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行政命令 上海襄阳路将曲终人散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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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舒眉／在上海市最中心的商业地带，一个因酒店开发计划流产而变生出的襄阳路市场，在短短5年时间里，一跃成为上海人气最旺甚至全球知名的市场，却又因假货泛滥而将被关闭。一年多来，搬迁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上海的“秀水街”───襄阳路市场。

　　由于地处地铁一号线陕西南路站，紧邻时尚百货百盛、巴黎春天和二百永新构筑的淮海中路繁华商圈，襄阳路市场一直是上海人流量最为密集的时尚服饰集聚地，并一直是全球游客访沪的必到地点。

　　和北京秀水街一样，上海襄阳路繁荣的秘密是───人们可以在这里以低价买到那些世界知名品牌的仿冒商品。这也正是在北京秀水街被搬迁之后，人们担心襄阳路市场将重蹈其覆辙的原因。出人意料的是，上海市副市长周太彤1月4日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上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襄阳路市场不是要“搬迁”，而是要“撤销”。

　　撤销的原因是，“襄阳路市场及周边地区销售假冒涉外高知名度商标商品，占到商标侵权案件总量的近8成，成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应清除的一大‘顽症’，给所在区域乃至上海的城市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决定宣布后，当地的上海热线网站上挂出一个“拯救襄阳路”的专题，人们在讨论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赞成的反对的都有。很多人一个共同的疑问是，打击假货是不是一定要关闭市场？尽管撤销市场的方式仍在争论之中，但借此举动，政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信号已经非常强烈。随着名声赫赫的北京“秀水街”的搬迁、上海襄阳路市场的即将撤销，全国类似商业街的命运也都将面临考验。

　　数日前，行将消失的上海襄阳路仍是一片繁忙景象。入口处，七八个兜售“名包”的“黄牛”，忙着向路人递上印有产品图案的中英文名片，并一路尾随游人进入市场，全然不顾门口告示牌的赫然警示──严禁市场内出售Dior、Chanel、Prada等重点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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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日均客流5万人次的市场中，879家商铺一年的营业收入近5亿元，上缴税收2000多万元。并强烈拉动了周边餐饮、娱乐业的消费。市场成立前，与之毗邻的食品二店，每天的销售额是20多万元，而现在每天的销售额是100多万元。据称，在襄阳路市场旁边，一个烤肉串的一年也可以轻松赚上几十万。

　　如今襄阳路市场的老板们，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安徽、浙江。他们慕名而来，并和原来的上海老板一样，在这片一万平米的方寸之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一个广为传扬的故事是：一个温州人前几年从襄阳路租了五六个店铺经营，结果赚了1000多万。

　　老板们所雇佣的营业员，也大都是自己的老乡。从穷乡僻壤到都市中心，这些大多连初中都没毕业的年轻人很快适应了襄阳路市场，他们每天自信而娴熟地与老外们用英语讨价还价（尽管可能一个单词也拼不出）───到襄阳路市场购物的，70％以上都是外国人。

　　襄阳路如此知名，以至于旅行社已经把它列为一个特色景点。这个“特色景点”的历史仅有5年时间，新上海国际商城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诸伟民一直在管理这个市场，他回忆说，2000年市场开张时，最先开始对外营业的A区和C区，店主多是浙江人、广东人，还有就是上海本地的下岗失业人员。那时来襄阳路的人少得可怜。

　　但就在半年后，市场B区的开张，使襄阳路的命运发生了转折。B区的店主，均从享誉上海滩的华亭路商铺搬迁而来。他们的到来带来了华亭路独一无二的经营特色。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华亭路市场曾被称为“上海小香港”，出售的是香港外贸货或能人仿制的新潮服装。在那里买到的东西，全上海说不定只有一件。而它的迁入，使襄阳路成了华亭路的替代品，大量的本地人、外地人、老外随之涌入。在人们的印象中，从那时起，襄阳路开始进入其辉煌时期。

　　但假货也逐渐在这个市场盛行起来。现在经营B区307号商铺的店主黄富华是位“老华亭人”，他感慨地对记者说：华亭路后期也出现了一些假货，但规模很小，搬到襄阳路后，地方大了，一些原先卖假名牌的生意越做越大，红火得不行，一跟风，假货就慢慢扩散开来了。

　　而在诸伟民的眼中，襄阳路市场搞坏是从黄牛开始的。火车站有黄牛，剧院门口有黄牛，襄阳路也有黄牛，襄阳路的黄牛专门是拉人买假货。他们在市场外围跟管理者捉迷藏。一个包进价50元，150元成交的话，挣的100元“仓库”与“黄牛”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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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和黄牛“较量”，诸伟民招募的保安人数从2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170多人，大多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但黄牛也越来越多，其规模逐渐达到数千人之多。赵胜是这个市场的老黄牛之一。2001年，他从老家山东来到襄阳路，一呆将近5年。5年间，家里的很多年轻人陆续跟他来到襄阳路闯荡。

　　他们的仓库设在襄阳路市场的马路对面，普普通通的居民弄堂里，门口两个年轻人站着闲聊，赵胜说：“那是我兄弟。”走进一幢普通的三层居民楼，他谨慎地敲开一户人家，进去一看，20平方米的屋内四壁货架放满了LV、Chanel、Dior等名牌皮包。这幢楼已完全被改造成“商厦”：一楼卖低档仿冒品、二楼卖中档的“A类水货”、三楼才是高档的“顶级水货”。

　　正向记者介绍一款皮包时，赵胜手中的对讲机突然响了。“又要检查了，我们在襄阳路市场的11个出口都有人看着，他们来冲货，我们可以提前跑掉。”在襄阳路市场，管理者和市场上的售假者几乎天天玩着这种“猫鼠游戏”。据一位常驻市场的工商管理人员介绍，他们一天要在市场上巡查两次，一个季度中有若干次大规模的突击整治。从2002年开始，由街道牵头，成立了综合治理办公室，就是专门联合工商、公安、市场管理者几方面联合打假。“可以说，襄阳路市场是中国检查和整治最频繁的市场之一。”

　　但假货似乎总也打不完。市场工商管理人员认为原因是惩罚手段有限──货品要累计到5万元才能立案，惩罚手段主要是没收货品；对于售假者，罚金最高是货物价值的3倍，但是货物价值却是售假者来定。而对于黄牛的处理，法律上还是个盲点。“我们只好把他们请进市场的法制教育办公室，准备好茶水报纸，请他们看看电视录像，教育一番。”诸伟民无奈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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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录像是市场管理方───新上海国际商城发展有限公司───特地请上海电视台帮忙制作的长约八九分钟的教育片，主题是如何在上海这个大城市做一个文明公民，如何文明经商。在市场那间法制教育办公室里，几乎每天都会有20多个黄牛接受教育，看片加上教育加起来长达两个多小时。

　　因为假货屡禁不止，襄阳路小商品市场的去留问题成了中美第四届知识产权圆桌讨论年会上的话题。在去年11月8日的这次年会上，上海美国商会知识产权分会会长竺农范表示，美知识产权高官一直很关注襄阳路市场的拆迁。上海美国商会政府关系总监James　Green就住在襄阳路附近，但他说自己“从来不去那里买东西”。

　　听到襄阳路市场即将关闭的消息，James　Green说：“我认为这是上海市政府的一个明智的选择。”虽然几乎没有人会质疑保护知识产权的必要性，但政府是否有必要以关闭一个市场的方式来打击假货，却有很多人对此表示不理解。

　　上海市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汪亮就认为： “在巴黎、伦敦都有这种小商品市场，不管一座城市国际化到什么程度，它也不能消灭这种商业业态。”从事打假工作多年的毕成也对这一做法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他说，“打假应该把重点放在制假领域，而不是销售领域，制假领域是源头，只有彻底消灭了源头，才有可能得到真正良好的市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