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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剖析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美国隐蔽经济战的破坏威力如此巨大，甚至希特勒的数百万虎狼之师也自叹不如。当年德国纳粹大军长驱直入前苏联，众多的工厂企业来不及转移遭到破坏，曾令前苏联经济经历了一年半的下滑，但是，如今美国发动的隐蔽经济战猛烈攻势，已令俄罗斯经济持续衰退了近十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一半以上，工业、国防和科学事业衰败不堪，社会财富损失远远超过二次大战。

美国为谋求霸权发动的隐蔽经济战，以所向披靡的凌厉攻势横扫全球，无论在拉美、前苏联东欧或亚洲，均获得了令人惊叹的巨大成功，应归功于以隐蔽的、巧妙的方式，运用了市场经济规律作为破坏力量。自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曾频繁地导致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正因如此，尽管数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速地进步，却始终掠夺、危机和战争灾难连绵不断。

美国垄断资本操纵的国际权威机构，七十年代末达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竭力恢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策，殊不知其真实目的实在居心叵测，乃是为了释放难以驯服的市场盲目力量，重演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代的悲剧，人为制造曾频繁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锻造威力巨大的隐蔽经济战暗器，攻击威胁其全球霸权的国际竞争对手。

凡是深入研究或了解内情的人们，都会感叹美、英的国际谋士城府之深。美英倡导的这套规范化经济政策药方中，有意识总结了市场经济运行的长期历史经验，系统发掘了爆发经济危机灾难时期的教训，集中了最具破坏性的各种经济政策的组合，特别巧妙的是，倘若某一项经济政策在特定的条件下，以合理的力度实施恰当的时间，可能是合理的、必要的，但是，将这些经济政策以错误的方式组合起来，有意识在错误的条件下以错误的剂量实施，就成了无比厉害的烈性毒药，仿佛是强迫体寒虚弱的病人吃泻药，还仿佛是蜂蜜和大葱都有营养，搀在一起却成了毒药一样。倘若说核弹的破坏性能摧毁一、两座城市，这副经济烈性毒药足以毁坏整个国家，令其庞大的工业和金融体系陷入瘫痪，以极为低廉的价格落入西方垄断财团的手中。

许多善良的中国经济学家，曾认为国际组织推荐的规范药方，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方案”。的确，这套经济政策组合并非随意堆砌而成，堪称“全面的、系统的”改革方案，但是，不是从积极意义上来说，而恰恰是从消极意义上来说，这些经济政策所产生的相生相克作用，能够有效遏制彼此的正面效应，而且相互激荡放大彼此的负面效应，促使受害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而且很难将其产生的巨大破坏效果，归咎于某一项具体经济政策措施，人们一时难以发现隐藏的因果关系，西方媒体有意制造迷惑人的社会舆论，致使一个接着一个国家受骗上当。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尽管美英锻造的经济战暗器，设计巧妙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但是，随着世界各国接连不断惨遭厄运，人们开始怀疑各国接连发生的经济危机，其根源究竟是自身体质虚弱生病造成的，还根本就是由于医生开错药方造成的，不然的话，为何世界上那么多国家都命运不济？为何医生总是用一种药方治疗所有病人？而且几乎所有病人服药后都病情加重，甚至所呈现的病症也都如此相似呢？八十年代，拉丁美洲落入了外债陷阱之后，率先吞服了“华盛顿共识”的药方，结果经济陷入了十年的“停滞”，九十年代虽然恢复了一定增长，但是，社会贫困和两极分化却不断加深。九十年代初，前苏联东欧发生社会剧变之后，也纷纷吞服了同一剂改革药方，大多数国家遭到更加悲惨的厄运，无论是国民经济遭到破坏的严重程度，还是社会保障制度瓦解带来的灾难，都远远超过了拉丁美洲国家。

九十年代，亚洲国家被胁迫推行金融自由化，泡沫崩溃爆发金融危机之后，被迫吞下的还是同一剂药方，结果从生气勃勃的“小龙小虎”，顿时变成了瘫痪的“小虫小猫”。特别令人怀疑的是，无论是拉美、前苏东或亚洲国家，尽管彼此之间远隔万里，具体国情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服用了所谓规范化改革药方之后，所患病症却几乎都是完全相同的，到处都是工业企业纷纷破产，银行坏帐成堆濒临崩溃边缘，失业人数激增社会急剧动荡。难怪就连许多西方的著名经济学家，甚至包括国际组织推荐的权威专家，面对二十年上演的一幕幕经济悲剧，再也无法淹没自己良心保持沉默，纷纷尖锐批评国际权威机构的作法，以及所推荐的规范化改革方案，公开指责其为制造危机的罪魁祸首。

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尖锐地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的所谓援助计划，“同金融危机相比，‘挽救’韩国、泰国和印泥的行动，将给更多人带来更多的痛苦，历时也更久”，“就像墨西哥在９４年和９５年那样，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是由于自己没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惩罚”。托宾还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蓄意歪曲危机的原因，将其归罪于亚洲国家的政府干预政策，他指出“在危机没有发生之前，国际货币基金年度报告赞扬‘韩国的宏观表现继续给人好印象’，‘泰国经济表现出色，宏观经济一贯健全’，但现在国际货币基金却又将韩国困境归罪于政府与企业合作的体制，而韩国三十年来从贫困状态上升到富裕地位，正是政府与企业合作体制的功劳”。

［３］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则更为明确指出，七十年代以来，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规范理论和改革政策，即被广泛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改革药方，涉及宏观、价格、产权、财政、金融等方面，已被拉美、俄罗斯、亚洲的实践证明是灾难性的，斯蒂格利茨明确指责其“往坏里说是误导”，现在应进入“后华盛顿共识的时代”，还说“不论新的共识是什么，它都不能基于华盛顿”。斯蒂格利茨身为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却如此尖锐批评国际权威机构达成的“华盛顿共识”，是因为这套规范化改革药方施用得太久了，其破坏性如此明显实在无法掩盖了，再也难以用种种借口和“改革阵痛”来搪塞了。

［４］种种令人可疑的情形，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因为，西方宣扬的所谓规范化经济改革药方，改革开放以来也曾在中国广泛流传。对于亲身品尝西方药方的种种前车之鉴，特别是俄罗斯市场转轨改革的失败教训，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以免重蹈复辙。美国趁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之机，蓄意推荐了一整套规范改革药方，结果导致俄罗斯陷入了巨大社会灾难。我们应深入剖析其破坏原理和机制，对于正确识别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防范美国利用类似的办法袭击我国，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美国向俄罗斯推荐的这一套改革药方，其基本原则来源于“华盛顿共识”，但是，还包含转轨国家所特有的改革内容，特别取消政府计划调节和私有化方面，其规模和力度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这套改革方案完整遵循了西方规范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市场价格理论和科斯产权理论，如“放开价格、管紧货币”，全面放开价格“一步到位”，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供求；完全取消政府的干预和计划调节，解散政府计划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 彻底实现了“政企分开”；

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明晰产权界定提高经营效率；推行银行体系的私有化和商业化，严格限制对原来的国营企业发放贷款；财政改革取消各种政策补贴，实行高额所得税、增值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和减少赤字；立即实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取消政府管制开放外贸与外商投资，等等。下面我们将深入剖析这些改革措施产生的恶果，以及造成这种恶果的具体原理和机制三、隐蔽经济战的杀手锏与交叉火力1、“看不见的手”为何失灵了 ? 首先，我们来考察美国推荐药方的一味重要成份，即完全取消政府的计划调节功能，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美国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信奉自由市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任何政府干预都会降低市场运行效率，因此，僵化的政府计划部门必须立即取消。

实际上，美国最害怕的就是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因为其具有强大的动员社会资源能力，能够建立令人生畏庞大军事工业体系。二战后初期，前苏联饱受创伤工业仅为美国三分之一，而五、六十年代增长速度为美国的两倍，八十年代工业上升为美国的80%，常规军备和尖端核武器均能抗衡美国。美国深感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威胁，视之为心头大忌，必欲除之而后快。美国也深知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调节，两者相互取长补短弥补原来缺陷，能释放出难以想象的经济发展潜力，二战后西方“黄金时期”的经验，日本和韩国经济奇迹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美国大肆鼓吹极端的自由放任政策，竭力贬低任何中间的、渐进的改革道路，编造各种理论主张激进的市场转轨，惟恐前苏联逐渐摸索获得改革的成功。

美国有意鼓吹激进的市场经济改革政策，迅速解散前苏联的政府计划和行业部门，也是为了制造经济转轨过程的秩序混乱。前苏联的计划体制虽然存在某些弊病，但是，毕竟担负着至关重要的资源分配功能，而且还监督协调着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尚未建立市场机制就迅速摧毁计划体制，必然导致经济资源分配过程出现瘫痪，众多企业缺乏监督协调陷入混乱状态。

美国将其激进改革称之为“休克疗法”，说明他们深知这种鲁莽做法的负作用，但是，他们恰恰就希望天真的俄罗斯人上当，利用激进改革作为摧毁俄罗斯的战略暗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社会机构资本一旦被挥霍掉，就很难重新建立起来”，“激进改革闪电般地毁掉旧机构，而不是建立新的规范替代旧规范，也就清除了防止社会腐败的最后屏障”。美国人大肆宣扬，政府必然“寻租”和腐败。

但是，俄罗斯迅速解散政府计划与行业部门，缺乏监督协调导致了经济秩序混乱，任意掠夺的贪污腐败现象也泛滥成灾。美国诱骗俄罗迷信市场并且取消政府计划，还为经济战暗器充分发挥杀伤力创造了条件，俄罗斯取消计划体制与政府管理功能后，政府丧失了防止经济危机蔓延扩散的手段，对三角债拖欠、企业纷纷破产和社会失业，只能采取坐视不管的消极态度，听任美国暗器利用市场规律的破坏力量，摧毁自己的工业军事实力和银行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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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骗局我们再来分析美国推荐的另一味“药”，即“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改革，据说这样作能迅速地理顺价格体系，还能有效地防止出现通货膨胀现象。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经济顾问，声称全面放开价格“一步到位”，自由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就会代替政府有效地分配经济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社会福利，因而是市场转轨的关键性改革。美国专家还以德国战后的货币改革为例证，称其实行了“放开物价、管紧货币”，仅仅忍受半年的“短期阵痛”，价格改革就推动自由市场高效运转，结果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西方的新闻媒体曾广泛宣传这种神话，右翼基金会组织还积极培训俄罗斯学者，还向盖达尔等经济学家灌输这种主张，致使全面放开价格在俄罗斯深入人心。

叶立钦上台之后大搞“休克疗法”，立即推行了全面放开价格的改革，俄罗斯政府和民众经过西方的灌输宣传，都殷切盼望忍受“短期阵痛”之后，“经济奇迹”会降临至俄罗斯大地。令人遗憾的是，天真善良的俄罗斯人民失望了，他们望眼欲穿迎来的不是经济奇迹，而是高达2000%的恶性通货膨胀，还有超过三十年代大萧条的严重衰退。

俄罗斯人不由心中暗自纳闷，“艾哈德的经济奇迹为何迟迟不至呢？”其实，他们是轻信了西方传播媒介宣扬的骗局，“放开物价、管紧货币”的政策，根本就不是德国的成功经验，而且同其历史的成功经验，几乎可以说是恰恰相反的。德国的贤人委员会主席施奈德先生，曾坦率说当年德国采取了渐进价格改革，虽然放开了影响不大的最终消费品，但是对影响广泛的工业原材料和能源，政府保持了长达十多年的价格管制，直到生产供求达到基本平衡后才放开，战后严重短缺的住宅租金和价格，政府甚至实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管制。

德国为遏制恶性通货膨胀发行新马克，压缩货币供应后社会失业急剧增长，幸亏冷战迫使美国提供马歇尔计划援助，为德国重建注入了大量资金和物资供应，德国还以马歇尔计划援助资金为基础，再创造了五、六倍的银行货币信贷，促进了工业高速增长并扩大社会就业。倘若放开价格真是神通广大，自私自利的美国人何必破费钱财，为防止欧洲赤化而提供马歇尔计划援助呢？为何不像一战后以巨额赔款来勒索德国呢？由此可见，德国经济复兴的真正成功经验，恰恰是“渐进地推进价格改革”，以及相对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

人们也许会恍然大悟，原来美国推荐的所谓规范化改革，实际上同德国的成功经验恰恰相反，难怪俄罗斯人盼不到艾哈德奇迹重现，反而饱偿恶性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之苦呢！这样美国人岂不是太缺德了吗？

深入分析一下俄罗斯的改革过程，就不难看出事实的确是如此。前苏联的军事工业高度发达，消费品工业虽能满足基本需要，却相对落后于广大居民购买力，本来这是一个绝好的经济增长机会，因为俄罗斯既有先进的机械工业，很容易生产消费品工业的设备，同时还存在巨大的居民购买力，这一条件远比中国改革初期优越，但是，“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错误政策，致使俄罗斯永远失去了宝贵的历史机遇。

由于存在着普遍的商品物资短缺，“放开价格”立即导致物价猛涨，美国人称价格一上涨，就会刺激市场供应，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企业增加生产需要扩大固定投资，而兴建厂房增添设备需较长时间，这些问题绝非价格一上涨就能解决。

“放开价格、管紧货币”，据说既能刺激生产又能遏制物价，但实际情况却是恰恰相反，放开价格导致的物价狂涨，使企业供给和需求均遭受打击。从供给方面来看，物价上涨使企业资金大大贬值，难以购买变得昂贵的原料和设备，“管紧货币”更令企业雪上加霜，无法获得调整结构的设备贷款，甚至无法获得维持生存的周转资金；从需求方面来看，物价猛涨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将广大居民数十年储蓄一扫而光，社会需求萎缩导致市场陷入萧条，企业难以维持生产更谈不上扩大投资，原来短缺的彩电、冰箱等消费品，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大幅度滑坡，“管紧货币”加深了社会需求萎缩，企业资金困难连环债务拖欠猛增，三角债在生产、流通领域迅速蔓延，私有化企业有一半以上陷入亏损，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大幅度下降，银行不愿意向困难生产企业贷款，资金大量流入股票、房地产泡沫，最终泡沫破灭爆发了严重金融危机，国民经济仿佛未脱苦海又入火坑。

3、“科斯产权定律”神话原形毕露我们来考察美国推荐的产权改革药方。美国竭力倡导私有化改革的经济理论根据，乃是中国人所熟悉的“科斯产权定律”。西方蓄意大肆吹捧“科斯产权定律”，将其视为推行私有化的“金科玉律”，构成了“华盛顿共识”改革药方的关键核心。历史上英国为维护全球殖民帝国的利益，曾反复制造意识形态作为战略工具，今天美英再次利用“科斯定律”蒙蔽世人，作为掩饰私有化战略暗器的华丽外衣，但是，人们深入考察不难发现其卑劣政治目的。科斯本人提出的是纯学术的抽象分析，他根本没有涉及企业产权制度的问题。

科斯在研究污染等经济外部性问题时，认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不现实假设下，明晰的私有产权不论分配结构如何，都能达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状态。这一结论似乎论证了私有产权的合理性，其实是恰恰相反，因为，倘若考虑到现实中的巨大交易费用，显然即使存在明晰的私有产权结构，也无法达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状态，正因如此，现实中政府为了控制污染问题，必须严格限制私有企业的行为。

［５］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理论分析，而忽视了其隐含的假设是否符合现实。特别是当某种理论被捧为“定律”时，人们往往误认为是普遍适用的真理。科斯本人不赞成将他的抽象分析，归纳成某种“经济定律”的形式。西方蓄意利用人们迷信权威的心理弱点，将科斯的抽象分析吹捧为“定律”，甚至直接违反了科斯本人的意愿，充分暴露了其隐藏的政治目的，乃是为制造蒙骗公众的意识形态，为推行大规模私有化披上华丽外衣。

科斯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奖金的荣誉，令世人更盲目相信“科斯产权定律”。正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神话像‘产权神话’那样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这一神话的危害在于，误导了许多转型中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而不是去关注在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问题”。其实,人们稍微回顾一下大量历史事实,就不难看穿“产权神话”的荒谬。自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私有产权曾经不受任何政府约束，随心所欲地追求最大私人利益，但是，神圣自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并未引导其促进最大社会福利，达成私人欲望与社会利益的和谐，到是殖民掠夺和战争灾难绵延不断。西方列强宣扬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但却残忍地剥夺弱小民族的生存权利，包括其土地、自然资源和私人产权。

什么达到帕累托的社会利益最佳状态？纯粹是蒙蔽世人的“天方夜潭”！二次大战后，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巨大成就，才迫使私有产权收敛贪婪掠夺行为，西方也发展国有企业促进社会改良，出现了历史少有的“黄金时期”。

今天，美英大肆鼓吹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效率太低，而是担心其成功会动摇垄断资本统治。美国深知前苏联依靠公有制的优越性，能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实现高速增长，建立威胁自己的强大军事高科技工业。美国还担心第三世界纷纷效仿国有化浪潮，通过发展国有企业促进工业化，实力增强必然威胁其全球霸权统治。

正因如此，美国垄断资本从战略利益出发，才决定扭转“黄金时期”的国有化潮流，转而贬低国有企业大肆鼓吹私有化，蓄意编造“科斯产权定律”的神话，诱骗前苏联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落入私有化改革的灾难性陷阱。由于受到了“科斯产权定律”的误导，前苏联人动摇了对公有制的信心，改革迅速滑向了复辟资本主义，直接导致了制度剧变和国家瓦解。俄罗斯人盲目地相信了西方产权理论，误认为只要私有化实现了产权明晰，不论原来的公有产权落到谁的手中，都能大大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于是出现了几乎疯狂的私有化浪潮，不计代价采取一切形式来加速私有化，从中小企业出售拍卖到大企业股份化，从私有化凭证分配到货币购买产权，从法人认购股权到公众持股基金会，从破产廉价拍卖到干脆赠送亲戚朋友，凡是一切能够“化公为私”的改革办法，转眼间都被五花八门地创造了出来，原来坚定维护公有制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旦为“科斯定律”动摇了根本信念，谋求私人利益的贪婪欲望顿时膨胀，也纷纷投入了掠夺公有财产的大宴席。

由此可见，美英大肆鼓吹的“科斯产权定律”，确实是威力巨大的战略暗器，其厉害之处在于制造“产权神话”，利用人们迷信“权威定律”的心理弱点，从根本上动摇共产党的基本信念，瓦解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石的公有制。 正如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总结俄罗斯私有化失败教训时所指出，那些大肆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西方学者，“往往是富于冷战精神的学者斗士，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铲除共产主义的‘罪恶’，重新建立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重任”，“整个私有化程序被广泛地认为是不合法的，这种‘强盗贵族’式的私有化过程，使市场资本主义更加名誉扫地”，“有些人认为资产最终会卖到最有能力的管理者手中，即‘强盗贵族’至少能有效地拍卖，但这一做法也没有能够获得成功，新兴的寡头们发现掠夺国有资产，比利用资产进行生产创造财富来得更快”，“由于缺乏公共制约，‘掠夺的手’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本帐户的迅速放开，使得私有化的银行业鼓励每年上百亿的美元从俄罗斯被掠走”。

［６］ 俄罗斯推行私有化已近十个年头，西方的“产权神话”终于原形毕露，造成的社会恶果令人触目惊心。自从推行私有化改革以来，俄罗斯经济命脉落入七大寡头手中，新兴的贵族式经理忙于掠夺财产，私有化企业经营不善，陷入了大面积严重亏损，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亏损面甚至上升到80%。

大多数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行为，特别是有政府特殊关系的大寡头，通过各种渠道疏通逃避税收，政府因税源枯竭濒临破产的边缘，无法保证国防和科教事业经费。饱受煎熬的还是广大普通民众，他们没有成为主人而是沦为雇工，随时面临丧失工作、医疗养老的威胁。最近，西方媒介暴露的俄罗斯洗钱丑闻，非法转移资金高达上百亿美元的惊人数字，不仅涉及了私有化中爆发的金融寡头，而且还牵涉了叶立钦等众多政府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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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政、金融、外贸改革的暗器美国专家推荐的“华盛顿共识”药方，将前述三项改革视为关键性改革措施，但实际上却是隐蔽经济战的“杀手锏”，具有隐型核弹般的巨大破坏威力。除此之外，“华盛顿共识”还包括一系列配套改革，涉及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构成了所谓“全面、系统改革”的重要环节。这些改革措施本身具有的破坏威力，也许不如前述三项非常致命的“杀手锏”，但是，配合在一起运用形成“交叉火力”，却能大大增强隐蔽经济战的杀伤力。

美国专家推荐的财政改革措施，包括征收高额的增值税、所得税，取消政府的各种政策性补贴，据说这样作是为了平衡财政预算。实际上，熟悉市场经济的美国人深知，征收高额的增值税、所得税，会大大增加企业的负担，对于转轨中困难重重的企业，很可能构成加速破产的威胁。

美国每逢出现经济危机之时，都采取宽松财政政策减轻税负，但是，现在却胁迫俄罗斯推行相反政策，居心叵测地逼迫俄企业陷入绝境。美国面临经济危机的困难时期，一般是增加财政补贴促进社会需求，却有意逼迫俄罗斯立即取消政策补贴，造成物价猛涨打击广大居民生活水平，蓄意诱发经济恶性循环和社会动荡。但是，人们不难发现美国建议的自相矛盾，如美国声称必须控制通货膨胀，却无视取消补贴造成物价猛涨；美国强迫俄罗斯减少政府财政开支，却允许偿还外国债主的支出不断膨胀。

美国专家还打着控制通货膨胀的幌子，强迫俄罗斯采取严厉的金融紧缩政策，令人窒息的高利率加重了企业负担，致使企业无力购买设备和原材料，但是，却要求俄罗斯立即开放金融外汇市场，根本无视货币贬值造成的进口物价上涨。实际上，美国面临经济危机的困难时期，都是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扩大银行信贷，二战后西方还普遍实行了长期外汇管制，直到经济实力增强后才逐步实行自由兑换，美国向俄罗斯推荐的所谓规范改革药方，与历史成功经验都是恰恰相反的。同时，美国还要求俄罗斯银行迅速私有化，形成了大批中小规模的私人银行，抗风浪能力差加剧了转轨的金融风险，允许外国银行进入俄罗斯形成了洗钱渠道，加速大量私有化掠夺资产纷纷转移国外，美国先是暗中默许这种非法洗钱交易，适当时机又用作敲诈俄罗斯的把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准确预言过东南亚将会爆发经济危机，指出“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一个接一个陷入经济衰退，它们都发现规范的政策工具只会令局面恶化”，他还指出，由于众多西方经济学家的强烈批评，国际货币基金曾被迫承认政策失误，但是，1998年巴西爆发危机之后，经济下降，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已被通货紧缩替代，而国际货币基金却依然如故，强迫巴西“提高税收，减少政府支出，维持高利率。这种极端的财政和金融紧缩政策，肯定会令巴西陷入剧烈的衰退”。

克鲁格曼还指出，国际货币基金丝毫没有吸取教训，总是强迫推行类似当年胡佛的政策，“巴西的援助计划特别极端，基本上是一年前强迫亚洲推行政策的讽刺性模仿。过去数年中，华盛顿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推行的政策，基本上是“凯恩斯契约”的绝对对立面：即当经济面临衰退时，强迫提高利率，猛减政府开支，提高政府税收”。显然，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绝非偶然失误，而是明知故犯。 美国还打着经济全球化的旗号，逼迫俄罗斯全面开放贸易投资，这虽属大英帝国的昔日老招数，却依旧是非常有效的战略武器。当俄罗斯企业面临转轨中重重困难，为财政紧缩深感税收负担沉重，为金融紧缩寻求贷款无门之时，如何抵挡如狼似虎的跨国公司呢？随着大量进口产品潮水般地涌入，虚弱的俄罗斯企业纷纷陷入了困境。此时，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神机妙算，提出了加速破产兼并改革的贷款条件，俄罗斯工业企业的厂房和机器设备，便纷纷廉价地落入跨国公司的囊中。但是，许多工业企业被外国资本收购后，并未起死回生重新投入有效运转，而是变成被弃之不用的废铜烂铁，原来西方资本收购俄罗斯企业的目的，是消灭扼杀俄罗斯企业的发展机会。

历史上，美国也曾中过英国的自由贸易诡计，开放市场几乎扼杀了美国的新兴工业，美国为何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曾经不惜同英国爆发过两次战争，忍受了英国发动的全球封锁围堵。美国坚持了近一个世纪的高关税保护，有效促进了民族工业的蓬勃发展，时至今日虽然口头上高喊自由贸易，每当经济萧条或进口冲击威胁本国工业时，仍然毫不犹豫地挥舞保护主义的大棒。美国未将成功经验授予俄罗斯，却蓄意传授了不顾具体国情，敞开大门任凭外国占领的馊主意，真是“己所不欲偏施于人”。

5、各种战略暗器的相互配合无论是“华盛顿共识”的三项“杀手锏”，还是各种配套改革的隐蔽战暗器，都能产生相互巧妙配合的杀伤火力，相互激荡放大负面效应形成恶性循环。美国诱骗俄罗斯盲目相信自由市场神话，仓促取消了计划体制和政府管理功能，不仅导致经济资源分配过程出现瘫痪，众多企业缺乏监督协调陷入失控状态，而且还大大加深了私有化改革的恶果，鼓励黑社会和腐败官员勾结大肆掠夺，加剧了产权多元化造成的经营秩序混乱。私有化过程中形成的暴发金融寡头阶层，通过贿赂收买官员控制了俄罗斯政府，反过来确保改革为少数新兴贵族服务，特殊既得利益集团阻扰修正改革方向。

由于俄罗斯盲目相信了自由市场神话，天真地以为“短期阵痛”很快会过去，就为美国推荐改革药方的各种战略暗器，创造了淋漓尽致发挥作用的绝好条件，如取消计划体制和政府经济管理功能，彻底剥夺了政府防止经济危机的手段，政府无论对放开价格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紧缩货币政策造成的巨额三角债拖欠，还是开放市场后外国竞争的强烈冲击，私有化企业解雇工人造成的社会失业，都采取了麻木不仁坐视不管的态度，还为卖光国企实现私有化而沾沾自喜，因此，俄罗斯国民经济长期陷入严重衰退，损失惨重超过二战和大萧条就不难理解了。美国对亚洲各国发动的隐蔽经济战，基本过程同俄罗斯也是大同小异。美国先是利用亚洲国家的市场依赖性，强迫这些国家推行贸易金融自由化，落入了泡沫经济和巨额外债的陷阱，然后趁提供援助贷款时附加苛刻条件，逼迫这些国家接受所谓结构性调整，其具体内容也来自“华盛顿共识”药方，包括取消政府干预任凭自由市场调节，取消财政补贴放开一切商品的价格，削减政府福利支出和公共投资，紧缩银行信贷勒紧民族工业血脉，进一步推行贸易金融自由化，向跨国公司开放工业金融战略行业，任凭外资廉价收购控制民族工业等等。亚洲各国因泡沫经济崩溃陷入危机后，政府本来应该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措施，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扩大公共投资和银行信贷，刺激社会需求以摆脱困境，但是，美国为何强迫其采取相反的政策呢？

实际上，美国深知1929年泡沫经济崩溃后，胡佛总统盲目坚持自由市场教条，采取了错误的财政金融紧缩政策，加深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惨痛教训，因此，蓄意逼迫陷入困境的亚洲国家，重蹈当年胡佛总统的失败复辙，人为制造出类似大萧条打击亚洲各国。 难怪美国获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家托宾，认为同亚洲的金融危机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行动，将给更多人带来更多的痛苦。美国隐蔽经济战的暗器的破坏作用，在特定条件下或积累到一定程度，还会引起社会动荡与经济危机相互激荡。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在印尼爆发金融危机后，提供所谓援助贷款时附加了种种条件，规定必须立即取消政府的政策性补贴，放开各种必需品的价格任凭市场调节，正当印尼私有企业困难，社会失业猛增之时，水电、煤气、交通等价格猛涨激起民愤，经济困难迅速转化为社会爆炸局势，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抢劫和暴乱，人们纷纷谴责暴徒的野蛮排华和苏哈托独裁，但是，很少有人指责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正是美国隐蔽经济战诱发的社会动荡，给印尼人民和华侨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而幕后的罪傀祸首却逃脱了社会谴责。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贷款附加条件，还规定废除劳工保护和自由解雇工人，如对韩国规定失业人数增加一百万，其目的乃是形成加速恶性循环的链条，促使经济危机扩散转化为社会动荡。


国际货币基金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剥夺了政府防止危机蔓延的手段，各种隐蔽战略暗器造成的杀伤效应，通过受害的银行、企业和人群迅速扩散，形成复杂的社会经济恶性连锁反应，其过程仿佛是众多核子受到冲击之后，释放能量相互激荡引起剧烈的核爆炸，难怪美国隐蔽经济战破坏威力，竟然大于令人恐怖的核弹。由于美国隐蔽经济战造成的社会灾难，八十年代前苏联的人口增长趋势，已经为急剧的减少趋势所取代，从1992至1998年的短短六年中，俄罗斯人口净减少了四百五十万人，减少速度甚至比内战超过一倍以上，更为严峻的是，这种趋势至今仍然有增无减，未来人口损失很快就会超过千万人。乌克兰拥有发达的机械工业和农业，受教育水平很高甚至超过许多西方国家，但由于具有较强的经济依赖性，独立中断了以前的经济分工联系，大大加剧了激进市场改革的恶果，人口损失甚至远远超过了俄罗斯。

［7］七十年代，美国国际战略专家撰写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全球人口增长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威胁，特别指出了十四个亚非拉人口大国，包括墨西哥、巴西、印尼、泰国等等，今天这些国家都陷入了严重经济危机。

［8］上述报告尚未包括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当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受美国操纵，但是，如今这些国家发生社会制度剧变后，巨大社会经济灾难造成了人口剧减。这种淘汰人口趋势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有利于其建立单极的世界霸权秩序。国际货币基金还强迫非洲国家接受结构调整，据统计，九十年代由于灾难性改革造成严重困难，诱发了社会动荡、饥饿和战争，撒哈拉南部非洲损失了三千万人口。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为争夺非洲国家而竞相提供援助，六、七十年代非洲人均寿命增长很快，但是，九十年代以来非洲人均寿命急剧下降，许多国家人均寿命已低于六十年代的水平，如纳米比亚、赞比亚、马拉维、乌干达等等。

八十年代末，南斯拉夫就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的结构调整方案，“放开价格、管紧货币”造成物价狂涨，工业陷入萎缩社会失业增加，经济困难大大激化了民族矛盾，国际货币基金为保证偿还外债，还要求中央政府提高征税集中税源，致使各个共和国发生尖锐的摩擦，最终社会动荡导致了内战和国家分裂。美国先用阴谋制造社会动荡和分裂，用“软战争”扫平道路后，趁虚而入，敢于用赤裸裸的武力干涉南斯拉夫。显而易见，美国隐蔽经济战的破坏威力，丝毫不亚于真枪实弹的热战争。

注释：
［1］《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彼得•施瓦茨，大西洋月刊出版社1996年。［2］同上。
［3］《改革》杂志，1998年2期。
［4］《斯 蒂 格 利 茨 与 “后 华 盛 顿 共 识”》，崔 之 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99年8月12日。
［5］《私有制、科斯定理和产权明晰化》，高鸿业，《中国与世界》1997年8期。
［6］《改革向何处去：论十年转轨》，斯蒂格利茨，中国科学院国情报告译文，１９９９年。［7］《国际货币基金政策的破坏性》，《美国政治经济信息述评》，1999年4月16日。
［8］参见亨利．基辛格博士《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200号：世界人口增长 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威胁，1974年，未发表，华盛顿国家档案中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