、务实、不求霸权的作风和态度也帮助他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并且一直保持着良好势头。

    而日本的态度则令人不耻和唾弃。他们在教科书、靖国神社、慰安妇等问题上每年都要被受害国政府和人民痛斥无数几次，国际信誉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质疑。就是一些西方国家也对日本的做法感到不解和不满。在这种情势下，日本政府根本无法建立所谓的“与21世纪相称的关系”和树立大国的形象，而实现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梦想更是遥遥无期。

    相比之下，美国的“中间路线”就显得比较微妙。一方面，民族的战争反思在不断地给那些试图做出不负责任的决定（特别是发动一场可能带给人们深重灾难的战争的决定）和危险的倾向敲响警钟，另一方面，没有认错习惯的政府却也很难避免再次发动战争的“冲动”，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日本政府对美国发动的每场战争对那么热情支持，那么乐得参与……

    张国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 ）

中国日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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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把反思历史作为头等大事 永远是日本的镜子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在德国始终是一件头等的政治事件。它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社会方面确立民主具有重大的意义。

德国能够真正自我批评地面对过去，这一过程持续了很久。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点还不是十分明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逐渐发生了些许变化。 1965年4月，时任联邦德国总统海因里希.吕贝克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纪念日发表了讲话。从他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联邦德国开始扭转对“第三帝国” 的罪行保持缄默的趋势。

自从社民党和自民党在波恩联合执政以及反纳粹主义的流亡者维利.勃兰特成为联邦总理以来，历史政策的角力场上就持续发生变化。批评性的声音日益在社会上占据上风。在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框架内，官方对待1945年战争结束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因为现在联邦德国人更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对二战中苏联和东欧的牺牲者负有责任。

1975年，联邦总理施密特在讲话中赞扬5月8日是“摆脱纳粹暴力统治”的日子。

10年后，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在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联合会议上发表的纪念战争结束40周年的讲话有理由被视作“德国战后历史的转折时刻”（以色列驻德国大使本.阿里语）。这个讲话明确拒绝掩饰或原谅纳粹罪行的所有尝试，并且首次对独裁和世界大战的所有受害者作出不同的评价。魏茨泽克清楚地表明，自我批评和有区别地对待自己的过去属于联邦共和国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

德国投降40年后，二战结束突然引发了社会到那时为止从未有过的兴趣，相关的讨论也是从未有过的。1985年5月5日，当联邦总理科尔在比特堡士兵公墓与美国总统里根一起缅怀战争和暴力统治的牺牲者时，一场愤怒的风暴席卷了德国。因为组织者忽略了一点，那里埋葬的除了德国国防军士兵之外还有武装党卫军的成员。




德国《时代》周报杂志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