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谭竞选（六）：联手出击，拯救汉学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学生会主席竞选与汉学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来关心这件事情？这一定是此刻你心中所存的疑问。
各位肯定已经知道，哥廷根大学自2004年起以财政紧张为名，裁减了大批岗位，并计划关闭一系列专业，其中也包括历史悠久、建立于上世纪20年代的汉学系。自2005年起，汉学停止招收新生。同年，汉学系主任Rosner教授的退休，校方随即正式裁减汉学教授职位。2006年，在哥廷根大学的招生简章上，汉学已不复存在。可以预见，几年后随着汉学系现有学生的毕业，汉学将在哥廷根消失。
汉学系的存亡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首先，坐视下萨克森州最后一所汉学系死亡，实际上等于是在助长德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四年多来，我一直致力于研究德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我论文中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1911年前后德国汉学的职业化进程决定性地影响了德国文学家对中国的看法。回顾1900年义和团起义（德国称之为：Boxeraufstand）前后的德国小说，中国人常常被描述为阴险残忍的海盗或是躲在阴暗的地下室里密谋的黑帮，他们所要做的便是用匕首、毒药杀害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游客和外交官，于是乎德国英雄隆重登场，把黄种人打得落花流水，故事也就在日耳曼人的优越感中拉上帷幕。与之相伴的是所谓“黄祸说（die gelbe Gefahr）”，即黄种人将威胁到白种人的生存空间。而在1911柏林设立汉学系，尤其是在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将儒家道家经典如《道德经》、《列子》、《庄子》、《易经》、《论语》、《孟子》高质量地翻译为德文之后，不仅原有的“黄祸”偏见在德国文学中迅速消失，东方哲学更倾倒了一大批欧洲人，甚至有人在一战后将其视为拯救德国的良方。在德国文学方面，1915 年，Alfred Döblin 以1774年山东临清王伦起义为题材，以道家的无为思想为核心创作了第一部表现主义小说《王伦三跳》; 1940年左右，德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剧作家布莱希特更是在《四川好人》一剧中让神仙们在中国四川找到了世界上的最后一个好人！再举一个例子：今年5月23日南德意志报头版刊登了德国总理梅克尔女士与温家宝一起漫步北京，在街头与晨练的大妈们亲切交谈的照片，翻到经济版，赫然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幅漫画：温家宝站在一台复印机前，正把地球仪按在上面疯狂拷贝，下面配的文章则大谈中国的盗版问题。我不由得想到了今年3月22、23、29、30日ZDF播出一个中国系列，前三集ZDF报道了改革给中国各地带来的繁荣和新问题，最后一集却以有关“黄祸”的报道作为结束：中国人涌向欧洲，买下一家又一家店铺，用无法再低廉的劳力与当地人竞争，把一个又一个街区变成中国人的地盘。而法国人中则出现了一个新的运动：一批爱国者要阻止巴黎人出卖百年老店，任他们被中国人变为鞋店和中餐馆。由此我又联想起另一则来自汉堡的报道：汉堡港的稽查人员宣称他们每天都能发现一两集装箱来自中国的仿冒产品 ，并且当着摄影机镜头销毁了一大批冒牌阿迪达斯、奈克运动衣，当然他们绝口不提2005年约有两百万只集装箱往来于中国与汉堡之间，而仅此便为汉堡港提供了两万个工作岗位！各位可以设想：如果失去了一批熟悉中国文化，能够客观评价中国社会的汉学家为中国人呐喊，德国大众便只能肤浅地通过报纸、电视，日复一日地从那些只上了几天语言班的德国记者那里了解中国。可想而知，偏见将会被不断复制、传播、放大，中国人在德国人眼中的形象将无法挽回地遭到损害，而你们在德国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将有增无减，我们每个华人都会被永远钉上 Hundfresser的标签！
更加直接的一个问题是汉学系的关闭对哥廷根大学中国学生，尤其是对文科学生的威胁。我们知道，哥廷根大学规定文科学生获得Magister 需要两个主科。而文科参考书的阅读量之巨对大批只有语言班基础的中国学生来说几乎是难以承受的。平心而论，文科实在太苦了，德国教授又常常豪情万丈，一下笔就是几块砖头，中国学生就算只读一个专业，也已接近极限。论文答辩之后，我的导师就曾经问我：你为什么不引用我2003年那本书（520页）？我虽然读了将近二十年德语，也不得不苦笑了一下：读了，但是没懂。所以我非常理解为什么许多中国学生为了能够毕业不得不把汉学注册为第二专业。然而，现在这条路被堵死了。与我同一栋楼的一位中国女生，两年前为取得Musikwissenschaft 硕士，将英语文学注册为第二专业，然而当她确认自己并无英语天份，准备转换专业时，却发现只能选择人种学（Ethnologie）了。我送给她一句德语成语：aus dem Regen in die Traufe kommen 。我想与她同样遭遇的同学还有很多，请想一想这些莘莘学子的处境和那些向往哥廷根的同胞们，告诉我：我们是否可以就这样漠然等待下去？
再从哥廷根本地的德中文化交流来讲。汉学系的存在每年可以为近两百名中德学生直接提供相互交流、增进了解的宝贵机会。我在攥写博士论文期间，就至少曾与四位德国汉学学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不仅迅速提高了各自的外语水平，而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02年，我们便共同发起了在Kreuzbergring Cafe的周三汉学聚会，以期打破学科界限和年级隔阂，为更多的人提供交流的机会。直到汉学系停止招生以及Claudia, Kathrin, Daniel, Mona, Saida 等一批精英的毕业和转学，汉学聚会才终告停止。如果能够不断补充新鲜血液，培养专业力量，这种极具建设性的定期聚会何至夭折，又何须学生会将精力花在中德茶座上面？更何况两者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又何止相去一个级别？同时请你更进一步地想一想：是一批年轻有为的汉学家，还是一批仅仅只有语言班水平的爱好者能对德中文化交流发生深远的影响？
静静读完这番话，请你告诉我：作为中国学生会，作为生活、学习、工作在德国的中国人，是不是有责任行动起来呢？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认为：小谭有一腔热情，但是，这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真的不可完成吗？作为这件事的发起人，我想在这里向大家提交以下的可行性分析：
首先，大学关闭汉学的借口是经费紧张。今年四月汉学系曾发起一次要求恢复汉学的学生签名活动，我第三个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校方虽然拒绝收回成命，但是作为补救，准备在2008年在语言中心开设“汉语作为外语”课程。虽然两位语言教师的工资大约还不及一位汉学教授工资的一半，但是这证明资金的缺口并非就如校方宣传的那样根本无法弥补。
其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已远非当年可比。当年有几个中国人能够想象，竟有如此之多的中国学生能够自费来到德国留学呢？有几个德国人来到今天的中国，不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惊人成就而赞叹呢？又有多少德国人站在雄伟的中国大使馆新馆前面，不相信中国已经拥有了雄厚的国力呢？那么，作为一个有雄心将二十一世纪变为“中国世纪”的有责任感的泱泱大国，在真正了解了哥廷根汉学系的艰难、倾听了民众的呼声、了解了同胞的境遇之后，难道还会袖手旁观、不向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伸出援助之手吗？
更进一步的说，我们还有一个极为有利的时机：今年11月中旬，中国将在哥廷根举办中国文化周活动。就我在网上检索的结果来看，近来中国政府已在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加拿大等国举办过同类活动。可以预见，届时中国驻德大使、德国下萨克森州州长、州文化部长（正是教育部门主管）等政要都会到场。在这样一种双方共同努力，携手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的和谐气氛下，双方必定会答成一系列的文化合作协议。如果加上我们哥廷根学人的推动，恢复汉学系肯定能被提上议事日程。何况，任何一个务实的政府都明白：一个文化周也许能为当地的德国人民留下几个月、最多几年的美好记忆，而汉学系的重开，汉学家的不断诞生则将可能产生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深远影响。即便只是为了取得表面上的轰动效果，哥廷根汉学一旦成功复活，今后也可以被视为中国大使馆、文化部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特别是在拥有八千万人口的德国积极传播方面的重要政绩。大使馆、文化部等部门根本不会放弃这样一个机会。
最后，我们并不是在孤军奋战。汉学系为了自身的存亡，必然全力配合。甚至与我同住一个城市的德国学生们也在期待着我们的成功，因为学生们尽管多次走上街头抗议游行，但最多只是推迟了收学费的时间，而专业减少、岗位削减的势头并未受到遏制。如果中国学生能够与汉学系联手出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德国学生的力量，不仅可以拉近我们与德国学生之间的距离，也可以赢得德国人的尊敬，甚至一改中国学生一盘散沙、游离于德国校园文化之外、无所作为的形象。
各位，机会就在眼前，今天的行动将可能为我们带来一生的骄傲。二十年后，当我们重返这片土地的时候，我们将不会遗憾地发现当年学习过的地方已不复存在，相反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曾经为一个共同的理想在这里并肩奋斗过！”
“世上事有难易乎？
——为之，则难者亦易也，不为则易者亦难也。”
[ 本帖最后由 小谭同志 于 2006-6-6 16:14 编辑 ] |
发表于 2006-6-6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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