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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嘉宾]

我听了您今天的讲课，我问的可能是我企业本身的问题。我们企业在几年前，在合肥投资建了一个家用电器工厂，可能原来这个产品的定位是对外出口。

(15:51)

[郎咸平]那就很艰难了。(15:51)

[现场嘉宾] 对。随着投资环境的恶化，特别是汇率各个方面的影响，07年汇率方面给我们带来的损失接近400万美元。后来我们又调整了营销思路，就是面对国内。虽然我们是发展很短的企业，面对国内市场我们竞争力又不强，产品开发也跟不上去。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定了一个战略，我们做商用冷链这一块，但是这个人脉关系占很大因素。另外目前国内市场竞争对手发展跟我们基本上差不多，我们计划在08年上一个这样的项目，投资大概要超过1个亿。听了郎教授这么一讲，我想问一下，对我们这个企业，你认为继续投这个项目，还是把这个投资超过一个亿的钱去投资开发房地产。
(15:52)

[郎咸平]你一问问题我就知道你的答案了。你一站起来我就知道你问什么问题了。(15:53)

[现场嘉宾] 作为我们本身来讲，我们还想做工业这块。因为我们前期已经投资三个亿了，如果不做了，可能企业面临一个危机。但是作为我们本身，我们还想发展工业。(15:54)

[郎咸平] 我问你一句话。我有我的立场，随着很多时候对你个人是有好处的，但是这是公开演讲，我没有在这个公开场合告诉你是做房地产还是做工业。但是你下一个问题，你需不需要投资一个亿继续开发新产品？我可以跟你这么说，当然我对你前面三个亿是怎么投资的我是不清楚的。在这个阶段，对于企业家而言，我所奉劝你的话是你再三考虑：“保守是你下一步所要做的。”不要认为前面投了三个亿，而后面的一个亿必须要投。过去投资是收不回来的，已经投资的就不能考虑了，你要从这一个亿考虑，你听了我的演讲之后，你要不要继续投资。我奉劝你的话是：“你要谨慎，要保守。”(15:55)

[现场嘉宾] 郎教授您好，听了您的分析。您认为解决国内目前的经济问题，是温补。我想问一下，您的温补是什么方案？(15:55)

[郎咸平] 政府都不急你急什么呢？我不会讲的，你问了也没用。这个层次不该是我们俩应该讨论的，因为该听的都没来。(15:55)

[主持人]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郎教授精彩演讲。现在我宣布365地产家居网合肥热线战略投资合作签约仪式暨2008中国解决新年论坛圆满结束，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谢谢你们，再见！(15:56)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 本帖最后由 kaffeewings 于 2008-3-11 19:4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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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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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推荐的文章非常精彩！！！
ww.peak oil. com . c n  能源经济与信息预测

石油峰值理论
石油峰值理论的起源
石油峰值问题实质上是研究石油枯竭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即被国内石油枯竭预测所困扰，甚至美国联邦地质调查局（USGS）的负责人在1919年也判断美国9年后将耗尽石油。面对这种情况，美国总统科立芝成立了联邦石油节约委员会以起草法案以保护国家的油气资源。英国在海军舰队燃料煤改油后也是担心其石油供应的脆弱性，并加紧了对波斯湾的控制。这种恐慌或担心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今天。
理论发展及研究现状
1、国外
M. K. Hubbert是美国著名的石油地质学家，他开创了石油峰值理论的模型研究。1949年他在《Science》上发表了文章《Energy from fossil fuels》，提出了矿物资源的“钟型曲线”问题。1956年，Hubbert与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合作，分析并预测了美国的石油生产趋势。其预测结果显示，美国本土的石油生产将在1966年至1971年达到高峰期，然后将持续递减，但是却没有给出具体的数学模型。1962年，Hubbert利用实际资料拟合logistic曲线的方法，得到了可以用于预测累积产量和最终可采储量的模型。
Campbell继承了Hubbert的理论并成立了石油峰值研究协会（ASPO）组织，研究宣传石油峰值理论。他在1998年发表了文章《The End of Cheap Oil》，在油价还十分低迷的时候得出了廉价石油时代必将终结的结论，近来的高油价验证了其结论。
2、国内
在石油峰值理论研究方面，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翁文波先生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翁文波先生1984年出版的专著《预测学基础》，在该书中翁老认为任何事件都有“兴起－成长－鼎盛－衰亡”的自然过程，油气的发现也有类似的规律，基于此理论思想提出了泊松旋回（Poisson Cycle）模型。该模型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预测油气田储量、产量中长期预测模型，通常称之为翁氏模型，可以对某一油区、国家或组织全过程的产量进行预测。翁先生于1991年出版了英文版本《Theory of Forecasting》专著，该书将泊松旋回更名为生命旋回（Life Cycle）。
在翁院士之后，以陈元千教授为代表，继承并发展了翁院士的预测理论，并在油气田储量、产量预测及中长期规划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1996年，陈元千教授完成了翁氏模型的理论推导，并首次提出了求解非线性模型的线性试差法。
此外，陈元千、胡建国、张盛宗等还提出了威布尔（Weibull）模型、胡－陈－张（HCZ）模型、胡－陈（HC）模型、对数正态分布模型、瑞利模型、广义I型数学模型以及广义II型数学模型。
石油峰值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储量、产量及各作业量进行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是确定国家石油安全战略的基石，是科学制定国家石油政策问题的基础理论之一。开展石油峰值产量理论的研究，对国家制定能源战略、现代石油战略，油公司进行油田开发规划以及成本预测方面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 本帖最后由 kaffeewings 于 2008-3-12 17:0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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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迎来“石油峰值”时代所谓“石油峰值”是指世界原油产量达到了顶峰，石油供应将不再增加。有专家认为，世界石油产量实际上已经达到顶峰，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会产生“极其真实而又具有破坏性”的影响，石油短缺甚至可能引发战争；然而也有对此悲观看法持异议者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8月6日文章]题：为何“石油峰值”可能很快引起你的兴趣（作者 专栏作家大卫•弗朗西斯）
在网上用谷歌搜索“全球变暖”，它会提供超过8000万条相关链接。搜索“石油峰值”，结果则超过1000万条。
马修•西蒙斯是总部设在休斯敦的投资银行西蒙斯国际公司的董事长。他预测，大约两年之后，全世界会高度关注原油供应，因而用谷歌搜索“石油峰值”得到的链接数可能会超过全球变暖。
石油峰值是指世界（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或是一块油田）的原油产量达到顶峰并开始下降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全世界已经把石油用光了——只是石油供应不再增加，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如果石油需求量没有停止增长或是下降，那么这种变化可能会通过甚至更高的油价反映出来。
西蒙斯说，世界石油产量实际上在2005年5月已经达到顶峰，为每天7420万桶。从那以后，世界每天生产的石油下降了约100万桶。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会对世界经济产生“极其真实而又具有破坏性”的影响，而石油峰值会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对它的关注会大大超过进程缓慢的全球变暖。
这是因为当今的文明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充足的石油供应。比如说，石油为大多数汽车提供燃料，为许多家庭和企业供暖，还用来生产许多化学品和塑料制品。现在，石油和天然气满足了世界上60%的初级能源需求。
西蒙斯警告说，石油短缺可能引发战争。
伦敦全球能源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迪勒•沙拉比博士没有这么悲观。他指出，随着价格上涨，石油需求量已经开始下降，至少在总部设在巴黎的经合组织的30个工业国家是这种情况。2006年来，它们每天的需求量已经下降了约40万桶。去年，人口众多的中国和印度的原油需求量只增加了0.7%。
该研究机构预测，世界石油需求量“每年增加不会超过1%”，这与其他研究机构预测的每年1.4%至1.5%的增长有很大不同。
沙拉比说，对世界石油行业的预测不可信赖，过去的预测已经被证实是错误的。他补充说，现在的预测没有把高油价对减少需求和促进替代能源的影响完全考虑在内。
然而，对世界石油供应的担心与日俱增。上月，国际能源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说，世界石油需求的增长速度会超过先前的预计。该机构一位经济学家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结果可能是“极端紧张”的供应短缺。报告预测，世界石油需求量每年会猛增2.2%，2012年将达到每天9580万桶，这要高出它在2月份预测的年增长2%的水平。
多年以来，许多石油业人士都把西蒙斯预测的石油峰值视作咄咄怪事。但现在他的观点有了许多支持-者。能源公告网站的编辑之一巴特•安德森说，网站每天的访问量达到1.1万次。他说，热衷于石油峰值论的人现在分成了两派，其中占多数的一派预测石油紧缺后的生活，而另一部分人则是“末日论者”。
在英国，石油耗竭分析研究中心主任道格拉斯•洛预测，随着石油短缺的真正到来，“危机将要降临”。他发现，全世界在6月份每天使用的原油比生产出来的多了150万桶。他预计未来的油价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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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本书：“ 货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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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看麻！起码知道有些人是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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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燕：关于《货币战争》的问答


关于《货币战争》的问答

张宇燕

问题一：中信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货币战争》一书，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在书中，作者宋鸿兵先生讲述了以罗斯切尔德家族为代表的“国际银行家”操纵世界300年工业化历史的故事。他所讲的那些听上去令人震惊的故事都是真的吗？

答：对你提出的问题的一个简单回答是：我不知道。在世界近代金融史上，罗斯切尔德家族的确曾有过很大的影响力。他们一度呼风唤雨，左右逢源，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不过这个家族目前的情况如何，则不太好说。宋鸿兵先生认为，如果仅按照每年6%的收益率来计算其家族资产，到今天大约有50万亿美元之巨。如此庞大的资产以什么形式存在呢？应该主要是金融资产。可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截止到2006年底包括各种衍生品在内的全球金融资产总值为 350万亿美元左右。这样算来，仅罗家族就拥有世界全部金融财富的七分之一。坦率讲，对这个数字我将信将疑。

尽管数字可能与事实有出入，但说西方世界是由为数极少的精英所运作，我大体上还是赞成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就曾经指出，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上层都是由5％的人口构成的。这种被称作“布罗代尔5％法则”的现象，在欧洲和美国表现得特别明显。而少数上层成员中就一定包括罗斯切尔德那样的家族。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觉得《货币战争》所依据的逻辑框架看上去还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它谈了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我写的那两句推介语，应该说基本表达了我对此书及此问题的总体看法：“这本书印证了我多年研究所形成的一个观念，即谁控制了货币谁就能支配一切；不过，我也同样希望作者讲述的故事纯属臆想，因为这样我们便可以坚守住以往的信仰，即人类大致生活在一个诚实的世界中，没有被一小撮国际银行家玩弄于股掌。”

我越来越感觉到，以前许多人对货币问题的重要性过于低估了，以为货币不过是附在物质生产“肌体”上的“一张皮”，是派生物，其基本功能是服务于物质生产，也就是说要方便贸易、加快流通、增进分工。就经济学而言，不仅微观经济学中没有货币的位置，在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中涉及货币及汇率政策的场合，货币都是作为一个外在物存在的，其本身并非整个生产过程的一部分。有趣的是，在认为“唯有货币是重要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看来，货币政策至多在短期能够对生产过程施加些影响，而长期看货币是中性的。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流行于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其中也几乎看不到货币的踪影。对此，宋鸿兵先生则反其道而行之，在《货币战争》中明确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真相是金融资本不仅主导整个物质生产过程，而且控制整个人类历史进程。

对接受主流经济学的人而言，货币作为一种权力并被国家或国家背后的金融大亨用来作为实现自身目标之工具，这一逻辑很新鲜，甚至有些振聋发聩。其实这并不是全新的或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列宁在一百年前就曾在《帝国主义论》中说过，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之一便是金融寡头的垄断。希法亭于列宁之前在《金融资本》中也深入地触及了这一命题。除此之外，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过货币本质问题。德国经济学家南普在其1924年出版的《货币的国家理论》中就曾明确指出，货币和国家密不可分，脱离了国家的货币便成为无源之水，而没有以货币表现的征税权力的国家则形同虚设。古德哈特在1998年的一篇题为《货币的两重含义》论文中，更是喊出了“货币即权力”的口号。而当今走红的金融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六年前出版的《金钱联系》中论证说，货币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使世界运转起来，它自始至终都是使支撑现代经济生活的各种制度得以形成、并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顺带提一句，弗格森大概是对罗斯切尔德家族史了解最多、也是最深入的人了。遗憾的是我没读过他得以成名的罗斯切尔德家族史论著。我对这部书很感兴趣，但又实在是无暇阅读。看来只有等将来再读了。

问题二：对于“国际银行家”这个群体，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

答：读了《货币战争》，普通读者会很惊愕，世界怎么能是这样呢？由几个大老板在幕后控制，甚至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等灾难竟然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用作者的话讲叫做“金融定点爆破”，他们有那么大的能量吗？他们真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要对“国际银行家”下个定义。从狭义的角度看，他们只包括那些大的商业银行家和投资银行家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领袖等人。虽说能量确实巨大，但如果不和国家结合起来，这些人便永远只能做全球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配角。广义地讲，“国际银行家”还包括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家。一旦把中央银行家包括进来，也就是把国家权力引入其中，“国际银行家”就足以成为全球主宰。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一个全球金融资产迅速膨胀的世界里，广义“国际银行家”的主导地位还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从人的本性上看，银行家们一定是想通过金融权力来控制世界的，因为做到这一点会带来巨大的利益，而逐利又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最终途径。不过靠一两个家族的力量实现这一愿望的难度是很大的。全球金融市场毕竟不是一个完全垄断的市场，而是一个寡头市场，也就是说有一批实力雄厚的金融集团。这样一来，为了控制世界，就需要银行家们形成团队，采取集体行动。按照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除了存在共同利益之外，结盟或共谋还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人数要少，否则会出现“搭便车”现象；二是要有所谓“选择性激励”，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胡罗卜加大棒”。再有一个条件是各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时间或次数要足够长和足够多。满足了这些条件后，“国际银行家”作为一个群体便会应运而生。全球银行家在过去几百年间结成了一个同盟并将世界玩弄于股掌之中，这样的局面在《货币战争》作者看来是真实的存在。我的看法是，从逻辑上看，只要条件满足，“国际银行家”就一定会出现。

接下来的问题有这么两个。其一，他们的能量是否真有那么巨大？对此我并不怀疑。当把中央银行家也算作“国际银行家”的一分子时，尤其是把中央银行所代表的国家权力视为“国际银行家”达到目标的工具时，其能量之大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点在今天要比百年前或三十年前更为明显。根据金融资产与实际产出之比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迅速提高这一事实，《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称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所谓“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其二，“国际银行家”们能否真正团结起来？尽管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却没有同比例地减弱，利益也愈加分散。换言之，他们之间既相互共谋又激烈竞争恐怕是一种常态。由此看来，欧洲、美国、日本及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家组成一个坚固、持久和默契的联盟，是很难想象的。眼下欧美国家对日趋壮大的主权财富基金的恐惧，以及为约束这些主权基金所做的努力，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那种既有共谋又激励竞争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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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在《货币战争》一书中，美联储被描绘成一家私人银行，这让许多人感到诧异。事情真是如此吗？

记得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1988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到，人类三项最伟大的发明是：火、轮子和中央银行。考虑到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人们关注美国中央银行、也就是美联储便再自然不过了。《货币战争》一书最有争议性的一个判断，在于给出了这样一个说法：美联储与其说是一家公共机构，不如说是一家私人银行。这样说的理由如下：美联储的股东是私人银行家，十二个大区的美联储地区主席由这些股东推举，并且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相当一部分委员又来自于这些大区主席；尽管美联储主席由总统提名国会任命，但美国货币政策的真正决策者还不是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而是根据《美联储法》而成立的美联储政策顾问委员会，且后者的成员则是清一色的私人银行家。美联储是一家私人银行的说法造成了巨大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许多人习以为常的认知。

颠覆常识的东西通常也是争议较大的东西。实际上，在讨论美联储时，书的作者在细节描述上还是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推敲的余地，至少有些故事没有讲得很完整。事实上，美联储只是在成立初期一段时间内是纯粹私人银行性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美联储总体而言还是在执行公共职能。另外，美元钞票由美联储的十二个地区委员会印制不假，其私人股东按年分红也是事实，但是印量多少、股息高低等等，又都是被严格规定的。再有，印钞所得的铸币税收入，绝大部分都给了美国财政部而并未流入私人股东之手。在所有这些细节中，容易产生误解的关键点在于美联储与财政部的关系。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私人”这个词的确切含义。英语 “private”这个词在用来说明公司或机构性质时，指的是不对外和非公开，私募基金中的“私募”，用的便是这个词。它对应的词是“public”，即 “公共”。上市公司有时也叫公共公司，其含义是对公众开放，谁都可以参与，所以公司上市英文也叫go public，但公共公司和在中国语境中通常理解的“公有”或“全民所有”，则差异很大。

据说在华尔街常年流行着一句话：美联储主席只是一个木偶。今年格林斯潘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繁荣的年代》。9月18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书评，题为“经济学家的生活，由爵士乐主题伴奏”。对于格林斯潘的一生，书评作者的基本评价是一曲主题音乐的伴奏者而非主角，并写道：“作为中央银行行长，他也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留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大家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格林斯潘，而听任他被放大很多倍？”如果事实真是如此，也就是说美国货币金融这台大戏的真正主角躲在了幕后，那么后台老板是谁呢？按照《货币战争》的逻辑，他们只能是那些“国际银行家”们。不无遗憾的是，宋鸿兵先生虽然把那层罩在美联储上的面纱给揭开了，却没有把相关细节讲全说透，故事选取也多少有些支离破碎。我记得著名金融题材作家马丁•迈耶写过一本名为《美联储》的书，很不错的，并已经被翻译成中文。阅读此书多少可以弥补《货币战争》的某些细节欠缺。

问题四：这部讨论金融的著作一经面市便成为畅销书，并引起轰动，其原因何在呢？

在我看来，《货币战争》受到如此广泛而热烈的关注，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作者讨论的问题触动了当今中国读者的神经。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快30年了，而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就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应该讲，我们对外开放的重心是放在了贸易与投资之上，而在金融领域的开放则十分谨慎。实践证明这样做在策略上是正确的。然而时至今日，既有主动的一面也有被动的一面，中国已经开始迎接金融全球化的浪潮。我们的金融服务业正在逐步开放，外国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外汇储备累积到天文数字且还在飞速增长，国际国内出现资产泡沫和市场调整，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不知不觉中我们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究竟是积极参与创建亚洲单一货币，还是使人民币成为独立的国际货币。如果把金融自由化比作一条河，那么我们一只脚已经踏进去了。水究竟有多深我们不清楚，河有多宽也不太清楚，过河途中会不会风平浪静，水中的生物是否危险凶残，这一切都是问题。恰恰是针对上述问题，《货币战争》给出了警示，因而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当然，要想成为畅销书，仅仅靠讨论严肃而重大的问题还是不够的，而是要用畅销书的手法去写作。这就需要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有超出想象的情节，有让读者着迷的人物。我之所以能一口气读完这本书，主要原因就在于在于宋鸿兵是一位讲故事的好手。他以“国际银行家”为主角，以一个个历史事件为依托，穿起来一个逻辑框架，并辅之以很多历史进程中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银行家们挑选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出身的威尔逊担任美国总统，并利用其对货币金融的无知瞒天过海，通过于己有利、最终又让威尔逊本人追悔莫及的《联邦储备体系法》，读来妙趣横生；犹太银行家和希特勒密谋并资助后者上台，以期实现犹太国家的建立，此等故事于我可谓闻所未闻。由于它们都很好地印证了许多政治经济学命题，因而我在阅读时很是兴奋。

引起争议是一本书吸引读者眼球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作为一本著作，引起广泛争议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这么三个方面。首先是资料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充足性，其次是逻辑结构的严密性，最后是核心观点或政策导向在不同读者群心中激起的某种“对立”情绪。恰恰是在这三个问题上，《货币战争》都很好地满足了成为一本畅销书的“引发争议之条件”。

有关资料和数据问题，我实际上前面已经回答过了。对《货币战争》一书中涉及到的许多具体史实，争议是比较大的，我现有的知识积累还不允许我对其真伪做出判断。对此，可能许多读者和我有同感。不过话也要说回来，至少对相当一部分历史哲学家而言，什么是历史“事实”或“证据”这一问题，始终苦恼着他们。《历史是什么》一书的作者卡尔是如此，《历史有意义吗》的作者波普尔也是如此，《历史的观念》的作者柯林武德还是如此。尽管在怀疑“证据”这一点上后两者看法相近，但柯林武德不同意波普尔据此声称“历史无意义”的论点，而是代之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主张，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基本工作，在于挖掘出影响历史进程之重大事件决策者在做出选择时的真实想法。

一旦讨论行为者的想法，我们便开始讨论动机，而动机及其引发的一切行为后果，便构成了历史叙事的逻辑。《货币战争》的基本逻辑结构是说：时至今日两百多年的人类近现代历史是“国际银行家”攫取财富并支配世界的历史，我们经历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人类日常生活的演进，都可以依据严密的逻辑还原为“国际银行家”的“动机”。这样一种逻辑框架的优点在于简洁明了，缺点在于在追求简洁的过程中可能会忽略掉一些重要的变量或环节。这里我仅举政府与国际银行家之间的关系为例。自十八世纪以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初，资本主义国家就总体而言，其根本特征是经济主导政治，是资本家或金融家操纵政治家。但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特别是小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之后，国家的权力迅速扩大，政治家掌控国家权力的能力迅速提高，结果在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在内的广义政府中，形成了具有独立意识和特定利益的政治家集团。由于这种变化，政治家集团与商人集团的关系就不再是一种主仆关系，而是一种大致平等的博弈关系，换句话说，政府不再是“国际银行家”的玩偶了，而“国际银行家”的个人利益只有同国家利益交合在一起时才能充分实现。我总的感觉是，《货币战争》一书最大的逻辑弱点就在于它对政府的作用考虑的太少。

见仁见智可以说是《货币战争》成为畅销书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不妨把读者做一个粗略的分类。第一类是对货币金融问题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第二类为政府官员，第三类由货币金融研究与教学者构成，最后一类乃货币金融机构的从业者。面对宋鸿兵先生讲述的触目惊心的故事，给出的振聋发聩的警告，提出的明确大胆的应对政策，以及这本书长时间高踞畅销书排行榜之首的情形，不同类型的读者对《货币战争》的内心感受与言辞回应千差万别，甚至赞颂与诋毁并存，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倒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对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毁誉参半往往意味着价值的存在。说这句话的人是几年前去世的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金德尔伯格。他留下的那部厚重的学术著作《西欧金融史》，是很值得那些想进一步了解货币战争背景的读者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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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五：世界金融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与黄金彻底脱钩之后的美元开始了超量发行的历史。宋鸿兵认为，1971年以来洪水般泛滥的美元，正在悄悄地剥夺全世界各国劳动者的钱财，并且加剧了世界范围的贫富不均。这个问题怎么看待？

答：宋鸿兵先生的这个判断没错。凡是在机场免税店买过商品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印象，那里出售的商品中电子产品是日本和韩国制造的，手表主要是瑞士的，香水和威士忌酒等主要产自法国，皮革制品和太阳镜等则分别由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生产，除了一些品牌的香烟外，几乎见不到美国商品。我也曾感到纳闷，在这样一个竞争性的大市场上，“美国制造”怎么会如此之少？仔细再一想，我就明白了，在这个市场上，美国提供的最有竞争力的产品是美元。所有的商品都是由美元计价和结算的，人们不仅使用美钞，而且信用卡上也都印有醒目的美国信用卡公司VISA或MASTER标志。这就应了好像是克鲁格曼讲过那句话，大意是说二战后到今天的全球经济格局，大致可以被描述成为：全世界都在努力生产美元能够购买的商品，而美国生产美元。怎么会这样？这就要回答你刚才提的问题。

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美元按固定的比价与黄金挂钩，同时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显然，布雷顿森林体系意味着美元等同于黄金，持有美元就等同于持有黄金。为了进行贸易，各国必须持有一定量的美元。而为了拥有美元，这些国家就必须保持对美国大量出口，换言之，美国只有通过贸易逆差或对外援助的途径才能够为全球提供国际贸易所需的硬通货。各国提供商品与服务，美国提供美元的基本交换格局，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这种为美国向全世界攫取利益提供方便的机制，其可持续性是有疑问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写过一部题为《黄金与美元危机》的书。正是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 “特里芬两难抉择”，其含义是靠美国贸易赤字为全球提供世界货币，很可能会遇到两个局面：或是因为美国贸易赤字不足而导致“美元荒”并最终殃及全球贸易与经济增长，或是因为美国贸易赤字过大而引起美元过剩并迟早危及美元与黄金比价。历史实际进程吻合了特里芬的预言。由于欧洲各国纷纷用手中的过剩美元按固定比价向美国兑换黄金，这使得美国黄金储备大幅度减少，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脱离黄金自由浮动。

为了说明的方便，我在这里引入一个概念，叫铸币税。在金属货币时代，西欧各国金币或银币的铸造权掌握在国王手中。在铸币过程中，他们常常利用降低金银成色的办法获取额外好处。对铸币的接受者或使用者来说，铸币的标值和实际含金量之差，无异于向国王又交了一笔税。这就是铸币税的来历。进入纸币时代，由于纸币印刷成本大大低于金银价值，铸币税的获利前景极度拓展。根据劳伦斯•怀特在1998年出版的《货币制度理论》中所说，美国小面值纸币的印刷成本为3 美分，新版20美元和100美元纸币尽管采用了先进防伪技术，其印制成本也只有区区的6美分。在让别国持有美元过程中铸币税数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用收取铸币税的方法牟利也是有条件的，其中基本条件是别人愿意持有你发行的货币，并且持有者的数量不断增加。从这个角度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坍塌其实就是一场美元信用危机。美元过多，人们不愿意让美元砸在自己手里。当时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废争议很大，像弗里德曼和蒙代尔这样的货币问题专家，据说都被请到美国国会出席听证会。大家关心的实质问题，是现行体系寿终正寝后世界对美元的需求究竟会增加还是会减少。增加意味着美国获得的铸币税增多，反之反是。后来的历史似乎表明，对美元的需求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而增大。其中的原因，恐怕主要是在一个浮动汇率的世界中，各国为了保持本国币值的稳定而不得不储备更多的美元。

隐蔽地、似乎又是在自愿基础上的让别国持有美元，是美国以征收铸币税的方式占有别国资源或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而这无疑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不均。说到这我觉得有必要补充两点。其一，美国的确在以往的和现行的国际货币体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但如果换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当拥有美国那样的权势时，恐怕也会像美国那样行事的。其二，古人讲“人无衅焉，妖不妄作”。那些让美国或欧洲凭借货币占了很大便宜的国家或地区，其自身的货币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不当政策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尽管有些弱点带有命定的色彩，比如国小，再比如经济落后。

问题六：如何看待美元的贬值，以及它与欧元、黄金之间的关系？中国是否应该抛弃持续贬值的美元，或者如《货币战争》所倡导的复归“金本位”？

答：美元贬值的原因在我看来主要由以下三点。首当其冲的就是人们反复阐明的、也是宋鸿兵先生强调的美元超量发行。美元贬值的另一种表述是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在讨论通货膨胀问题时，我总体上接受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中得出的结论，即通货膨胀仅是一种货币现象，根源在于无节制地滥发钞票。当然，美国超量发行美元也是有理由的：既然可以通过让全球持有美元来获取铸币收入，那为什么不做？外国人持有的美元如果永远在美国经济体外流通，那么这部分美元便成为美国的铸币收入。如果它们有朝一日还可能被用来购买美国产品与服务，那么这部分美元便是一种对美国的债权。如此一来，作为获取铸币收入结果的美元贬值，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对外债务的缩水。换言之，只要美国铸币收入的绝对量没有减少，美国对外债务可以大幅缩水，并能够给自己的主要国际竞争对手造成损害，那么美元贬值对美国而言，不啻为一笔一石三鸟的好买卖。

恐怖主义对美国的袭击是美元贬值的一个直接的、带有突发性质的原因。“9•11”事件之后的十天，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此次事件将会对美元未来国际地位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人们一直把美国看作是投资天堂，把持有美元资产视为保值的最佳途径，因为美国实力强大，市场开放。然而这一切转瞬间被 “9•11”的爆炸所摧毁。随之而来的反恐战争很快变成了一场持久战，更令人担忧的是恐怖主义分子的数量似乎不降反增，攻击方式和对象日趋多样化，美国和其盟国因反恐政策不和而关系紧张，美国自打建国以来头一次被一张巨大且无形的恐怖主义之网所笼罩，而且还望不到网破云开的那一天。所有这一切都让美元持有者心存疑虑、忐忑不安，接下来的投资结构调整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过去七年多美元贬值的第三个原因在于欧元的创立。在欧元创立之前，欧洲各国的货币虽然也都做到了完全可兑换，甚至德国马克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储备货币的角色，但就整体而言，欧洲各国的货币影响力过于分散，不足以对美元构成挑战。在全球范围内分享更大份额的铸币税，应该是欧元产生的一个关键因素。欧元的创立对美元的冲击是巨大的。在这之前，对美元的霸道和毛病大家是可以、或不得不容忍的，比如美元因超量发行而引起的币值不稳等等，因为舍此之外别无选择。而一旦有了欧元这一美元的竞争者或替代品，美元的脆弱性就不再为人们所能完全容忍和迁就了。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纷纷在外汇储备中减持美元而代之以欧元，还有一些国家在大宗商品交易中拒绝继续使用美元计价和结算，都可以被看作是欧元对美元霸权造成冲击的表现。伊朗总统内贾德已经宣布，伊朗未来的石油交易将以欧元结算，俄罗斯的普京总统也要建立用卢布计价和结算的石油市场。无疑这些举措都将在全球范围内减少对美元的需求，并损害美元的霸权地位。

在讨论美元与欧元关系和国际地位问题时，有必要引入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所谓的“货币的流通域”。据我所知，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哈耶克于1937年在《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一书中提到的，其基本含义是指某一特定货币的流通广度或被接受和被使用的范围。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某一货币流通范围越广，对它的需求就越大，该货币的发行者获得的铸币税也就越丰厚。美元和欧元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类似“零和”的博弈。大家暗中较劲的对象就是货币流通域。从过去几年欧洲债权市场的迅猛扩张，到伦敦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创立，这些都是欧元侵蚀美元流通域的最好例子。我隐隐约约觉得，真正的货币战争，与其说是宋鸿兵先生眼中的那种战争，不如说是国家间争夺国际货币流通域的战争。

关于抛弃美元并代之以储备黄金问题，坦率说我没有深入思考过。直觉上讲，这是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把外汇储备全部用黄金替代，好处是黄金毕竟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比起美元来至少感觉上更安全，价值也可能更稳定，我们的潜在金融风险也可以得到较有效的管理。虽然《货币战争》书中没有详细论证，但我觉得储备黄金的另一个好处在于，这可以于无形中缩减美元的流通域，并进而打击美元霸权，为建立更为公正、合理、有效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创造条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实现如此大的政策转换，成本或风险也是不小的。历史地看，黄金价格波动相当剧烈，谁有把握准确预测一年或三年后的金价较之今天是高是低呢？作为储备货币的黄金流动性较差，不但没有利息而且保管成本还很高。即使下决心用黄金替代外汇储备，也有个时机和方法问题。中国现有外汇储备14000 亿美元。可全球的黄金可交易总量是多少？一旦这么大的一笔现钱哪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冲入黄金市场，金价那时会飚升到什么水平？同时我们还必须顾及到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中国抛售美元造成美元的雪崩会引起美国何种反应？美国的反应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人们在思考“美元－黄金转换”措施时躲避不开的问题。我们需要算账，需要精确地算细账。

问题七：对于普通大众读者，应该如何阅读《货币战争》？如何看待来势汹汹的金融全球化或金融自由化？

答：看到普通大众读者如此关注《货币战争》，并且逐渐明白货币问题事关国家兴衰和民族盛败，我感到十分欣慰。这要特别感谢宋鸿兵先生。过去的几百年间中国经济步履蹒跚、起伏跌宕，基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对货币金融问题理解不深不透不全面，以致吃了大亏。现在我们需要在认识方面急起直追。至于金融全球化，特别是推动它的背后力量，我们也不必把它们都看成是洪水猛兽。看到风险和挑战，就拒绝参与全球分工，拒斥金融自由主义，走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老路，是完全行不通的。金融全球化是一个大的游戏。对于中国来说，被迫也好，自愿也罢，我们都要参与其中。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回避，而是运用中国的智慧把这个游戏玩好，并且要成为这个全球大游戏的主要博弈者之一。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如果再有足够的运气，做到这一点的把握就会更大一些。

kaffeewings

警惕美国隐蔽经济战的严重威胁
杨 斌

一、
前苏联惨遭摧毁的前车之鉴 近年来，美国出版的《胜利——美国政府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透露了美国政府曾采取“攻心为上”的软战争战略，成功地诱导了前苏联的制度解体。鉴于这一新披露的历史教训，我们应对前苏联社会剧变的原因重新进行了反思。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面，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都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介入了戈尔巴乔夫和叶立钦时期的改革，如培养盖达尔、丘拜斯等年轻经济学家，指使索罗斯赞助和参与制订“五百天计划”，推荐精心配制的具有巨大破坏性的改革药方，国际货币基金通过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规定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向，委派哈佛教授萨克斯前往指导俄罗斯改革，等等。

显而易见，在戈尔巴乔夫和叶立钦推行改革时期，美国曾经用所谓规范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药方，蓄意误导俄罗斯走上自杀性改革之路，直接造成了俄罗斯遭遇的巨大社会灾难。

［１］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在《胜利 ---美国政府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透露，他曾亲自参与了美国政府瓦解前苏联的幕后活动，为撰写该书还走访了当年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国务卿舒尔茨、国防部长温伯格等人。

彼得·施瓦茨在该书序言中居然露骨地说：“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对症的药方吗？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人们讨论前苏联的突然全面崩溃，却否认美国政府策划阴谋所起的作用，就仿佛像是调查神秘的死亡案件时，粗心大意地丝毫不考虑谋杀，不怀疑存在预谋和病人吃错了药方。

彼得·施瓦茨的洋洋得意、丝毫不加掩饰的言辞，仿佛是嘲笑那些仍在为凶手申辩的善良被害者，讥讽那些仍在为有意开错药方的医生辩护的倒霉病人。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善良的中国人至今仍不相信有美国阴谋，不少人反而积极贬低否定“阴谋说”，开脱甚至美国人自己也公开承认，已变成了“公开秘密”的“阳谋”。


［２］
前苏联同美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战争，而新中国成立后与美国发生过多次冲突，美国右翼对中国的仇恨，绝不会亚于前苏联，肯定也会制订针对中国的“攻心战”秘密战略，西方国际组织鼓吹的所谓规范经济理论，也曾在我国经济学界长期广泛流传，值得引起我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高度警惕。

因此，我们应深入研究美国策划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诱导戈尔巴乔夫上当受骗的种种手腕，如何精心配制所谓规范化改革药方，作为实施隐蔽经济战谋略的种种暗器，严重削弱和破坏了俄罗斯的经济军事实力，促使其庞大的工业金融体系陷入瘫痪状态。

这样我们才能防范美国隐蔽经济战的袭击，谨防因急于求富而做出错误的改革选择，误入西方蓄意设下的规范经济理论陷阱，重蹈俄罗斯盲从西方模式导致改革失败的覆辙。八十年代,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曾雇佣一大批专家，包括心理学、历史学和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专家，拟定了美国瓦解前苏联的“软战争”战略，先千方百计迫使前苏联经济陷入困境，再设法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

里根政府暗中策划的瓦解的前苏联秘密战略，通过“星球大战”和核恫吓逼迫前苏联进行军备竞赛，说服沙特阿拉伯等国压低石油价格，蓄意枯竭前苏联的外汇来源制造经济困难，戈尔巴乔夫没有察觉到美国的险恶用心，也没有深入分析导致经济困难的原因，将经济增速趋缓全部归罪于自身的经济制度，恰好误入了西方动摇其制度信心的战略陷阱。

其实，当时前苏联面临的美国制造的核恫吓和经济困难，远远不及二战后初期遍地战争创伤的时期，戈尔巴乔夫善良有余而未经风浪老练不足，误入美国攻心战陷阱导致了前苏联崩溃。彼得·施瓦茨的著作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为了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巧妙发动的政治、经济、心理、外交、军事等方面攻势。

美国策划的“软战争”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又开始发动了“攻心战”的第二阶段，通过新闻媒介大肆赞扬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八十年代后期资助了一大批前苏联知识分子，前来考察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理论。

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改革的关键时期，美国秘密战略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其实，戈尔巴乔夫曾经面临着许多的改革选择，他本人的改革初衷并非是瓦解前苏联，但是，却被美国精心诱导走上了毁灭之路。

美国的垄断财团的智囊机构和基金会组织，如属于索罗斯和哈耶克的右翼基金会，精心培训来自前苏联的年轻知识分子，如后来主张全面放开价格“休克疗法”的盖达尔，后来主张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改革的丘拜斯，向他们灌输特殊配制的政治经济改革药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初期，也曾尝试类似中国的渐进的改革道路，如加强激励机制、企业扩权和租赁制等等，但是，随着西方精心灌输的规范化改革药方流传，人们心气浮燥地很快被误入了改革歧途。

前苏联经济学家缺乏对市场经济的了解，于是轻信了来自西方权威专家的改革建议，否则他们不会发明出成套的规范理论和改革药方，轻率地放弃许多符合本国国情的政策措施。试想阅历不深的盖达尔、丘拜斯等人，如何能自己创造出深奥的“产权明晰理论”，认定产权改革乃是深层次的关键改革呢？

如何明知前苏联面临着商品供应短缺，却主张全面放开价格一步到位，推行“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政策呢？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立钦时期，几乎所有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改革政策，虽然都曾经由本土的经济学家所积极倡导，但实际上都来自美国精心配制的害人药方。

戈尔巴乔夫时期著名的沙塔林“五百天改革计划”，拟用一年半完全实现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大规模推行企业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完全放开价格和政府管制等等，美国资本家索罗斯积极参与并资助了拟定“五百天计划”的过程。索罗斯同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他资助和参与制订的经济改革计划，是否能符合前苏联国情不难想象。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撰著说“前苏联垮台不是上帝青睐美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他在书中透露，关于前苏联“客观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兴趣，他提出的任务就是，“将这种生命力降低到零”。

尽管存在着如此大量的事实证据，许多中国人仍然不愿意相信“阴谋说”，仍将前苏联社会剧变和全面瓦解，归罪于计划经济僵化等自身制度的原因，积极否定美国瓦解前苏联秘密战略的作用，这种看法容易误入美国的攻心战陷阱，容易导致误中美国的隐蔽经济战诡计，仿佛恰好同里根策划秘密战略的目的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