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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侬家后院 于 2008-5-16 01:50 发表 
我操, 震撼. 句句锥心. 特别是他说, 最佩服煤矿下最后走的那批共产党员, 还有"人的尊严和生命高于一切"
回国买书表示支持. 有些声音不能断.
已经断了不少了,转点以前看到的
唐山大地震前,持无震观点的人掌握着关键岗位的决策权。他们把无大震的学术思想变成了行动指南,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专横压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一种成见,以至成为唐山地震预报的一种阻。震后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控制舆论统一口径,这就超出了“学术之争”的范围了。
大震迫在眉睫之际,一个代理党支部书记似乎还不敢擅自作主勒令唐山市主管地震工作的负责人去干校,假如这是组织的命令不可抗拒,唐山市地震局的其他人呢?即将临震的最后两天,地震记录本,以及地电,水氡,地下水等,所有的动态曲线为什么是空白?许多珍贵的探测资料莫名消失。
许多基层的地震工作者为此背负着一生的耻辱,直到晚年,当张庆洲采访旧事重提时,他们有的还老泪纵横,与此对照鲜明的是唐山地震后,有关领导向当时的华国锋汇报工作时的欺上瞒下、镇定自若,诸如这次地震我们尽了全力预防,但种种事实表明,没有前震,无法预报。这样的颠倒黑白,让基层地震工作者的努力付之东流,
所谓草菅人命不过如此,而之后长达几十年的掩盖事实更是令人发指。
青龙县主管地震工作的科委干部王春青听到汪成民的震情通报后,火速赶回县里向县长冉广岐汇报,7月25日,县长当机立断,向县三级干部800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结果,距离唐山仅115公里的青龙县在大地震中无一伤亡。
大量确凿事实证明唐山大地震已被成功预测,如果及时报警,完全可能避免重大伤亡。那么,当时已经对唐山百倍警惕的国家地震局领导为什么最终没有发出预警信号呢?
人们不免联想起央视的一档新闻,“1976年 6月四川省地震局根据异常情况决定,发布了一份预报意见:在四川龙门山断裂以南地区,要发生5到6级地震。没想到这个预报意见,竟引得四川省内大乱,人们纷纷逃往其他城市。中央大怒,认为是地震宣传工作不力,责成国家地震局出面解决。(后来证明1976年8月16日,在四川省北部松潘、平武之间相继发生了两次7.2级的强烈地震)”
“中央大怒”?到底是某位中央领导“大怒”,还是一批中央领导人“大怒”? 当时的中央,周总理去世,邓小平下台,毛泽东病重,叶剑英隐退,掌权的华国锋资历有限。能在台上兴风作浪的大都是四人帮及其同伙。所谓的“中央大怒”不言而喻。
西南地震错报在前,“中央大怒”于后,国家地震局正处于噤若寒蝉的状态,紧接着要决定是否预警唐山地震,而且震中位置与是首都近在咫尺,万一错报,势必再引发中央雷霆之怒,国家地震局将陷自身于灭顶之灾。当时又值“四人帮”最后的猖狂一跳,自然视有关京津唐震情为政治敏感问题,国家地震局采取压制或回避的态度也就“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了。
当时“四川省内大乱”发生后,如果中央不是大怒,中央和地方领导主动承担责任。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地震预警工作者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和重重顾虑。试问国家地震局的领导和科技工作者,他们还会如此畏首畏尾地面对接踵而至的唐山大地震吗!
更何况人民生命安全重于泰山,宁可错报十次,不能漏报一次!
张庆州说:"这是罔顾历史,应该正视这段历史。"《唐山警世录》被列为禁书。他由此受到打压,失去工作、居无定所。
“这本书的命运坎坎坷坷,2000年初稿写完后,没有出版社能够出版它,它必须通过国家地震局的审稿部门,到2004年时,张庆洲几乎放弃了出版的打算,将精力投入了长篇小说的写作——审查机关对于虚构作品似乎没那么严格。接下来,有人告诉他,国家地震局更换了局长,他试着再次寄出书样,出乎他意料的是,新任局长宋瑞祥不仅表示支持,还作序推荐。书的命运多少像是他青龙县在那场地震中的命运,距离唐山不过115公里青龙县的47万人在那场劫难中无一人伤亡,仅仅是因为该县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即时地将地震预测带给了县委,而县委书记冉广歧宁愿丢掉官职,也要把震情预测传递给每一户。即使如此,这本书在首版印刷的2万册销售之后,它的出版社已被要求不再印刷。一位叫王晓清的年轻导演以这本书为脚本拍摄《唐山地震三十年祭》纪录片,还是未能播出。”
“我所采访的地震科学家们,每当提起唐山大地震,他们那种本分悲愤之情令我终身难忘。我真想借用广播电视的宝贵频道,向世人播发我的采访录音:有科学家震撼人心的回忆,也有科学家憋屈已久的哭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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