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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廉署接获举报，指有货运公司被驻守机场货运站的海关关员藉过年为由，要求给付货运站三十六名值勤关员每人利是澳门币五百元，并指示当日傍晚送到货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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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名曾姓副关务督察和其他关员接收利是后，即被廉署人员当场拘捕，并起出该三十六封每封载有澳门币一百元的利是。调查中发现货运站海关办事处有大量利是和现金被分成十八份，怀疑准备发派，在场被拘捕的多名关员身上就发现类似的包扎利是和相应数目现金。部分利是封上写着关员职级和盖上公司印章，怀疑有人以此作出识别。其中两名货运公司职员涉嫌行贿海关关员而被列为案中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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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署同时检获一批文件，怀疑有人有组织性地记录货运公司联络人的某些资料，部分文件则显示每一笔支付海关的款项均有会计帐目记录其性质目的。调查中发现，有海关关员涉嫌利用速递和货运公司追求时间效率和顺利通关机会，指示货运站内的速递和货运公司职员提供免费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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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有人承认给付海关关员利是和其他利益，有人承认收受利是。廉署将继续深入调查本案是否涉及其他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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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报道，《瞭望》周刊刊载文章指出，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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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没有努力，而是穷人的孩子几乎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才21岁，成都姑娘小陈却已开始愤世嫉俗。自父亲1995年因病去世后，她与母亲相依为命，每月靠两个人320元的低保金维持生活。 2005年8月她在亲戚的资助下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却在求职中四处碰壁，至今没有找到工作。小陈一脸无奈地说，“也许改变我命运的最大可能只有中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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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说，小陈的遭遇折射出目前城市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困境。中国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目前有定型化趋势，富有者和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一些底层人群因此出现了以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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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称，有关部门调查表明，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父母职业、家庭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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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成都市有关部门最新调查，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最小，仅占2.8％，父母是“普通职工”的占26％，而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达到33.3％；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希望子女“当公务员”的高达28％，希望子女“当普通职工”的仅1.5％，希望子女“当进城务工人员”的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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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胡光伟认为，当前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失衡，是造成“代际继承效应”增强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教育支出已经占低保家庭消费支出的19％，仅次于食品支出。有40％的低保对象认为当前生活最大的困难是“教育费用高，无力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