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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www.csuchen.de/
刘韵珂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是个“另类”。他不是满人,不是亲贵,甚至不是科班出身(连举人都不是,只是国子监中的拔贡生)。他家境平常,关系不多,既无显赫家世,也没有后台老板,然而官却升得很快,十四年间(其中包括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守制三年)由七品小京官而主事、员外郎、郎中、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拾级而上,直至1840年8月出任浙江巡抚,成为地地道道的“方面之员”。茅海建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他“办事结实”又“为人乖巧”。办事结实,皇帝欣赏;为人乖巧,同僚喜欢,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刘韵珂的一路青云直上还应该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特别用心”。 www.csuchen.de/
作为巡抚,刘韵珂虽然名义上是浙江战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但实际上却是当不了家的。因为在他之上,还有三位钦差(伊里布、裕谦、耆英)、一位将军(奕经)。然而,刘韵珂却并不因此袖手旁观,相反他积极主动地做了很多工作,又局不居功,因而颇得皇帝和长官的喜欢。 www.csuchen.de/
刘韵珂没有后台没有背景,一条小命晃晃悠悠,随时都可能因为“出言不逊”而被拿掉。更重要的是,他和颜伯焘一样,曾是铁杆的“主剿派”,而且曾为浙江防务殚精竭虑。要他主张由“剿”改“抚”,不要说别人,他自己就通不过。 www.csuchen.de/
然而不可收拾的战局使刘韵珂再也不敢心存幻想。定海、镇海、宁波接连失陷,葛云飞(定海)、王锡朋(寿春)、郑国鸿(处州)三镇总兵相继战死,钦差大臣裕谦兵败自杀,这一连串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打得刘韵珂大惊失色,目瞪口呆。他想不明白,如果连定海、镇海这样的防御工事都挡不住“英夷”的凌厉攻势,裕谦、三总兵这样的忠臣良将都压不住“逆贼”的嚣张气焰,那么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尤其是,当所谓“扬威将军”奕经兵败浙东、仓皇出逃、夜奔杭州时,刘韵珂的热情降到了零度,头脑也清醒起来。出于忧国,也出于忧民,他决定上书朝廷,调整政策。 www.csuchen.de/
在奏折中,他完全避开了“剿抚之争”,甚至只字不提“抚”或“羁縻”,而只是提出继续进行战争的十项“深属可危”的因素。这就是他1842年3月21日那道“十可虑”的奏折。其中,最有可能打动道光皇帝的,可能是第九条:浙江去年雪灾,春粮多未布种,物价与日俱增,小民度日艰难,人心浮动,盗贼四起,而地方官又忙于战事,无暇兼顾。在这样一种动乱时期,谁能保证没有“不呈之徒乘机而起”? www.csuchen.de/
这话很可能打动了道光皇帝。的确,对于一个专制君王来说,头等重要的是保住皇权。“英夷”虽然可恶,但毕竟只是要求通商、赔款、割地,并无灭清亡国之意,也动摇不了国本。然而一旦民众造反,则很可能就是皇冠落地。这可是大意不得的。“清朝统治者们尽管在诸多事务上糊涂昏聩,但在这一根本大计上十分清醒。”于是道光皇帝批曰:“所奏不为无见。” www.csuchen.de/
茅海建先生总结说:“讲真话,需要点勇气,也需要点正气。”我想补充一点:在专制制度下,也需要点技巧和心眼,刘韵珂就是证明。他在朝野上下不是唱高调就是说假话的氛围下,唱了“反调”讲了“真话”(真实的想法),却不但没有得咎,反倒升了官职──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顺便说一句,他也是交战省份督抚中惟一未获咎处反得升迁的人,这不能不归结为他的“为人乖巧”。 www.csuchen.de/
不过,刘韵珂的技巧和心眼也给他带来了麻烦。他担任闽浙总督后,继续用对付皇上的办法搞“曲线救国”,用“阴柔之策”对付“英夷”。表面上,他遵守条约让福州通商,背地里却做尽手脚,让英美商人无利可图,以致1855年福州的贸易额仅为三十七万元,1856年、1857年竟无一艘“番舶”光顾。刘韵珂对此十分自得。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洋洋得意地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实逼处此。” www.csuchen.de/
可惜他这一套到了咸丰朝就吃不开了。登基未久的咸丰皇帝要的不是这种鬼鬼祟祟的伎俩,而是堂堂皇皇的胜利,而朝野上下对刘韵珂的“媚夷”姿态也久为不满。刘韵珂混不下去了,称病请假。咸丰皇帝看穿他的把戏,将计就计,打发他回老家“调理”,而且一“调理”就是十二年。等到同治朝他再复出时,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了。 www.csuch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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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倡言“抚手”已属不易,那么,操作“抚局”就更是为难。 www.csuchen.de/
事实上,当钦差大臣耆英接受了“抚夷”的使命后,他就立即发现自己其实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肯“就抚”;另一方面,自以为是的皇上又不愿让步。两边的来头都很大。“前者以兵势追之,后者以权势压之”,夹在中间的耆英等人两头受气,也就只好如茅海建所言,对“鬼子”扮笑脸,对“主子”做鬼脸了。 www.csuchen.de/
耆英等人如何对“鬼子”扮笑脸,《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多有描述,其中最可笑的,则是两江总督牛鉴在1842年8月6日发给英国“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的照会。牛鉴在照会中说,这一次“和好通商之事”,不但江南带兵之员,即便是“扬威将军”奕经,也都不敢上奏,是我牛鉴不顾后果,“三次冒死据实陈奏”,我们万岁爷才恩准了。然而,当此“讲和之际”,“贵国大邦兵船忽然来到,是使本部堂一番好意,反启兵端”。于是牛鉴质问道:“试问贵国信在何处,义在何处?” www.csuchen.de/
而耆英则一开始就欺上瞒下,两头哄骗。1842年5月17日,英军重兵逼近乍浦,耆英闻讯大惊失色,也顾不上什么请旨不请旨,即派伊里布前往,“体察情况,设法羁縻,宣布天威,示以大义”。可惜“逆夷”并不害怕什么“天威”,也不讲什么“大义”,反倒发来一份照会,态度恶劣,语气强硬,公然要求大清皇帝表态愿意按照他们的条件办理。耆英一伙既不敢答复对方,也不敢如实上奏,反倒继续撒谎,在29日的奏折中专挑好听的话说,道是“该酋深知感激,只求通商(其实根本不是英方的条件),言词尚为恭顺(其实是咄咄逼人)”。至于自己的对策,耆英的说法是:“当此逆焰方张、战守两难之际,固不敢轻言攻剿,亦不敢专恃羁縻,惟有恃以镇静,殚心竭力,相机办理”,全是一派空话!事实是:乍浦失陷,吴淞告急,耆英、伊里布火烧屁股,屁颠屁颠地由杭州而嘉兴而王江泾而江苏昆山,“一路尾追英军讲和”。 www.csuchen.de/
然而“鬼子”却不跟他们讲,万岁爷也不同意。7月9日,道光皇帝下旨,道是“若再事羁縻,不特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于是下令:督耆英、伊里布与牛鉴等人“专意剿办,无稍游移”。 www.csuchen.de/
无计可施的耆英等人决计抗旨。他们很清楚,什么“专意剿办”,“逆夷”不再进攻就是好事!什么“无稍游移”,皇上本人就一再“游移”。果然,在耆英等人接到旨意的第二天,道光皇帝就“游移”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份材料,一份据说是英军“大元帅吴夏密”张贴在宝山县城里的“告示”。 www.csuchen.de/
这份“告示”是伪造的,只不过不知是何人伪造而已,因为“大元帅”一词向为英军所不用,“吴夏密”也实在不知是为何人。而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先生甚至认为就是耆英伪造的。但无论是何人伪造,都可以肯定这是耆英等人对皇帝扮的一个鬼脸。 www.csuchen.de/
这份“英军大元帅吴夏密”的“告示”说:五年前,“因本国商船误伤广东商人三名”,故“清国不许通商”,为此,我国“命我求和”。又因有人(暗指清朝“奸臣”)“诈我”,“不肯保奏朝廷”,只好发兵扣阙,意在“杀尽奸徒”,并不干你们百姓的事。尔等只管安居乐业,“毋得惊慌乱窜”。十日之内,本帅将“整顿三军,再扣北阙,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尔等百姓,大可不必庸人自扰云云。 www.csuchen.de/
显然,这是一份完全按照中国人思维方式写出的“安民告示”。尤其是那个“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说法,十分符合中国的逻辑,也十分符合朝廷对这场战争定下的调子。事实上,这场战争一开始,那些领兵上门前来要挟讹诈的敌凶,就被看作和说成是受了“委屈”来“告御状”的“外藩”。比如1840年英国外相巴麦尊挑起战争的照会,就被译成“求讨皇帝昭雪申冤”(其实意思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这次也一样,也是来“告御状”。既然是来“告御状”,当然要“讨个说法”。如果地方官“不肯保奏朝廷”,也就只好“直抵京师,自行讲话”了。这就不由得道光皇帝不信。何况,“命我求和”,是他喜欢听的;“奸臣诈我”,也是他相信的;而“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决定:既然如此,那就还是“设法羁縻”,“抚贼”了事! www.csuchen.de/
不过,道光皇帝还是留了一手。他指示耆英等人:“应守则守,应剿则剿,断不可稍存畏葸,致懈军心,是为至要!”对于英方的条件,他也一再讨价还价,不肯批准,而要耆英等人去讲道理。他天真地认为:“该逆既来诉冤,经此推诚晓谕,当可就我范围。” www.csuchen.de/
七 www.csuchen.de/
读《天朝的崩溃》一书感触最深的,就是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前方将帅的不断撒谎。可以说,在这场“鸦片的战争”中,谎言成了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只不过,他们不认为是鸦片,也不管它叫鸦片,而叫做“天朝体面”。有时候,也叫“爱国主义”或“英雄气概”。 www.csuchen.de/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民族都沉浸在一种“天朝大国”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在我们看来,人类居住的这个地方,叫“天下”;天下的中央住着我们,叫“中国”;中国的皇帝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的王朝是最伟大的,叫“天朝”;天朝的臣民是最优秀的,叫“华夏”;周边那些国家因为离天子太远,无法接受天朝的礼乐教化,因此不开化,是野蛮人,叫“蛮夷”。“蛮夷”和“华夏”之间是“君臣”关系,或“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关系,根本就不平等。“蛮夷”到“中国”来,要么是来“朝贡”的,要么是来“观礼”的,要不然就是来“乞恩”或者“喊冤”的。因此“天朝”无“外交”,只有“理藩”(即打理“中国”与“藩国”的事务)。直到耆英等人签订城下之盟时,使用的也仍是“恩准”字样(比如“恩准”五口通商)。明明是人家强迫我们订立不平等条约,还要说是我们“恩准”,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 www.csuchen.de/
然而,不说“恩准”是万万不行的。不说,就是“大不敬”,就是“卖国贼”。同样,不说“逆夷”“闻风慑服”、“实无能为”也是不行的。不这样说,就是“胆小鬼”,就是“助夷气焰”,就是一屁股坐到敌人那边去了。谁敢担这个罪名?也就只好说“夷不足畏”。 www.csuchen.de/
当然,夸大敌情的时候也有,比如说到1841年第二次定海之战时就是如此。在许多论著中,这次战役往往被描述成一个激动人心、英勇壮烈的故事:定海三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英军万余人的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终因寡不敌众而阵亡。 www.csuchen.de/
这样写,当然感人至深,可惜并不完全是事实。三总兵率军抗战是真的,英勇奋击也是真的,以身殉国就更是真的。但据茅海建先生考证,敌军并没有万人之多(更没有二三万),而是只有四五千;也没有“血战六天六夜”,而是只有不到一天时间,从1841年10月1日早晨开始,至下午二时许结束。在整个战斗中,“英军并未遇着坚强的、有效的抵抗”,“只付出了战死二人、受伤二十七人的微小代价”。敌情,显然被夸大了。 www.csuchen.de/
夸大的原因也很多,比如“清方官员在报告中伪讳粉饰已成风气”就是。所谓“伪讳粉饰已成风气”,也就是吃鸦片吃惯了。但这种尚待核实的说法在当时和后来却几乎视为信史,即使一些以“严谨治学”为标榜的人也宁信其真不疑其伪,就因为从至尊天子到寻常百姓,都喜欢听谎言,或者说喜欢听好话、“吉利”的话、歌功颂德和“鼓舞人心”的话,至于这些话是否真实,或者有几分真实,则是第二位的事。于是,我们听到的,便是经过了处理的信息,其中不好听不顺耳的部分已被过滤,好听顺耳的部分则被放大。这样的信息,即便有一定的真实性,归根结底也是不真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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