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卧撑”背后的经济学 ZT

“俯卧撑”背后的经济学（一）

                                          把“俯卧撑”、“闸北警局”和“张家界爆炸”三件事放在一起思考，我认为第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是“仇恨”，然后依次是“谣言”和“群体极端行为和观念”，“真相”与这三种现象都有关，可以放进去分析，不用单列，应该对应三篇文章，不知道有没有精神写完，所以先分析最明显的“仇恨”吧。

如无特殊声明，本文引用的理论框架和一些证据均来自哈佛经济系Edward Glaeser教授的论文《关于仇恨的政治经济学》（2004年第三稿）。

“仇恨”是非常普遍的人类情绪和行为，自然相关的研究无数。我这里要简单的解释两件事：第一、“仇恨”是怎么传播的；第二、为什么某些特定群体特别容易“招人恨”？这些群体包括共产党，日本人，警察，城管，也可以包括医生，经济学家，富人等等。

“仇恨”是怎么传播的呢？很简单，有人供给有人需求，一拍即和。

“仇恨”听起来是个“坏东西”，为什么会有人需求它为什么会有人供给它呢？通常经济学家不关心人们的“欲望”或“需求”是怎么产生的，只关心它们是如何被实现的。就像我虽然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需要做变性手术，但这不妨碍我分析变性手术市场的行为。但这里可以简单说一些这供给和需求的产生原因。

通常来说，“仇恨的供给者”都是为了损害“被仇恨者”的利益，为达到这目的通常需要使用我党擅长的“宣传攻势”，煽动仇恨是其中之一。中国仇日的，海外反华的，中东和美国死磕的，都是这路数，大家都熟悉的很，无需展开了。相对不太好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需要仇恨”？ Baumeister1995年出版的书《邪恶：人类内心的残酷和暴力》（《Evil: Inside Human Cruelty andViolence》）一书中说：仇恨别人的人通常认为“自己正在受到侵害“，比如“大屠杀的执行者们通常认为自己也是不公正和虐待的受害者”，而“流氓，打老婆的人，暴君，以及其他有暴力倾向的人都倾向于认为他们被别人鄙视或侵害了。”而现代心理学在分析“仇恨”时也强调“受威胁的自我”和“不确定的身份认同”的作用，这本书中说：“当某人心中最喜欢的关于自我形象被别人质疑或打击之后，暴力就产生了。”

说过了，这些原因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买家”和“卖家”是如何一拍即和的。

贩卖“美丽”的人需要一系列载体，比如化妆品和时装；贩卖“仇恨”的人也一样，这载体通常是一系列的“故事”。“俯卧撑”就是一个好的故事，至于这“故事”是真是假可能对有些人是重要的，但对“传播仇恨”本身而言是不太重要的。纳粹为了灭绝犹太人，编了无数荒谬绝伦的故事，这些显然的“荒谬”根本不妨碍仇恨的传播。

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仇恨”要卖的好，需要降低获取它的价格。如果我要跋山涉水亲自跑到瓮安才能听到这故事，那它肯定不是传播仇恨的好工具。相反的，如果我一打开报纸电视收音机电脑，看到的便是“俯卧撑”，那它就具备了好载体的潜质。另一个很有“潜质”的例子是经久不衰的抗日以及国民党特务的电视剧，而现在互联网铺天盖地的“俯卧撑”就让这故事有了这“潜质”。

说是“潜质”，是因为仅仅“绝对价格低”还不够。在“第二次整形”一文中说过了，影响人行为的永远是“相对价格”。苹果一块钱十个，够便宜了吧？但如果香蕉一块钱一车，那苹果的市场需求可能依然不旺，因为香蕉和苹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取代，所以大家可以消费更便宜的香蕉。

那什么是和“传播仇恨的俯卧撑”相替代的产品呢？是“同样易得的对事件的全方位报道”。相关人士真的是在做“俯卧撑”么？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关键是我们不知道。而这“不知道”才是传播仇恨的真正温床。

我这里强调“同样易得”的作用，那是说要有一种机制把获取真相的“成本”降下来。互联网是一种机制，但刚才说过了，这机制同样有利于“仇恨”的传播，所以它不足够。而且要把这“成本”降得很低，低到几乎免费提供才能起作用，因为普通人根本没有追求真相的“动机”，而与此相对，一个“感情丰富情节曲折高潮迭起”的故事要容易贩卖的多。

因为缺乏追求真相的“动机”，而且“真相”与“故事”相比总是比较“昂贵”（需要收集更多信息，需要更多的分析和判断等等），所以如果“真相”的卖家（本应该是新闻媒体）效率低下不能把“真相”送到消费者的眼前，那市场上盛行的自然全是“故事”。

对于瓮安的百姓而言，比我们外人收集信息的成本要低很多，起码他们有条件去和相关人士四处打听。但“低成本”不代表“没有成本”，而且他们凭什么去打听？四处打听收集各种信息获得事件全景的收益在哪里？没有动机啊！所以，瓮安上千人暴动并不能佐证他们中流传的那个版本的故事就是真相，也不代表他们比其他人知道更多。

我的家乡所在也是个小镇，去年夏天发生了一起与警察有关的命案。天天有人讨论，全镇人都知道，但我听说的版本天天人人都有不同，甚至我认识的两个警察的版本都各自不同。我拼凑出所有的信息也没有组成一个特别前后一致的场景，但是形成了好几个版本的非常刺激的故事。

以上说了“仇恨”的载体 ---“故事”的传播。但没有说“为什么故事成为了仇恨”，换句话说，没有解释为什么“故事中的反面角色”为什么容易成为仇恨的目标？具体的说，为什么恨的是警察而不是农民？为什么恨的是日本人而不是越南人？更有趣的，为什么一旦仇恨发作，恨得就不单单是“坏警察”而是全部警察？不是“侵华日军”而是日本人的祖宗十八代再加无限代的后代呢？

“俯卧撑”背后的经济学（二）

                  为什么一个群体会恨一个群体？是因为他们“坏”么？不一定，犹太人好像没干什么让德国人非要把他们灭种的坏事儿。那是因为他们“不同”么？比如穷人天然就容易恨富人，富人天然就容易恨穷人？恐怕也不是。国共两党内战杀了个你死我活，你说战场上杀得天昏地暗的士兵们有什么不同么？还不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那为什么某些群体相比其他群体而言就特别容易招人恨呢？

上一篇说，“仇恨的故事”有一个替代品，那是“全方位的了解”。如果你读很多关于日本的著作，甚至到日本走走看看，和普通的日本百姓多多交流，你不会很容易的成为一个“仇日分子”，顶不济，你也应该觉得虽然很多日本人非常可恨，但不是每个日本人都可恨。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身边有亲人或朋友是警察是共产党员，你和他们交流频繁，你不会很容易的仇恨共产党和警察，顶不济，你也应该知道虽然很多党员官员警察非常可恨，但不是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坏人。

有干坏事儿的警察们？当然有，多得是。有干好事儿的警察么？当然也有，同样多的是。有腐败的官员党员么？连胡CORE温总都说很严重；有不腐败的官员党员么？当然也有，七千多万党员，哪有那么多腐败机会啊？几乎所有群体中都有好人天使都有混蛋败类，那为什么有的群体那么容易招人恨？两个原因，一个心理学的，一个经济学的。如上一篇一样，心理学那个不是我的专业，只简单提一下。

上一篇说，仇恨别人的人通常认为“自己正在受到侵害”或者感到“自我受到了威胁”，那是说如果A群体仇恨B群体，那B群体一定要有能力侵害或威胁A群体。正常人不会集体仇视幼儿园的小朋友和养老院里的老人，因为他们无法对自己构成威胁。而警察和官员不同，他们有能力威胁和侵害普通人，亲身受过侵害的自不必说，对大多数人而言，即便从来没和这类人打过交道，但感受到这威胁便足够了。为什么小说电视里的坏人大都是膀大腰圆满脸横肉的主？因为看见他们就足以引发你内心的“不适”和“受威胁”的感觉，所以自然容易激发你的仇恨。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日本人，在中国的电视里他们凶恶猥琐，而且离我们近又缺乏资源，所以从来亡我之心不死，威胁自然大大地。其实我们在日本人的眼里也都是一个球样，中国同样是资源极度匮乏地大物穷的国家，同样是日本的近邻，同样亡他之心从来不死，威胁自然也是大大地。想消除两国的仇恨？难。

同样的还有医生，那是随时可以“威胁”每个人生命安全的主；富人和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抢走了本来属于老百姓的钱；各种成功人士，因为他们使别人感受到了“被鄙视”，并产生了“自我认同危机”。

当然，像一个“感情丰富情节曲折高潮迭起”的故事虽然具备传播仇恨的潜质，但不一定真的那成功一样，这些群体只是具备“招人恨”的属性，要实行这一属性，还需要经济原因。这原因是这些群体通常很难向公众低成本地提供“仇恨故事”的替代品 --- “全方位的了解”。

日本人不用说了，离得远，语言还不通，任我们如何修改历史并且同时指责他们篡改历史也百口莫辩，简直天然的受气包。

警察，医生，企业家，共产党，经济学家，成功人士，都具有类似的属性。就拿警察分析吧，其他类同。

警察是一项特殊职业，需要特别的训练，干的也是特殊的工作。这工作和老百姓息息相关，但带枪，出现的时候都带着“威胁”的姿态，和带手术刀的大夫一样，面对他们普通人感觉很无力。更要命的是，这职业天然很难让人“全方位的了解”。刑侦和现场取证调查这些专业技能自不必说，办公程序甚至管理户口都让普通人觉得神秘。就不说别的，那么多毛片儿中出现的“制服女警”就足以说明普通人心中这一行业的“不寻常”，像圣诞老人一样有些“神秘”。

宣传这行业的影视报刊资料不少，但目的不是让大家“全方位的了解”他们其实也就是一坨普通人，穿的威武雄壮实际上也和你我一样大多数时间坐在办公室，跑步可能根本追不上小偷。相反的，宣传材料把它们“神话”了，变得更难于让人理解了。这种故意制造的“神秘”实实在在造就了仇恨的温床，而且给了普通人过高的期望，一旦与现实不符，与他们有关的“负面故事”自然满天飞。而一旦“仇恨的故事”散开，根本没有辩解的能力。因为平时就因为过于神秘，谣言绯闻多姿多彩，这时候想出来还大家一个远没有故事精彩的平淡无奇的“俯卧撑”，您这不逗我们玩儿呢么？哪怕它是真的，谁信啊？！

同样地，医护人员总是白衣天使，企业家总是不劳而获日进斗金吃喝嫖赌，共产党员总是“人民公仆”，经济学家总是“富人利益的看门狗”，成功人士总是借助各种“神秘力量”和“潜规则”出人头地，总之在我们的媒体宣传和印象中都不是正常人，没法儿“全方位的了解”，这些“不寻常”可以制造出由距离产生的“美”，但也是仇恨生长的温床。所以这些群体一旦在各种故事中充当了反面角色，几乎没有翻身的机会。

行了，关于“仇恨”，第一“仇恨”是怎么传播的；第二为什么某些特定群体特别容易“招人恨”？两点我都分析完了。

至于“谣言”和“群体极端主义和行为”，暂时没精神写了。第一个是说信息传播机制中的个人选择，参考Banerjee1993年RES的论文《谣言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rumours)；后者说群体讨论实际上很难抹杀个人偏见，反而容易把个人的极端再推一步，变成集体的“更加极端”，比如说网上的的“左左”和“右右”们，一旦找到了各自的群体，很快会变得更加极端。参考Glaeser和Sustein 2007年的论文《极端主义与群体学习过程》（Extremism and Social Learning).

http://www.bullog.cn/blogs/huajiadi/archives/153098.aspx

[ 本帖最后由我本善良于 2008-7-3 13:4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