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鸟爱装嫩

中国该检讨脆弱的文宣体制

在各方压力下，同时出于中国利益的考虑，中国政府决定和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对话。这是拉萨事件僵持40天后的一个转折。尽管新华社155字的消息中夹杂着旧的调门，但寻求对话，依然被看作正确选择。


之前，中国政府在处理拉萨事件上显得进退失据。最初没能迅速向外说明真相，并限制记者报道，造成舆论战失分（直到现在，这个损失还无法扭转）。后来调整传播策略，邀请记者进藏，却又被打上官方安排的标签，由于部分喇嘛突然冲出来要求自由表态，更令中方尴尬。中国官方媒体此后又逐渐增加涉及西藏信息的传播数量，却丝毫没有改善中国在西方的舆论形象，同时由于奥运圣火继续在全球遭受抗议，同时由于涉及西藏信息的加速传播，又极大调动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由于一些抗议已属激进主义范畴，上周末中国再次调整策略，呼吁民众平静下来，并对敏感外国机构——如法国大使馆——严防死守，防止偏激者做出非理性举动。新基调重点非常明确：为激进情绪降温。


这样的故事早不陌生，在使馆被炸、反日游行时，都遵循类似模式，在民众情绪被鼓动后，又呼吁人们 “理性爱国”。“做好自己的事是最好的爱国”，这样的文宣语态背后是进退失据，没有任何新鲜感。


中国的文宣体制是否要一次次地重复错误？此次拉萨事件，应该成为中国检讨文宣体系的契机。


西方人一直认为：中国激进主义者背后站立这中国政府，而这确实与事实不符，这样做——支持激进主义者上街——不符合对“稳定”的期待，民众走上街头，恰恰触动了政府最敏感的神经。


但1990年代还是出现了四次公开报道的抗议活动，如炸馆事件、反日游行、厦门PX和此次抗议家乐福，其中，厦门事件具有偶然性，其他三次则和现存文宣体制高度相关。


这是因为，在外交事件来临之时，媒体机构最初一般要煽动情绪、指责对手，这是最安全的，这倒不一定是政府指使，相反是媒体惯性，这样做往往是最安全的，发出其他的声音，都可能会招来祸事。媒体声音必须寻求出口，而出口却有限，那么这些声音在有限出口内高密度发出，短期内形成了声音广场。


于是便进入“‘煽动’——情绪高涨——平息情绪”的怪圈。在这个怪圈中，政府反而经常是充当灭火者，而不是西方人所说的“背后支持”。


虽然，中国文宣机构和政府经常被看作是一体的，但现实中，文宣机构和政府部门不同，是有自己逻辑的。在这个体系里，“政治正确”是最普遍的坚持，因此，几乎没有一家媒体愿意、能够、敢于、富有智慧、用国际通行的话语模式维护国家利益，传递中国声音。


所谓“政治正确”，就是指其行为出发点只寻求不会受到同僚、上级批评，而不考虑是否违背国家利益，有损政府形象。


基于“政治正确”导致了一旦“有事”，政府无法有效传播自己声音，传播出去也不能令人信任，在官方媒体中，不要说在国际上，就是在国内谈得上有公信力的也没几家。而没人为中国政府说话，没人信任中国政府，何谈维护中国利益？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下，“政治正确”一直是一个毒瘤，即使是柔软的人也变得不妥协，即使是温婉的女发言人，也要操着过时并有损中国形象的调门，即使明明知道对达赖喇嘛进行人格攻击，会对民族关系造成极大伤害，并有损政府形象，但还是要显示“勇敢”。


在“政治正确”的癫狂之下，官员们五颜六色的声音，通过媒体传播，并经带有偏见的西方媒体的剪裁，中国的形象会怎样？如今，“政治正确”甚至蔓延到普通网民中，只不过，他们显得更暴力。


比如，动辄要杀人，动辄指责别人为汉奸、卖国贼(甚至主张把他们抓起来)，动辄强奸对方家里的所有女人，甚至问候别人的父母，这些语言的背后是最大的政治正确，“爱国”这样的“爱国”只能给CNN主持人“他们50多年来一直是一群暴民”的说法提供口实。


中国文宣体制对外损害中国利益，对内，则让中国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一旦出现社会动荡，政府发出的声音，主流的声音，将无法得到民众信任，让政府更加进退失据。


执政党在革命时代，相比他的对手——国民党，拥有巨大文宣优势，中共领导人习惯将之称为“笔杆子”，而几十年后，这一优势几乎荡然无存，目前，中国文宣体制，看起来很强大，但实际上很脆弱，比如达拉事件中的表现。


原载南方周末林楚方-北京观察博客，作者为南方周末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