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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两个哥哥从来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对他们来说，似乎他是不存在的，无足轻重，无法被他们所感觉，他们对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是因为他此刻正拜倒在我的裙下，有求于我，而且他们可以断定，我是不会爱他的，那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可以忍受我的任何压力，只要这桩情爱不至于告吹就行。此外，还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白种人。大哥之所以默不作声，无视我的情人的存在的做法正是来自这种信念，他的行为就是我们的楷模。因此，面对着我的情人，我们全家都学着哥的样子。我也一样，在他们面前，我也不能和他说话。当着我家人的面，我永远也不该和他说话在，除了偶然替他们传个话之外。比如说，吃完晚饭以后，我那两个哥对我说他们想去“泉水”舞厅喝酒和跳舞。首先他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而我，我不应该，按照我大哥的逻辑，我不应该重复他刚才所说的，不能说第二遍，如果说了这将是不对的，我必将遭到我情人的埋怨。于是他终于回答我。他低声细语，以示亲密，他说他还想能单独和我相处一小会。他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为了谢绝方才的请求。这时我又只好佯装没有听清楚，似乎这又增加了一个隐藏着的危险，似乎他说这个话的用意是想扩大事态，非难一下哥哥。既然如此，我还是不理为好。可是他还没完，接着又对我说——他还真有这个胆量说——看你们的妈妈已经很疲倦了，你们应该留着照顾她。诚然，妈妈每当在堤岸的中国饭馆吃完丰盛的晚餐之后就难免感到困倦。我并不敢多搭话。这时我听见哥哥的声音，他说了一句很短的话，尖刻、明了。妈妈立即夸起他来：我这叁个孩子就数他会说话。话音一落，我哥哥就等待着。大家都停下来；我看出我的情人的胆怯，二哥也同样害怕。他再也顶不住了。于是我们上“泉水”舞厅去。妈妈也跟着上“泉水”舞厅，她将去“泉水”舞厅打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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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哥哥面前，他只好佯装正经。其实，他依然是我的情人，只不过此时此刻对于我来说他什么身份也不是罢了。他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人。而我的情欲也必须屈从大哥的威严，是他否定了我的情人。每当我同时看见大哥和情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无法忍受。在我大哥面前，他成了一个不可告人的无耻之辈，我们的关系也成了一种应该隐瞒的羞耻。我不能反抗大哥这些无声的命令，要是我的小哥哥，我满可以和他顶撞一番。对于我的情人，我从感情上是无法克制自己的。今天当我一提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就会重新看到大哥在和我的情人一起吃饭时那张虚伪的面孔和他那心不在焉的神态，他常常望着别处，若有所思。然而，从他那轻轻咬着牙关的神态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正在因为玩弄那种卑鄙的行为而感到烦恼和不安。他总觉得沾我的情人之光上高级馆子馆饱吃一顿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回忆之中，那猎人之夜的情景又历历在目。耳边响起一阵刺耳的警报声，一阵儿童的喊叫声。
　　在“泉水”舞厅里也一样，谁也没有和他说句话。
　　大家各要了一杯马爹利。我那两个哥哥一饮而尽，接着又要了第二杯。我和妈妈把自己的酒都让给了他们。这哥俩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他们不但仍然不和他说话，反倒说起风凉话来。尤其是二哥。他埋怨这个地方太令人愁闷，说这里没有舞女。的确，“泉水”舞厅这个地方除了周末之外，平常顾客很少。我和二哥跳起舞来。我也和我的情人跳舞，但是我从来也不和我大哥跳舞，因为我意识到某种危险，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担心一直在阻挠着我，这种危险在于他对任何人都可能施展这种不吉利的引诱，也在于我们身体的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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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兄妹长得非常相似，尤其是脸部更象得出奇。
　　那位堤岸的华人正在和我说话，他的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他说：我到底怎么得罪了他们呢？我叫他不必为此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总是这个样子，就连我们一家人之间也是如此，无论何时何地，我们一直就是这样过日子。
　　当我们在他那单间宿舍里相会的时候，我就会向他解释。我对他说，我大哥的这种粗暴、冷淡、盛气凌人的作风都是冲着我们的事而来的。他本能的反应就是杀人，就是毁坏生活，支配生活，蔑视别人，赶走别人，让别人受苦受难。我叫他不必担心害怕，说他不会冒什么风险。因为大哥唯一害怕的人就是我，他在我面前自然会出奇的胆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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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就没有说过你好，晚安，新年好。从来也没说过声谢谢。从来就不交谈，从来就不需要交谈。全都呆在那里，默默无言，人远情疏。这是一家铁石心肠的人，僵化透顶而无任何接近可能的人。每天我们都企图伤害对方，甚至互相残杀。我们之间不仅不说一句话，就连相互看一眼也没有。即使迎面碰上，彼此也视而不见。谁要是瞟谁一眼，那就意味着会有好奇之心而有失身份。因此，相互不屑一顾。交谈这个词在我们之间已经不复存在了。我想在这里最恰当的词莫过于“厚颜无耻”和“狂妄自大”。整个集体，无论算不算家庭，对我们来说都是可憎、可耻的。我们全都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耻辱。这就是我们兄妹叁个共同历史中最根本的因素，因为我们都是这位善良的、被社会所杀害的母亲的孩子。我们站在这个曾经迫使妈妈沦入绝境地的社会的一边。由于人们对我们这位如此和蔼、自信的妈妈的所作所为，使我们憎恨生活，也憎恨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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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并没有预料到她的失望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说的主要是指那些男孩子，那些儿子们。不过，纵然她已经预见到了，那她能够对她自己的身世保持缄默吗？能佯装她的音容，她的目光和她的母爱吗？不会的，对她来说，她早该自杀，早该解散这个难以相处的家庭。早该让老大和那两个兄妹彻底分开。可她并没有这样做。她是如此粗心，她是如此轻率，她是如此不负责任。她向来就是如此。她已经不在人世。我们叁个对她的爱超过一般的母子情。就凭这一点，她本来就不应该对我们守口如瓶，隐瞒、撒谎。尽管我们兄妹叁个性格特点，可我们对她都有着同样的一颗儿女之心。
　　这段历史是漫长的，它整整持续了七年。开始时我十岁，然后我十二岁。然后我十叁岁。然后十四岁、十五岁。然后十六岁、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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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经历了这些年代，整整七年。而最后她的希望终于破灭了，理想终于被抛弃了，就连阻挡海水的雄心壮志也被抛弃了。我们在阳台间的阴凉处望着对面的暹罗山，尽管烈日当空，阳台间里则常暗淡，几乎一片漆黑。小哥哥死于1942年12月日本占领时期。1931年，在我通过第二次中学会考之后我就离开了西贡。在这十年当中，他只给我写过一封信。到底是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他那封信写得很得体，信是重新誊写的，没有错误，书法也很讲究。他在信中告诉我他们都很好，妈妈的学校也搞得很顺利。这是一封写满两页纸的长信。我还能认出他小时候的笔迹。他还告诉我他有一套房子，一辆汽车，还告诉我汽车的牌名。他说他又重新打起台球，说他很好，一切都顺利，还说他如何地喜欢我，紧紧地拥抱我。他没有谈到战争，也没有谈到我们的大哥。
　　每当我提起我那两个哥哥的时候，我总是把他们看作一个整体，就象妈妈那样，她也总是这么做的。我说：我那些哥哥，她在外边也这么说：我那些儿子。她总是爱用一些难听的话来形容她那两个儿子的力气如何之大。至于他们的外表长相，她却从不细谈，她不说老大要比老二强壮得多，她只是说老大和她那些北方农民兄弟一样强壮。她为她的儿子气壮如牛感到骄傲，就象她往日为她那膀壮腰圆的兄弟感到骄傲一样。和大儿子一样，她也瞧不起那些身体虚弱的人。对于我这位堤岸的情人，她和我哥唱着一个调子。我不想把他们那些言语写出来，因为那些挖苦的话犹如沙漠里腐烂的尸体一样叫人恶心。我说：我那些哥，那是因为从前我就是那么说的。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改了口，因为那时候我的小哥已经长大成人，并且也成了一个受虐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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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家里，不仅从来不过任何节日，从来没有见过一棵圣诞树，没有一条绣花的手绢，也没有摆过一束花；甚至连一个入土的祖宗也没有，既没有一座坟墓，也没有任何一个值得怀念的人。唯独只有她自己。大哥后来成为杀人犯。小哥哥则就死在空虚大哥的手里。而我却远走高飞，总算逃脱出来。直到她死的时候，只有大哥跟着她。在那个时候，妈妈因为我那个堤岸的形象——我的情人而暴跳如雷。她对在堤岸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但是，我看出她在窥探我，我知道她早已有所怀疑。她了解她的女儿，她发现不久以来这个孩子神态失常，看来似乎变得有点持重，引入注目，说起话来也比往常更加慢条斯理，过去她对什么都感到好奇，而如今却变成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连眼神也都变了。她已经成了她母亲不幸的旁观者，仿佛她正在步母亲的的后尘。这一切给妈妈的生活带来了突然的不安，因为她的女儿正冒着最大的危险，她将永远嫁不出去，永远无法在社会中立足，面对着这个社会，她将一无所有，毫无希望，孤单寂寞。妈妈大喊大叫地向我扑过来，她把我关在房间里，用拳头捶我，打我耳光，剥光我的衣服，凑近来闻我的身子，闻我的内衣，她说她发现我身上有那个中国人的香水味，她还迫近我，看我的内衣裤上是否有可疑的污迹。然后她便大声嚎叫，好叫全城都能听到她的声音，说什么她的女儿是个婊子，她将把她赶出家门，说她恨不得看我立即暴死，还说再也没有谁会要我，说我臭不要脸，连狗也不如。她一边哭，一边说养这么个女儿有什么用，还不如趁早把她赶出家门，名得弄脏这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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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哥正呆在关着我的这间屋子的墙后。
　　大哥在那里替妈妈帮腔，他对她说这个孩子该打。他的声音低沉、亲切、温柔，他对她说无论如何必须弄清事情的真相，不能让这个丫头误入歧途，不能让妈妈灰心失望。妈妈使尽全身力气抽打着我。二哥嚷着叫妈妈别管我。二哥跑到花园里去，他躲起来，他害怕我会被打死，他害怕，他总是害怕这个陌生人——我们的大哥。小哥的害怕使妈妈平息了怒气。她为她生活中的灾祸和她那有失体面的女儿面哭泣。我也和她一道哭起来。我发誓在我生活中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就连一个亲吻也没有过。我说：你想我怎么能够和一个中国人，怎么会和一个长得又丑、又娇弱的中国人干出这种事？我知道大哥正靠在门外，他在那里听着，她知道妈妈在干什么，他知道妹妹正光着身子挨打，他希望妈妈能继续打下去，直到打出毛病。妈妈并不知道大哥这一阴险、毒辣的用心。
　　那时我们都还很小。大哥和小哥哥往往无缘无故地打起来，经常是哥哥对弟弟说了一句：滚开，别在这里碍事！说着就动手打起来。他们只顾互相打，谁也不吭一声，只听见他们喘气、喊疼、还有那拳头的闷响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妈妈总是用一种大喊大叫的歌剧般的嗓门来给这战斗的场面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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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一样善动肝火，而这种肝火也只有在兄弟之间、姐妹之间或父母之间才能看到。大哥不在家里家外随心所欲、作恶欺人就感到难受。而小哥哥则因为目睹大哥这惊恐怖行径无能为力而苦恼。
　　当他们互相的时候，我们既担心小哥会被打死，同样也担心大哥会被杀掉。妈妈常说，他们在一起总是打架，从来也没有一起玩过，从来也不在一起聊聊天。他们唯一共同之处，就是他们有同一个妈妈，尤其是有同一个妹妹，不过那也只是血统相同而已。
　　我想妈妈也只有在提起大哥时才说：我的孩子。有时候她也这样叫他。而对其他两个孩子，她总说：那两个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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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这些事，我们在外面什么也不说，我们首先学会对我们生活中最要紧的事——贫穷——保持缄默。还有，对其他的一切也一样保持缄默。那些最初的秘密，这个词显得有点言过其实，那就是我们兄妹的情人，我们那些在村外的幽会，最初是在西贡的街头，后来在客轮上、火车上，尔后则无处不去。
　　傍晚时分，尤其是在旱季，妈妈突然心血来潮，她叫人把屋子上上下下彻底洗刷一遍，她说这是为了干净，为了凉爽。我们的房子就建在土堤上，和园子隔开，使它免遭毒蛇、蚊子、红蚂蚁、湄公河的水患以及季风带来的水患的袭击。由于房子地势较高，所以大扫除时可以用大桶水、大桶水地冲洗，可以让它象园子一样全都泡在水里。水顺着台阶往下流，流进了院子、灌进了厨房。那些小男仆特别高兴，我们和他们在一起嬉戏，大家互相泼水，然后我们用马赛的肥皂洗刷地面。大家都光着脚丫，妈妈也光着脚丫。妈妈笑啦。这个时候我们怎么闹她都不会反对。整座房子香气扑鼻，它有一股被暴雨冲刷过的湿泥土所散发的那种清香气味，这股泥土的气味一旦和马赛肥皂的气味，和纯正、正派的气味，和那衬衣的味道、母亲的味道，和母亲那纯朴、宽宏的味道掺杂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香味。水一直流到小道上。男仆的家属都来了，连他们的客人也来了，邻居白人的孩子也来了。看着满屋子家具横七竖八、杂乱无章，妈妈非常高兴。有时妈妈会格外高兴，每当她忘掉苦恼的时刻，每当她清洗屋子的时候，那就是她最幸福的时刻。妈妈走进客厅，弹起钢琴，她只会弹那首早先在师范学校学过的、如今还背得出来的曲子。她唱着歌。有时甚至边弹边唱。她站起来，一面唱、一面跳。房子突然象一个池塘，一块河边的田地，一片水滩，一个沙滩。而我们才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