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看的那个槛 边芹

搞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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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看的那个槛

边 芹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1年06月13日   第 07 版）


　　编者按：本报今日发表旅法作家边芹的文章“向西看的那个槛”,作者以独特的视角与亲身的感受,为我们读者切换一个视角看世界，虽不足以形容为醍醐灌顶，亦足以为我们善良天真的读者，开启一扇窗户，在夏日里感受清凉与清醒。

　　在认识西方的漫漫长路上，有一个槛，越过和越不过，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这个槛便是：针对中国的舆论封锁和误导是西方精英阶层自觉而有意的行动，且旷日持久，从19世纪就开始了。凡是看不到“自觉和有意”这一层或拒绝看透这一层的人，一般就永远停在了槛前。

　　我初来法国，涉及中国有一个常入耳的词：“神秘”，这也是涉及中华文明最友善的词，再好的词绝难听到，除了学术界个别例外（需要良心才敢做，因为是政治不正确的），公共舆论全盘抹去了基本事实：即中华文明是发达并对人类历史影响巨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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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的流向
边 芹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1年06月15日   第 07 版）

　　读完《向西看的那个槛》，有人可能追问：西方世界似乎绕了一大圈来否定中华文明，这究竟能达到什么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占据文明制高点。占据了文明制高点，才能抢占道德高地。抢占文明制高点就进入了所有谋略的中心：如何拥有话语权。
　　话语权的构建是精心操控的巨大工程，绝不是善良、公平心、开放、透明甚至自身的强盛就能拿到的。首先要占据制高点，才能控制话语的流向。一般人只看到话语权是国力和霸权的产物，而忽略它是一个精密的操纵系统。其实，技巧的核心就是话语的流向操纵于谁手。
　　而能否占住制高点，就在于文明的自信。当年侵略者靠兵舰火炮把我们几千年建立的文明自信打掉，可见这个精神统治权是要抓到底的。文明的自信就像肢体的一部分，一旦被截掉，再生亦难，文明本身随着自信的消失而消失，并非天方夜谭。中国人以为就靠文明自身的品质，能长年维持这种自信，这样想非常天真，在没有恶意者的世界，是行得通的。但不幸的是，近代中国遭遇了需要绝对精神统治权的征服者，他们并不只是抬高自己，还诋毁和抹杀别人。用并不诚实的手段刻意维持着文明自信，为永远占据文明制高点，提供了广泛的民间认同，亦为不择手段把持话语权，最大限度地杜绝了民间的反感或不配合。因为夺取永久话语权并不是靠一种公正的权威，而是操纵的技巧：让我的话语不受阻挡地流向你，而你的话语流不过来。目前这个世界所谓的“拥有话语权”，就是这么回事。在这里，制造认同是双向的，构建文明自信是在拿掉了对手文明自信的基础上实现的，使得话语的流向不但不受阻挡，反被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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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开放的心态看世界
读《向西看的那个槛》和《话语的流向》有感
［美国］ 潘启元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1年07月20日   第 07 版）

宋嵩绘

六月十三日边芹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章“向西看的那个槛”报样

六月十五日边芹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章“话语的流向”报样

　　编者按：
　　旅法作家边芹的两篇文章《向西看的那个槛》和《话语的流向》，6月13日和15日分别在本报发表后，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热烈反响，远在美国的潘启元先生通过电邮给我们传来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正在掀起一股强劲的中国热、汉语热，西方对中国的误解、歪曲和不公正在整体上呈减少趋势。也许他的视角和边芹不太一致，但我们同样能深深感受到文字背后相同的责任感和拳拳爱国心。我们把潘先生的文章转发给了边芹，对此，边芹又认真写了一篇回应文章。她认为：有人愿意呆在“明信片”视野里没什么不好，以“国际主义胸怀”去搭桥也多多益善，只不过若以为2008年后西方舆论对中国略抬贵手，是中方友谊搭桥而非抗争与实力迫对方调整战略方针，真乃“知己”的水平都够不上。今天我们将两文一同刊出，以飨读者。同时，我们期待有更多的读者参与讨论。
　　
　　《人民日报海外版》于6月13日和15日发表了旅法作家边芹的《向西看的那个槛》和《话语的流向》两篇大作。传递出的信息是：“针对中国的舆论封锁和误导是西方精英阶层自觉而有意的行动，且旷日持久，从19世纪就开始了”，这是“一场精准谋划的战争”，“公共舆论全盘抹去了（关于中国的）基本事实”，“在各类国际比赛中封锁中国人参赛的事实”，“不播放中国人有优势的体育比赛”，“中国在这场图谋已久的战争中至今处在不设防状态”……
　　真有这么玄乎吗？我愿在此百家争鸣一下。
　　边芹论点不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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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文章引起热烈反响
读者激辩“如何看待西方”
本报记者 张永恒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1年08月05日   第 07 版）

开放的中国对世界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旅法学者郑若麟认为，两百年来我们从自我陶醉、对西方一无所知，到今天自以为认识西方、而实质上在西方的诱导下用西方的目光来认识表面上的、西方让我们以为是真实的西方，实在是一直在绕着一个走不出牢笼的圈子
　　
　　●纽约联合国总部业务官员刘超则认为，一个理性的民族，不应当处处用怀疑的目光看待外部世界对待自身的态度，不应推广到外部世界处处充满对本民族的敌视，边芹的文章只能代表众多海外华人中一位勤于思考的学者独到的观点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诚如学者所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不断遭受外敌入侵，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结束了任列强宰割的局面。中国推行改革开放30年来，与西方和其他国家的交流愈加广泛、深入。
　　
　　如何认识西方？如何了解西方？如何与西方共处？如何与西方合作？如何让西方了解和认识真正的中国？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2011年6月初，旅法女作家边芹给本报发来的第一篇文章《向西看的那个槛》提供了“向西看”的一个独特视角，试图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她认为，在认识西方的漫漫长路上，有一个槛，越过和越不过，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这个槛便是：针对中国的舆论封锁和误导是西方精英阶层自觉而有意的行动，且旷日持久，从19世纪就开始了。
　　《向西看的那个槛》发表后，边芹意犹未尽，经与本报编辑多次电子邮件联系，6月15日，她的《向西看的那个槛》续篇《话语的流向》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她回答读者读完《向西看的那个槛》的疑惑：西方世界似乎绕了一大圈来否定中华文明，这究竟能达到什么目的？边芹认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占据文明制高点。占据了文明制高点，才能抢占道德高地。抢占文明制高点就进入了所有谋略的中心：如何拥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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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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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界少用“心态”多用“头脑”
［法国］ 边 芹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1年07月20日   第 07 版）

宋嵩绘

　　1793年英王特使马戛尔尼来到中国。他此行的使命，除了探明古老帝国的虚实，其余目的均未达到，乾隆虽礼貌待客但什么都没答应。马特使个人其实没什么可抱怨的，中方对不速之客一路款待，吃喝全包，以致全程陪同的中方官员送使团走时依依不舍、泪洒衣襟。但英国人毕竟不是中国人，记得爱默生在他的《英国人的气质》一书中说过，英国人脑袋宁死在目的上，绝不会因为个人得到好处就忘了使命。所以马特使丝毫没有被中国人对他的笼络打动，他在半年横跨中国的旅行中，一路收集军情，顺带偷窃诸如茶树之类的技术“专利”，这一切都在对他们日久生情的中方陪同人员眼皮底下进行。回到英国，马特使也未有一刻顾念朝夕相处的中国人对他的情谊，去搭建中英理解之桥，反而开始谋划后来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灾的那场战争。
　　我固然不希望中国人也有英国人那样的海盗本性，因为5岁学童的要求得到满足，就忘了美国军舰在中国大门口耀武扬威，是不是有点像当年那位泪水涟涟的陪同官？如果说，清末的中国对世界处于一种“不知彼，不知己”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们至多处于“不知彼而知己”罢了。因此“知彼”，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的全部奢望，就是能为“知彼”提供一个窗口。
　　最近在翻阅法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刊时，读到一本右翼执政党党员Chenva Tieu的小书：《有关中国玩艺儿的教材》。文中对那句名言“当中国醒来的时候，世界将为之发抖”的解释颇为精辟。Tieu认为，将这句话归于“拿破仑语录”颇能说明西方文明的某种潜意识：“如果他（指拿破仑）拥有中国那么多人力的话，他无疑将发动对全世界的征服。”“然而皇帝想象中的中国，一个亚历山大大帝统率的中国，一个拥有哥仑布或拿破仑的中国，就将不是中国了！因为这样一个拥有那些征服者、充满了跨越边界和与世界一比高下的中国，根本就是欧洲各国轮番想象或塑造出来的，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试图尝试这一切。”Tieu准确地将两个文明的本质差异用寥寥几笔勾勒出来：西方文明的征服本质和中华文明的和平本质。所以我不认为中国由于不具征服本性，以自己的世界为中心，就应该为野蛮入侵承担责任。说中国因为自大而挨打，正是接受了征服者的逻辑。这也是我和潘先生的根本差别：他相信并接受了中国人的原罪，我不相信也不接受。接受不接受原罪也是一切的分水岭，是近代以来被放在征服棋盘上的文明难以弥合的巨大伤口，它注定了看见与看不见“那个槛”。不接受原罪与梦想“天朝大国”，是根本扯不到一起的两码事。
　　遗憾的是，这样的见解，往往只能在西方人或浸透西方文明的人笔下出现（Tieu先生是生在柬埔寨不会讲国语的华裔），因为我们往往以中式良心与西方人将心比心，就如西方人以他们的本能来揣摩中国人一样。不可否认，西方是近现代工业文明的火车头，但它走出地球一角，一路经过战争与灾难，将他文明碾压在地，至今没人能测算损失成本。这个文明充满与生俱来的征服欲。虽然有人对前辈洗劫中国，感到愧疚，但统治精英并无悔意，法国为将犹太人遣送纳粹德国而忏悔、对贩卖黑奴道歉……但何时对火烧圆明园道歉？再说怎么会道歉，如果中国人都觉得挨打是自己不好。在统治阶层的刻意隐瞒下，普通民众甚至不知道法国曾在19世纪野蛮入侵中国，中法之间发生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八国联军战争，以及一系列以法国为施害者、中国为受害者的打劫条约。法国《世界报》股东之一、奢侈品集团老板彼埃尔·贝尔热就是在这种普遍无愧的氛围中，将圆明园两个兽首拿出来拍卖，还将这一抢来的赃物与“中国的人权”挂钩。强盗总有打劫的理由！
　　但正如雨果在他那封谴责火烧圆明园的信中所说，政府可以是强盗，人民永远不是。我从来没有将百姓与操纵他们的统治者混为一谈。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为“西方文明讳”，将西方视中国为征服对象的事实抹去。《向西看的那个槛》被法国一家网站翻译成法语刊登，有意思的是，译者为事先圈定读者的思维而有意偏译，而偏导的方向恰恰与潘文的思路如出一辙：自大、排外、仇视西方。打人的与被打的思想统一到如此程度，打人者如此反应颇合逻辑，被打的人低头认罪他都心有余悸，若抬起头直视他，而且竟敢破解打人的秘密，那还不罪加三等。网民的诠释虽各有不同，却同意“文章所举事例是无可争议的”。有的网友还表示过去“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细节”。细节的篡变，真假掺和，关键是长期接力，大众在这种舆论操纵的技巧中无知无觉。所以在文明另一极的中国人上百年没有发现，不足为奇，在征服者设定的思想轨道上做惯性思维，没有几代人是脱不出的。技能型智慧与思想的独到并无必然联系。
　　所以举几个美国例子——女儿的历史课、学习太极拳、挂上五星红旗等来证明我说的“不符合事实”，是用对叶子的了解来证明研究森林的人无理。以美国国土之大，华人之众，在某地某时，看不到我说的现象，是可能的。太极拳早已成为一项国际体育运动，各国都有人练，法国也不例外，就像中国学小提琴的人成千上万一样。班上挂五星红旗只是美国人给予接纳的人的一点公平，甚至是礼貌的一部分。这面小旗也毫不阻碍美军炸掉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介绍“南京大屠杀”确有公正的一面，但也不乏推助华裔归化的考量，何况针对的是中美二战的共同敌人日本，这同样遮避不了美日今天的军事同盟，以及针对中国大张旗鼓的联合军事演习！
　　我佩服西方统治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极擅长让被洗脑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被洗！这是一门高等艺术，让人察觉的，就不叫洗脑而叫灌输了。潘先生举了李娜夺得法网女单冠军的例子来反证。如果一个体育项目，西方人占绝对优势，且由正拓展中国市场的国际奢侈品集团赞助经营，偶尔有个冠军让中国人得了，而西方主流媒体不报道，那就不叫洗脑了。但只要看看世乒、世羽冠军是否同样命运，比较报道李娜夺冠的新闻与对中国奥运新闻的恶意操作（我曾写过一文记述在法国观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可看到什么叫舆论操纵。更何况，在关于李娜的报道中有一些微妙“细节”，比如法国媒体在不封夺冠事实的同时，大多掺进了附加主题，说李娜是与政府对抗的人（法国《解放报》报道标题“李娜，一个朴实的反抗者”），她的成功与其母国无关，她根本移民德国。这些“细节”才是“洗脑”的内容，也是西方精英的高明之处。由此一个中学女孩在美国学中国历史，极有可能辨不出这类“细节”。再说快成年的女儿要到美国的课堂上才第一次感觉中国不错，岂不是中华文明的悲哀？
　　至于以法国之眼涵盖西方，是因为此“西方”不是泛指欧洲、北美及大洋洲的白种基督教国家，也不是七国集团，而是英、法、美三国。自17世纪英国打掉西班牙，英法成为列强瓜分世界的主谋，一战英法联合战败德、俄，二战美英联手制服德、日，法国摇身一变挤进战胜国行列，征服统领权移交美国。数百年来，西方主要就是这三个国家在全球发动军事和文化征服，而在道义上始终未被打败。
　　臆想“这个民族简直太傻、太劣质了”，是把我没有说过的话套在我头上。感叹中国人善而天真与认定其“劣质”之间的鸿沟，任何不带预设眼光的人都能分辨。于我而言，看见中国人的善也是到了西方有了比较后的领悟，绝非“天朝大国”的先天意识，更不可等同于“目中无人”。当我们津津乐道于西方奢侈品，甚至将其请入国家博物馆时，人家并没有满足“市场经济的魅力”，而是竭尽全力在一切领域、用尽一切手段（从新闻、电影到广告、出版等有形无形的方式）诋毁中国产品。当奥运开幕式李宁点燃火炬时，法国人是这样解说的：中国人推出“李宁牌”与法国的XX牌争夺市场！封杀中国高铁、嫦娥号……非关新闻价值而是利益驱动，是刻意避免为中国制造做免费广告！在以征服为目的的西方上层精英看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偶然，一切都在算计之中！
　　何以中国人眼睛亮一点，就是对西方的仇视？此种荒谬逻辑为什么总像“卫士”似的冲出来遮挡已经毫无忧患意识的国人之眼，好像我们介绍一头肉食动物时，说老虎可能吃人就是仇视老虎？把中国人任何一点自尊都上纲上线扣上“排外”的罪名，把“开放”作为对中国人的道德要挟，正是落入了征服者设计的思维陷阱。
　　其实有人愿意呆在“明信片”视野里没什么不好，以“国际主义胸怀”去搭桥也多多益善，只不过若以为2008年后西方舆论对中国略抬贵手，是中方友谊搭桥而非抗争与实力迫对方调整战略方针，真乃“知己”的水平都够不上。
　　218年前，假如陪同马戛尔尼的中国官员没被英国绅士的温文尔雅和自己两面讨好的心理蒙住双眼，一路细察来客的真实意图，也许中国人就不用等到1840年才发现天敌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