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的89学潮的片断回忆

那是一段我不愿回顾的经历,但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先提供一点个人当年的情况。说明一个细节——没有人操纵当年的事件。
胡去世前,在校的大学生们就相当关心改革的走向。
在学校的英语角,只要有老外出现,同学们两三句话的寒暄之后就会将话题转到民主、自由。
某系学生会举办的文化主题的“辩论会”也常常有同学自然地将话语转到痛斥专制主义上去。
在整个学潮期间,我一直非常迷惘:一方面我积极参与,一方面作为大一的学生我不知道我怎么做才能最好的为中国的民主做最有效地推动,所以,我盼望着“领 袖”的出现。直到校方发给我们诋毁王丹等学生领袖文字材料,我们才知道原来学生还是有“领袖”的,但我自始至终没有一次看到、听到任何学生领袖的命令、号 召。最多,我听过马少方(电影学院研究生,当时不知他也是学生领袖)来我的学校宣告几个同学准备自愿绝食,说如果可能,希望同学能去帮他们维持秩 序,免得饿得非常虚弱的时候被人太过容易地拖走。还有就是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前夜,我在广场上的大喇叭里听到过吾尔开希劝大家为戈尔巴乔夫腾出 半个广场,好举行礼宾仪式(多么幼稚),他说:“我是乌尔开希,我以我个人的名义,求求你们了。”
开始游行只是部分学生以悼念胡耀邦的名义走上街头,第一次以学校的名义游行是一个晚上,大家聚在操场,但没有人领头,后来有人 把一个同学扶上一辆自行车,这个同学就讲:“70年前,我们的前辈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70年了,我们实现了这个理想了没有?”大家喊:“没有。”她 就说:“那咱们走。”大家就都喊着:“走”。走出了校园。
4月25日傍晚4.26社论发表,有同学将录音机放到宿舍窗口,以最大音量播放,然后就有人摔瓶子,砸脸盆表示愤怒,大家议论纷纷,自然地都认为应该以游 行表示抗议。第二天,听说陈希同到我们学校,希望能阻止我们27日的游行。4月27日学生一早就自发地聚集到学校的大操场,但没 有旗帜(被人收走藏起来了)、没有组织者(听说被人看管起来了),又传来消息,清华取消了游行,我们的校门也被封锁。于是大家决定投票 决定是否取消这次游行。这时校领导来了,讲了一番大道理之后,被学生用倒好哄下了台,又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教师上了台,她说她赞成同学们的诉求,她 也为将这次学生自发的爱国民运动定性为动乱感到气愤,但,法律就是法律,如果上街,同学们的生命安全有很大的危险,她作为老师、母亲不 忍看到我们冒如此的危险,她劝我们在投票表决之前很好地考虑她的意见,但是她同时表明,如果结果是坚持游行,她说,“我这个老太太会跟着你们走到 底。”她的话没说完,好多同学就都哭了。最后,我们以班为单位选举代表,然后由班代表投票表决,(我就是班代表之一),几乎是全票通过了上街游 行。后来才知道,其他学校都没有取消游行。这是北京各高校的学生们第一次全体白天上街游行。那天,我们走了一整天,沿北京的二环路走了 一周,晚上,学校派出大轿车接我们回校,车缓慢地跟在我们的队伍旁边,开着门,但没有人上车,那位“老太太”也被她的学生架着,走完了全程。
当年,我和我的同学特别奇怪,我们一向敬佩的方励之先生保持了绝对的沉默。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彼此相约:如果在哪里看到了方励之先生的言论,一定互相转 告。但谁也没看到。我只在校门口看到过一小张复印出来的英文文章,由学生以“看看方励之先生怎么说”为题贴出,可惜我当时英文水平根本就读不懂,而且那篇文 章是学潮爆发前就发表了的。整个学潮的过程中,我和同学们最为困惑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能站出来给我们讲讲该怎么行动,为什么应该如此行动。
另一个事实:我同屋一同学,平时对政治一无所知,看大家都去游行,开始困惑自己该不该去,问我,我答:这是你自己的事,我哪知道你该不该去。他又去问许多其他同学,有的人被他反复真诚求问,就烦了,答道:“你他妈爱去不去,关我屁事。”后来这同学还是去游过几次行。
绝食期间,我在广场上呆了整整一周,后来体力不支,加上厌恶广场上鱼龙混杂的乱哄哄气氛,我于5月18日回到家里,刚洗完澡,新闻联播 就播放了戒严令(5.19戒严令时5月18日19:00的新闻第一次播放的)。本想在家多休息几天,看了新闻就呆不住了。我在家睡了一觉,第 二天一大早就和当时还在上高中的妹妹截车(北京公交大部分都不运营了)搭伴回到各自的学校。一路上看到不少学生和市民在各个路口准备拦截军车进京。之后我 又去了广场几次。
进入六月,北京的学生基本都不去广场了。但三号晚上,新闻联播的警告一出来,同学们又自发地去了广场。
总之,自始至终,与其说我们是被某些民[和]运分子操纵,不如说我们是被电视媒体的新闻操纵。
这些都是我自己经历的真实情况,当时不同学校中的原高中同学的联系也颇多,互相打听其他学校的情况,大家普遍的反应就是:怎么没有统一的领导呢?
其实,即使不知道这些情况,只要用常识,也能断定没有人能操纵这么多人,协调这么大的一件事,即使是有一个专门策划煽动学潮的组织,在没有基层组织的情况下,也是不可能做到对广大学生市民的有效操纵的。
当时的高自联,只是一些最有活动能力的学生组成的一个各校学生的代*表而已,根本就没有什么领导的功能。
所谓被操纵是那些以阴谋起家的因而总怀疑对手是老练的破坏分子的人,强加于纯真的学生的。
这也证明了只有他们才是会操纵别人的老手,而学生唯一的错误,不是没被人操纵而是没有被他们所操纵。
他们已经惯于操纵别人,所以便认为凡是没有被自己所操纵者,一定就是被敌人所操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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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年六月三日晚广场所见

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纪念日。
几个当年要好的同学约好,去前门一家饭馆吃饭,然后,去广场散步。
这次,是我89年之后第一次踏上广场。
我们四个同学,都骑自行车。
当时大约是夜里9点多了。广场上并没有太多的军警。也允许游人进入广场。但人不是很多。
我们来到当年我们做过的地方。坐下瞎聊天。
忽然,我们注意到有一个背影非常清秀的女孩儿,背一双肩包,沿着中轴线,从国旗的位置非常慢地走向纪念碑,有时停下,但站得笔直,站半天,再缓慢地走。
看不到她的脸,但她的举止显然已经表明不是普通的游人。我们四人都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宗教仪式的感觉。
于是我们开始猜测,她是当年的学生之一,或者,她的男朋友死于那一天。
我们都非常想上前跟她搭话,但没有人有这个勇气。手心手背,挑出了一个人代表我们去搭话,这家伙又赖皮不去。
我们只好远远地骑着车在她的远处转悠。一直没办法下决心。
最后,那女孩儿结束了自己的仪式,仍然不紧不慢地下了广场东北角的过街通道。
我们终于下了决心,到通道的出口去等她。但是,一直没见她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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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我不在北京。但我同宿舍最要好的朋友去了广场。他告诉我他的亲身经历:
当按照戒严部队指定的路线撤出广场时,他的一只鞋不知在什么时候丢了。
地上有好多的石子碎玻璃,所以他就撕了一些弃置在地上的学生打过旗帜包脚。但跟鞋毕竟不一样,所以他走得就一瘸一拐的。
一个戴清华校徽的同学见状坚持要背他走。
把他背到了六部口,后面上来了坦克车。那位同学放下他,让他翻一矮墙先躲到院子里去。自己则过马路想去另外的方向。
没想到坦克车的速度很快(据说有火车的速度),等我的朋友翻过墙再看那同学时,见他已被坦克车逼到了一堆自行车前,那坦克学历史的车轮,毫不减速地压了过去。
后面的详细景象他从未向我描述,我也从来没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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