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暗中（很棒的国产间谍小说）---连载

jiangzi

序幕

原创: 我在黑暗中 序幕



乌兹别克斯坦某地 2010年3月10日 当地时间凌晨1：20

当人们不得不在昏昏欲睡与恐惧中做抉择时，那真是一种痛苦的感觉。

我站在那辆嘎斯越野车前，让刀斧般锋利的冷风驱赶自己的困倦。中亚刺骨的风的确比朋友手里的快过期的KGB特效药要管用得多，转眼间，我的头脑又清晰起来，手又在发抖。

作为一个26岁尚未娶妻生子还对生活充满感情的人，我有资格害怕，然而同时我还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和中国安全部最年轻的副处级官员，另外我还杀过人。我又一次摸了摸腰后上膛的格洛克17型手枪，顺带关切地望了一眼车里长我许多的核技术专家。

风带来了不远处引擎的声音，是皮卡，有2、3辆。我将双手放到了头顶，向周围的兄弟们发了个信号。我的手不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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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面前出现了3辆丰田皮卡，上面架着14.5毫米“岩石”型机枪，19个人，带着AK-47步枪和RPG。我意识到了麻烦，我拍拍我的当地朋友，走了过去。用俄语寒暄了一番，我怒气冲冲地指责那个长着大胡子的家伙，不该带那么多人来，难道想抢我的几百万美圆现金吗。

俄语：

我：你们干吗带那么多人来？

带着乌尔都语口音的俄语：这是大家伙，我带人是保护它的，不是来抢你的

我：我的现金不能拿出来，除非你的机关枪离开

对方笑了，指了指那几辆皮卡，示意我自己去看看。当我走近它们时，我才意识到他们的确是群不错的生意伙伴，他们的机枪没配弹药。我笑了，拥抱了大胡子，让他开始交易。

从皮卡的货舱里，他们拿出了那个黑色高分子塑料箱，说实话，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小，但这并没有减弱我对这个冷战期间令CIA色变的“小家伙”的忌惮。我走过去，打开它，用我口袋里的便携式放射线检测仪检测它的铅金属外壳，仪器上的绿灯亮起，证明了容器中金属的高贵身份——U235。我点了点头，示意他们出一个人跟我去验钞。

去的人居然是那个大胡子，显然当头的想第一个看到美钞上的富兰克林先生，我笑着看着他的眼睛，那眼睛中兴奋的神色，看起来与国内的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不同，想到这时，我的心很疼。

因为，在我们走到我的嘎斯前时，我拔出了自己的枪，向他的后脑，扣动了扳机······


第一节 老鸟初飞

我在黑暗中 第一节 老鸟初飞


鲜血从他的头颅中射出的时候,战斗打响了。

我的对手犯了严重的错误，由于交易地点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我苍白的脸又明明白白地表明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个谨慎却贪婪的军火商人。以至他们对危险缺乏应有的警惕，没有检查附近的制高点，也没有带来足够的人手，甚至没有打开自己的武器保险。一群在和各种势力的较量中游刃有余的兵油子就这么轻易地被我们这些毫无战斗经验的人打败了。

我留在"带货"皮卡周围的朋友闪电般迅速地抽出冲锋枪射倒了附近的4个枪手，两个制高点上的10名射手同时用密集的枪弹控制住了其他的皮卡上的目标，20秒后枪声沉寂下来，6个人随后走上前去，向已无生命迹象的血肉之驱补射，确保我们的敌人不久后发现的只能是不会说话的尸体。

沙龙说过：只有死的恐怖分子才是好的恐怖分子。

我轻轻地问正检查那个大箱子的老专家：何工，是多大当量？

回答：几百吨吧。

我：那么我们救了很多人了。

他回过头，看了看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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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接到命令赶往乌鲁木齐时，我的伤刚好。我对总部急急忙忙地派一个在中亚已经“走光”的人去执行十万火急的任务十分的不解。

到了地方，我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当地发展的一个朋友报告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民兵组织的一个小头目手里有一件原苏联制造的手提箱式原子武器，要向外出售（我的同事一般将在国外发展的情报员称为特情，也有的学ＣＩＡ的叫法称他们为帐户account，而我更愿意将这些朝夕相处、荣辱与共的战友称之为朋友）。

总部在派人核实了这一情报后，制定了一个夺取该件武器的计划。由于，刚刚发生过一系列针对我国的未遂恐怖事件，中央政治局很快批准了该计划，并要求总参二部、兰州军区给予协助。然而，总部却为此犯了难，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安全部系统就几乎不再培养干“湿活”（暗杀、策动政变等暴力型秘密工作）的人员，而如果请求国家安全部甚至军方派人担任这次行动的直接指挥官，难免被人抢功。于是，他们想起了我。的确，我是部里能找到的最好的人，我是个能业余干点“湿活”的人，刚刚从中亚返回，在当地有一个合作过3年的情报网络，更重要的是由于我的身份在当地已经“暴光”，我永远不会再回当地执行长期任务，无论任务成败，他们都不会在让一个特工在当地失效。

于是，我在新疆伊犁遥控指挥我的朋友和对手进行了几轮谈判，敲定了交易时间、地点和交易金额，与此同时，在总参、军区主管情报和特种部队军官们的帮助下，我制定了一个简单的攻击计划，从军区直属警侦部队中挑选了10名指战员。出于对于这些只参加过演戏而从未打过仗的军人的不信任，同时也为了在部门间搞点平衡，我还通过新疆安全厅找到了6名维族、哈萨克族特警参加这次行动。另外，为了减少外交上的麻烦，我还通过朋友弄到了一批9成新的AK-74和SKD。

3月6日，我和我的队员以及总参的一位上校、一位核武器方面的专家踏上了征程。我们毫无顾忌地穿过数百公里中哈边界上的一段，前面的几国边防军早已打好了招呼（当然是以走私的名义，为此要花一些钱），我们顺利地进入了异国他乡。

3月8日，我们到达乌兹别克斯坦。

3月10日凌晨，行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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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米-17的货舱里，靠着我的上级要的箱子（有微量反射性，所以我得以身作则，坐的离它最近），我拿出随身带的阿语版古兰经，轻吟着。有时候花钱是一种很爽的感觉，尤其是当那钱不是属于你的时候。我通过一位朋友从俄罗斯在当地的驻军那里租了一架飞机，当然钱是要放进主管军官的兜里的，为了在行动完成后迅速撤离，同时不惊动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和俄罗斯军方（且不说他们内部有恐怖分子的间谍，就算没有，我也不敢通知他们我要弄走前苏联的尖端武器），我们的人花了大量的美金去和方方面面沟通。想到这，我笑了，想想似乎是我的这分工作让我从一个善良的大男孩变成现在这么一个事故、狡猾、甚至有点冷酷和阴险的职业间谍。

这让我想起了过去那个母校中的我。

我曾经是个满脑子齐家治国平天下梦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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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我的菜鸟生涯（一）

我在黑暗中 第二节 我的菜鸟生涯（一）


在情报界，对于培养特工通常有两种观点：

西方（以英国军事情报局MI为代表）的主流观点是一个间谍之所以成为一个间谍，是因为他具有作为一个间谍的卓越天赋，后天的培养只能教会他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技术，而永远不能带给他作出判断、合理处置的能力和心理素质，而这划定了一个普通人和一个超级间谍的边线；

东方（仅指KGB---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间谍首领却认为，一个人只要不是有致命的缺陷，通过后天的培养和工作中的经验积累，是完全能够达到一个优秀间谍的工作水平的，至于是否成为超级间谍，则依靠个人的运气和领导者的运筹了

很难说我属于那一类间谍。

我出生在一个双亲都在外事部门中工作的家庭里，在中国众多的安全情报部门和保安机关中，中国安全部是最早为我所熟悉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当我的父母在驻外使馆工作期间，结交了几个安全系统的私人朋友，在他们回国后，彼此之间还有一些联系。我就不止一次地在安全部家属院的传达室里填会客登记表（家属院再往里走，就是安全部的办公地点），以期去尝尝某位叔叔拿手的烤肉。当然，在我的家庭中，对间谍这种职业的成见却十分强烈，以至于当我打算进安全部工作时，不得不只告诉我的父亲我在一家掩护公司里的身份。

尽管在少年时，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去做这一行，但从小我就对各种间谍小说和间谍史实有一种特殊的偏好（我后来的辅导老师告诉我们，一个好的间谍永远不会上头条，我曾读到过的理查德·左尔格、阿贝尔通通都是失败者）。当然出于男孩子的天性，我实际上是对所有的强力部门的事情都感兴趣，我除午饭外的几乎全部花销都记在了《兵器知识》、《世界军事》之类的军事杂志购买上。

在初中、高中，我总比同年龄的人显得成熟或者显得老气，我想除了因为我出生在南方的因由以外（南方气候潮湿，人的血液循环快，因而人发育得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家乡的女孩出落得水灵，男孩长得没有北方人高了，不过由于我14岁就在北京居住，我已经是“南人北相”了），多半是看多了战事中的血腥，因而过早地洗脱了孩子气。

这得益于我父母的影响（我很早就开始看新华社的内参），在大多数时候，我都能冷静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即不为党的宣传所动，又不过分右倾。尤其是受我的父亲的影响（他供职于外交系统），我的思想更多的倒向所谓的“鸽派”（以外交、外贸部门为代表）。在炸馆和撞机事件前后，有很多人把钙片寄往外交部，以示对他们“缺钙”、没骨气的愤慨和嘲讽，然而他们不知道，在人类迎来21世纪的前后，中国庞大的外表下包含着多么虚弱的身体，和美国的对抗将会给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带来多么严重的损失，他们实在难以理解邓公“韬光养晦”的隐忍和睿智。当然，我当时的思想还没达到那种深度，还仅仅是在受家庭的熏染

高考后，我成功地考入中国文科声誉最好的综合性大学，那座因为校园内的“一塔湖图”以及学生的恃才傲物而颇具声名的BJ大学（PKU）。我在其中的法学院上学，然而我渐渐发现我极重实务、沉默寡言的性格，完全与母校活泼的学术风气、法学学者热衷辩论的习惯相背离，要知道在中国高考成绩最好的一个群体当中生存是多多少少让人感到窒息的。不仅如此，我的性格还拖累了我的感情生活，当周围的男女生大多成双成对时，我还在固守着单身汉的阵地。

在我们的学校中，一个没有女生垂青的男孩子似乎只有两种生活：埋身于知识的海洋，考研、考托、出国，再或者在网络游戏中蹉跎人生。无奈，由于我对游戏的掌握能力极差，我只得选择知识的殿堂。不过，我走的道路依旧与众不同，我选修了公共阿拉伯语和俄语课，连同英语和法律条文将我的大脑挤占得塞不进一点点的风花雪月、儿女情长。

当我已经能够熟练地吟读古兰经时，我的大学生活也近终结，正在思量着毕业后该走那条路时，我遇到人生的十字路口。

大四上学期的一天清晨，我接到院办的一个电话，让我去一趟。在一间办公室里，我见到了两个四十出头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乍一看，我还以为是哪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的办事人员。不过很快，我意识到了他们的身份。即使是正规的大公司、大单位在我的学校也不会享有专门拥有一间办公室找人单独谈话的特权，而只能在学校羽毛球场之类的地方开开招聘会。

他们简单地问了问我的情况，不过他们似乎不比我知道的少，一通寒暄之后，他们问我是否知道中国有一个叫中国安全部的机构（特别强调了不是国家安全部）。当他们准备为此大费一番唇舌来解释时，我笑着告诉他们我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门，如果我能加入那样一个部门，我会感到由衷的快慰和自豪。······

历史在我的父亲和我两代人间叉开了，很多年后，我的父亲告诉我，在我还很小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有进外交部门），也曾有安全部的人问他相似的问题，不过他和我做出了相反的选择。

第三节 我的菜鸟生涯（二）


我在黑暗中 第三节 我的菜鸟生涯（二）


在中国庞大的门类众多的情报和保安机关中，中国安全部扮演着颇为有趣的角色。

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国都有一套庞大的多部门的情报和保安系统。

如美国有CIA、NSA（国家安全局，负责电子情报监听和分析工作）、海军情报局、国家侦察局、美国家地图管理中心（上面两个部门负责图象侦察卫星情报的搜集），五角大楼在拥有强大的技术情报系统之余，还经常吵嚷着要建立自己的人力情报系统；国内的反间谍、反恐怖机关除去FBI和国土安全部外，还有各州所属的调查部门。

再如以色列，除了拥有赫赫声名的摩萨德（秘密情报局），还有总参谋部所属的阿曼（军事情报局）、外交部的情报研究司，以及负责国内安全的辛贝特等等，不一而足。

某种程度上，多部门的情报和保安系统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做能够拓宽情报来源，减少漏掉重要信息的可能性。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分工水平的急剧提高，各个门类的情报也需要不同部门的专业人员来处理。另外，情报部门权柄甚大，为防止其坐大一方，对当政者构成威胁，也完全有必要对其进行分化。

除了这方面的原因，我国的情报机关还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对情报工作的重视程度非常之高，其工作效率也是惊人的，在蒋军胡宗南部围攻陕北时，蒋军军以上部门发给下级的电报还未到师团级部队，其原文就已经到了毛泽东的眼前。事实上，中共地下党的超高工作效率对革命的贡献远远要比中共标榜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要高的多。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和保安机关在党政军群各个系统都有自己的影子。

公安系统承揽了反间谍、反破坏的职能，军委和各野战军情报系统承担军事情报搜集的职能，中央和一些地方局的情报部门开始在境外开展工作（如中共华南局从抗战起就一直在香港保持自己的情报网），中共的统战部门也在执行某些秘密职能；解放后外交部成立了情报司（中国安全部的前身之一）。

经过建国后30多年的不断分化组合，我国的情报保安机关形成了如下体系：

军方：总参二部（人力情报搜集） 总参三部（技术情报搜集），总政联络部（有统战和“桌面下”外交的功能），总装的军事情报搜集部门和各大军工集团企业的情报研究所（在情报搜集中表现得缺乏组织性，后者以搜集公开情报为主）；

国家安全部80年代从公安部中分离出来，（所以我说它和中国安全部不是一个部门，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的渊源可以从很多地方看出来，国安部的对外接待部门和公安部是合署办公，；最有趣的是这个系统还会承担一些统战的职能）及其下属局厅负责国内的反间处暴工作；

中国安全部，负责对外情报工作；

中共统战系统。

然而事情总有另一面：就像美国情报界制造文山的能力逼的中央情报局担当起了总统的情报顾问（他们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把来自各部门的上万页的情报资料减少到给总统的几页报告），我国庞大的情报资源除了让政治局愈发轻视我们的内参，还造就了各部门低下的工作效率和衙门作风，然而中国人的山头精神和各自的强大后台使得情报系统中的整合无从下手，根本形不成合力。

不过我用不着思考这些，因为在我加入安全部之时，我对此知之甚少。我得感谢我在BJ大学的学习，特别是当我知道安全部对我感兴趣的原因是我的外语功底和家庭背景而非我的少言寡语和有时发出的左倾言论时，这种感觉尤其深重。在我的同学仍然为生计或考研而奔波时，我开始了我在安全部的“预科”学习。

我在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个特殊的班级里开始受训，学习的课程几乎让我气歪了鼻子。我们上完思想动员课后的第一节课居然是国际交往礼仪和国标舞。当然我还得去外国语学院深造工作语言（我的正式工作语言达到了四门，因为我还会一点粤语，粤语、闽南话都是所谓工作语言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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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菜鸟学飞

我在黑暗中 第四节 菜鸟学飞


华尔兹、探戈、外交礼仪、外交概论、国际关系常识、主要国家国情概论……

在学会在外交场合做一个绅士后，我和我的同学们开始了真正的特工技能培训：窃听、窃照技术，微缩胶片和密写技术，情报传递和暗语技术，跟踪和反跟踪技巧，特工心理学和紧急情况处置，说谎技巧诸如此类的各种技术。让人感到奇观的是，射击和擒拿格斗的学习被放在了副课学习当中，到是汽车驾驶被放到了一个颇为重要的位置。想来，摆脱跟踪远比和你的对手真刀真枪干一架要现实的多（特别是你的掩护身份是合法的外交官员时）。

除了一般的间谍技术，我们还阅读了大量间谍战案例，有我们自己的，也有西方国家的，当然更多的还是前苏联的（我们的参考书中有KGB的很多种教科书）。

在这些课程当中，最重要的还是特工心理学。我们必须学会把握对方的心理，寻找他们的心理弱点，在他们成为我们的情报员时，又必须疏导他们的心理压力，降低他们暴露的可能性。另外合乎规律的让自己的心理保持平衡也是重要的内容。不同于学究们的心理学概论，这些课程非常实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卑劣（《女性心理学（前苏联版本）》的开卷即有，没有一个女人是不可征服的）。以至于在我学习这些课程后，萌生出了用这些技术报复一下当初拒绝我的女孩子的恶念。

在课余时间，我们学习使用轻武器和高强度的徒手杀伤技术（偏重于自卫技巧，谁也没想过把我们培养成职业杀手---我们叫他们清洁工，可见这些人在情报部门的地位之低），我们的教练十分优秀，使用的武器也谓精良，但是他的职责---把一群书生培养得有一点血性还是任重道远。由于从小阅读《轻兵器》，再加上大学里上过防身自卫课，我竟然成为那组里的训练尖子。

在外国语学院进修了一段时间，工作语言水平也颇有起色，经过一番考核，我正式被纳入中国安全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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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那些超级间谍在第一次踏出国门时是什么感受，反正我的心情十分平静。不知道是我真有做间谍的天赋，还是我的心理学课学的好。

我拿着是红皮护照（我的掩护身份是我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文化处随员，其实随员因为官小，一般是不拿外交护照的，但是我是间谍，没有外交护照我就没有豁免权），高傲地跨出马尼拉国际机场的大门，我的上级也是我的教官孙SIR在那里笑吟吟地等着我。

通常当一个菜鸟级的特工开始他的工作时，人们是不会对他要求太高的，然而菲律宾实在是我这样的新手锻炼的好地方。

一个腐败成风的国家是不愁找不到见钱眼开的叛国者的。这一点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也不乏例证。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初尝商品经济的味道，拜金主义思潮泛起，不少为了出国，为了房子票子而不惜牺牲国格、人格的人毫不犹豫地投向了敌方的间谍机关。80年代，每年因间谍罪被捕的党政军官员达到了三位数。90年代，我方军政机关中被发觉的“鼹鼠”也有很多是那时候被策反的（包括那个因李登辉的走嘴而被捕的军方少将）。

在菲律宾，腐败的气息更加浓重，连他们的总统都能因腐败而下台，更何况下面的小吏那。我在学习了一端时间的那他渌语后（主要是为了过冬眠期：安分守己，让菲律宾的保安机关在重点观察我时，不对我产生怀疑），开始了一系列的动作。我作为使馆的随员（低级外交官），在一些外交晚宴上，我负责招待来访贵宾的跟班。中国大使馆的饭菜在世界绝大多数的外交界都是有名的，那些馋嘴的菲律宾大员们很喜欢参加中国使馆的招待会，就连爱和中国过不去的一些参议员和军人也不例外。当老板在厅堂饕餮时，他们的手下可受不到什么优待，只能在休息室里傻坐着。于是，我就会时不时地带一些酒菜去款待他们（为了这个我还经常去厨房帮厨，顺便提高了我的烹饪技巧），有时还塞个红包和小礼物什么的，对于这些他们照单通收。

一来二去，我和这些人混熟了，从这些口无遮拦却颇知些内情的人嘴里，我套取了很多有用的情报。并且着力收集了这些人的家庭经济方面的信息，为我们发展情报员提供方便。有时，一时兴起胡说八道的一两个小子甚至暗示我，如果我肯出钱，他们能告诉我“有用的东西”，因为怕是保安机关的暗探，我只是笑笑。但是，我的上级，那位文化处一秘却立即指示我，给他们点小钱。我们的确得到了一些东西。当然有多有用，就得有我的上级来判断了。

我记得我策反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司法部门的官员。因为司法部的人管着与我们交涉“非法渔民”的问题（我国渔民因在我与菲的争议海区捕鱼，而被菲律宾海军非法扣留），我们的大使非常需要这方面的情报，我的上级与大使关系很好，因此批准了这个“计划外”情报员（平常我们才懒地理司法部的人，我们感兴趣的是外交部门、军方当然还有高层）。


第五节 功勋与残忍


我在黑暗中 第五节 功勋与残忍


那是一个长着黝黑面孔的中年人，名叫罗恩，他是司法部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办事人员，负责文案之类的东西，但是因为他学过速记，因而常在司法部开会时负责记录，是个能够知晓内情的人。他的妻子是司法部部长雷诺思的秘书之一（他还有一个秘书，不过是国内常说的那种“小蜜”类型的人，不干事）。

由于这家人都不是什么实权人物，凭公务员微薄的工资，只能维持生计。然而花钱的地方并不少，家里有3个孩子，1个快上大学了。不巧的是他们的小儿子得了肾病，需要不小的一笔钱来治疗。这样的人家按照我的上司的意见，直接向他提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行了。然而我在研究这家的男主人之后，发现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也算个知识分子，照我看来，知识分子的尊严感很强，不能贸然地提出那种要求。

我的上司也觉得应该让我锻炼一下策反攻心能力。于是，我开始以一个比较迂回的方式来网罗他。我让一个朋友（一个当地华人，这个朋友是真正的朋友，不是指的我们的情报员）介绍我们认识，对我的说法是一个热心公益事业的商人。有一个星期六，我一个人前往拜会他们，先是安抚了他的孩子送了点小礼物给他们，然后我表示我愿意向他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能花在一个目标人物身上的钱是有限）。一笔小钱很快到位了，在为他们支付了几次医疗费后，我和罗恩进行了一次长谈，我说我代表一个华人社团，正在为营救那些被捕的渔民而奔走，可是司法部开价太高（这是真实情况），我们的行动很不顺利，我需要在司法部里有个人为我们提供一些信息。罗恩同意了，显然这更像是他们国内司空见惯的贿赂行为，而不是比较敏感的叛国行为（我并不知道这两样是不是对菲律宾人来说有很大不同，我只是用常识在判断，对于欺骗一个这样的人，我总感觉不安）。

我们约定每星期交换一次信息，地点在马尼拉市郊外的一个公园里。如无必要，我们不见面。每次我将我要的东西写在纸上，放在一个我们都有钥匙储物箱里（供游人放东西，我租了3个月），用手机发短信息让他取走，而后他把搜集到的情报写出来放进箱子。顺带我还教他了一点密写情报的本领，其实是用市面上很容易买到的几样化学物质配出一种药水，用他做墨水，写在纸上（写完后不久，墨迹会消失，只有用一种特殊的显影药水涂过，才能看出来，这是一种古老的间谍技术，我到不为蒙当地保安机关，而是不想让当地的小毛贼发现后报了官）。

罗恩认为这么做有点小题大做，他告诉我在菲律宾，行贿受贿基本上是公开化的，只要你不是得罪了别人或是断了别人的财路，没人会把这事当事。不过在我的坚持下，我们仍然采用这种办法联络。然而随后的实际操作情况证明我的方式根本是庸人自扰。其一是罗恩与我的情报交流量忽大忽小（取决于我们大使的工作日程），这套办法满足不了需要；其二，我的上司告诉我，根据他的内线报告，在菲律宾国家情报局的档案里，我绝对是个模范公民（他们对我不感兴趣）。

于是，我们后来的联络方式改成：我有时间就把他们全家约到市郊的一家饭店里，由我和他们聊聊“家常”。

人们总把间谍与名车、美女、大把的美钞联系在一起，其实纯粹是受“资产阶级文化”误导（007影片）。绝大多数的间谍的生活仅仅是中等水平，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在谍报界，真正有钱的只是那些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并且有足够价值”的“叛国者”，当然还有一些善于搞“小金库”的间谍头子。

我和罗恩都不属于这两种人，因此我们都没有钱。情报是计件收费的，平均下来，罗恩每月也就能拿200多美金，当然对这家年收入不过1000多美金的人来说，也是笔不小的数目了。而我似乎还不错。记得当初我在BJ 大学的时候，同学都说出去之后怎么也得跟老板要5000一个月，而我现在在国外的月收入快1000美圆（在国内是1000多人民币），已经超过了及格线。我还拥有一辆公家付帐的本田车（依我的性子，怎么也不能买辆日本车，可是因为在马尼拉日本车最普及，开起来不扎眼，我也只好忍辱负重了）。至于美女，那就是没影的事了，我们安全部里美女寥寥，使馆里的女孩子对我们的身份又不感冒，当地的女人我们根本不能碰（我们有纪律，另外婚姻法也规定掌握国家机密的国家工作人员不允许和外国人结婚）。好在工作很忙，也就不考虑这方面的事了。

在和罗恩保持接触的同时，我开始接手一个情报网，那里面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用金钱网罗的当地土著，也有一两个愿意为祖国效命的华侨。和外界想象的不一样，对于华侨我们基本是去搞统战（领事部门的事，与我们情报部门无关），很少利用他们搜集情报，用意在于避免政治上的麻烦，另外我们的这些华侨们也并不太愿意干这种事（都挺有钱的，谁不想要过安稳日子）。当然我们也不缺情报员。

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网络，管理起来也就比较容易，我只需要找到我的三个直接联系人，布置给他们任务，提供足够的经费，然后定期去取走情报就成。至于他们的情报来源是哪里，我根本就不关心。实际上，除了做个称职的交通员外，保证情报网的内部平衡和考查我的手下也很重要。不定期的我会命令其中的一人去调查另一个人，以防止可能的虚假情报和私吞经费（吃空饷之类）。不过天主教徒的诚信观念到也不错，我没有发现过严重的出轨行为。

在这个阶段，我的上司教会了我几种实用技术，其中一种是所谓的“干洗”技术，开着车以40-50公里冲进一条死胡同，然后以20-30公里速度倒车，这样跟踪你的人如果跟近来，就会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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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在菲律宾的最后岁月


我在黑暗中 第6节 在菲律宾的最后岁月


我在菲律宾一年多的表现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孙SIR告诉我，我回国后就会被提升。由于，由于一个新手来使馆工作，在使馆招待会上端茶倒水的事就卸给他了。在策反了罗恩之后，我又将2个人纳入了我管理的情报网。那是真正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一个月薪500美圆，情报费从优的国防部官员，另一个是个地地道道的小角色，一个外交部的打字员，靠夹带几页文件来我的手下那里换取钱财。

由于北京总部那里又派来了一个新人，因此端茶倒水之类的事都交给他了。快过春节时，老孙私下里跟我说，那个小伙子在国内寒窗苦读了很多年，他的语言水平的确不错，只可惜干活进入角色太慢，像我这样的新手就能就那么“坏”的，纯粹百年一遇。过完了春节，我就要回国了，所以老孙布置给我一项任务，让我搞掉那个该死的司法部长。这个雷诺思一向跟中国过不去，从“非法渔民”问题上捞了不少好处，不仅仅荷包鼓鼓，还捞到了政治上的好处，他可能要在年内辞职，转而竞选参议员（菲律宾只有20几个参议员，权力很大，当年把美军从苏比克基地轰出去，就是他们做的决定）。老孙让我设法搜集他的情报，给他制造点政治丑闻，扔到他的对手阵营里，让他的政治生涯到此结束。我立刻意识到，我在司法部里的内线罗恩正是搜集这方面情报的最佳人选，但是同时，我也可能要失去这个间谍。在世界谍报战历史上，在政治上搞臭某个人的事例数不胜数，为搞掉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CIA曾找了替身演员专门拍了一部"他"主演的色情电影,不过由于穆斯林对男人合法地占有女人并不敏感(除了已婚女子通奸),因而没有掀起什么波澜.又如苏联KGB曾经成功地搞臭了英国的一位海军大臣,也是用的色情照片的手段,可惜英国人太道貌岸然,让苏联人得了手.不过在菲律宾这么一个国家里(美国人待了那么多年,繁荣的娼妓业自然已经成型),色情的手段当然要让位于腐败方面的丑闻.然而由于操作上必然会让你的对手知道你的情报来源（你把他的机要事情刊载在公开的媒体上，他必然知道是他身边的人出卖了他，一调查必然会发现你在他身边埋下的钉子），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太愿意干这种事的。但老孙却对我的忧虑不以为然，因为一旦雷诺思离开司法部，那么他的秘书（罗恩的夫人）就不可能再接触到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了，罗恩间谍网的作用也就大大削弱了。与其再养着这么一家人（我们花在他们身上的钱的确比一般情报员身上多，因为他们要靠这些钱负担他们患病的孩子的医药费），还不如在放弃他们之前让他再“闪光”一回。

我认同了我上司的决定，尽管这么做会让我很内疚，尤其是在我想到他们那个患病的小儿子时，我无数次给自己解释：我们自己的国家里也有很多孩子生活在缺医少药的环境里，我没有必要为别的国家的孩子的医疗问题考虑太多，我们为国家省下的钱也许会被用在那些中国孩子身上。然而当我看到那个五口之家时，我的所有借口都毫无效用。我明白这是谍报界的游戏规则，作为这里的一员，我只有遵从规则。我告诉他，务必在雷诺思离职前搜集一些有分量的资料，最好足够把他送上法庭。他表示他会尽快完成任务，几乎没有考虑作完这一切的后果。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方面的后果，我还是用空头支票鼓励他。我告诉他，完成这项任务之后，他们夫妻就不要在司法部干了，我在一家华侨开的公司里为他们找到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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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出于何种考虑，我的确履行我的承诺，也许是为了让我的内心得以平静。我通过在当地认识的华侨朋友，为他们在三宝颜找了工作，我甚至命令我情报网里的手下设法给当地的朋友打招呼，照应他们一家，然而上帝没有给我也没有给他们一个机会。我接到了老孙的警告：他们被发现了，雷诺思已经对他们动手了。我立刻命令手下找到罗恩那个在大学里念书的大儿子，把他转移到了安全之所。然而我的努力也只能到此为止，除了他以外，他们家四口人从此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老孙的内线告诉我们，雷诺思发现了罗恩的妻子动了他的东西，他认为他们是他的反对派派来的间谍，就私下找了杀手。

2008年3月3日，我即将结束我在菲律宾的工作，返回国内。我的上司老孙对我的评价很高，在给国内的报告里，他只字未提罗恩一家的事情。在下午上飞机之前，我特意去了马尼拉那个从前我们接头的公园，凭吊我的第一位特殊战友。我又一次打开了那个箱子，然而这一次我收获的不是我想象中的伤感，而是一络文件和几张磁盘。罗恩把收集到的有关雷诺思的东西放到了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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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了，飞向我魂牵梦饶的祖国，我知道雷诺思的参议员当不成了，然而我是否应该为了断绝这个小人的政治前途而牺牲他们一家，我得不出答案。从此，我在给总部的电文中对情报员的称呼一概改成了“朋友”。


第七节 逐鹿中亚（一）


我在黑暗中 第7节 逐鹿中亚（一）


我回到了北京后，过了一段颇安闲的日子。在部机关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像我这样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既没我的任务也没我的办公室，因此头几天，我是靠在别人的办公室里读简报、内参打发掉的。我的处长看我实在太闲了，便给了我半月假，把我打发走了。我在家里睡到日上高竿，便跑到国家图书馆去看书。由于父母都在我国联合国使团里工作，我在北京一个亲人也没有，只有到这种时候才会遗憾自己的生活缺少另一半，只是也只能遗憾、遗憾了。抽出时间去游历了北方的名山大川，耗尽了剩下的假期，我的处长通知我回总部报到。听他的意思，部里仍然准备把我放到一线去，不过在此之前，我得去参加加强性训练。

起初我认为的加强性训练八成又是语言学习，谁知他们却给我订了去新疆的机票。我在乌鲁木齐市郊的一处很僻静的深宅大院里和一群新疆国家安全厅的特警一起受训，以往只能作为课余学习内容的暴力技能成了学习的重点，大概是因为我是安全部近几年入行的特工中最喜欢舞刀弄枪的，他们选中我这个可塑性比较强的角色。

这方面的课程很难，但比我相象中的中国V处的要求还略差点（V处，KGB第一总局下属的专门执行暗杀任务的部门）。我的教官告诉我，他们不会派我执行暴力任务，但是因为要把我派到高风险地区，我的自卫技能必须有所提高。事情确实如此，相比我的同班同学，他们对我的要求是最低的。我的耐力、爆发力训练指标只有他们的60-70%，不过令我的教官颇为诧异的是，我的射击水平还略高于班上的平均水平，尤其是手枪25米环胸靶，带着眼镜的我的成绩居然是全班第一。在训练中，我逐渐打听清楚我未来的任务，我将前往中亚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负责经营我们在中亚四国与我国交界区附近的情报网（当然我只是执行官员，我当时的地位甚至比我情报网里的几位情报员还低）。

长久以来，东突分离主义势力一直是中国边疆的心腹大患，而且随着藏独、民运、邪教骗术这“五毒”中的五分之三的影响力日趋衰微，对付疆独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日益成为中国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911事件后，美国在阿富汗推翻了塔立班政权，在消灭了一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同时，却把大批在阿富汗作战的东突恐怖分子赶到了中亚国家，使得这些地区乃至中国边疆的安全形势大为恶化。由于一些新兴的东突分裂组织作了疏远基地组织表面文章，而专司对抗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俄哈吉塔乌），美国人狡猾地放了他们一把，使他们在中亚逐渐作大，最糟糕的是，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东突组织中，出现了几个欲将东突整合起来的派别。而这几个组织为了收服其他组织，首先要做的就是干出几件“大事”（基地组织就是靠在和侵阿苏军以及冷战后的美国的对抗，逐渐奠定它在伊斯兰极端势力内部的最高地位的）。因此这些组织对华渗透在2006年后明显活跃起来。为了对抗他们，中国各级政法机关纷纷开始行动。我们安全部为了维护自己在境外特别行动中的权威地位，积极地开始经营在中亚地区的情报网。

我们和国家安全部合作，在新疆境内的少数民族人群中寻找忠于中央政权的人，培训后把他们派往国外，以求学的名义渗透到东突组织中（在新疆的伊斯兰教徒中，很流行去海外的学校学习伊斯兰教经典，而那些学校多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控制）。然后我们通过在驻中亚国家的情报站支援和指挥他们。国家安全部门乃至公安部门过去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但是他们在海外的力量有限，行动往往不十分成功。而我们则可以通过驻外使领馆内的情报官员以及我们在中亚各国军方和情报部门的朋友在海外施加影响力。

完成了所谓的自卫训练后，关于我的掩护身份的事宜也已经妥当了。我的新身份是中国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总领事馆的领事官员，外交职衔三等秘书（我的确升官了，有个普通科员转为正科级干部，换算成军职，我还是个少校）。

不久我回到北京，由那里乘飞机前往阿拉木图（没有哪个外交官会从新疆出国）。阿拉木图的情报站规模不小，而且有不少情报界的老手。

我们的顶头上司，情报站长老陈（副司级干部，曾是我们亚洲司的副司长）是个有近30年工作经验的老资格的特工，冷战期间在苏联的远东地区活动过，能说一口极其流利的俄语，还通晓哈、乌、吉等语言。80年代，他曾经在新疆的情报站工作过，当时中国正和美国CIA、NSA，以及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MI共同合作，收集分析苏联的电讯情报，在那段时间里他积累了和美国人、伊斯兰教徒打交道的丰富经验。

我的直接领导是一位40岁左右的“外交官”老楚，之所以他有这方面的雅号，是因为他极其善于和当地的官员打交道，在当地人中有一批私人关系很好的酒友。

jiangzi

第八节 逐鹿中亚（二）


我在黑暗中 第8节 逐鹿中亚


我到了阿拉木图后，立即开始开展工作（我们和所在国保安机关关系很好，大家知根知底，没必要“冬眠”）。我的老板老楚一点也没把我当新手，使劲给我“加担子”，本来由他负责联络的几个情报员通通扔给了我（他自己继续和当地的高官虚以委蛇，活干的比我舒坦多了）。到阿拉木图后的第19天，我和一个和我职衔相当的小伙子小梁一起踏上了前往百公里外的雷巴切耶城的道路。实际上这座所谓的城市，以国人的眼光来看，充其量只是座草原牧业小镇。我们的掩护身份是收购乳畜产品的客商，我们开了一辆在当地显得很普通的嘎斯越野车，身边还带了自卫用的武器。我们的座骑的越野性能相当不错，但是舒适性极其糟糕，颠得我七荤八素的。

到了目的地已经是下午，我们坚持到了晚上才进城（黑天后我们的汉族人相貌就不那么扎眼了），在一家小旅店我们见到了我们要见的人。我们的联系人是一个典型的哈萨克男人，中等个、黑脸膛。我们给他带来一些现金和货物（实物在当地比现金有用），他的“礼物”也很丰厚，六个刚刚投奔东突伊斯兰党的新疆人的简历。

小梁介绍说，这位仁兄出生在新疆伊犁，经常在边境线两边转悠，在被新疆安全厅发展为侦察员后，到当地定居，至今以有十多年。他在雷城经营小旅店的同时，时常前往附近地区“经商”，为我们的情报员传递情报和经费，他自己也常常能够从爱夸夸其谈的当地人口中得知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聊了一会天，我们品尝了极具当地特色的哈萨克民族食品，吃饱喝足之后，我们立即撤离了这是非之地，踏上回程之路。我和小梁轮流开车，到第二天中午时分平安赶回阿拉木图。这样的旅程如是之过几回，我的神经和身体几乎崩溃。闹得我十分怀念在菲律宾的时光。不过，在我在哈萨克的广沃大地上疲于奔命期间，我认识了两个在我的中亚工作期间最为重要的人。

那是在一次取完情报回来，在一家饭店吃完饭后，我们刚要上车却发现周围埋伏了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我们担心是东突恐怖分子，于是我们向周围的两个客商求助，搭他们的车回了阿拉木图（后来证实那些人是武装抢劫犯）。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巴威尔·卡鲁金和尤里·德罗兹道夫。

表面上，巴威尔是个40多岁能说会道的商人，而他三十岁前上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间谍。我在和他聊天时，发现他能流利地说好几个国家的语言，明显受过良好的训练。我开玩笑地问他，他有这么好的语言水平，该不是KGB的特工吧。巴威尔并没有隐瞒，他告诉我，他以前的确在KGB干过，供职于第二总局（负责国内反间谍反颠覆工作），他大大咧咧地吹嘘着曾经在阿富汗培训过政府的秘密警察（苏联侵略阿富汗期间在当地扶植的傀儡政府），还和本·拉登的手下真刀真枪的干过几仗（算起来当时他也就20多岁）。在后来，他离开阿富汗，到哈萨克的KGB分部工作，直到苏联解体，KGB解散，俄罗斯族的他被从哈萨克内务部门赶了出来。他后来跑回俄罗斯，为KGB的后继者俄罗斯联邦边防局和联邦安全局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和“那个狗娘养的上司干了一架”被赶出了特工队伍（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在俄罗斯他一直只是个非正式编制特工）。

相比之下，尤里·德罗兹道夫显得沉默寡言，在到阿拉木图之前，他一共只说了2句话。“巴威尔，你来说吧”和“中国同志。坐稳了”。前一句，是在我问到他时说的。尤里是个优秀的军人，在苏联解体之前，他在“小恐龙”格鲁乌（TPY，苏联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下属的特种部队中服役，也曾在阿富汗战斗过，会说几国语言。冷战结束后，他的部队由于部署在乌克兰，而被解散掉了。他回到俄罗斯作为普通一兵参加了两次车臣战争。在2002年，他因为负伤而不得不退役，碰到了巴威尔，和他一起来到中亚经商。

我记住了他们的联系方式，盘算着如何利用他们的背景，为我摆脱糟糕的交通职务出把力（我们将传递情报经费的人称为交通），如果我能经营一个情报网，就能不做交通的事情了。我向老陈提出了我的计划，依靠前苏联军人、特工建立一支我们自己的执行秘密行动的队伍，以弥补我们内部缺乏干湿活的人才，必要时通过他们对危险的东突势力下杀手。

第九节 我的“阿尔法小组”（一）


我在黑暗中 第9节 我的“阿尔法小组”（一）


像成批招募武装人员这样耗资巨大而且容易惹出麻烦的事情，是需要上级层层审批的。老陈对我的设想不置可否，不过他同意向上面汇报。虽然，在批下来之前，我的计划还只是空想，令我颇为高兴的是，老陈对尤里和巴威尔还比较感兴趣，为此我以及小梁的交通的活暂时转为发展他们为我们服务。

把两个和我们一样过着苦日子的人发展成情报员是不困难的，更何况他们还是同行（我记得一位冷战时期的美国情报官员的回忆录里写到，比起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们，特工更喜欢他们的同行，即使是敌国的间谍。他们之间往往会产生某种默契和生活方面的交流，谈谈工资，聊赖女人，抱怨一下自己的老板）。尤里憎恨穆斯林，因为车臣人曾让他断过几根骨头，阿富汗和车臣人的枪弹还夺走过他许多亲密战友的性命。而巴威尔讨厌现在的生活，他喜欢间谍战的刺激远胜过在原野上为生计奔波。因此在我和他们在阿拉木图的酒馆里喝了几顿酒后，我一向他们亮明身份，巴威尔就笑着问我，是不是在打他们的主意，在几句粗鲁但亲切的俄语的沟通后，他们同意为我干（尤里说只为我干，因为他喜欢我，但不喜欢其他中国人，我想或许当年那些在俄罗斯的中国奸商把他关于中国人的判断彻底定型了）。几天后，我又一次在酒馆里碰见他们的时候，他们给我带来了让我们吃惊的“礼物”，im shallah组织（im shallah，奉安拉的旨意，一句穆斯林经常说的口头语，看来他们很想让别人记住自己）正在招兵买马，并且大量买入武器装备还在多方寻找爆破方面的专家。据说，要在2008年给北京的“汉人政权”来个“头彩”（不知道他们干吗用这么个术语，因为他们穆斯林不允许玩博彩，“头彩”在美军特种部队的俚语中意为炸弹爆炸）。

我高兴地给了他们一笔钱（当时我身上所有的现金），还把我搞到的伏特加和鱼子酱送给了他们。回到领馆，我把情报汇报给老楚，他立即布置我们的情报员验证这份情报。几天后，情报得到了证实。从此，我的临时工作成为我工作的主线。随着我们各个情报网工作的深入，情况变的越来越严峻，我们的几路对手不约而同地把他们扬名立腕的机会放在北京奥运会上。国内传回紧急命令，立即会同当地保安机关对这几个恐怖组织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正是这一命令催生出了我的阿尔发部队（是KGB时期的精锐特种部队，在冷战后依然被保留，不过严格地说，只有像俄罗斯信号旗部队那样的特种部队才会在国外执行特殊任务，不过阿尔发牌子更响亮，我当然用它来称呼我的小组了）和我在中亚的辉煌岁月。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东突解放组织，这是个老牌恐怖组织，随着形势的变化它的规模几起几落，近年来颇有东山再起之势。我们计划对他们的首领阿不都拉·艾哈迈德和集团的炸弹专家阿不都拉·木尼亚孜动手，还准备拿下他们的秘密军火库。我们向哈萨克内务部提供了准确的情报，而他们按照总统的指令表示将积极地与我们合作（国内通过外交途径向他们打了招呼）。一切看来都非常顺利，一次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成功反恐合作看来就会完成了。老楚甚至拟好了向国内报功的材料。然而在突袭开始的那天晚上，所有的人的期望都落空了。阿斯塔那的特种部队冲入目标家里时，全都扑了空。就连那个军火库（内务部的人也认同我们确定的目标）也成为了一个毫无疑点的储物地窖，唯一看来不怎么跑题的是，内务部的一个小队在途中受了伏击，死了2个人。老陈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下令让有关的情报员立即撤离原来的岗位，就像哈方的第一个反应是指责我们情报有误一样，我们也意识到哈方参于行动的人泄了密（尽管保密程度很高，知道这次行动的人并不多）。更为残酷的是，我们的两名情报员牺牲在了家里，另外还有一个人失去了联系。我们的四名情报员失去了作用（一名特工以及四个人的家属被我们转移到了国内），其中一位牺牲者还是老陈当年发展的人。我们在东突解放组织里仅剩的一名情报员后来证实，在突袭前阿不都拉·艾哈迈德接到了报警（有人曾提议将这一情况告诉哈方，让他们查出内部的鼹鼠，但对他们已经十分失望的老陈拒绝了这一提议，他的理由是不想因此再牺牲一名情报员；后来哈方的确找出了内部的告密者，并处决了他，因为面子原因没有正式通知我们）。

这一系列事情的最后得利者是我和我的“阿尔发”小组。国内在获得老陈的报告后，下决心在中亚搞一支自己的力量。他们搞了两套方案：一个是我经手的所谓的“阿尔发”小组，另一个计划是派遣一些当地面孔的特警出境，组成绝对可靠的反恐小分队（后一个计划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一度搁浅）。

在尤里和巴威尔的帮助下，我们的小组很快成型。21名来自俄信号旗部队、海军陆战队以及内务部队和安全部队的老兵加入了这个小组。这些人大多是尤里的朋友，很难相信沉默的尤里有这么多兄弟和战友，看来战争中一起生死与共的确比在酒馆中称兄道弟要更能了解一个男人的真实品性。不过巴威尔也为我们的小组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因为他弄来了自己的表弟——米哈伊尔·叶林，一个极其优秀的窃听技术专家，他在我们以后的工作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他很年轻，只有30岁。他的父亲曾在KGB第十二局（负责电子窃听）工作，是位在圈子里小有名气的专家级特工。苏联解体后，他的父亲回家经商（他的父亲因为与8·19事件有牵连，被赶走），其实是利用他自己的专长，为商界人物窥探别人的商业机密，以及保护他们不被窃听。他从小和父亲一起鼓捣各种电子器件，耳闻目染再加上父亲的培养，他也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不过后来他的父亲因为卷进当地黑手党间的恶斗，遭人追杀，只好全家跑路到了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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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我的“阿尔法小组”（二）


我在黑暗中 第10节 我的“阿尔法小组”（二）


情报界的人一向是很谨慎的，要为我的行为买单的我的上司尤其是如此。他们在我基本完成小组的组建时坚决要求检验一下我的小组的战斗力。我觉得这纯粹庸人自扰，再说安全部的特工的军事才能绝对不会比普通的军事发烧友强多少的，难道要让我们使馆的武官参与进来吗（如果是这样，别说我不愿意，我的上司也会担心他们抢功的）。不过他们的想象力的确惊人，他们居然从新疆搞来一架飞机把我和我的队员运到我国境内（我们在当地有很大能量，自然没有会追究我们没办过境手续）。

我们的人到了兰州军区的一个武警训练基地（当地武警归我们政法部门管），他们弄来了一支军区所属的特种部队。对此我相当恼火，因为这意味着军方有人知道了这支部队的存在，在情报界，保密是秘密行动的生命，即使是自己人也必须严格保密；不过老陈安慰我说，在建立另一个小组的问题上，军方也会有份，他们会对此严格保密的。但是军方派来的人明摆着是想拿我的小组练兵，看着脸色铁青的我，巴威尔笑着跟我调侃，说我这号脸上藏不住事的人是不适合做特工的。连尤里也笑着对我说，黄，没事，他们会重视我们的（我脸上的表情完全是给他们看的，我怕他们的自尊心受伤，影响我们之间的合作）。只有叶林不声不响地摆弄着他的电子仪器。

这场模拟对抗的形式很简单，军方提供装演习用的激光模拟器的枪械、一定数量的空包弹和其他设备。双方在一座小村规模的模拟建筑群内交火。双方人数相等（各22人，我也想加入，但被尤里拒绝了（他说我们需要裁判团里有我们的人，我则笑言到，别太狠，好歹他们也是我的同胞）。双方各有优势，我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参加过战争，战斗经验绝对比那群毛孩子强，但是他们终归已经不年轻了，队长尤里已经42岁了，其他人也都在30-40岁，巴威尔是最大的，而且只有他和叶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而他们的对手，统统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多年的高强度训练从来没有间断过。最关键的是，我的组员由于来自不同背景，其协同作战能力似乎不如他们。

我默默地祷告，让我的战友们成功过关。尽管我对我的这群队员有一定的了解，但他们的表现依然让我十分吃惊，当然不仅仅是我吃惊。战斗打响后，我军特种部队的仪表伤亡率就迅速攀升。红方（我军特种兵）在试图冲击蓝方（“阿尔法小组”）控制的2层小楼时，突然遭到狙击手射击，一人“中弹阵亡”；红方人员密集火力击退蓝方狙击，蓝方狙击手为“榴弹破片所伤”。性急的红方士兵冲入建筑时，“被暗部的爆炸物炸死一人，轻伤一人”。在双方在逐屋争夺时，蓝方使用“三无”迫击炮发射炮弹攻击了企图迂回到其后侧的红方士兵，造成他们“一死一伤”（军方的那几位军官当时脸都是铁青的）。不过，一边倒的战局没有持续很久，红方在控制的那栋小楼屋顶上使用迫击炮还击对手，击中了一座土屋（造成蓝方“两人阵亡”--巴威尔和叶林）。随后，蓝方的部署出现了混乱，被红方的狙击手击中2人。

双方势均力敌的混战持续了很久，最终双方以阵亡比4：4打平。伤者中蓝方多一人。此时，两方首长的脸上也多少有了点笑容，有个总参二部的上校还称赞我选人选得好。战斗结束，能和我们最好的特种兵打个平手，这当然意味着我的小组顺利通过审查，尤里他们为自己也为我争了一口气。对抗结束，我说服军方的首长，让特种兵们一起坐下来吃饭。一群年轻朝气的勇士和饱经沧桑的老兵，虽然语言基本不通，但是酒桌上也其乐融融，平常在军营中很少沾酒的人们那一天都喝了很多。除了我和叶林（我有胃病，而叶林从不沾酒）。

后来，我问尤里为什么战局在前后起伏如此之大，是不是他们有意让着那些年轻人。尤里解释说不是，其实之所以他们开战就占据上风，是因为有叶林的秘密武器。原来叶林带来一种特种仪器，它通过对电磁辐射的精确测定，可以发现红方战士的具体位置（红方使用的对讲机辐射虽然不大，但近距离测定的准确率还是极高的），因此巴威尔在开战之初能够了解对手的位置相应采取对策。但是当红方的狙击手发现对手在一座土屋房顶上的可疑天线，于是发射迫击炮弹击中土屋，打乱了蓝方的部署。叶林的这样宝贝是他的独家发明，不过也只能使用于特种战争。

几天后，我的小组在完成了一些合成性训练后，回到了哈萨克斯坦。我们返回后不久，就接到命令，“处理”让我们遭遇很大麻烦的那个人——阿不都拉·木尼亚孜（当初行动的另一个目标---东突解放组织首领阿不都拉·艾哈迈德我们在他身边有钉子，让他活着比较好）。这群中年人对用脑的兴趣显然比杀的昏天黑地高。他们居然用了极其有趣的方法不知不觉地干掉了目标。

第十一节 出生入死（一）

我在黑暗中 第11节 出生入死（一）


我不得不佩服俄罗斯人玩狗的技术，当然这与北京街头的富婆抱着哈巴狗溜街无关。俄罗斯人利用动物进行突击行动和情报搜集的历史是很长的。卫国战争期间，红军曾经训练大量军犬，用于攻击德军坦克。此外，间谍界颇为出名的“苍蝇间谍案”就是他们所为（苏联人在苍蝇身上装设微型窃听器，窃听美国驻外使馆的绝密情报）。不过，我印象最深的使用动物的战例是KGB在中国干的。在1960年代著名的伊宁反革命叛乱事件中，KGB为给自己创造策反两位中国将军的时机（两人是俄罗斯族人，系新疆民族军的将领，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其中一个人的座车轮胎上涂抹了一些特殊药剂，然后“无意”间造成了两条“发疯”的牧羊犬闯入军事禁区，咬坏轮胎的事件。所以在巴威尔提出要用狗来对付阿不都拉·木尼亚孜时，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那个家伙当时在一座偏僻的小乡村里制造炸药，村里人大多是同情他们的宗教强硬分子，几乎每个成年男子都有枪，另外还有十几个东突解放组织的武装分子在保护他，强攻是相当勉强的。不过在几天的秘密观察中，我们发现阿不都拉·木尼亚孜养的一条成年猎犬常常会离开村子，去周围山里找食物。这条狗平时出出进进的从来不会有人怀疑它。

于是巴威尔提出捕捉那只狗，在它身上放上炸药，在它返回阿不都拉·木尼亚孜的炸药作坊时连人带作坊一块炸掉。好的提议是成功的一半，不过那一半来的也不是很容易。首先放在狗身上的炸药不能太扎眼，否则狗还没到作坊就会被发现，于是我向国内要了一些液体炸药和微型起爆引信，必要时可以把液体炸药注入狗的皮下脂肪层里。其次，我们还得确保那条狗返回村子的时候，要直奔作坊去。这个让我们很是费脑筋，因为指示狗前进的药物很容易弄到（其实是狗性腺体分泌的一种物质的提纯物），但是如果我们能把药物放进作坊，我们还费这个劲干吗，直接扔炸弹进去就行。不过，最终我们还是买通了一个村里人，把几包特殊药品洒在了作坊的附近（药品经过特殊处理，在空气中暴露一段时间后才会起效，这样就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时间）。

再其次，我们做的就只剩下把那只狗弄到手了。一小包母狗的荷尔蒙提取物，将它引诱到了伏击圈，狙击手伊万手疾眼快，用麻醉剂让它做了俘虏。我们将高纯度的液体炸药注射进它体内，由于这种炸药本身就是一种类脂肪物质，因此短时间里，狗不会因毒物扩散而死亡。然后我们装上了那个高精度的电子引信。受惊的猎犬在麻药失效后快速地跑回主人那里（按照一位动物学家的说法，狗受惊后会回到主人那里寻求慰藉，但愿如此）。事情像我们预想的一样发生了。它跑进了那座不起眼的土黄色小屋，一声巨响，我们的目标在“一次事故中”寻找安拉去了（后来当地人总说那条狗意识到了主人的危险，特意跑回去与他共赴危难，这在当地流传甚广，因为以他们的技术手段是无法对爆炸现场做出分析的）。

总部对我们的袭击行动十分满意，我们小组的每位成员都拿到了一笔奖金，当然除了我。不过我们的任务还很重，我们必须在重点监控的几家组织做出“出格”的事情之前，将他们处理掉。不过好在除了im shallah组织以外的大小组织中，有能力对北京发动袭击的组织中我们大多有内线，惟独这个组织由于成立不久，我们对他们的监控能力极为有限。

当然有一些规模比较小组织相对严密的组织企图发动恐怖袭击的情报，我们也很难全都得到。最近从国内传来消息，一小伙人在企图通过边界进入我国时，被巡逻的武警发现，双方激烈交火。在他们当中，有3人被打死，二人被捕，其余逃回哈萨克，经查他们是一个所谓的伊斯兰圣战运动的骨干分子，组织里全部人手只有30人，头目是个叫吾守尔·艾买提的新疆人，只有29岁。国内命令我们设法调查这个组织。老陈把这事情交给了我（我非常不愿意干这类事情，因为这类极端组织在整个中亚要多少有多少，很多是头脑发热的年轻人搞的，等你找到这个组织，它说不定已经解散了）。

我和小梁去了阿拉木图以东200公里外的一个宗教学校（那个组织的发祥地），在那里我们见了我们在那里的一名情报员见了面，很巧他多少了解这个组织，不过他告诉我们这个组织已经从当地消失了，据说被一个附近的更大的组织给招走了，没人知道那是个什么组织，但是前几天，有人从乌什托别运货回来，曾经见过他们中的几个。照例，我们留下了一些钱物后离开了。在路上，我突然意识到最近一些见闻中蕴涵的危机。im shallah的营地就在乌什托别，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最近一段时间他们一直在扩充自己的实力，难道他们要有什么大动作？我十分疑惑，并且把自己对这个组织的担忧告诉了老陈和老楚。

老陈开始布置我们在中亚的几个情报网调查这个im shallah，很快惊人的结果出现了，在最近三年，至少有200人因为和这个组织有关而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它正在急速扩张！巴威尔在im shallah里有一个内线，是一个哈萨克族的前KGB边防军军官，他受聘为这个组织培训战士，那是个有奶就是娘的人，但是由于他对信仰的忠诚有限，他无法进入那个组织的核心领导层。不过他还是为我们了解这个组织提供了一扇窗户。据说这个组织的头目是一个出生新疆的维族人。早年出国,在沙特阿拉伯经商多年，积累了为建立恐怖组织所需的巨额资金。他会说流利的阿拉伯语和乌尔都语，还精通汉语和英语。他的办公室的书柜里放着大量汉、维、阿等版本的书籍。他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危险人物。




第十二节 出生入死（二）

我在黑暗中 第12节 出生入死（二）


我们通过那位前KGB中校搞出了im shallah那位神秘领袖的脸部画像，我们将这幅画像传回国内，由他们尝试查找他的一些情况，我们在中东的情报网和有合作关系的当地保安机关也开始为我们寻找他的蛛丝马迹。一个在中东经商多年的人即使再刻意地低调行事，也是会留下一些线索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他的了解逐渐开始增多，阿里木·尤努斯，又名秦峰，48岁。他的身世十分复杂，他上世纪60年代出生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他的父亲秦伟是一位汉族中层干部，时任伊宁地委副书记。他的母亲是当地哈萨克族名门望族的后代，名叫阿依拉·尤努斯，在他的父亲还是一个普通的机关干部时，就和他一见钟情，毅然摆脱当地传统习惯的束缚，两人结为连李，在当地传为一段佳话。他们结婚后，不久便有了爱情的结晶——秦峰，一个十分漂亮的小男孩，后来还有了一个女儿，秦莲。这两个孩子继承了父母的智慧和外表，成为地委机关两个人见人爱的宝贝。然而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最终断送了这个和美的家庭，父亲秦伟被打成了走资派，母亲由于特殊的身份暂时没有被触动，然而不断的批斗、抄家让她身心交瘁。在武斗风盛行的年月里，秦伟的命运可想而知，在1969年，八岁的秦峰见证了父母悲壮的人间惨剧。秦伟在批斗会上被打得死去活来，阿依拉拼命掩护自己的丈夫，也挨了一顿痛打，当晚，遍体鳞伤的秦伟终于离开了人世，阿依拉拼尽全力，把孩子们交给了自己的亲友，然后抱着秦伟的遗体，自焚殉情。

两个孩子在父母去世后，被分开在不同的亲友家中抚养，秦峰被自己的舅舅多力坤·尤努斯领走，秦莲则由自己的外婆照养。多力坤·尤努斯没有孩子，他把秦峰视若己出，并且改名为阿里木·尤努斯，再后来他们一起出国，去中东经商。而秦莲则留在了当地，拨乱反正之后，成为了一名维族国家干部的妻子，她也在当地的妇联工作。

多力坤·尤努斯如何教育阿里木·尤努斯，如何把那段历史解释给他，我们无法知晓，但想来，一向不喜欢汉人政权的多力坤给阿里木·尤努斯带去的显然只能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权的极度仇恨。阿里木·尤努斯在沙特完成了自己的中学教育，后来还在当地的大学学习了商业和哲学。在他26岁时，多力坤·尤努斯病逝，全部家产由他继承。之后，有关他的事情就很少为人所知了。

老陈很快批准了对im shallah进行调查和渗透的计划，我们的两名情报员通过那个我们曾经去过的那所宗教学校，与那位前伊斯兰圣战运动的首领吾守尔·艾买提建立了联系，在他的介绍下，加入了im shallah。不过，他们很快报告，这个组织内部管理极其严密，他们无法探知组织高层的情报。但是他们还是得知im shallah正在策划对在北京开奥运会期间，在国内制造爆炸或者绑架案件。我们开始打起窃听的主意，在我们的三位情报员协助下（包括巴威尔的内线）将一些窃听器装进了im shallah的主要办公室里。但阿里木·尤努斯的办公室很少有人能进去，因此未能如愿。叶林和我们的一位国内来的窃听技术专家特意改进了那些窃听器，使得它在工作时自动录音，在所处地方无声音时自动关闭，等到晚上将录音自动拍发过来。这样就减小了窃听装置被发现的可能（无线电讯号很容易被截获）。

窃听部分的计划主要由国内来的人负责，因为我们领馆里人手紧缺，没法抽调那么多人来听大段大段的录音。但是我也没闲着，我提出是否可以和阿里木·尤努斯的那位妹妹接触一下，看看能否有所收获。老陈同意了，于是我就回国内“休假”去了。我在当地国家安全机关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了秦莲。她仍旧住在伊宁，她的夫君吐尔洪·阿吾提已经官至伊宁民政局的副局长了。秦莲已经是一位中年妇人，但风韵尤存的，让人联想起她的母亲，那位当地知名的美人。见到我，她和她的丈夫两人很是热情，但是依然显露出一丝不安。我把陪我来的当地国家安全局的副局长打发走，和他们唠起了家常，这略微扫除了一点他们的不安。寒暄一会后，我问及他们的兄弟—秦峰。他们简略地介绍了他的身世，虽然我其实对此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但我还是极有耐心地听完了。男主人告诉我，秦峰出国后，曾经回来过几次，看他们一家人。但是，由于曾在席间对政府有过极为激烈的言语，与他这位中共党员搞十分尴尬，因此90年代以后，他就很少再来，来的几次也都是在男主人出差在外时来的，无一例外。他曾提出要送他的外甥——阿里木·阿吾提和外甥女阿丽达·阿吾提去国外读书，但是被婉言谢绝了。看着他们两位，我心里明白，让他们以投靠亲友之名，渗透到im shallah里是根本不可能，他们谨小慎微，不会愿意放弃自己现在的舒适生活，而且心理素质太差。

但当我在他们家的墙上看见他们孩子的照片时，我意识到这个计划还有救。年轻人总是更容易被煽动的。他们的儿子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他23岁，刚从乌鲁木齐读完大学回来。当地的政府机关已经录取了他，我没费什么劲就找到了他。他长的很高，有一张很帅的白人面孔，可惜他却有着汉人的精明，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拒绝了我。他的理由很简单，他的舅舅不喜欢他。鬼知道他舅舅喜欢不喜欢他。不过我也不好用什么东西去威胁他，一是我没有这权力，其次我们谍报界通常不搞“强迫交易”，那样容易坏事。等和那家伙谈完，我几乎崩溃，坐在车里闭目养神。这时，我的车窗户被敲了几下。我睁开眼睛，看见车外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漂亮女孩，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当地面孔，我几乎以为自己交桃花运了。我冲她笑了笑，顺手触摸了一下自己腋下的手枪，打开车门，走下车。我认出那个女孩，她是阿丽达·阿吾提，我们目标人物的外甥女。我愿意为你们工作。听到这句话时，我的心跳加快了50，但脸上还保持着平静的表情。我不知道我的老板会不会杀了我，因为我给他带回了一个21岁看起来还稚气未脱的女孩。但我们别无选择。特别是我们从对im shallah窃听中得知我们的对手已经把钉子扎进了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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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出生入死（三）

我在黑暗中 第13节 出生入死（三）


阿丽达·阿吾提也许是个天生的好间谍。她美丽、柔弱和略带稚气的外表下存在着坚强的性格、极其稳定的心理素质以及惊人的心计和表演天赋，更重要的是她有着对东突势力乃至伊斯兰教的刻骨仇恨，因为她最好的朋友死在了一次公共汽车爆炸案中。即使是她以精明而著称的舅舅也无法完全了解她的内心。当然我也是。

老陈当然不会因为我给他带来一个小姑娘而把我扫地出门，但是他依旧不信任这位小姐，以至于他派出了我们最好的心理专家对她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拷问，还动用了测慌仪。不过最后她还是通过了测试。我的老板在听到结果后，一把把我拽过来，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她是你的了。我为领导这句听起来很是暧昧的话困惑了好久，但是我对小姑娘的训练却不敢有一点“猫腻”。对于这个女人来说，间谍心理学之类的课程几乎可以全免，这是我在模拟她的舅舅问她问题时得出的结论。诸如你为什么要来我这里，你爸爸妈妈对你的离开是什么态度等等。她的回答近乎完美。我们不需要她杀谁，因此“湿活”的技术通通省略。我唯一交她比较多的是几种间谍产品的使用。比如窃听器的安放和秘密通讯器材的使用。另外就是针对不同情况作出的模拟应对，当然还有套话的技巧。我只用5天时间就培养出了一名间谍，这也许会打破谍报史的某项纪录，特别是当我意识到她是一个对我们的计划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人。

我们策划了阿丽达·阿吾提前往哈萨克投奔她舅舅的事宜，先制造了一起“冤案”。当地国家安全机关逮捕了阿丽达·阿吾提，指控她参与恐怖组织“新疆独立运动”，这是一个很小的疆独组织，其全部成员只有3个人，凑巧的是其中一个是阿丽达上大专时的校友，因此选中了他们（均已被捕）。当然由于阿丽达·阿吾提“涉罪不深，又系初犯”，因此被取保候审。然而那三个同样“涉罪不深”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被“从重、从快”的判刑，送到青海服刑。之后，阿丽达“突然失踪”，通过我们的渠道“非法越境”到了哈萨克斯坦。本着欲擒故纵的指导思想，阿丽达在中哈边境游荡了几天，后来在一个边境小镇被哈萨克警察抓住，在牢里等着遣返的阿丽达给自己的舅舅打了电话。

如我们计划的一样，神通广大的阿里木·尤努斯很快把阿丽达从监狱里弄了出来，当楚楚可怜的阿丽达泪眼迷离地扑进自己舅舅的怀抱时，阿里木·尤努斯以及从旁观察的我们都有点感动（前者是感动于她的真情，而我们则感动于她的演技）。阿里木·尤努斯把她带回了自己在乌什托别的办公室。事实证明也许我们前期的努力白费了，因为阿里木·尤努斯对他的外甥女全无一点怀疑，远远不如提防外人那样提防她。当阿丽达把自己的所谓伟大事迹告诉自己的舅舅时，他笑道，第一次见到你时，我就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对真主的顺从和对异教徒的反叛。阿丽达的确是一个很具有反叛精神的女孩，不然她不会背离自己父母的期望，跟我们跑到这穷乡僻壤来和自己的舅舅作对。也许是阿里木·尤努斯平时对自己的手下太过提防和谨慎了，他需要一个自己信任的人替自己把守机要文件，显然阿丽达是最好的选择。

就这样我们的计划没费什么周折就成功了，为这事我和小梁在领馆里足足乐了一天，弄领馆里的人都拿异样的眼神看我们。im shallah的大门彻底地敞开了，我们得以成功地将窃听器放进了阿里木·尤努斯的办公室。而且通过阿丽达和阿里木·尤努斯的闲聊中，我们逐步地了解了im shallah的大规模袭击计划。im shallah通过对小型极端组织的兼并，逐步扩建自己的势力，他们成功地在新疆、西藏以及内地部署了自己的袭击小组。每个袭击小组多则10人，少则5、6个。他们通过经常往来边境的客商向每个小组传递武器和资金，同时一些小组以制造鞭炮以及工程炸药为名，在当地非法开辟炸药作坊，为恐怖袭击储备爆炸物。他们对内地的渗透，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北，目标是青岛和北京（为2008年奥运会的赛场）。

斯大林说过：一个统帅要想取得一次战役的胜利，需要巨大的努力，但如果想破坏他的成果，只需要在他的统帅部里安插几个间谍就行。阿里木·尤努斯苦心经营的网络很快为我们所掌握，被一一控制起来。当然为了，不让阿里木·尤努斯临阵换将，国内没有对他们采取行动。不过真当我和小梁为自己的成绩而沾沾自喜时，阿里木·尤努斯的一句话让我们顺利的升迁道路徒然增加了几分凶险。

一次饭后的闲谈，阿丽达问他的舅舅：如果北京大规模地驱逐外来人口以及穆斯林，我们在北京的圣战者如何能生存下来。他的舅舅笑了，说了一句让我记忆终生的话，为什么圣战者就不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北京常住居民。阿丽达问他有这样的圣战者吗。阿里木·尤努斯冷冷地说道，北京会见证这些烈士的功绩的。······

当时我们实在很难判断他的这句话是否是戏言，然而如果不小心漏掉了这个信息，那么也许今天我已经在哪个国际关系研究所看大门了，更重要的是古都北京也许将要见证自唐山大地震以来最大的一次破坏。几乎所有人听到这件事时都愣住了，我们的敌手的确钻了我们思维定式的空子。我们通过一系列查证，终于发现了这方面的证据。十六年前，阿里木·尤努斯拥有的公司里的一个高级雇员艾克哈什·卡迈勒（英国籍阿富汗普什图裔），曾以外商的名义在中国北京居住，并且收养过三个汉族孤儿。显然，由于这种行动会动用大量人力，这几个孤儿的故事肯定只是冰山一角。北京国家安全局很快对这几个人进行了监视，并截获了其中一个人与境外不明身份间的人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内容包含了某种暗语。国内秘密传唤了他，在审讯中他承认，他的确受养父指派在北京潜伏，准备进行恐怖活动，但是他和im shallah是单线联系，只有境外的im shallah总部里的人才知道其他人的身份。

通过阿丽达的努力，我们开始了解他们在国内培养所谓的汉族“圣战者”的大致模式。他们在国内主要是新疆制造了一些针对汉族居民的恐怖活动，杀害了一些汉族家庭的成年成员，将他们的低龄子女留下，再通过一些所谓的“好心人”在当地收养他们。从小就对他们灌输宗教极端主义思想，逐渐把这些无辜的孩子培养成为甘为疆独恐怖组织效力的杀手。这些孩子长大后，被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途径，带到北京，成为那里的常住居民。除此之外，他们也通过一些在北京、河北、山东等地的收养行为，培养了一批类似的汉族“圣战者”。整个过程持续了近20年，也只有im shallah和阿里木·尤努斯那样的组织和领导者才能有如此的残忍的智慧和耐心。

国内传来命令，务必于奥运会前抓捕阿里木·尤努斯，搞到渗透者的名单。一场残酷的战斗在即。






第十四节 血染的风采（一）

我在黑暗中 第14节 血染的风采（一）


阿丽达对于我们的行动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她向我们提供了四个掌握北京潜伏人员名单的im shallah成员的姓名和位置。对于像im shallah这样的恐怖组织来说，秘密就是行动的生命，因此他们对组织的核心机密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只有少数人知道一部分情况。这样虽然不利于我们掌握他们的行动内幕，但是同样，如果我们处理掉了那些掌握秘密的人，那么这个组织的运行也就瘫痪了。

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阿里木·尤努斯和他的高级助手艾克哈什·卡迈勒，因为根据阿丽达的情报只有他们两个人有可能掌握所有的“高级”潜伏者的身份。擒获他们两人的任务自然交给了我和我的“阿尔法”小组（我们的小组还加强了三个特工，负责审讯和通信）。这次行动的最高指挥官是从国内赶来的我们亚洲司的司长老陆以及总参情报部的一位少将（以国内特种部队为主建立的第二小组和第三小组是我们的预备队，他们由军方指挥。除了阿里木·尤努斯和艾克哈什·卡迈勒，其他几个目标则由我们渗透进中亚的特警负责）。和我的领导商量了具体行动的细节后，我和小梁前往乌什托别附近的监听站，尝试和阿丽达联系。在此以前，为了保护阿丽达的安全，我们基本不和她接头，她向我们传递情报的方式很简单，在她的鞋里有窃听器，她只需要把想说的话通过委婉的方式说出来就可以（这样即使她鞋里的窃听器被发现，她也可以推脱她不知情，im shallah最多会调查一下周围的鞋匠）。而我们对她的要求主要通过她的那台看起来很普通的收音机来传达，我们的监听站会把一些很杂乱的脉冲信号发向他们的地区，周围人听广播常听见的沙沙声，在她那台收音机里会被翻译成一些特定的数字信号，再由她对照随身的经过处理的古兰经进行翻译。不过这一次事关重大，我必须亲自达与她联系，布置我们之间的新的联络方式。

阿丽达常常一个人跑出来散步（这是我当初布置给她的任务，她常常出来溜达，让别人习以为常，便于我们的行动），以此为借口，我们在乌什托别城外见了面，在确定没有人跟踪她后，我们在一间小屋里交谈了几分钟。我先交代了行动的目标，之后商量了我们新的联络方式（过去的通过窃听器的交流有很大问题，前文提到过，我们当初制造这批窃听器时，为了防止被无线电监测系统锁定，把它设置为晚上向我们发射压缩信号，这样情报的实效性会受一点影响，因为一个人的行踪是在不断改变的），我给了她一双新鞋（当然外观和原来那双一样，而且作旧处理过，里面有信号发射系统）和一支控制信号发射的签字笔。她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向我们传送加密的音频信号（我告诉她越短越好），并且为我们提供供我们定位的信号。在短暂的设备调试和适用后，我特意抽出一点时间问了一下她的心理情况。出人意料，这位新手笑着告诉我，放心我的心理状况很好，你不需要给我当心理医生。于是我们的情感交流到此为止，我们立即分手了。

几天后，也就是在2008年8月11日，我们接到阿丽达的通告，后天晚上她和阿里木·尤努斯以及艾克哈什·卡迈勒将会参加一个婚礼（新郎是im shallah的成员，新娘是当地一个头面人物的女儿），婚礼会在离乌什托别城20公里外的地方进行。我和领馆里的领导商量之后，决定在阿里木·尤努斯以及艾克哈什·卡迈勒参加完婚礼回来的路上对他们动手。

2008年8月12日，“阿尔法”小组22名成员并3名特工秘密进驻乌什托别城100多公里外的卡里哈里村（里面全都是我们潜伏在当地的情报员和他们的家属）。

8月13日晚上8时，我们乘车到达距乌什托别30公里的地方，阿丽达发出信号他们已经到达婚礼举办地。9时40分，我们已经行进到距离伏击地域10公里的地方，先头的叶林和巴威尔已经将传感器部设在公路上。10时55分，阿丽达发出信号他们即将回返。11时，我们的微型无人侦察机（采用纳米和微电子技术，翼展只有120厘米）升空监视。11时3分起，阿丽达的信号表明他们的车队已经开始运动。我们随即进入伏击阵地。微型无人侦察机传回的图象表明我们的对手有四辆车，一辆英国制造的路虎式吉普车，二辆丰田皮卡，一辆三菱。大约有25名武装分子（不包括我们的目标人物和阿丽达，信号表明他们都坐在那辆路虎式吉普车内）。

11时21分，车队进入伏击圈。

···········

夜空的宁静被RPG火箭弹的爆炸声划破了，两辆皮卡几乎同时被击中。货舱瞬间成为了炼狱，士兵的肢体被撕碎，飞向半空，身体被狱火烧成了焦碳。三菱采取了紧急刹车，撞上了破碎的皮卡。随后，密集的枪弹射向了它，夺取了里面的人灵魂。路虎的驾驶员极快地做出了判断，当他刹住车，企图掉头时，一发带有麻醉效果的特种枪榴弹射入了车的前舱。被火箭弹的气浪掀下皮卡的士兵，挣扎着站起来向周围开枪，我们的枪手用1秒钟点射1次的效率向他们射击，中弹的和被火箭弹片击中的武装分子仍然顽强地扣动扳机，漫无目的地还击，直到被我们的子弹彻底地结束生命。战斗只持续了3分钟。我们迅速地靠近路虎，把车中半昏迷状态下的三个人弄了出来，阿里木·尤努斯、艾克哈什·卡迈勒和被我紧紧抱着的阿丽达。我们检查了两个目标人物身上的东西（还看了看他们的牙，防止他们的假牙里夹藏毒药），把武器和一切可能用于自杀的东西收走了，特别是阿里木·尤努斯脖子上挂着的氰化物毒剂。之后，我们向他们喷洒了麻醉品解除剂。

我们进了自己的吉普车，两个目标人物都被2个人夹着坐在车里。我们开足马力，向阿拉木图狂奔。我们释放在空中的无人机却给我们带来了坏消息。我们的前方的道路被人堵住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伙人是女方参加完婚礼往家赶的一些亲友。但是众多的携带了枪械的所谓平民却让我和巴威尔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我们选择了B方案，向北退到一个无名小山头（山下有一片特殊的蘑菇岩区，适合我们进行防御作战），在那里等待直升飞机将我们接走（还有个C方案，就是我们要在那里坚守到哈方的内务部队向这一地区发动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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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血染的风采（二）

我在黑暗中 第15节 血染的风采（二）


似乎没有人真正想过我们会沦落到要采用C方案，以我们20多个人的力量在一个怪模怪样的风蚀地形区被200多武装分子围攻，怎么想都是个致命的选择。

然而现实就是那么的残酷，命运就是那么的弄人。当我们糊里糊涂地冲向那种被人们称为“魔鬼城”的地域中时，我们的对手，也以令人诧异的速度跟了上来。断后的那辆嘎斯越野车不得不向后发射了几枚榴弹才将我们的对手逼出了安全距离。我们迅速地进入了防御位置，并且用无线电向后方大呼小叫请求直升飞机支援。

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集结并向我们发动攻击的。不过，他们的确在他们的小分队发现并一路跟踪我们到“魔鬼城”后的20分钟后，陆续地赶到了。子弹呼啸地向我们的地盘飞来，打在因风化而已经十分脆弱的岩石上，掀起无尽的尘埃。我们在巨大的蘑菇岩的掩护下，完全无视他们的火力袭扰，耐心地等待我们直升飞机的到来。可惜它没有来。直到我们回到阿拉木图后才知道，当晚预备支援我们的直升飞机出了机械故障，迫降在半路上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战场出现了可笑的一幕局面，他们的士兵在向我们不停地漫无目的地射击，但没有采取任何其他积极一点的行动。而我们却在巨石的掩护下，慢条斯理地审问我们的目标人物，甚至没向他们开一枪。我们的审讯专家是相当专业的，他们事先研究了阿里木·尤努斯和艾克哈什·卡迈勒的心理状况，一致决定先对艾克哈什·卡迈勒下手，因此在他们百般摧残后者时，就由我来面对神志刚刚清醒一点的阿里木·尤努斯。因为麻醉剂的效用还没完全解除，他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能力还未完全恢复。我让他靠在一块砂岩的石壁上，我坐在了他的对面。彼此认认真真地看了对方半分钟后，我先发话了。

我：我知道你打算对北京做些什么，我也知道你的身世，但是我有一点不明白，一个忠诚于自己祖国和自己政党的父亲为什么会有你这样一个儿子？

阿里木·尤努斯：你真的知道吗？看起来，你只有30岁，还很年轻，不然你也不会那么容易上当来执行这种危险的任务。你没有经历过那种事情，你没有亲眼看见你自己的父母被那群疯子伤害。

我：我没那么老，但是我和你一样了解那段历史，我的祖辈也在那场浩劫中受过伤害。但是这不是你背叛你自己的祖国的理由，不是你杀害老人、孩子、妇女的理由，他们和你的父母一样，都是无辜者。你想过吗，那些因为你的复仇计划而失去父母的孩子，他们当时多大，还没你大呢。

阿里木·尤努斯：目的证明手段正确。在这个世界上，穆斯林要想回复祖先的光荣，就必须不择手段。我看过毛泽东的作品，研究过你们共产党的发迹史，弱小者要想生存，就必须利用强者间的间隙。东土耳其斯坦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们将在美国、中国、俄罗斯的夹缝中，利用你们的矛盾，利用你们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发展我们的神圣事业。

我：你看不到这一天了，如果我活着，我也不会看到这一天。你最好让你的那些手下滚的远点，不然我也许会选择现在就干掉你。

阿里木·尤努斯：如果我下了这个命令，你们就不会杀了我吗？当我立志参加圣战时，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们穆斯林是不怕死的，不像你们这些胆小鬼。

我：我不怕死，不然我不会来抓你。还有，死和死可不一样。一枪之苦和受尽折磨的死法可不是一样的。如果你合作一点，我至少可以让你死的舒服点。

狙击手伊万手里的枪响了，对手已经集结足够的力量向我们发起进攻了。我拉过叶林，让他看着阿里木·尤努斯和阿丽达，我在奔向前沿阵地前，凑在她的耳边下了我作为她的指挥官给她下的最后一道命令（如果我们的阵地被攻破，就干掉叶林和阿里木·尤努斯。他们找到你时，不要抵抗，他们并不知道你的身份，在他们当中继续潜伏下去）。

···········

透过微光夜视仪，大地给人的感觉更像是火星的某个角落，苍茫而无生气。我们艰难地爬上蘑菇岩，找到适合发扬火力的位置。对方的两挺机关枪欢叫着，掩护他们的20多个士兵缓慢地前行。在我们赖以掩藏的岩石外，是平坦的荒原，再也找不到可以隐蔽的地形，他们每前进几步，就卧倒在地，小心翼翼地避免被我们的火力伤及。我们冷静地等待着，完全不理会他们，只有伊万等几个狙击手不时地放几枪，以减缓他们的推进速度。渐渐的，他们进入了我们所有轻武器的火力杀伤范围。正当我们准备开火时，一辆皮卡冲了上来，挡在那些孱弱的步兵前，在我们的阵地前横向运动，用上面的14.5毫米机枪，吸引和压制我们的攻击。他们把车开的飞快，那种绰号“岩石”的重型轻火器发出的弹丸，打在岩石上，撕扯着我们的天然掩体。漫天的尘埃居然影响了我们的观察。在夜间，对手的观瞄设备远不如我们，但是你射击时的火焰却是最好的标记，一旦开火，你就会暴露目标。尤里和自己的手下打了个手势，便向那辆该死的货车放射了一枚榴弹，然后借着火器的后坐，顺势滑下岩坡。200米外的皮卡发现了危险，3秒的反应时间里，驾驶员居然猛打方向盘，摆脱了将被命中的运动轨迹。然而，减速后的皮卡成了火箭弹的活靶，一发RPG追上了它。这一瞬间的攻击完成的近乎完美。目睹爆炸的过程，一个卧倒的身影莫名其妙地站了起来，我开枪了，一个三发点射，他被一只巨手推倒在地。当我学着尤里的样子，滑下岩坡时，我的脑子里空空如也，浑然不知那是我第一次剥夺他人的生命。

我刚落地，就听见尤里大喊着“守护者”在那里，我急忙冲向我的背包，去取那个笨重的电子仪器。“守护者”是我们给迫击炮近炸引信干扰机起的外号，那是一种怪怪的电子设备，它能通过发出一种特殊的电子信号，使得敌方的迫击炮弹提前爆炸，90年代由美国首创，我们的军工企业仿制了一些，我们用的是改进型。在我打开那个仪器的一大堆开关，勉勉强强给它完成了预热前几秒种，对手的炮弹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爆炸了。我用身体掩护着那台仪器，直到我们阵地的前方又一次响起爆炸声。第一发炮弹炸伤了我们两个人，那个干掉皮卡的RPG神射手德·布尔贾夫和来自内务部队的弗·李维诺夫。后者的伤不轻。我去给他做了包扎，把他留给叶林照顾。当他们意识到炮弹在自己人的头上爆炸后，对方很快停止了迫击炮攻击。我又几次爬上土山，向对方开火。训练场上的射击的确无法和战场上的相提并论，当我试图用步枪狙击敌手，却发现对手的蛇行机动使我极难瞄准，我暴露在外面的时间略微长一点，又担心对方的狙击手，随便放了两枪就不得不从射击位置下来。不过，我的战友的成绩还算让人满意，他们在和我一样仓促的射击中，射中了他们6、7个人。 在领教了我们的技术优势后，对方终于停止了进攻。


第十六节 逃离魔鬼城

我在黑暗中 第16节 逃离魔鬼城


太阳从东方升起，渐渐地赶走了黑暗和寒意，赶走了卫戍了我们一夜的东西。在我们的对手意识到我们的技术优势之后，他们放弃了在夜间进攻的念头。我们也乐得拖下去，等待来自后方的支援。尤里观察了对手的动向后，认为白天他们将使用重武器将我们逐出前沿阵地，为避免伤亡，我们应该现在就撤离那里。我同意了，显然尤里在阿富汗战场上的经验帮了我们。不过，我们的对手从那里得到的恐怕更多，他们几乎所有的重装备都是从那里得到的，而他们的指挥官则是参加过阿富汗内战，熟谙那些老掉牙却火力强大的各色杂牌武器的使用之道。惟一可以称得上好消息的是，我们的审讯专家没费什么劲就撬开了艾克哈什·卡迈勒的嘴，他的口供通过卫星通讯传到了总部。

在阳光尚未完全照亮我们的魔鬼城前，107毫米火箭的呼啸声和37高炮弹的爆炸声已经在我们撤离的阵地上响起了，这些由我们国家军工专家亲手设计的游击战利器，完全不顾及它们目标的身份，又一次成功地打开了进攻的序幕。100多im shallah的士兵在皮卡的引导下，涌入魔鬼城，扑向他们心中异教的魔鬼。我们在枪战中渐渐居于劣势，我被尤里指派到了后方，我和阿丽达以及我们三个安全部的同行，带着我们的目标人物，向后方撤退。魔鬼城里的地形是十分复杂和让人迷惑的，不管是对于我们这些先期闯入的外乡人还是对于那些在当地居住多年的圣战者。因此，渐渐的，我们不自觉地在魔鬼城里和我们的对手作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一些因为冲劲太猛而闯入大小岩石间的武装分子与我们碰了个正着，神经高度紧张的我们先开了枪，但是我们的火力很快被经验老道的im shallah的兵油子压制住了，我们且战且退，阿丽达这个草原民族的女儿，或许天生枪法出众，她和我的交叉火力居然打中了2个武装分子，使得他们也不得不把AK步枪调到自动档，向我们倾泻弹雨。不过很快我们意识到我们的麻烦大了，周围的武装分子越来越多，我们被包围在了一个小土坡上。不知道是神来之笔还是亡羊补牢，惶惶间我把阿里木·尤努斯拽到了身前，用他做了我的人体盾牌。我用阿拉伯语大喊道，“你们往前冲，我就杀了你们老板”。渐渐的，对手手里的枪停止了吼叫，他们开始互相大吼大叫，在一通各色语言的交流后，射向我们的子弹不在出现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从来没有告诉他们我绑架了他们的老板。随后发生的事更是使我对此后悔不已，在我这个绑架者的要求下，为了人质的安全，他们顺从地离开了他们用鲜血抢占的有利位置，脱离了与我们的战斗。尽管阿里木·尤努斯企图阻止他们，但是被我的枪托搅了局，巨大的岩石间枪炮声停止了。他们全然没有了刚才的凶狠，弄的我总感觉这场战斗更像是一场闹剧。那么多人的生命就在这场闹剧般的杀戮中为了一个荒谬的结果结束了。

我们重新陷入了与夜间一样的僵持和对峙中，他们似乎打定主意要等到我们弹尽粮绝，向他们投降。就这样，他们等到了黄昏到来，然而最终要走的是他们，哈方的内务部队的扫荡终于到了。他们开始有条不紊地收拾自己的家当，带走阵亡者的尸体，将重武器用卡车拖走，在他们离开之前，他们开始了自己的祈祷仪式，似乎是为他们的首领又可能是为战斗中的死者。他们齐刷刷地跪拜在自己的小毯子上，只留下几个机枪手，虎视耽耽地防备我们偷袭。他们向着麦加的方向，行拜礼（伊斯兰教五功之一，穆斯林一天祈祷五次）。简单但庄重的朝拜后，他们唱起了赞美先知的诗歌，举起枪向天空鸣枪致敬。然后，伴着赞美安拉，安拉伟大的呼喊声，他们向着北方离去了。我们也在为我们的牺牲者作着祈祷，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我们损失了3个人：夜里受伤的弗·李维诺夫因为伤势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在当天中午离开了人世；谢·科尔扎诺夫，来自海军陆站队的机枪手，在早上的战斗中死于枪伤；米·伊万诺夫，来自联邦安全部队的狙击手，死于火箭弹爆炸。我们整理了牺牲者的遗体，为10多个轻重伤者做了伤口处理。

终于，东方传来了直升飞机引擎的轰鸣声。这架迟到的俄制MI-17直升机运走了我们的伤员，望着渐渐消失在天际间的他们，我的眼睛湿润了。尤里走了过来，用胳膊挽住我的肩膀，“别让他们在天堂里不得安宁，答应我，他们不会像我在阿富汗和车臣牺牲的兄弟那样，被别人抛弃。”我点了点头。在哈萨克人来到魔鬼城前，我接到了总部的命令，一个沙哑的声音从那边传来，“不能把他们留给俄国人或者是哈萨克人，你知道应该怎么办吗？我不需要你带俘虏回来。”于是，在魔鬼城，那一天，枪声最后一次打破了宁静，我们的任务在那两声枪响中画上了句号。

夜即将降临这片重新安静下来的土地，但愿长眠于此的人们的灵魂得到安息，但愿他们不再像生前那样彼此仇恨。在黑夜降临时，我离开了。

2008年8月21日，一名俄罗斯族男子在新疆武警总医院病逝，在其余的伤者中有一人终身残疾。

2008年8月30日，北京市和山东省的国家安全机关逮捕了23名涉嫌参与恐怖活动的汉族男子，其中16人在北京，7人在青岛。在16人中，有6人参加了奥运会的餐饮、清洁、翻译等运动员村的服务工作，2人在北京市公安机关工作，3人在北京市自来水厂工作。青岛7人中，有1人参加奥运会服务工作，3人在青岛一化工厂工作。

2008年9月5日，第29届夏季奥运会在北京开幕。

奥运会前后，刚刚参加了一次血腥的战斗的我仍旧在阿拉木图领馆中值班，我们要对付的不仅仅是一个im shallah，其他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也在这一期间有所动作，尽管有能力在我国的腹地发动恐怖袭击的仅有im shallah一家，但是处理来自其他恐怖组织的各种情报也使我们疲于奔命。情报站里的特工们全都投入到了有关的工作中，我的任务相对简单，由于我们在一些组织中的情报员要报告一些核心的情报，一旦我们应对这些情报采取行动，他们的身份极有可能暴露，因此要先期把他们撤走。当然，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一点讲究的，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应对措施采取之后，才能让他们抛弃原来的掩护身份（否则将会打草惊蛇，暴露我们在国内的行动），这方面协调的精度要求极高。我和小梁（因为小梁是有女朋友的人，我坚决不同意领导让他参加那次攻击行动的提议，因此他在我们动手前，就回到了领馆）一起执行了2次这样的任务，都是和我们的情报员约定接头时间，然后把他们一家人（有一个是单身一人）接走。行动都很顺利，接完人后，我们还要负责为他们办好去中国的手续，直到把他们送上飞机。在这方面的工作之余，我还要兑现我对尤里的承诺，为牺牲者和受伤的人的抚恤金等等的善后方面的事情奔波。所有的伤者在行动结束后就已经被送往新疆的医院了，其余没有挂花的队员，经过一番周折，我也把他们连同所有队员的家里人送到了中国，他们将在那里定居下来，不过以后是否起用他们还是未知数，当然我已经没有这个精力去管它了。

9月下旬，北京的各国运动健将们已经陆续回国，我们暂时可以从工作高峰中解脱出来了。在8月初到9月中旬，我们一共协助国内挫败21起恐怖袭击，我们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我们在6个目标组织中的13名情报员被迫撤出，更重要的是，就像老陈说的那样，为了奥运会，我们把我们在中亚的情报搜集能力彻底暴露，以后再想如此顺利地完成任务恐怕会很难了。不久，国内对我们的突击行动的善后工作的意见拿出来了，每1名牺牲的队员拿到了10万美金的抚恤金，伤者酌情减量，另外所有人均有5万美金的奖金，牺牲者家属如果不愿意去中国的，还有2万美金的安家费（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国内给我们领馆情报站记集体一等功，我个人也拿到了二等功。

巴威尔没有离开哈萨克，他依旧在为我们经营他的情报网，以后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尤里陪着我处理善后工作后，去了中国。叶林被国内的部门要走了，阿丽达也被国家安全部看中，回国后成为国家安全部门的一名正式工作人员。每一个人走，我都去送了，尽管有人说，谍报界没有友谊，但是几乎每次送别，我们彼此都是撒泪相别。到底我们在作为谍报人员的同时，还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

老陈在给国内的报告中，对我有很高的评价，一句都没提我在突袭行动中的指挥过失。和我的上一位上司一样，他把关于我的报告事先给我看了一遍，我知道，我又得搬家了。在2008年12月，我奉命转调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大使馆，我的身份是使馆商务处三等秘书。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位于亚洲中部，内陆国家。南邻阿富汗，西北濒咸海，北面和西北与哈萨克斯坦接壤，东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相连，西南与土库曼斯坦毗邻。面积4 4 ．7 4 万平方千米。1 1 -1 2世纪以乌兹别克族为主的国家基本形成。1 3 世纪被蒙古鞑靼人征服。1 9 世纪6 0 年代部分领土并入俄罗斯。1 9 2 4 年成为了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1 9 9 1 年8 月3 1 日独立。1 9 9 2 年1 月2 日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人口2 2 3 5 万。7 0 ％为乌兹别克族，余为俄罗斯族、鞑靼族、哈萨克族等。居民多信奉伊斯兰教，乌兹别克语为官方语言。自独立以来,它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美国俄罗斯两股政治势力竞相角逐的竞技场和积极拉拢的对象,同样由于它的这一地位,这里成了美国俄罗斯中国以及欧洲国家对中亚乃至伊斯兰世界方面情报的交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