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烬

　　二十三、体制的迷局（下）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也屡受外族侵略，但却没有遇见比自己更先进的文明，所以，可能打不过，但体制、文化上有优越感。无论国家覆亡或者肉体消灭，但不管谁来了，都还得按着传统的办法来办。只要体制没变文化也没变。总还保留着一份精神上自尊，就好象有个强盗抢劫了一个地主，地主怕强盗却不会羡慕强盗，惨痛之余，嘴角还是挂着一丝对于强盗的轻蔑。
　　比如五代十国的冯道，可以做到事四朝(唐、晋、汉、周)加上契丹、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辽太宗耶律德光)，任时局变化，他自屹立不倒，依旧刻印经书，做诗修为，自号“长乐老人”。宋初的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南怀谨也很推崇冯道，说世道已经这样乱，到处是豺狼虎豹，向谁尽忠已不重要，但在乱世当中可以保持中国文化就是大功德。文化传承的重要，甚至大过了我们一直以为更重要的所谓名节。可以想见冯道看着各路人马在自己的恭迎下你方唱罢我登场，心头何尝不是对这起起伏伏的优越和超然。
　　当然，类似的自尊还可以表现的更加沉痛一点，比如清初所谓的“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儒降僧道尼不降。”家国亡了，实质的战斗结束了，眼见蛮夷们领导了天下，没有关系，女人死人和出家人还可以在衣冠上做着最后的文化抵抗。这点意味虽然只是安慰性质，但中国人的体制在2000年中毕竟维持着不变，皇帝总还是有一个，平民可以通过读书去获得政治权利，天下还是这个天下，规矩还是那么多规矩，只要“天地君亲师”的牌牌还在，也就真的没必要计较，是谁主沉浮了。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第一次体验到了武力和文化的双重失败，前者的失败可以银子来了结，后者的失败，无所适从，就导致了100多年来中国的文化挫折和体制选择的迷失。文化的事情另谈，在政治体制方面，中国人几乎象饥不择食一样做了世界上所有的尝试，从最保守的君宪到最激进的共产主义，每一次选择无不是经血与火的洗礼，代价不可谓沉痛，但结果是不胜唏嘘，看着是人参，却把自己补的七窍流血。
　　仿佛一个学武多年的高手，一天忽然被对手的火器撂倒，慌乱中，感觉一身武术全无用处，就开始学习别人怎么用火器射击，这个且还没学好，发现人家又开始飞机大炮，总之你一路学一路感觉是跟不上，到有一天狭路相逢，只身搏斗，这才发现，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原来的一身本事。中国的体制可以维持这么久的时间而没有在制度上破产，其实必然是有他的道理。当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带着对中国传统的全面失望和摧毁去追赶世界潮流的时候，确实很少人可以冷静的停下来，回头考虑下，中国为什么是中国。在我阅读过的学人当中，那个留着小辫子在北大校园里特立独行的辜鸿铭是一个，49年前去国的钱穆是另一个。
　　中国是农业社会，土地是人的天然制约因素，农业方式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比如一年一至两季的庄稼种植，使人必然处在一个对于时间循环的约束当中，所以中国人敬畏天地，对于时间更是放任的，就产生了随波逐流随遇而安追求自然的道家思想，这也导致了不去追求效率的结果（仔细一想，中国人的思想核心就是道家而不是儒家）。
　　农民各自忙碌于自己的田地当中，所以无从组织，但农业又需要一些小规模的协作，比如水利灌溉比如抗击小范围自然灾害，一个单薄的家庭无法处理危局，所以依靠血缘关系形成的家族产生作用。家族是中国最小的单位，为了维系家族的权威，一个有别于法律但却比法律更有效的家规由此产生，这个家规我们叫做宗法。宗法是精神层面的法律，大致以家庭的上下结构规范了等级与服从。从经济的角度，一个人积累一辈子，到他年纪老的时候，恰恰是他最富有最有智慧和能量的时候，后辈们仰仗于他，就必然产生服从。这也是中国强调孝道的经济学上的合理解释。（49年后，各类运动和政策一次次洗劫了民众，使数代人无从积累，必须依靠后辈赡养，没有经济发言权，也就形成了今天时有听闻的不孝故事。）
　　孝是中国政治的理论基础，以孝治国也就成为历代政治的指导方针。同样百姓们视国为家，视官员为父母，彼此角色定位清楚，没有特殊状况就不会产生严重冲突，而且即使发生冲突，民众怀疑的是位子上的那个人而非他屁股下的位子。制度是持续的，人可以转换。好比中国式的建筑，号称墙倒屋不倒。制度是建筑的柱梁，而人则是外面依附的墙体而已。
　　是的，不轻易革命和不过度专制是中国所有好时候必须具备的两个要素，另外，中国政治最伟大的发明——科举制度，使国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平民可以通过考试获得政治权利，也就有了对于国家的发言权。也就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一套方式，恰如钱文所言：“由于中西双方历史演进不同，而形成的政治心理，双方也不同。西方的政治意识，可说是一种外倾型的，中国则比较属于内倾型。中国人心理，较偏重于从政以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与上述观念相连带，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政权乃是信托的。契约政权，时时带有监督性。而信托政权，则是放任与期待。因此中国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权上争持，而重在道义上互勉，这又已成为一种历史惰性，并不因辛亥革命而消失。”而辛亥革命的问题，是一群自以为带来先进政治思想的“海龟”意图按自己的美好理想去改造并不熟悉的中国。其时宪政思想还是晚清时候对于读书阶层做的一点普及，对于不读书的大多数而言，政治权利并不比一斤粮食更有价值。当民国初期，那些明显感到生活陷于混乱且吃的更不饱的民众，怎么会有心思去关心北京政局里那些所谓议员们一相情愿的慷慨呈词。
　　没有民众关心的政治，无论如何也牵扯不到民主政治上去。人民发不出声音，自然就给武器发出声音留下了余地。孙中山一生奔波，但所做的事情很难说是成就，他的思想其实一直游移不定，他对于宪政的贡献除了名誉上的，实际是远不如宋教仁做的更多。
　　孙的思想昂扬却无方法。一路变化下来没有得出正确的道路反而给人的感觉是一味避害趋利。发展到晚年所谓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你已经看不出一点宪政的意思，已经彻底变化成为一个取得政权的方式，与历史上“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是一个级别的策略。后者成就了朱元璋，前者可惜只成就了半里不调的北伐。以当时广州革命政府的杀气腾腾的革命热情与北京北洋政府混乱的人事纠缠比较，还真的看不出，谁比谁更好。
　　1895年甲午战败后，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的严复感于时事弥艰，开始致力译著，并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力主变法图强，以西方科学取代八股文章。光绪二十二年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次年又与王修植、　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二十四年九月，又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极力倡导维新变法；同年，他翻译的第一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天演论》正式出版。至1909年，先后又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　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西方名著，达160多万字。成为近代中国系统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人。可惜严复的学问并不得中国主流的认同，或者他对中国没有起到相当的影响，与之比较，严复的书在日本大为流行。结果，一代中国大家的智慧，便宜了日本。
　　以严复为此篇文字结束，是因为我并不清楚中国适合什么样的道路。现在呼唤体制改革的声音很多，但冷眼看去，那些学者们也未必一定清楚了中国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或他们自己鼓吹的制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更别说现在懵懂的广大百姓，当初严复始终坚信，一日民智未开则一日民主共和不可行，所以反对“一切外缘内因，举不具备，骤用新制”，光是着急没用的，因为中国最急迫的问题并不是换个什么体制就能解决一切社会矛盾。如上所举事例可以说，事实上，中国已经实验了绝大多数的体制，但几乎所有的体制改革，与老百姓都没有关系。中国的政治始终是少数人的游戏，政党间斗争与过去宫闱里的斗争没有差异。老百姓生灵涂炭，只换得少数人王侯将相。一个循环下来，一切如旧，难道再来一个循环，就会闯出一个生机了吗？
　　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于当今的教育。
　　即使以当今社会现状之混乱，其实也不缺乏合理的法律，所缺的是，没有认真执行而已。中国人对于规矩的漠视，甚至达到以逾规为荣。当然，你可以说缺乏合理的制度设计，以使规矩得到有效执行，但问题是，什么叫做合理。比如说不要闯红灯，因为闯红灯不在于什么交通次序，更严重的是有生命威胁。但你且看没有警察的路口，红灯有个屁用。以生命危险也没有能有效的规范其行为，那么还有什么更为合理的制约因素来保障法律呢。所以我觉得，还是得靠教育，怎么去纠正那些错误的历史观，打破偏执的思想教育还在其次，关键是我们先确立正确的游戏规则，以及训练自己如何去遵守。学会如何集体决议，并服从决议。学会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及如何捍卫别人说话的权利。学会自己做个有主见的人，而不是盲目和盲从。学会思考学会倾听学会理解。也就会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当大多数人而不只少数人具备如上的素质时候，这个国家才会理性的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且这样选择得来的道路，肯定要比暴力革命得来的，更少牺牲更加正确更适合中国。

水烬

　　　二十三、政客还是政治家
　　　　1912年8月22日孙中山一行人乘坐“安平”号抵达天津。随后乘花车到北京与袁世凯历史性的第一次见面，袁世凯设宴并在欢迎辞中说：“孙先生游历海外二十余年，此次来北京与我商议国家大计，各项政见初见端倪，大大有助于民国前途。孙先生这次来京，与我相谈极其诚恳，可见之前的谣传全是误会。民国由此更加巩固，此最可欢迎之事。”在宴会结束后，两人又继续探讨国家大事，据说期间相谈甚欢，很是合拍，几乎有相见恨晚之感。一谈就谈到半夜，孙中山在京一月，先后与袁世凯晤谈13次，每次都从下午4时谈到半夜。谈的结果在孙中山方面是彻底的心悦诚服，认为“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 且袁世凯“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并作出“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的保证。另一革命元勋黄兴也认为袁世凯为“今日中国第一人物。
　　孙中山提出“袁公任大总统十年，练兵百万；我则经营铁路，延伸二十万里（有说200万）。到那时，我们民国难道还能不富强吗？” 袁世凯听后，连连点头。点头并不代表认同，虽然表面功夫还是做的很到位，以袁世凯这个老官僚对于行政与人事的认识，从孙中山这个豪气万丈的话语当中，已认定这个人只会空话而已，唐德刚先生在自己的《袁氏当国》里分析说：“中山这席话虽出诸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至诚，但是听在有高度行政和经济建设经验的袁世凯的耳朵里，就是信口胡吹了。”所以以袁世凯之实干，是不会把一个夸夸其谈的家伙放在眼里的，于是差不多此时也已经把孙中山排除于劲敌以外，你且看袁世凯是怎么做的，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组织铁路总公司”，并极为慷慨地让交通部每月拨给办公费3万元，而且一切行政用人之权，政府概不干涉。将原来慈熙的专用列车送于孙中山使用。将个肥差由着你去折腾去吧。
　　20万公里铁路是个什么概念，即使至2009年。中国的铁路也不过在7万7千公里左右。由此可见孙中山当年的大话。事实上，孙中山后来的成绩是糜费公款几百万，铁路是一寸也没有建设，由是颇为时人诟病。
　　跟袁世凯谈修铁路，很有班门弄斧之嫌。1905年，袁世凯就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他出面筹钱，资金很快到位，进口的钢轨、枕木、机器、器材还都免了税；他任命当年的“留美幼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办路务。这段铁路虽然只有170多里长，但途经居雍关、八达岭，地形复杂、工程难度高。詹天佑发明了许多新技术，比如用两个车头一拉一推，巧妙解决了牵引力不足的问题。两年后，袁世凯奏请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此外，新易铁路、中国和比利时合资建成的芦汉铁路，都有袁世凯的功劳。
　　比较而言，我们的孙国父是怎么搞的呢，《纽约先驱报》的驻华记者端纳曾记载过他与孙中山一次关于修铁路的谈话：当时孙中山正在地图上划他的全国“路h线”，他问端纳： “你认为外国资本家会给这笔钱吗？”
　　端纳问：“条件是什么？”
　　孙中山说：“啊，我们给他们以筑路权和经营40年铁路的权力，40年期满后他们把铁路完整地无偿地交还中国。”
　　端纳说：“除非有一个稳vg定的政府。否则，哪怕修筑一条最有利可图的铁路，也没有希望得到一文钱的投资。”
　　中山说：“政府稳h定与否有什么关系？只要各省同意就行！”
　　端纳问：“财政问题怎么办？”
　　中山的回答是：““财政是我最后才考虑的问题。”
　　从这些细节里看出，孙缺少其码的政治与经济常识。举修铁路一例，只是想说明，民国之初，两政治人物高低上下与最终鹿死谁手的合理性，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在致国务卿诺克斯的电文中将袁与孙作了一番对比。他说：“一般认为袁是今日中国最有能力的人物”。至于孙中山，“无论从其品质和能力看，此间人士都不认为他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生在沿海，他在外国受的教育，他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国外，他不知道中国的内情，或者说不懂得中国人民的生活、性格、传统和习惯”。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袁世凯的评价是：“袁世凯是确保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政府的唯一人物”。
　　那么袁世凯是不是又合适于这个新世纪之初中国的领袖呢，很不幸的是，如果放在历史上考量，那么袁世凯肯定是无比优秀，但在1912年开始的现代中国，历史经验显得苍白，以袁世凯之手腕，也只得政局之短暂稳定，但他无疑，是看不到未来的。
　　太平天国的作用，是被压制了200多年的汉人精英得到了一次最大的解放，当机会出现，这些汉人领袖们无一例外的想到了政权易手问题，曾国藩虽然书联铭志，但只能说明他考虑了这个问题并在权衡厉害以后的妥协，李鸿章“东南互保”甚至一度被推为总统（拳乱，时局日益糜烂，湖广总督张之洞随后提出“李鸿章大总统”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袁世凯一脉相传，恰好时机相宜，也就顺理成章成了事。
　　但中国的事情，夺取政权与实施政权是两个问题，以现代观念，这两个问题就一直没有统一过，袁世凯是个传统官僚，他落伍于他的时代，虽然有强腕但却不能阻挡时代，孙中山是个理想主义者，也幸好他最终没能成事，反而落得一个伟大的声名，形成中国近代迹近完美的图腾。蒋介石倒是与时代最为切合，可惜最终没打开这里应外合的困局。而本朝太祖。“会当击水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事业是做成了，可惜的是，他扭转了中国的时代方向，萧瑟中国，无限苍凉，只留下他个人的胜利。
　　中国相信乱世出枭雄，也就是并不缺乏领袖或者政治家，以中国民众政治之麻木，也造就了朝代更迭的轻而易举。但技术型政治人物从来缺乏，很少有人对于制度有所贡献，有的只是献媚于时局的改革，或者时局恶化到无以复加后的拨乱反正。以至中国人绝大时候相信无论目前处境如何恶劣，也不会是最坏的时代。
　　孙中山，没有成事，说明民国之初各个势力以及民众的清醒，但问题是，他们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们不能预想也不能阻止袁世凯最后的倒行劣施。这只是一个无奈选择后尤不可阻止梦碎的愤然。如蔡锷“护国”举义所言：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蔡锷早年求学东京，借遍亲戚只得六块两毛，而袁世凯出手就给了他1000元，由此赴成。由此可见袁于蔡之恩。有恩如此，依然举义，可见其心之愤怒。）
　　做政治的人有了理想，不见得是好事，假如同期的政治家都有理想，那显然只会是灾难，有时候想，假如只是政客，那么问题只在利益，利益可以权衡，而理想绝无商量。当初的革命党人为了取得革命胜利，国家利益都可以与列强交易，后来民国确立，只为刑事案轻易置法律不顾，以二次革命待之，为何？只为你违背了承诺，亵渎了理想。民国之初，百废待新，但革命人士，那些海外归来的精英考虑的，更多是权利在谁之手，而不是先把国家治理起来，把外敌赶了出去。
    比如宋教仁对於内阁制的倡议与实践。组建国民党的宋教仁路线，则是在体制内，以内阁制来架空袁世凯。如果当时袁世凯能明察当代潮流、对帝制不抱期待，放手让宋教仁组阁，则中国华盛顿或民国“国父”之名，无疑非他莫属。而整个中华民国史，或就将此改写。不幸的是：宋教仁的内阁制主张，站在袁世凯的立场而言，是强人所难，直接牴触了袁世凯“一人天下”的期待，於是，被刺（宋被刺现在有不同的说法，最重要的是袁缺乏动机或不会这么直白，但从结果上看，这个结果是袁承担了。袁世凯自辩：“前亡午桥（端方），后亡遁初（宋教仁），我之大不幸也。”“我代人受过多了，从未自辩，我虽不杀遁初，遁初却因我而死，又何必辩。若是明白人，就该想到，如果我要杀他，又何必招他来京呢？数次招他来京，却在他将行之际杀之，这岂不是授人以柄吗？就算傻子也不会这样做的呀。因此我不自辩，相信总有真相大白之日。”宋的案子说不清楚，但却也是一个激进的人在这明显社会节奏慢于个人理念的一个悲哀下场）；开启了中国此後一连串政治、军事的混乱。古代中国谴责那些“忠臣”为求一己之忠而陷君主于不义与这个道理是异曲同工的。我们同情革命者洒了热血，但却疏忽了，这以后，我们继续是陪着流血。更要命的是，我们都流了血，中国依旧，实际上或许更坏。
　　中国政治从来注重于治理而不是管理，只训话不对话，只有等级没有平等。从理想角度，我们确实相信普世价值，但从实际操作，在这个有着强大传统和习惯的国度，我们必然要学会妥协。且相互要有妥协的智慧。是的，这才是今天倡导和谐的目的和意义，但问题是，和谐不是含糊不是不讲是非，智慧也不是故装糊涂指鹿为马。所以某个角度，我们希望执政者是专业的政客，有利益但有操守，有争夺但有规则。那些总在自我表彰的官员，事实上是最不能被相信的。他们也不相信自己的义正词严，他们没有理想，但是道貌岸然做出很有理想的样子。唯一的作用，只让这个社会彻底虚伪
　　今日社会的溃败，有时候也很绝望，还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家可以拯救。回望历史，某个片刻，只依稀看到相似的景况。你知道这么下去必将重蹈覆辙，但你已经勒不住时代奔马的缰绳，看着他往绝路奔去。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 “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听了赵烈文这番话，曾国藩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赵烈文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曾国藩无言以对，这个帝国的挽救者是怎么终结这个谈话的呢。
　　他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50年内，清朝灭亡，中国分崩离析，陷入军阀混战之中，曾国藩唯一如愿以偿的是，他确实没有来得及看到。这个时代，距今也不过1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