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湖散人

1，以直报怨的直，应该是正直刚直的意思，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不是说凶猛的报复，这个反解释太离谱了。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不是自由发挥的意思，而是可以放任纵容的意思，知应该是智，就是让他们先掌握相应的智慧。
4，孔子从来就没有主张过男女平等，刻意来粉饰这一点是脱离历史背景的无知，对于孔子而言，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必要受教育的女人，完全按照其自己的感性和直觉办事，自然很难相处。
5，这个解释尤其莫名其妙，即使不能片面拔高庄子的话，也不能就一脚踩上去，庄子本来只是感慨自己做为人的能力和智识的有限性，怎么就被解释成他玩世不恭了呢，画蛇添足之举。
此人的古文水平看来很是稀松平常，更大的毛病还在于不尊重对象的本质，按照自己的好恶胡乱发言，这类硬充学术超男超女的行为应该慎之了。

五湖散人

《郭店楚墓竹简》（中国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以下简称“简文”），其中的《尊德义篇》中正有以下一段话：

    民可使道（以上二十一简）之而不可使智（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以上二十二简）

可以认为简文之说之义直承孔子在《论语·泰伯篇》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而简文释文作者仍按《论语》通行本将其句读成：“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 所以知是智的通假的观点古已有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句读最早见于宦懋庸，他在《〈论语〉稽》中解释孔子的这十字名言说：对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或曰：舆论所可者则使共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共知之。理解这种方法的关键是“可”。在这种解释中，“可”是外动词，认可的意思。与宦懋庸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台湾学者俞志慧。他发表了两篇文章。一是《〈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心解》（（见《孔孟月刊》第三十五卷第五期，1997年1月号），一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心解补正》。在《心解》）一文中，俞志慧通过对《论语》一书中有关“由”、“民”、“使”三字的全部义项和句例的研究，结合儒家仁民爱物、“政者正也”的思想进行分析，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可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指出其中绝没有什么民愚或者愚民思想，相反，恰恰是儒家德化政治、顺民应天、开启民智思想的体现。

    应当指出，宦懋庸与俞志慧虽然同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但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有所不同。宦懋庸理解的“民可”与“不可”与俞志慧理解的 “民可”与“不可”不同。宦懋庸把民分为两类，一类是“其可者”，另一类是“其不可者”。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不可者也使其知之。其可者与其不可者由舆论判定。而俞志慧对此的看法有所不同。俞把“可”理解成“可以”、“行”，把不可理解成“不可以”，“不行”。即当执政者认为老百姓的道德、行为符合 “道”、“礼”的要求时，就随他去，不要管他。如果老百姓的道德、行为不符合“道”“礼”的要求，就要告诉他，引导他。这里，俞志慧强调的“可”与“不可”重点是从是从行为上判断，而不是简单地分类。应当说，俞志慧的解释要比宦懋庸的解释更灵活，更全面一些。”  所以由的意思是随他去，不要管他，主语是统治阶级，而不是上文所说的被统治阶级自发的自由自在。

关于第五条我的意见分歧不是在字面的解读上面，而是在意旨的引申上面，我认为庄子强调人的行为和认知能力的局限性，目的是要提醒人们去注意更中心更重要的事物而不是盲目涉猎，其用意并不是提倡一种得过且过差不多就行了的的轻浮态度，这中间的格调有相当的差别。

五湖散人

从一知半解出发就态度俨然地立论和反论，况且打着以正视听的旗号，如果恰恰造成了混淆视听的效果，那就不能不是值得纠正批评的事情了。从引导人的动机出发误导人，很多这样性质的行为最终是被定性为犯罪的，所以不能不慎重。
而且这类本来就涉及到学术的问题，适宜的方法应该是严谨的论证，而不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