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的笨蛋

第八章 虾米易来电话了

　　晚上7点钟，叶茂回来了，上楼就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杂事太多，把你撂了一下午。走，我们去萃华楼吃饭，给你接风。”

　　我说：“算了吧，餐馆乱糟糟的，咱们就在家里随便弄点吃得了。”

　　他想了想，说：“也成，我让他们把菜送来。”说罢就给餐馆打电话，让他们赶快把订好的菜都派人送过来。

　　菜很快送到，十分丰盛。叶茂又让成子从冰箱里取出几瓶意大利啤酒，打开满上。叶茂说：“薄酒一杯，不成敬意，来，田老板，干杯。”

　　我笑着说：“老叶你太客气了，干！”

　　“老易说了，你是他的好朋友。我和老易是从小一块儿光屁股玩儿大的兄弟，你千万不要见外，没准儿哪天还要仰仗你田老板呢！吃菜，吃菜。”叶茂说。

　　“怎么样？生意还顺当吧？”我问。

　　“顺什么呀？太不顺了！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着急马慌的出去，把你一个人在家里撂了一下午吗？出事了，是警察局找我！”他说。

　　“严重吗？”我问。

　　“太严重了，是自我来意大利以后最严重的一次！好在涉及到我的地方还不算多，让我糊弄过去了。来，大口下。”他又和我碰杯。

　　“什么事呀？”我喝口酒，问。

　　“其实事情已经出了好几天了，但警察今天才找我。都说意大利警察傻，这回我可领教了，一点也不傻！说来话长啊，一年以前，意大利警察在一个深夜突然包围搜查了我一个朋友在米兰开的地下工厂。什么叫‘地下工厂’你懂吗？就是没有去注册登记，也不交税的小作坊。我那朋友冷不防，让逮了个正着，几十个鸭子连同缝纫机，全搬警察局去了。朋友以为这下可完蛋了，警察非抓住他不放一一他是个小角色，可他背后有大人物呀！顺藤摸瓜，事儿就大了。一到警察局他就要求见律师一一在意大利我们都有自己的律师一一律师睡眼惺忪地赶来，朋友让他马上去通知有关人士，赶紧用钱开路，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

　　“成了吗？”我问。

　　“成了，在感觉上成了。”叶茂叹口气，“唉，可这感觉是错的！来，喝呀，咱们边喝边聊。这菜还不如我烧的好呢，改天我给你做几个菜，保证比这味道好。我给你做一道醉蟹，活蟹，剁成小块儿，用黄酒一腌，再放点作料，鲜极了！来，再干一杯！”

　　“好，等着吃你的醉蟹了。干！”我也想多和他干几杯，酒多了话才多嘛！

　　“为什么感觉是错的呢？”我放下酒杯，问。

　　“因为一年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当时的感觉是错的。意大利警察真狡猾呀，几十个鸭子全部遣返回中国，缝纫机全部没收，对我那朋友处以三千万里拉的罚款，全案结束。给人的感觉是中国人的黑钱又一次起了作用，警察不再往下查了。

　　“大伙儿都挺高兴，准备逃跑的也退了机票，藏到乡下的也回来了，轮番给我的朋友摆酒压惊。谁也没想到我那朋友已经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中，他的电话也被警察24小时监听。”

　　“警察为什么对他这样大动干戈？”我不解地问。

　　“事情还是坏在这几十个鸭子身上。这些鸭子有的早到，有的晚到，有的从山上过来，有的从海上过来。时间不同，路线不同，但在警察讯问是什么人主持他们偷渡时，都说出了一个同样的名字一一许凤歧，外号许大马棒。警察听了心里一愣，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华人黑社会有这么一个人呀？查遍档案，也找不到有关许大马棒的任何记录。他们断定这是一条真正的大鳄，正琢磨怎么办好呢，咱们的关系去送钱了。警察收下钱，迅速结了案。”

　　“这位许大马棒是什么人呀？”我十分感兴趣地问。

　　“我们这行中的这个。”叶茂竖起大拇指，“有勇有谋，为人仗义。行事极为谨慎，不显山不露水。在意大利的大多数中国人只是常听到他的大名，真正见过他的却极少。我们在国内是邻村，彼此早就认识。虽然各做各的，但我一直视他为大哥。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没受过他恩惠的人几乎没有。他最初也是单打独斗，后来有些资本了，便同意大利的正宗黑手党和一个克罗地亚帮派联合起来。他明白，在意大利的土地上捞偏门儿，没有当地黑道儿人物的支持绝对不行，你不可能做大。而克罗地亚现在是中国人偷渡意大利的重要跳板，跟克罗地亚黑帮联手干，就等于把银行搬家里了。”

　　“干的怎么样？”我问。

　　“漂亮！”叶茂大声称赞。“在老许的主持下，三家开了个联席会议，决定在乌迪内附近设立三个偷渡中转站。乌迪内是意大利一个边境城市，紧挨着斯洛文尼亚。在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那设一个，在意大利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都接壤的边境城市德里雅斯特设一个，还有一个设在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网络铺开，大规模的偷渡就此开始，井然有序，有条不紊，也就是一两年功夫，至少有五千人通过这个网络顺利进入意大利。”

　　“好家伙，那他得挣多少钱呀？”我吃惊的问。

　　“那还用说？虽然腰缠万贯，但老许仍然小心谨慎，毫不张扬。开一辆二手菲亚特，穿一件旧夹克，见人不笑不说话。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意大利警察通过窃听我那朋友的电话发现了他，并把他身边一个克罗地亚马仔成功地收买。老许的一举一动都尽在警察眼中，一张大网在悄悄地收紧。”

　　“然后呢？”我真觉得有点紧张。

　　“7月20日凌晨，意大利警方在全国15个城市同时突然行动。后来的报纸报道说，20日这天夜里意大利内政部大楼一夜灯火通明。内政部长比扬科亲自坐镇，指挥这次非同寻常的全国性专项打击，代号：东方1号行动。

　　“早晨6点，比扬科一声令下，行动在15个城市同时展开。已经侦察了一年多时间了，谁在什么地方住都一清二楚。几乎没有扑空的，一抓一个准。光咱们华人就抓了四十多个，还有不少克罗地亚人和意大利人。可老许偏偏跑了一一在警察到来前一刻钟。当时老许正在德里雅斯特，他在睡梦中接到罗马警察局关系人的密报，慌忙穿好衣服提上永不离身的密码箱驾车驶向德里雅斯特机场。这是他犯的一个致命错误，他不该去机场，他应该马上越过边境，不管是斯洛文尼亚还是克罗地亚。只要一过边境，他就安全了。他也许自恃自己有三本护照，随便拿出一本就足以金蝉脱壳。他也不认为事情会有多么严重——自己一贯谨慎从事，意大利警察不会掌握什么有价值的材料。”

　　“然而他想错了。”我说。

　　“对。”叶茂苦笑。“买好了经贝尔格莱德飞曼谷的机票，把马来西亚护照递给海关官员。官员仔细地看看护照，又仔细地看看老许，说：‘很遗憾，你不能去曼谷了。’话音刚落，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察一拥而上，老许束手就擒。警察打开他的密码箱，全是崭新的美元。”

　　“一网打尽了？”我问。

　　“怎么会。”叶茂说，“领袖人物里就把老许折了。意大利警方也感到事情很怪，‘东方1号’行动被警方视为最高机密，只有为数不多的高层人士知道行动的时间和对象，按说应该是一网打尽，可是漏网了二十多个，都是重量级的大人物。其中包括老许的意大利合作伙伴，黑手党头领隆卡里奇。这是一个传奇人物，被意大利著名的检查官威格纳称为‘华人黑手党在欧洲的总代理’。这些人都是在警察到来前的最后一刻消失的。”

　　我从心里佩服这些黑道儿人物的能量，又问：“那你有什么牵连呢？为什么警察要找你问话？”

　　“我的工厂里接收过老许的鸭子。”他说，“受了点牵连，但不大。老许一折进去我就做准备了，早编好一套话等着警察呢。”

　　又喝了一阵酒，我问叶茂：“老许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好人。”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光我们说好，连鸭子们都说好——这可不容易。比方说这个鸭子想出来，可是一分钱也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绝不带，可老许带。事先跟鸭子说好，费用算我借给你，到了意大利打工挣钱还我。鸭子当然高兴了，都愿意跟他走。万一到了意大利找不到黑工打，老许会帮他找。我就是这么接了他不少鸭子——许大哥说话了，谁好意思不接？当然，这样带鸭子费用肯定要高一些，但鸭子们都乐意，毕竟一分不花就到了意大利。有的鸭子出来以后看着不错，还想把家里的兄弟姐妹办出来，但不一定来意大利，也许去法国、英国、荷兰。可是没钱，就去找老许借。老许一律借给，写好借款书，把还款时间和利息也写上，当时就把现金拍给你。利息肯定高，大约在30%左右，期限一般是一年。这是愿打愿挨的事，再说了，如果不借给你这钱，人家老许起码一年能周转三次，该赚多少钱？打黑工的赚了钱，月月都要往家寄。过去只能去意大利银行，三个星期才能到，手续费还挺贵。而且以前国内还有个规矩，汇来的是美元，领到的是人民币—— 中国银行自己就给你换了，还是按国家牌价。可是从老许这儿走就不一样了，手续费低，是意大利银行的一半；时间迅速，你上午把钱交到老许手里，国内的家人下午就可以收到；不换钱，你给的美元，你家人拿到的就是美元；你给的马克，你家人拿到的就是马克。这一条现在没用了，国家也改了政策，可以收到外汇了。但前两条还很厉害，鸭子们都从他这儿往家里走钱。不光是这些，他还经常出钱做社会公益事业或慈善事业。我们这里有个同乡会，费用绝大部分都是他出的，可他在同乡会里没有任何职务。科索沃战争，很多难民跑到意大利来了，当地的慈善组织发动人们募捐，他回回都捐，数额很大，各个慈善组织的感谢信多了去了。”

　　“这个人确实有意思。现在怎么样，有消息吗？”我问。

　　“前几天见到了他的律师，说他精神状态还好，只是怕让中国政府给引渡回去。律师正在意大利上层活动，准备一旦中国政府提出引渡要求立即拒绝。”他说。

　　“估计政府方面也不会提出引渡要求，他又不是犯了什么惊天大案。这种事情，我看政府也懒得管。”我说。

　　“但愿如此，只要在意大利就有办法，黑手党不会不管的。来，咱们继续喝，光说话了，酒下得太少，干了这杯。”他又兴致勃勃地提议。

　　我们一饮而尽。

　　“现在这里的生意还好做吗？”我问。

　　“难。”他吃了口菜，摇摇头，“这一阵子突然紧起来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过去警察在大街上也是见了小黄脸儿就查，但并不很认真。鸭子们都有经验了，在大街上遇到警察向你招手，你要看看距离，远就跑。别看意大利警察人高马大，笨拙得很，哪儿有咱们中国人灵活呀。他根本追不上你，跑过几条街就甩掉了。近就不能跑了，只能乖乖地过去，一查什么身份也没有，警察局的干活。不用怕，客气着呢。到了警察局先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胡乱编一个假名。他们在计算机上一查，没有你，便认为你是刚刚偷渡过来的。给你讲一通不准你在意大利居留的道理，然后告诉你必须在几日内离开。你点头说明白了，警察就跟你说再见，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现在不行了，即捕即解——只要查到你是偷渡客，马上失去自由，弄到拘留所关起来。等凑齐了人数，装一飞机遣返回中国。所以现在没有鸭子在街上瞎窜——谁敢呀？”

　　“就剩下给你缝皮包了。”我笑着说。

　　“没错，不缝皮包他们干什么去？”他也乐了。

　　“皮包生意行吗？”我问。

　　“当然行。意大利的皮件儿是全世界最好的，可他们的工厂让我们挤塌了不少。你根本不知道意大利人有多懒，要涨工资，要度假，要缩短工作时间，要改善工作条件，成天罢工，哪儿有一点工人阶级的样子，全是懒鬼！可咱们的人呢？拿最低的工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休息，睁眼儿就干，在缝纫机旁边刨个地儿就能睡，生产的还都是世界名牌。意大利工人急了，上街游行了好几次，喊温州人滚回温州去。”叶茂哈哈大笑。

　　“你们生产世界名牌？”我惊奇地问。

　　“不是名牌谁要呀？仿冒的，假货，意大利名牌店里有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做出来一贴商标，不是内行还真看不出来。”他得意地说。

　　“那你卖给谁呢？”我问。

　　“台湾人。台湾人在意大利开了很多商店，他们都知道是假货，需求量很大。一少部分在意大利当地销，主要卖给游客。大部分都运到台湾或东南亚了——真正从意大利运来的，还不卖出天价儿来？”他说。

　　正聊着呢，电话又响了，是虾米易打来的，问我到了没有。叶茂说：“到了到了，我们俩正喝酒呢。”忙把电话递给我。

　　虾米易说：“老田呀，怎么样，一路还顺利吗？玩玩就该回来了，咱们还有正事要办呀？”

　　我说：“老易你有没有搞错呀？我刚刚出来两天，还没去法国和德国呢！再说你干这事也得小心啦，意大利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虾米易满不在乎，说：“老许的事我早知道了，没什么好怕的，好吧，你好好玩，玩够了赶紧回来。有什么事就让老叶办，不用客气的。喂，晚上要不要弄个青田妹来陪睡？都干净得很哟！”

　　我说：“老易你能不能不胡说八道？没事儿我撂了啊，我还喝酒呢。”

　　他说还要和叶茂讲话，我就又把电话递给了他。叶茂一边听一边看着我笑，连声说：“没问题，没问题。”

　　撂了电话坐下，他说：“老易让我给你找个青田妹来，怎么样？”

　　“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别理他，咱们继续喝。”我说。

　　他端起酒杯又放下了，笑着说：“不行，我得给你叫来。回头老易该骂我了，说我没招待好你。”

　　我觉着奇怪，就问：“怎么这里还有青田妓女呀？”

　　他摇摇头，说：“不是专职的，所以都很干净。都是鸭子，欠了蛇头很多钱。在我的工厂里打黑工，挣的钱都要还蛇头，陪客人睡一晚也顶账的。带她们的蛇头是我朋友，我签个字就可以啦。”

　　“都是这样吗？”我问。

　　“很少。”他微微一笑，“不欠账的谁也不干，欠账的呢？有的想干干不了，太难看；有的能干不肯干，死心眼儿。人长得漂亮，心眼儿又活泛的，能有几个？我去打电话，叫他们送两个过来，不远，20分钟就到。”说着就要起身去打电话。

　　我赶紧喊住他，说：“咱俩聊聊不挺好吗？”

　　“真的？”他看着我。

　　“当然是真的啦。”我说。

　　“那好，咱俩聊。我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仗义。”他开始晕我。“你也别就帮老易，什么时候咱俩也合作一把？”

　　“来日方长，来日方长。”我说。

　　“有你这话就行，我等着。”这倒不是个急茬儿，挺有耐心的。

　　“你一个人住这么大一HOUSE，也太浪费了吧？太太呢，怎么不来和你同住？”我问。

　　“老婆在荷兰开餐馆，忙得厉害，走不开。别看我这房子大，经常不够住呢。意大利的国土就像一条穿着高跟儿靴子的女人腿，离后跟儿最近的是阿尔巴尼亚，在脚踝这个地方是克罗地亚，隔着一个亚得里亚海，是从海上偷渡的最佳地点。可是上来没用，意大利南部很穷，中国人也少，连个打黑工的地方也找不到。必须往北部走，北部富裕，中国人都在那儿聚居。罗马正在膝盖部位，是北上的必经之路。”

　　我明白了，这是一个中转站。

　　“我明天要去米兰，米兰就到女人的大腿根儿了，那真是个好地方。送几个鸭子过去，我尽快赶回来，你先自己呆两天。”他说。

　　“你明天要去米兰？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我正好要从米兰经都灵去法国。”我说。

　　“真的？”他高兴地说：“那太好了，我还可以多带几个鸭子过去。他们自己没法儿走的，一没身份二没语言，警察就是抓不住，自己也能走丢了。”

　　我笑了，想起虾米易的胖老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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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去米兰


　　第二天早晨起来，刷完牙洗完脸下到二楼客厅，见沙发上坐着七八个青田人，还有两个姑娘。见了我都起立问好，倒挺有礼貌。我知道这就是今天要送到米兰去的鸭子，问：“你们叶老板呢？”

　　“在院子里呢。”一个姑娘说。

　　我走到阳台往下面一看，叶茂正在埋头检查他那菲亚特的机器，两手油糊糊的，成子在旁边打下手。

　　“怎么了叶老板？”我问。

　　叶茂一抬头，笑了，“没事儿，怠速有点低，调了一下。吃饭吃饭。”他扣下机器盖子，上楼来了。

　　成子赶紧洗手去厨房弄早饭，简单得很，面包、果酱、牛奶。一群人吃罢，叶茂说：“成子你先带他们下去，我和田老板说几句话。”

　　成子忙对他们说：“走走，咱们先下去。”

　　都下楼了。

　　叶茂说：“田老板，你跟在我后面，有的地方不能走大道儿，怕碰上警察。你别怕，不是查偷渡客的，是交通警，悄悄藏着查车的。可他万一抽起疯儿来要看护照，那就麻烦了。所以有时候要走乡村公路，好在路都非常好，就是绕一点。为了安全起见，让那俩女的坐你的车，再加上成子。碰到警察他一看是俩小姐，一般也就不查了。万一真查，你就说和他们是在公路上碰见的，搭你的顺风车。这些我都跟他们讲好了，绝不会说漏的，你就放心好了。”

　　我点点头，说明白。

　　“那好，咱们走？”他问。

　　“走。”我说。

　　我跟在叶茂的菲亚特后面驶出罗马，拐上了前往佛罗伦萨的公路。天气晴好，不冷不热。坐在我旁边的姑娘问：“老板你这是什么车呀？我看比叶老板的车好。”

　　我乐了，说：“你怎么能看出来？这车还真比他的好。”

　　成子在后边也探过头来问：“田老板你的车是什么牌子呀？方向盘这么小，我刚才已经看到三辆了。”

　　“这车还就是意大利出的，叫阿尔法·柔密欧。”我说。

　　“这名字好怪呀，像个鬼佬的名字。”与成子一块儿坐在后边的姑娘说。

　　坐在我旁边的姑娘名叫秋萍，坐在后边的姑娘名叫小珍。她们和成子都是一个村的乡亲，小珍来了快一个月了，秋萍才来了三天。长得都挺漂亮，像一对姐妹。秋萍23岁，小珍21。我问她们是怎么来的？开头儿她们还不想说。成子在一边帮我说话：“讲讲有什么？田老板可爱听了。秋萍顺，人家是从上海直接坐飞机来的，都要牛死了。”

　　“听他乱讲，”秋萍笑了，对我说：“不过，我真是坐飞机来的，路上没受苦。”

　　“你的本事怎么这样大？”我好奇地问。

　　“哪里有什么本事呀？还不就是花钱多。我两个哥哥在米兰，两个姐姐在英国，他们跟蛇头讲，花多少钱都可以，但一定要坐飞机。他们出来的时候都是爬山涉水，辛苦死了。可话又说回来，差点紧张死！”

　　她给我讲起了三天前的万里偷渡。

　　原来，蛇头给她办的是香港七日游签证。临行前一天，蛇头交给她一张纸条，让她把上边写的东西全记在脑子里，然后把纸条烧掉。到了上海，随旅游团一起验了护照、机票，领了登机牌，进入去香港的候机楼候机。这时，她按照纸条上的指令，进了候机楼里的卫生间，坐在最里面的马桶上，战战兢兢地等着。

　　这时她听到旁边也进来人了，赶紧轻声说：“书丢了。”

　　没反应，只是哗哗的尿。

　　她把声音放大，“书丢了！”

　　旁边的人冲水、系裤子，开门走了。

　　她想这下可坏了，弄不好非得拉香港去不可。正着急呢，听见旁边又进来人了，使劲放下座垫，还咳嗽了一声。

　　她赶紧念叨：“书丢了，书丢了。”

　　只见从隔板下面轻轻塞过一张登机牌来。

　　她的心怦怦直跳，赶紧拿起来，迅速走出卫生间，按照纸条上的指令来到飞往赫尔辛基的候机楼一一已经开始登机了。

　　十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赫尔辛基国际机场。她进入候机大厅，别人都在排队准备验证出关，她却在细心地按照纸条上的指令寻找厕所。很容易就找到了，因为厕所门口站着一个雍容华贵的中国女人，大约三十七八岁的样子，正在四下里张望。见她直奔厕所而来，眼睛不禁一亮。

　　她们一前一后进了厕所，又比邻坐在马桶上。

　　秋萍轻声念叨：“书丢了。”

　　那边笑了，又从缝隙里塞过一本护照和一张登机牌。然后听到马桶冲水的声音，那女人走了。

　　秋萍坐在马桶上打开护照，第一眼就看到自己。但是除了自己的模样以外，她什么也不知道，包括国籍、性别、姓名和年龄。

　　她又看那登机牌，虽然同样看不懂，但她知道是飞往意大利首都罗马的航班，她甚至还知道三个小时后起飞。

　　一身轻松的出了卫生问，她也无心去逛候机厅里各式各样的商店，按照大屏幕的指示，她找到了自己所乘航班的候机室。空无一人，她疲倦，但睡不着，总担心会不会找错了候机室，于是掏出票一遍又一遍的与电视屏幕上打出的航班号核对，没有错误，但她仍然不安，这里毕竟不是中国，在上海机场侯机室她可以看到“赫尔辛基”四个字，可在这里，谁知道哪一串字母是“意大利”？一一直到看见了她。

　　雍容华贵的中国女人在开始登机前一分钟走了进来，对她微微一笑。

　　她心里有了底儿，想上前去打个招呼，又怕人家干这行有什么禁忌，便忍住了。

　　乘客并不多，稀稀落落的。刚刚开始平稳飞行，那女人便来到秋萍旁边。“嗨！”她向她打招呼。

　　秋萍笑笑，问：“您也去意大利？”

　　“送你嘛。”那女人说，“出关的时候跟着我，什么话也不要讲。你要记住，你是马来西亚人，名字叫吉娜。”

　　不到两个小时，飞机已经开始降低高度。几分钟后，飞机稳稳地降落在罗马国际机场。

　　秋萍紧跟着她，排在验证出关的队伍里。轮到她了，她笑盈盈地走上前去，把护照递给那位头发已经花白的警察先生，流利地讲着不知道是意大利语还是英语。

　　老警察微笑着在她的护照上盖了入境章，然后还给她，点点头。

　　她大声喊：“吉娜！”

　　秋萍一愣，竟不知道她是在喊谁？待看到她眼睛里的凶光，才想到是喊自己，赶紧拖着行李箱过来。

　　老警察也狐疑地看了看秋萍。

　　也就是一瞬间，笑意又取代了凶光。她把秋萍的护照递给老警察，又一脸笑容说了起来。

　　老警察连连点头，看都没有仔细看就盖上了入境章。

　　出了海关，秋萍才感到裤裆里湿漉漉的。

　　在候机楼门口，那女人把秋萍的马来西亚护照要过来，对开着车来接机的叶茂说：“给你把蠢货带到了。”

　　成子紧张地听完故事，埋怨秋萍说：“你也真是的，怎么连个名字也记不住呢？要是在罗马机场出了事，还不冤死？”

　　“叫了二十多年秋萍，突然要叫鬼婆的名字，谁能记得住？”小珍同情地说。

　　“想想也真后怕。”秋萍余悸犹存。

　　我笑了，说：“你们那地方人确实记性不好。”

　　“真笨死了。”成子叹口气说。

　　“你呢小珍，你是怎么过来的？”我问。

　　“我可没有秋萍姐那么顺，”小珍说，“一天就从中国来到意大利。我们一共5个人，就我一个女的，蛇头带我们从温州到北京，又从北京到了满州里，在那儿办了俄罗斯赤塔三日游。在赤塔住了一夜，第二天夜里蛇头叫我们赶紧走，悄悄的，怕惊动导游。我不踏实，跟蛇头说护照都在导游手里，咱们怎么走？蛇头回答我三个字：‘操你妈’！我不敢再问了，拎着包跟着蛇头出了宾馆大门，见有一辆俄罗斯人开着的吉普车在等着。那俄罗斯人会说几句中文，跟我们笑着说：‘晚上好。 ’蛇头说快上，四个男的拼命往里挤，青田人本来就瘦小，都挤进去了，可是没有我的地方。我问蛇头我坐哪儿呀？蛇头说坐他们腿上。没办法，也只能这样了。蛇头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舒服得很。路不好，很颠，摇来晃去。那几个男的特不要脸，一个劲儿说下流话，手也不老实，到处乱摸。我跟蛇头说你看他们瞎摸，蛇头骂了他们一句，又说我，你这个人也真是的，坐在人家腿上人家不累吗？摸一下就摸一下呗，又摸不死人！蛇头这样一说，那几个坏小子更来劲了。整整走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进了公路边的森林，那森林才叫大呀，一眼望不到边。森林里有一幢挺别致的尖顶儿木头房子，那俄罗斯人把车停下，蛇头让我们下车。俄罗斯人把房门打开，请我们进去。他在外边跟蛇头说了几句话，开车走了。这木头房子挺有意思，一层是厨房、餐厅和卧室，二层是个小阁楼，很窄，也很低，有一张床。没有楼梯，就是一只木头梯子从阁楼里伸下来。蛇头让我上去睡，他们几个人就在下面挤。呆了三天，三天没出屋。蛇头不让出去，说你们连护照也没有，这里又是边境地区，万一让俄罗斯人给看见，报告警察就完蛋了。厨房里有大米，我们自己还带着咸菜和方便面，顿顿稀粥方便面，整吃了三天。第三天下午，那俄罗斯人又开车来了。也不进家，在门口一按喇叭，蛇头赶紧跑出去，俩人在车上嘀咕了好半天。我们在窗子上看得真切，蛇头笑容满面的下了车，还拎着一个塑料袋，扬扬手，俄罗斯人走了。蛇头进了屋，把塑料袋往餐桌上一扔，说：‘吃吧。’我们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大块熏肉。忙找刀切，一人弄了一盘，味道实在难吃，可不管怎么也是肉呀。我问蛇头：‘老板你怎么不吃？’蛇头一笑，‘谁吃那个，到了莫斯科我请你们吃正宗的俄国大菜。’‘去莫斯科？’我问：‘什么时候走？’‘明天一早。’ 蛇头说。大伙儿一听这话，肉也顾不上吃了，都围过来。蛇头慢条斯理地从衣袋里取出5本护照，说：‘都去把手洗干净！’大伙儿赶紧去洗手，擦干，从蛇头手里小心翼翼地接过自己的护照。跟秋萍姐的情况一样，除了认识自己的照片，其余一概不认识。蛇头告诉我们，这是俄罗斯护照，别担心，俄罗斯人也不都是大鼻子，这些护照上的名字都是俄罗斯朝鲜族人。有护照了，我们明天一早坐火车去莫斯科。”

　　“你也不错了，坐火车直达莫斯科。”成子羡慕地说。

　　“有什么不错？整整坐了五天五夜哟！下了车人还晃，还像在车上似的。在莫斯科找了一家旅馆住下，蛇头把我们的护照都拿走了，说要去签证。过了十几天，蛇头又把护照发给我们，说签好了，机票也买好了，明天晚上飞卢布尔雅那。我们都不知道卢布尔雅那是什么地方，就问蛇头。蛇头说是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可我们连斯洛文尼亚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又问。蛇头说斯洛文尼亚以前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现在独立了，成了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那儿离意大利最近，从那儿去意大利，就像咱们从青田县到丽水县一样方便。第二天晚上，我们在莫斯科上了飞机，也就是两个小时多一点，在卢布尔雅那安全降落。”

　　“开始翻山越岭。”成子说。

　　“你怎么知道？”小珍吃惊地问。

　　“那有什么不知道的？去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就下海，去斯洛文尼亚的就上山。”成子一副经验老道的样子。

　　“你说的一点不错，我们出了机场就上了一辆客货车，跑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停下了。蛇头叫我们下车，正是深夜，什么也看不清。蛇头说咱们往山上爬，山那边就是意大利。有一个斯洛文尼亚向导领着，我们就开始翻山。山也不大，和青田的山差不多。爬到山顶上歇了一下，就开始下山。到了半山腰的一条沟里，蛇头让我们全藏在里面，不要动，他和向导去前边探路，看接应的人来了没有。蛇头去了很长时间没回来，我们就蹲在沟里，连大声儿也不敢出。6月末，天气倒是不算冷，可是非常潮，湿气重。每个人身上都湿漉漉的，很难受。蛇头总不回来，我们就探头往山下看，山下是一条公路，不时有汽车亮着灯驶过。我们知道那里就是意大利，离我们也就是五六百米的样子。天快亮了，蛇头才回来，说对面这些天查得非常紧，接应的人到不了边境，我们必须在这里等候。已经派那个斯洛文尼亚向导早晨去意大利联络，天马上就要亮了，大家谁也不要乱动，小心被发现。”

　　“这回可要受苦了。”成子幸灾乐祸地笑着说。

　　“可不是，天很快就亮了，太阳很大，幸亏我们是在林子里，还不算热。可是饿呀，也渴。谁也没带吃的喝的一一都以为一下就能过去了呢。我还好，有一瓶矿泉水，是飞机上发的，我没喝，也没舍得扔下，就装进手提包里了。这会儿数我牛，拿出来慢慢喝。他们看见我有水，眼睛都直了。我喝了三分之一，又把瓶盖儿拧上，放进手提包里。细水长流，还有整整一白天呢。到了快中午的时候，我也饿得受不了了。一摸口袋，嘿，竟然有一块巧克力。也是飞机上发的。我吃不了那东西，味道太怪。可是看包装挺好的，就装兜里了，没想到这会儿派上了大用场。掰一块放嘴里，好吃不好吃先别说，还真顶饿。看那几个男的饿得没抓没挠，我心里还挺得意。”

　　“你这人心眼儿怎么这么坏呢？”成子问。

　　“谁让他们在汽车上非礼我了？活该！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她恨恨地说，又赶紧改口，“对不起对不起，不包括田老板呀！”

　　“包括包括，”我笑了，“没一个好东西。后来呢？”

　　“中午我要去解手了一一哎呀你们不知道去解个手有多不方便，蛇头说了，干什么都不能出这条沟。那些男的特不要脸，背转身就在那里哗哗的尿。拉也不肯多走几步，风一吹就能把臭味儿带过来。我跟蛇头说我要去解手，蛇头说你可以往远走，但无论如何不能上沟。这里离意大利只有五百米，两边都有巡逻队，一被发现就全完了。我说知道了，就沿着沟走，走到一个拐弯处，赶紧蹲下。回来想喝口水，打开手提包一看，瓶子还在，水没了。我压低了声音跟蛇头嚷：‘他们把我的水偷喝光了，你也不管？’蛇头笑着说：‘这是什么地方？我能管吗？别说他们只是偷了你的水喝，就是现在把你按到地上强奸了，我也管不了！识相点吧。’他一说这话，我再不敢吱声儿了。”

　　“还算你聪明，在那荒山野岭什么事儿不敢做呀。”成子说。

　　“就凭着一块巧克力，熬了两夜一天。晚上还下起了雨，每个人都湿透了。雨越下越大，我把手提包顶在头上遮雨，根本不管用。风也挺大，湿衣服裹在身上，真是冷极了。就这么熬到凌晨两点多钟，蛇头爬出去张望，好像看见了什么，又不敢肯定，就叫我，说：‘小珍你快帮我看看那是什么？’我爬到他身边，说：‘哪儿呀？’他指着正前方公路，‘那儿，是不是灯光在闪？’我仔细一看，还真有个小红灯明明灭灭。我赶紧说：‘有个红灯！’蛇头高兴了，说：‘我还以为眼花了呢，快走！’声音也高了许多。我们跟着蛇头就往山下跑，蛇头一个劲儿地催：‘快！快！一会儿巡逻队又过来了！’雨很大，又根本没有路，滑极了。跑了没几十米，我一下摔倒了，把脚脖子也崴了，疼得站不起来。蛇头跑过来，二话不说，先把我的手提包抢过来，一把扔到山沟里，又把我一下子背到背上，疯一样的往山下跑。连着摔了好几跤，但他每次都背上我再跑。终于冲过了边境线，气喘吁吁地上了在路边等候的一辆面包车。”

　　“你那蛇头真是好样的，没给他写封感谢信？”我说。

　　几个人一齐笑，成子说：“田老板你可真逗，小珍还没付钱呢，过不去蛇头就赔了！你当他是好心救她呀？他是背着自己的钱柜跑呢！”

　　我也乐了，笑着说：“我说呢，从来没听说你们那地方出过见义勇为的人嘛！”又对小珍说：“不对呀，你应该直接去米兰才对，怎么舍近求远跑到罗马来了？”

　　小珍说：“原本是要去米兰的，可接应的人说米兰附近的几个中转站都让警察破获了，只能先去罗马。就这么着，我们到了叶老板这里。前几天米兰来电话说没事了，让我们赶紧过去。”

　　“你米兰有亲戚吗？”我问。

　　“没有。”小珍说。

　　“那你怎么办？”我颇有点为她担心。

　　“打黑工呗。”她轻松地说。

　　在离佛洛伦萨还有30公里的地方，叶茂的菲亚特向左拐下了高速公路。我知道是为了避开警察，赶紧跟着向左转。

　　这是一条通往热那亚的普通公路，沿着浩瀚的地中海海岸蜿蜒向前。我告诉他们热那亚是索菲亚·罗兰的故乡，他们一声不吭，没有任何表示。

　　我问：“你们不知道索菲亚·罗兰吗？”

爱情的笨蛋

　他们一齐摇头，秋萍问：“这个人是做什么的？”

　　我叹了口气，说：“电影明星呀，世界级的！”

　　小珍撇撇嘴，“我们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没有赵薇红吧？”

　　“当然，”我说：“哪儿能有赵薇红呢。喂，看见远处那大海了吗？”我换了个话题，“那就是地中海。”

　　又没有人吭声儿。

　　我问：“你们也不知道地中海吗？”

　　成子说：“我知道，中学地理课本里讲过的。她俩除了中南海，其他什么海也不知道。”

　　“嘁，就怕人不知道你上过中学，你就臭显吧！”小珍不屑地说。

　　“怎么，你们连中学也没上过？”我吃惊地问。

　　“我们那边人不喜欢上学的。”秋萍说。

　　“别听她瞎讲，是爹妈不让女孩子上学一一反正都是要嫁人的，上学有什么用？”成子说。

　　“喂，”我打断成子的话，“我看报纸上讲你们都是让蛇头骗出来的，是不是这样呀？”

　　“胡说八道，当我们是傻瓜呀？”秋萍气恼地说，“外边是什么样，我们比蛇头还清楚呢。”

　　“成子，咱们就说你吧，你为什么要出来呢？”我问。

　　“我也知道在家乡好，”成子说，“我在家乡是木匠，一个月一两千块钱总是有得赚，吃穿都够，但是再多就没有了，干一辈子也是这样。我有个同学，过去也跟我一块儿学木匠。他可笨呢，手艺比我差多了。我们两家是邻居，紧挨着，一样的破瓦房。他七年前偷渡到法国了，去年拿到身份后回了趟国，把家里房子拆了，就在原先的地基上花60万人民币盖了一座四层小洋楼。他要是不偷渡出去，连我都不如。可是才出去几年，就变成阔佬了。我还有个舅舅，在德国开餐馆呢。他以前在村里做兽医，日子蛮舒服的。也是邻居偷渡出去几年，一回来就起楼。他心里不自在，就去说风凉话，说人家的房子不好看，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对。人家烦了，就说他：‘有本事你也造一幢楼给我看看？’就为这一句话，我舅舅立马偷渡去了德国。去年也回国了，二话不说就起楼，花了一百万，起了一座全村最漂亮的六层洋楼。田老板你有机会到我们那边看看，公路两旁到处是一片一片的洋楼。世界上能住这样漂亮洋楼的农民怕真还不多，哪儿来的钱？偷渡客寄回来的呗！”

　　我点头，说：“是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没有那一片一片的洋楼立着，蛇头说出大天儿来你们也不会去偷渡。总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在你们那地方不灵了一一你们那儿是偷渡改变命运。”

　　“你总结的好，你总结的好。”成子连连夸我。

　　路标指示离热那亚还有15公里。

　　菲亚特放慢了速度，路边的广告告诉我们前边两公里处有一个附设餐厅和商店的加油站。叶茂早早打开右转向灯，示意我要在加油站停车。我看看油表，也真该加油了。

　　加满油，叶茂抢着把钱付了，说：“咱们也该吃点东西了，走，先把车开到停车场去。”

　　在停车场停好车，叶茂喊：“成子，你来。其余的人除了上厕所哪儿也别去，老实在车里呆着。”

　　我们先进了商店。叶茂买了一大堆三明治，两大瓶可口可乐，让成子提回去给大家吃，然后跟我进了餐厅。

　　我俩都点了牛排。我点的是五分熟的，而他点的是四分熟的。看着他极为熟练地使用刀叉，恰当地评论牛排的工艺，饭后还要了一杯咖啡一一

　　很难想象他几年前还是个彻头彻尾的正宗农民。

　　一边喝咖啡一边闲聊，叶茂问我小珍怎么样？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便说挺好呀。他笑了，说：“晚上让她陪你。”

　　我连忙说：“别别别，开玩笑。她还欠蛇头多少钱？”

　　“也就一万多美金吧，她家里只给她付了个首期，原先说好人到了意大利后全部付清。可到了以后她家付不出了，她爸爸好模好样的就突然得了个脑溢血，钱全拿到县医院了。带她的蛇头是个小角色，否则哪里会那么辛苦地带着鸭子跑。本来资金就小，又让她来了这么一下，也急得要命。开头说什么也不放人，拨通小珍家的电话，把小珍吊起来打，让家里人听。没钱，打死也不管用。我觉着不是个事儿，便跟带她的蛇头说让她到我这里做工，我担保她不跑掉，一年连本带息还清你的钱。那蛇头不同意，说一年太长了，半年。我又征求小珍的意见，那时小珍只要能从蛇头那儿出来，什么条件都会答应。”叶茂说。

　　“秋萍呢？”我问。

　　“秋萍跟她不一样，”叶茂说，“人家两个哥哥就在米兰，一个在打黑工，一个已经有身份了，开了家小餐馆。秋萍去了就在哥哥的餐馆里帮忙，慢慢再想办法。咱们走？”

　　我们没有进热那亚市区，只是从城边穿过，直奔米兰。

　　从后视镜里，我看到小珍已经仰在后座上睡着了。一张粉嫩的、稚气尚未消褪的娃娃脸，长长的睫毛，嘴角还有一丝口水。

　　我打开录音机，那漂泊的歌声轻轻响起一一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