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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3-19 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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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完了，圣经来了，接上
对于这种理性认识论所陷入的死胡同，《约翰福音》给出了十分深刻的观察。在《约翰福音》的序言部分，人和真理的关系被比作黑暗和光的关系。人生活在黑暗里。什么叫黑暗呢？人在生存要选择，选择需要下判断；因此，人在理性中一定要下判断；不做判断就活不下去。但是，你的判断无法给出真理，因为你是在没有真理的思想背景中进行判断。这样一种生存境况，《约翰福音》指出，就是所谓的黑暗必然拒绝光。人对真理的追求是一个拒绝真理的过程。人在黑暗中生存，在黑暗中追求真理，从而必然在判断中拒绝真理。人不可能不拒绝真理；因为人生活在黑暗中。
《约翰福音》的这个观察其实是怀疑论的极端形式。把怀疑论推到极端的结果只能是：人一定是拒绝真理的。我们前面谈到，柏拉图对生存的观察发现：没有真理就没有生存；现在，《约翰福音》在怀疑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察：人一定是拒绝真理的。这两个观察放在一起，如果它们都是对人的生存的真实观察，那就是说，人是活不下去的；人的生存是没有指望的。用一句宗教性的话来说，如《约翰福音》的语言，人死在罪中。
我们继续讨论这两个观察。人必须活下来。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柏拉图和极端怀疑论对生存的观察都实实在在而无法否定。我们看到，这两个观察都是在理性认识论基础上给出的。前面谈到，理性就是从我出发，并根据我的经验，知识，和情感等等进行判断。这样一个真理认识过程，在《约翰福音》看来一定是拒绝真理的。拒绝真理等于否定生存；但人必须生存。怎么办？
对于这个问题，《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给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话。为了展开这里的讨论，我想我们需要对《约翰福音》的恩典真理论有所认识。《约翰福音》指出黑暗和光的对立之后，接着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即μάρτυς（见证），认为我们是在见证中认识真理的。“见证”之所以很有意思，因为刚刚说完说黑暗是拒绝光的，接着就说有一个人来作见证。这个人就是施洗者约翰。关于施洗者约翰，他是当时的一个被以色列人称为先知的人。他是严守以色列的律法，在以色列人中有很高的威信；他就到处为人施洗，号召人认罪悔改。他的“见证”主要在于他说了一些很重要关于耶稣的话。他说他看到圣灵降临到耶稣身上，因此就知道这个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从真理那里来的。他还说，耶稣是神的羔羊，背负了世人的罪。
我们来看看“见证”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法庭用语。法官坐在上面，原告和被告站在面前。被告一个说法，原告是另一个说法；法官制是听他们在说，并不在案发现场。法官是怎样判案的？一般来说，如果被告说话是自相矛盾的，那肯定是被告的话不可信。如果是原告说话自相矛盾，那就是原告出问题了。法官判断是从自己的理性出发的。但是，如果原告和被告都自圆其说头头是道；因为他们都请律师，而律师都知道怎么样才不会自相矛盾；法官怎么判案？这个时候，他就需要人证物证。这里的人证就是μάρτυς。一个证人的证词能否被法庭所用必须满足以下一些条件：第一，证人和原告被告没有任何直接利益关系；第二，证人必须在案发现场；第三，证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必须是可信任的。
我们知道，在法庭上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如果是被告律师带上了一个证人，那原告律师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找这个证人的信誉纪录，查查这个人有没有说过谎，查找他的税表有没有交税，有没有做过其它坏事等等。做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找到攻击这个证人的信誉的缺口，让这个证人的可信度消失，让法官不相信他。可见，我们谈到证人时必然涉及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证人的可信度的问题。进一步，法官在判案时，如果他无法挑这个证人的毛病，就只能相信证人说的话。如果法官相信证人所说的话，那么这个证人所说的，只要合情合理，法官就必须接受。于是，法官失去判断力：证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个证人看见了现实发生的情况，而法官相信了这个证人的证词。这里，“相信”成了法官判案的出发点。他的认识出发点就不再他的理性，而是在信任中接受了证人的证词。
所以，《约翰福音》说完施洗者约翰的见证，马上就提出信任（πιστεύω，动词)这个字，要读者因施洗者约翰而相信。我们前面在分析δόξα时接触到了一种“在相信中接受信念”那样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受到柏拉图的批评因而一直受到压抑。但是，在怀疑主义的冲击下，柏拉图所提倡的“在判断中追求”已经难以维持。《约翰福音》在怀疑主义思路上进而指出，由于黑暗对光的拒绝，人在判断中追求真理是完全不可能的。基于这一观察，《约翰福音》提出了一种新的认识论，称之为“恩典真理论”，对柏拉图的理性认识论所陷入的困境指出了一条出路。
我们来谈谈恩典真理论。我们知道，人的δόξα和上帝的δόξα有根本上的区别。对于人的δόξα，只要听者或读者认真地去领会它，就能够把握它，使之变成自己的信念。然而，没有人见过上帝，所以，无论人再努力，也无法认识上帝的δόξα。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上帝的δόξα，唯一的可能性是上帝向人彰显他的δόξα。这便是恩典真理论的第一条原则，即上帝向人彰显自己的δόξα。因为是上帝的δόξα，在翻译上就不能继续使用“信念”或“意见”了。我自己把这个字译为“尊容”；但目前流行的翻译是“荣耀”，对应于英语的glory。
信任是恩典真理论的第二条原则。上帝的δόξα是我们所不能认识的；当上帝向我们彰显他的δόξα时，我们就必须在信任中去接受。因此，信任是我们接受上帝的δόξα的唯一途径。
第三，由于上帝的δόξα是在启示中向人彰显的，所以主权在上帝手里。他向人彰显多少，人就能知道多少。因此，人永远都无法如同掌握某人的δόξα那样完全认识上帝的δόξα。或者说，对于上帝的δόξα，我们永远是见证者，而不是拥有者。
或者，我们可以说，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约翰福音》的恩典真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回归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所批评的δόξα认识论。比如，它们都认为在相信中接受是认识的出发点。又如，两者都强调在相信中接受δόξα。不过，两种δόξα在性质上完全不同。恩典真理论中的δόξα是上帝的δόξα，只能通过启示而彰显于人；而《国家篇》中的δόξα认识论，所谈论的δόξα不过是某人的δόξα。需要指出的是，正是这两种不同的δόξα，导致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论。《国家篇》中的δόξα认识论，如柏拉图所批评的，是一种封闭式的认识论，因为人们被某种有限的信念窒息了。《约翰福音》的恩典真理论则是一种开放性的认识论，因为上帝的δόξα是在上帝的启示中给予人的，而人只能在见证中接受上帝赐予的启示；也就是说，面对上帝的δόξα，人们永远是接受者。因此，我们看到，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对δόξα认识论的批评不适用于《约翰福音》的恩典真理论。相反，倒是恩典真理论为已经陷入困境的柏拉图理性认识论提供了一条出路。
恩典真理论的归结点是相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即耶稣是唯一从上帝那里来的人，因而能够彰显上帝的尊容。上帝就是真理自身。当我们在相信中接受耶稣的尊容时，我们就能够见证上帝的尊容，即见证真理。这个认识论的出发点是信任，从信任出发来认识事物。如果你不从信任出发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认识真理。但是，人们总是会问：我为什么要信任你耶稣？我凭什么信任你耶稣呢？
比如，一个怀疑论者会问：凭什么信任耶稣呢？凭什么说耶稣是从真理那里来的？耶稣说自己是从真理那里来的。但是，如果耶稣骗人怎么办呢？或者说，耶稣是个疯子怎么办呢？疯子就经常说他是从真理那来，要求听众相信他。《约翰福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有意思。它说，没关系，你们不信没关系；如果你不信，你就和真理无关；你就死在罪中。这是人的生存事实：你要是不相信你就死在罪中；因为人在黑暗中一定是拒绝真理的，而人没有真理人无法生存。从柏拉图原则到怀疑论的推论，结论是人是死在罪中。
对于恩典真理论来说，耶稣是否从上帝那里来这个问题是无法在判断中回答的。很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拥有关于上帝的知识，然后凭借着这一知识对耶稣进行考察。但是，没有人拥有关于上帝的知识（黑暗和光的对立）。因此，关于真理的认识不能在判断中去追求，而必须转换认识的出发点，从信任出发。没有信任就没有关于真理的认识。实际上，当我们使用“凭什么”这个词时，出发点是理性判断。我们没有真理，我们就没有办法做真理判断。作为一个事实，没有人知道真理；因为拥有真理的人是不必要追求真理的。如果承认“没有人知道真理”这个前提，关于“耶稣是否从上帝那里来”这个问题就没有人能够给出正确的判断。
由此可见，对于“凭什么说你耶稣是从真理那里来的”这个问题，《约翰福音》的回答相当明确：第一，你要是不转换认识的出发点，从信任开始，你就无法知道耶稣是从真理那里来的，你就死在罪中。这也是人的生存事实。第二，人无法拥有关于真理的知识，所以根本就没有资格问这个问题。
这两种认识方法，我们指出，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就接触到了。为了找到一种“向上的追求正义和至善”的道路，柏拉图深刻地揭示了δόξα认识论的封闭性，进而提出了“在判断中追求”的理性认识论。然而，柏拉图所提倡的理性认识论导致了怀疑论的真理问题推论：人无法在判断中追求真理。《约翰福音》恩典真理论把δόξα仅仅归给上帝，为怀疑论的真理问题困境指出了一条出路。从这个哲学史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人们在这两种认识论中挣扎；表现为，是要在判断中追求真理呢，还是要在信任中接受启示？
交待了这个哲学史发展背景之后，我们就容易理解《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中耶稣和门徒的对话。耶稣一直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必须在相信我的前提下来认识真理；你们要是不相信我就必死在罪中。我想，这些跟随耶稣的人至少明白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两点：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真理）的独生子，就必死在罪中；人由于对上帝的无知从而根本没有资格追问耶稣所说是否是真实的。这些门徒是通过什么方法明白这两点道理的呢？——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永远是一个谜。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耶稣确实有一批信徒，或多或少地相信耶稣所说。
这些门徒因为相信耶稣所说，所以就紧紧跟随耶稣，听耶稣说话，看耶稣做事。我们注意到，在十四章之前，门徒和耶稣的对话很少。倒是耶稣和那些不信的犹太人之间有很多对话。原因大概是，门徒们在面对耶稣时不敢问话。为什么不敢问话呢？因为你得在相信中接受啊！在相信里是没有什么好问的。一般来说，我有问题我才问你呀。什么时候才有问题呢？——我觉得你可能讲错了，或者你讲的和我的观点不一样，等等。也就是说，我在提问的时候是有所判断的。一旦下判断，我就离开了恩典真理论。所以，门徒们不敢问。十四章以前，他们只听只看，你耶稣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你耶稣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当然，我们也能够读到一些很简单的对话；门徒偶尔问一两句，但问得非常少；而且从来没有进行讨论过任何问题。耶稣也没有跟他的门徒讨论过任何问题。
耶稣和门徒的这种关系是恩典真理论这种认识方法所规定的。人必须在相信中接受；不相信就不能认识真理。在接受中没有判断权，因而不能下判断。“不要做判断”这样的话在《约翰福音》中出现了好几次。这句话在其他福音书也都出现了。而且，后来的保罗，这个对整个基督教思想影响巨大的思想家，也不断地说，不要做判断。在早期教会中，这句话几乎都是口头语了；因为你一旦给出判断，你就失去真理。因此，门徒对这一点的认识是相当清楚的：在信任当中去接受上帝的启示。
从第十三章开始，情况有了变化。对于门徒来说，如果耶稣还活着，相信和跟随都没有问题。你耶稣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你耶稣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这些门徒都非常非常乖；乖到那个程度呢，就是你耶稣所言所行都是对的；他们完全彻底的信任和跟随。但是，在第十三章，耶稣说，我要先离开你们了；我要先去天父那里给你们准备好房间，然后再接你们过去。这里的话说得很婉转。不过门徒都听得很清楚，就是说，你要离开我们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耶稣有一次说，为了世人的罪，他会死去。他的大弟子彼得听得明白，认为死这件事不好；而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怎么可能死去！所以劝说耶稣不要去死！耶稣因此骂了他一顿说：撒旦，离开我！这就是说，你彼得说这话就像是撒旦；你是魔鬼，根本不体贴我耶稣的心思。这事以后，彼得乖得也不敢说话了。被骂成撒旦，本来是最好的弟子，被骂成撒旦以后还敢说话吗？
但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耶稣说要离开门徒。于是门徒遇到了一个大问题：耶稣不在他们跟前了，如何能够跟随耶稣？耶稣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跟随耶稣不是问题；但是，耶稣要离开他们，那东西南北他们该往那个方向走呢？如果这些门徒不是真诚的信徒，那么，耶稣离开他们后，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们不会问什么问题。对于这些一心一意要跟随耶稣的门徒来说，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严重的生存问题：如何跟随？
有个门徒问耶稣，主啊，你要去天父那里，能不能告诉我们去天父那里的道路呢？在门徒的思想中，只要知道去天父那里的道路，你耶稣先行一步，我们可以随后跟来。这也是一种跟随。耶稣的回答让门徒们摸不着头脑：我就是道路；你们认识我，所以你们已经知道了道路。耶稣的回答并没有解决门徒的迷惑。即使知道耶稣是道路，但你耶稣要离开了。你耶稣不在眼前，如何能够把你当作道路呢？
耶稣的门徒完全相信耶稣，在信任中体会和接受耶稣说过的话。但是，耶稣的这一回答无法解决他们的困惑。于是，另一个门徒忍不住又问耶稣：主啊，你能向我们显现一下天父的样子吗？这个问题背后隐含的想法是，我们跟随耶稣是要到天父那里去；如果我们认识天父，即使耶稣离开了我们，我们还是可以凭着对天父的认识而继续跟随耶稣。耶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是出乎门徒们的意料。耶稣说，你们认得我就是认得天父；我们和你们生活这么长时间，难道你们还不认得我？
对于耶稣给出的回答，门徒们都仔细听了，但总觉得不满足。问题的根本点是，这些门徒要跟随耶稣，但耶稣要离开他们；于是出现了这个生存问题：耶稣走后他们如何继续跟随？这个问题就是理性和信仰之间张力的原始形式。
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张力源于这两个基本条件：这些门徒已经相信耶稣，并要跟随耶稣。怎么跟随耶稣呢？如果耶稣在世，这件事很好做，那就是耶稣到哪里跟到哪里，耶稣说什么就听什么，耶稣怎么说就怎么做。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耶稣不在他们跟前，他们怎么样跟随呢？人在生存的每一个时刻都面临诸多可能性，从而不得不要对这些可能性进行分析判断，然后做出选择。我们可以设想这种情况，耶稣离开后，这些门徒马上面临如何跟随耶稣的问题，东西南北，往什么方向走呢？有些门徒说，我们必须往北走，因为耶稣往北走了；有些说，不对，得往东走，因为耶稣往东走了。于是，争执的双方都必须给出一个理由，说服对方同意自己的看法。这就得讲道理，进行判断，从而回到以理性判断为出发点的认识方法上来。
我们看到，这几位门徒的问话都非常合情合理：我们必须拥有关于天父以及去天父的道路的知识，这样，当耶稣不在身边时，我们就能给出判断究竟我们在跟随中有没有走错方向。对于门徒们的这种理性要求，耶稣要求他们回到恩典真理论的基础上来：耶稣就是道路；见过耶稣就等于见过天父；即：回到相信耶稣这个起点上。但是，门徒们的困惑在于，耶稣离开他们了，所以他们需要某种理性判断原则。比如，如果门徒知道天父的样子，知道天父住在那里，他们就能有凭据地进行判断，避免犯错误。可见，耶稣离开他们这件事，使他们又回到理性判断中。这样，门徒们就陷入这样一种张力之中：作为耶稣的门徒，他们必须相信并跟随耶稣；当耶稣离开他们之后，他们只能依靠他们自己的理性判断。跟随耶稣就是要放弃自己的理性判断；在自己的理性判断中无法跟随耶稣。
这便是所谓的信仰和理性的之间的张力。耶稣宣讲福音时要求门徒放弃理性判断，只在信任中接受真理的给予。然而，耶稣离开之后，门徒们发现他们不得不再次使用理性进行判断，否则无法选择，无法跟随，无法生存。于是，这些门徒的生存就有两个出发点；这便是理性和信仰的紧张关系。我们注意到，柏拉图在批评那种在相信中接受意见的认识论时，强调只有在理性判断中追求善才是真理之路。因此，对柏拉图来说，信仰和理性之间只有对立的关系，但不存在紧张关系。耶稣还在世时，门徒紧紧跟随耶稣，在完全信任耶稣中接受耶稣的教导，放弃自己的理性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张力也不存在于他们的生存中。但是，耶稣离开门徒之后，这一张力就进入基督徒生存中。
因此，如何处理这一紧张关系就成了基督徒的生存方式。基督教历史上，有一种处理方式主导了基督徒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可以这样设想耶稣离开门徒以后的情形。门徒们听从了耶稣的吩咐，在耶稣离开他们后，他们就到处去传道，即传讲耶稣的福音。传道的结果是，们徒们各自在不同地方建立自己的教会。就大家都坚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这一点而言，门徒们没有任何分歧。但是，如何跟随耶稣并做一个好基督徒呢？彼此的回答就各不相同了。早期教会都是这些门徒建立起来的。他们因为在如何跟随耶稣这个问题上意见不完全一致，所以分别按各自的想法去跟随耶稣，并在各地建立基督教会。这些人都自称为基督徒。我们知道，甚至还有一批走到中国来，即景教。这批人属于早期的基督徒，一路沿着丝绸之路走过来。所有的这些基督徒和教会在神学上并不一致，基本上是各说各的。
这种分裂的状况表明早期基督徒无法回答哪条路才是正确的通往天父住处这个问题。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耶稣的带领。现在有许多条路，哪条路才是正确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既然大家都是基督徒，那就坐在一起来谈谈。于是有公元四世纪的尼西亚会议。这个会议是由当时的君士坦丁大帝召集的，因此，几乎各地的有影响的教会都有代表参加，对一系列重要的神学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形成了尼西亚信条。
我不想在这里深入讨论尼西亚信条。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尼西亚信条是一批基督教内部的重要人物所制定的。不论其内容如何，在形式上乃是人的判断。每一条信条都包含着这些参与者的理性活动，如提出命题，进行推论，相互批评和讨论，形成共识。而且，由于尼西亚信条的制定者德高望重，它的分量就非同小可。在此之后，凡是涉及神学信条的问题，人们都依此为准。陆陆续续，在教会历史上还有许多重要的宗教会议，教会借此解决纷争，制定信条。我们称此为权威性的教会传统。也就是说，这些信条就成了人们思想和判断的标准。权威出现后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跟着权威就行了。
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要相信。现在，教会的领袖们也告诉教友们：要相信。但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相信。耶稣要门徒们相信；但是，他离开了他们，让他们在信任中决定走哪条路。他们必须在信任中作判断；理性和信仰同时作为他们的生存出发点。这是一种在张力中的生活。然而，当人们相信这些教会领袖们所制定的信条时，这些信条并不离开他们，而是作为具体的行动指导原则。特别地，当他们遇到生存上的疑问时严重地依赖主教们的决定。显然，这样的生存没有理性和信仰之间的紧张关系。
人们会说，对于平信徒来说，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学识（神学知识，《圣经》知识，教会传统等）上，肯定不如历史上的那些主教们。这些主教们都是最优秀的人，他们制定出来肯定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只要相信就行了。这里的相信，归根到底是相信这些主教们的思想。由于这些主教们能够提供具体的指导，所以，一般的平信徒就放弃思想，跟着主教们的思想走。这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时代。历史学家干脆称之为黑暗时代。
但是，问题在于，这些主教们自己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呢？如果他们的带领出了问题，跟随者就必然走错方向。如果走错了方向，那么，跟随者就无法做好基督徒。主教们都是人；他们是可能犯错误的。这是一个关系基督徒生死存亡的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人们的意识水平上来的人是德国思想家马丁路德。路德深深感到这里不对劲。对于路德来说，作为基督徒，相信耶稣是没错的；但是，你教皇说的就是对的吗？教皇只是一个人而已，凭什么说他说的就是对的呢？主教们也都是人，他们也是可能犯错误的。对于神的话，路德说，他只有相信，并在相信中去体会和理解。但对于教皇和主教们的话，他认为他有资格提问，思考，和判断。路德写了三篇重要的檄文，其中一篇叫《论教会的巴比伦监禁》。他提到，教会实际上是被亚里士多德主义所束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主教们都是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出发来理解一切，包括《圣经》和教会的历代决议。这样做的结果是把亚里士多德当作是上帝的话的理解基础，从而使亚里士多德的话置于上帝的话之上。
我们知道，对于基督徒来说，跟随耶稣就是他们的生存。为了跟随耶稣，就必须理解上帝的话。如何才能理解和把握上帝的话？如果不从某种权威出发，该从何处出发？路德谈到，对于上帝的话，我们只能从自己出发直接地去理解上帝的话。也就是说，我们不必依据任何其他人的思想观点来理解上帝的话。实际上，每一个人在理解上帝的话时并没有高低之分，而是完全平等的。当一个人在这个时候从自己的理解出发去领会上帝的话时，他可以直接和上帝交流，接受上帝的启示，从而理解了上帝的话。
于是，在路德的思想中，面对上帝的话，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两个出发点：他相信上帝的话是真理和至善；这不是一个理性推论，而是完全的信任，是在信任中的接受。但是，他必须从自己的理解出发去接受上帝的话；也就是说，他必须在理性中推论和判断，给出自己的理解。这两个出发点是不相容的。信任不允许判断，判断排斥信任。路德自己究竟是从新人出发，还是理性出发，我们无法给出明确的结论。一般来说，当路德面对上帝的话时，他拥有完全的信心，因为上帝的话是完全的绝对的真理，他只能在信任中接受。这是他的信仰生活。但是，当他把所接受到的用语言表达出来时，他不得不使用一系列的判断句，从而无法避免进行理性推论。路德在和罗马教皇主义者进行辩论时也明确地指出，他的思想，推论，判断都不能违背他的良心。对于听众来说，路德和上帝之间的这种内在的认识论关系是完全私人的；而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路德的一系列理性判断。
我把路德的这种挣扎成为双重权威问题。几年前在《求是学刊》发表了一篇题为《神的话语和人的良心：马丁路德双重权威问题》 的文章，谈的就是马丁路德所感受到的理性和信仰之间的那个张力。这个张力一直在折磨他，并通过笛卡尔而传给整个近代西方思想史。
我们看到，理性和信仰是两个认识论出发点之争。这个挣扎只有在基督徒的生存中才可能出现。而且，只要是基督徒，这个挣扎就不会消失。但是，对于非基督徒来说，这不是一个永恒的问题，而是一个可以得到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作为理性主义者，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理性来解决，所以不会出现挣扎。当然，对于一个顺服在权威中的人来说，这种挣扎也不会出现。比如说，一个生活在中世纪的基督徒，他也许完全顺服在教会权威之下；只要是教皇说的，就是对的。这种人也不会感受到理性和信仰的张力。但是，在路德看来，在教会权威之下的信仰不是面向基督的信仰，而是教皇的信徒。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张力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是永恒的；而对于非基督徒来说，这一张力则是暂时的，可以摆脱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存问题，与其他人无关。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基督徒在耶稣离开之后仍然跟随耶稣；跟随是在信任中的跟随；但是，耶稣不在眼前，所以每走一步都必须依靠自己的理性进行判断选择。这两个认识论出发点永远都存在于基督徒的生活中，于是就产生了认识论上的一种张力。
正是这个张力，在我看来，推动西方思想史的发展。甚至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出现，我发现，也是在这个张力中形成的。因此，我认为，如何保持这个张力乃是认识论的重大课题。很简单，如果缺乏这个张力，我们的认识将会是很简单的事。在没有张力的认识活动中，我们或者从信仰出发；在信任中全盘接受，不进行任何思维。实际上，有一大批基督徒便是在这样的思维中。当然，这不是耶稣给予他的门徒的认识方式。我们也可以只从理性出发，如理性主义者，而不经历这个张力。显然，从理性出发进行判断，一切都必须经过理性，如笛卡尔的“怀疑一切”。虽然还有多东西不懂，但是，只要继续努力就必能认识一切。这样的认识论也不会出现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张力。当然，这种没有信仰的理性主义认识论会引导认识者走向自我禁锢：一旦我形成了完整的思想，我就能够解释一切问题，变成了一个老顽固。
看来，这个张力在认识论上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这个张力不是破坏性的；恰好相反，在我看来是一种动力性的东西。正是因为这个张力，我们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我想，如果我要谈论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就必须从它们之间的张力谈起，并从基督信仰的角度分析这一张力。
好！我今天的演讲到此为止。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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