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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叶剑英也是关键人物之一。由于叶剑英在军队德高望重，因而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一个非常优良的周边环境；又由于叶剑英长期处于权力上层范围，因而他与党内、军内一大批老干部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由于以上两个因素的存在，叶剑英对稳定整个大局起着关键的作用，实际上也为粉碎“四人帮”创造了满意的前提和条件。从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一书中可以看出，在发动粉碎“四人帮”斗争的机器运转前后，叶剑英与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王震、谭震林、邓颖超、康克清、乌兰夫等老一辈革命家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经常在一起沟通情况，交换看法；叶剑英还与军队的老同志和实权人物李德生、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肖华、梁必业、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傅崇碧、吴忠、吴烈等人经常联络，探讨时局，密商对策。这些党内、军内有影响的人物的存在，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即使是“四人帮”阴谋得逞一时，但最终难逃覆灭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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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国锋未给叶剑英透底之前，叶剑英的动作主要是防御性的，如他要军队实权人物掌握好部队，注意观察动向，加强战备。他们也谈到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仅仅限于“要解决”的初级阶段认识，至于怎样解决“四人帮”、由谁来组织和领导解决“四人帮”的高级阶段认识，他们当时尚未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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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在党内、军内上层的庞大关系网，是粉碎“四人帮”的关键群体中任何人物都不可能拥有的丰富政治资源。这个资源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存在，就是一种作用发挥，就是一种坚强后盾。虽然叶剑英和华国锋不可能像华国锋与吴德、汪东兴、李先念那样经常见面或几乎天天碰头，商议方案细节，但叶剑英肯定出过一些好主意，甚至是质量很高的主意。例如，在准备工作的最后阶段，经李先念转达，叶剑英突然给华国锋提出：张春桥之弟张秋桥经常去昌平坦克六师活动，如果这个部队的某些人支持“四人帮”，在关键时刻把坦克开进京城怎么办？华国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找来吴德、吴忠商量对策，分析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并做好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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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对汪东兴的影响，恐怕仅次于或不低于华国锋给汪东兴的影响。正如华国锋后来回忆说的：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吴德口述亦证实：“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汪东兴是出过大力的最关键人物之一。这个大力中，既有华国锋的坚定支持，也有叶剑英的坚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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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会有人说：即使没有华国锋，叶剑英也能粉碎“四人帮”。实事求是讲，凭借叶剑英当时联络、团结和掌控的力量来说，要拿下“四人帮”可能不成问题。但是，没有华国锋的首倡，粉碎 “四人帮”的行动不会来得这么快；没有华国锋的参与，既会增加解决的难度，还会使这个行动缺乏权力秩序的合法性。因为按照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传统，以及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上压下”是合法的，“下克上”是非法的。华国锋的地位和身份，保证了采取这种特殊手段的合法性，也方便了我们对后人、对历史作出负责任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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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先生一封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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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首相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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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您坚持对二战战犯的追思，令中日两国为此龃龉，并有演变成政治交量的风标之虞。就事论事，对于二战，日本必须有一部分人士承担责任。即使当年日本没有投降，今天的百姓也可以怀疑当年的战争的正当性而追求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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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日本人民对日本天皇的感情，战后秩序的需要，以及当时操纵世界政治人物的睿智，当年国际法庭把“日本的战争罪行”归纳在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身上-也就是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百余名甲级战犯身上，并绳之以法。由于战犯们承担了战争的责任，所以从刑事法上来说，一件世纪大案已经了结。如此，日本人民在日本天皇的精神感召下，在日本政府的领导下，重建日本，并且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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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世界舆论，其中也包刮一部分日本舆论，把二战战犯都妖魔化，来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是未可厚非的事。但是，现在首相阁下要否定历史结论，罔顾靖国神社之清誉，此乃非常不明之举，如果阁下一意孤行，必将成为日本民族的罪人--笔者决非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