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adoxfishbear

做人如果没有底线，没有原则，那就太可怕了。那会是什么？完全不可测，完全未知...:p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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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dou.com/v/XEnU3Y-2C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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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8000] :

刚开始的伤害,伤害是有限的.这个时候,施暴者处于正常状态下,会顾及道德舆论的评判.

暴力行为的持续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个时候,如果群体没有发出不同的声音而是表现为默认的时候,同时参与施暴人数的增加的时候,施暴者会受到"激励",暴力自动升级.在这个视频里可以清晰的看到从空手殴打脚踢逐渐过渡到用大石砖砸打受害者身体\头部\手指的漫长过程.人的兽性的一面张扬了.

在这样的过程中,报警是首要的.但是,如果在殴打之初或者在暴力升级的时刻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是很有机会阻止暴行的.施暴者即便进入情绪亢奋状态,但遇到反对的声音,就会被像浇了一盆冷水,悻悻收场.可以阻止的理由是:因为毕竟,每一个人都有亲人\都是血肉之躯,常态下更多时候体现的是人性.

有南宁少女最初被殴打,后被押赤身裸体在闹市游街数小时,并在网吧巡游,最后竟然免费"送"给围观者强奸,上演了同样丑陋的一幕.有北京恶少最初攻击拾荒者,最后发展成残忍虐杀,焚尸,人神共愤\令人发指!

在大多数时候,"群众"的态度,是暴力升级与否的关键所在.一个人暴力升级过程如此,一个群体对其他群体的暴力升级模型完全一样.

包括围观者在内,在他们经历了这样一个奇特的人生经验之后,事后回忆这样惨绝人寰的血淋场景,良心的拷打会伴随着他们很久,他们需要自我救赎.

人有没有权力对他人使用这样的暴力?现代文明早有答案.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施暴者,甚至有这样多在那一刻麻木的观众?在道德之外必定有其他的影响因素存在.我不相信仅仅是道德欠缺所致,我相信是更宽泛意义上社会环境\生存秩序对群体行动的影响更大."不明原由\不想惹祸上身"..."社会治安恶劣\有更残忍的暴力对照"...等等.

总之,除了种族虐杀的非洲,我再没看到这样的人间地狱.这是怎样的一个"和谐"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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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

2007-03-24 08:41:51　


李泽厚如是说———
我支持于丹。1994年，我在《论语今读》前言中有一段讲到这个问题，我说，“如果今天从《论语》(等经典)再作出某些新的摘录编写，加以新的解说发挥，它们不同样可以与《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起着慰安人际、稳定社会、健康身心的功能作用吗？”我没想到，十多年后，于丹做了这个事情，并获得了如此多的听众和读者，我祝贺她成功。《圣经》在西方的重要作用，就是稳定社会、慰安人际。于丹就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这起着同样的作用，宗教并不是坏的，它有稳定社会的积极功能，当年儒学和《论语》也起了这种作用。
记者：《论语》非得要“摘录加心得”才能“慰安人际”吗？干嘛不直接读《论语》？能讲一下国外宗教思想的传播方式吗？
李泽厚：《圣经》并不是孤零零的一本书，它有很多解释它的书，还有一些电台专门解释教义，有专门设计给儿童看的，配了很多彩色图画，编成故事，销量很大。此外，教会还会免费赠送一些书籍。在今天新的社会环境下，当然需要针对今天人们的问题和状况来“摘录加心得”，作出解释发挥。
记者：在美国，有没有播音员因为讲《圣经》，像于丹一样成了几乎家喻户晓的明星？
李泽厚：美国人做这个事情很久了，人们习以为常。我们突然地出了一个于丹，所以一下子很火。美国很多人一星期去一次教堂，宗教行为已经不知不觉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没有这种现象。
记者：孔子不忍“礼崩乐坏”而追求“克己复礼”，于丹迅速深得人心，是否说明当下近于“礼崩乐坏”？
李泽厚：为什么中国那么多人从老人到小孩都愿意接受于丹？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是进步了比较富裕了，也许更加彷徨、苦闷和心理的不平衡。于丹适应了这种需要。我刚才说了，虽然现在物质生活丰富了，但是心灵上的苦恼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真情难得，人际关系淡漠，每天都在计算金钱，这些都会使人的精神生活感觉更加贫乏。没有宗教，没有寄托，为人处世没有准则，生活意义没处寻觅，等等。所以讲一些孔夫子的东西，能够安慰他们，启发、引导他们。
记者：可美国人物质生活也很丰富啊。
李泽厚：它的宗教传统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如果美国没有宗教，那问题就会更大了。
记者：1919年后，孔子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打倒。是否此前，礼乐有序？
李泽厚：此前有礼教，“文革”前有毛泽东思想，人们讲诚信。为什么，他们有信仰，毛时代信仰共产主义。对于个体来说，有一个信仰，生活就会充实很多。现在是信仰丧失的时代，道德丧失的时代。所以大家就感觉“礼崩乐坏”了，无论对事还是对人，人们没有了准则，有人不知所措，也有人无所不为。于丹讲这个，不就是为了大家生活快乐、心灵快乐嘛。这个就是起到了宗教性的作用。中国没有宗教，但是有半哲学半宗教的儒学和礼教，如我反复讲过的。
记者：您怎么看待某些宁要信仰不要命的生存方式？
李泽厚：这就是信仰麻烦的地方，信仰有时候是上帝，有时候是魔鬼。美国有过人民圣殿教，将教徒集中在一块，然后杀死，这是邪教。美国还有其他类似的宗教，它们也有信仰，却信仰了魔鬼。但是，全世界那些大的宗教，能够绵延那么广，持续那么久，有那么众多的信徒，就有它的理由，它们一般是有益于社会和大众的。
记者：您觉得于丹的错误都能容忍吗？
李泽厚：错误是免不了的嘛，何况《论语》很多地方就有多种解释，像“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她大概是解释错了，但是改了就行了嘛，没有必要抓住这些大肆攻击。当然，人各有分工，但是基本的意思还是不能错的。十几处错误也不算什么。于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大家重新产生对中国经典的兴趣。20多年前，反传统最厉害，现在，又突然觉得传统好得不得了，都不对，这里我也要提醒一下，每个传统都有坏的东西。
记者：回到一个旧有的争论，它的关键词是：精英、平民和思想史。
李泽厚：你讲的可能是指当时葛兆光先生出版了他的《中国思想史》，这是1990年代的事了。当时有人说这种写作方法是最好的，甚至是惟一的，我不赞成。葛兆光强调的是民间思想，我说这种写法应该有，但是重要的还是精英思想，精英的思想还是思想史的主流，比如你要了解古希腊，你是了解那些哲学家的思想，还是了解那些老百姓的思想？你要了解先秦时代的中国，你是去了解孔子、老子、庄子、孟子，还是了解先秦老百姓的思想？你当然主要是去了解前者，因为这些精英在当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后人从中可获取的智慧、能力和知识要多得多。精英并不一定是高居庙堂，有的就很可怜嘛，在各个国家流浪，孔子不也如此么？
记者：那您将于丹放在什么位置，平民还是精英？
李泽厚：她是做普及化平民化的工作，她并不是专门研究孔子的专家学者，她只是在宣传孔子的思想，有点相当于西方的布道士。她自己也承认是布道嘛，布孔子之道有什么不好呢？人们觉得需要她，觉得她讲得好，能打动人心，这就很不简单，不要用专家学者的标准来要求她。要那么多学者干嘛，什么人都要做专家学者干嘛。
记者：学者不需要很多，那么布道士呢？
李泽厚：布道士需要一大批人来做。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去年我就说，余秋雨、易中天、阎崇年很不错，我支持他们上电视讲坛，他们讲历史，按照正史来讲。现在老百姓了解历史是通过电视剧，好些电视剧乌七八糟胡编乱造。那么他们做这些事有什么坏处？当时，易中天不是也被人攻击得很厉害吗？
记者：易中天比之于丹，谁更能称作为布道士？
李泽厚：易中天讲的是历史故事，而于丹讲的是为人之道，那当然更受关注。前者不是“布道”，后者却涉及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也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不单纯是知识、趣味，当然更为老百姓所需要。儒学是有宗教性的，港台的新儒家，例如牟宗三，便把儒学的宗教性挖掘得很深，但那是在书斋里的学术研究，所以我说你那个大讲宗教性的儒学却算不了有宗教性，因为讲的那些东西根本没几个人懂，根本到不了老百姓那里去。只有学术意义，没有社会意义，起不了宗教或宗教性应起的作用。
记者：那您有没有想过做一个布道者？
李泽厚：我从来没想过。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兴趣。如果我的书一下子销250万，那我就彻底失败了。我想王国维，他也会不情愿自己的书一下子就能卖250万吧。尽管他的《人间词话》销量也不小，但那是累积的长期的。以前有人问我对学者从政从商怎么看，我说那很好啊，为什么要所有人都挤着做学者呢？每个人的才能、性情、境遇都不一样，人应该按自己的主客观条件来做自己能做和愿做的事情。社会本来就是分工合作来维持生存的，不需要所有的人都挤在一条通道上，即使这条通道如何宽广美丽，也不必要。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人，生于1930年，1990年代起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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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人谷江小魚：

网上看到某报记者对李泽厚先生的采访，谈及于丹事：
[si{e=4]http://news.163.com/07/0324/08/3ABAL5DO000121EP.html
李泽厚的观点，和相当一部分人类似。他们认为，大众由于知识的限制，他们所需要的是通俗化的东西，而于丹正是把学院知识普及化，让更多人知道经典，因此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上是有所贡献，甚至是居功阙伟的。
如李先生所言“她是做普及化平民化的工作，她并不是专门研究孔子的专家学者，她只是在宣传孔子的思想，有点相当于西方的布道士。她自己也承认是布道嘛，布孔子之道有什么不好呢？人们觉得需要她，觉得她讲得好，能打动人心，这就很不简单”。显然，于李泽厚先生看来，于丹是一个布道者，架设了从精英到大众、从学院到民间的一道桥梁。
虽然知道李泽厚先生也写过论语今读的书，也知道他在八十年代的名气实不让如今的于丹，但恕我孤陋寡闻，除了个别文章，未曾去读过他那些当年亦曾洛阳纸贵的关于哲学、美学的书，因此对李先生学问不敢多置喙。但是，就李先生对于丹的这些评论，我实在不敢苟同。
布道者应“畏道”
知识和思想的传播，的确需要人去做一些通俗化的工作，而且这也不是容易的事，需要不厌其烦的耐性、出众的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还要了解大众的需求和知识接受力。
布道者的知识虽然不一定能够达到非常的高度和深度，但是他们一定要“畏道”，就是要有对道的敬畏。
一个丧失了敬畏的社会，就会出现某旁听者在北大课堂公然质疑教授，并且不以为耻而以为荣，遍发于各论坛而暴名网络的荒谬故事；就会出现不学无术而横行于各高校、机构，给自己戴上上百个头衔的现代裘千丈；就会有无数的民科们，总幻想自己开创了什么惊天动地的理论，发明了可以传世的东西。那实际上是基于知识贫乏之下的精神妄想症。而这些人其实是对真正知识的破坏和侮辱。想当年，特异功能、永动机、水变油的东西能堂而皇之占据所有媒体，能使科学院也正儿八经举行研讨会，能使举国如痴如狂；而如今还有人这边厢说用易经证明了四色定理，那边厢变成了一个……小将说要打到孔夫子。
没有敬畏精神的偏执，导向的很可能是怪力乱神。
于丹的口才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她实在充当不了孔子布道者的角色。正如一个不知“礼失求诸于野”、“他的内子”有什么问题的人古汉语水平不会好到那里一样，一个连“女子与小人”也错解的人，的确没有作为孔子布道者的资格。
莫把庸俗、低俗当通俗
即便抛开那些读过几年书的人都可以识别的基本错误不管，就说于丹对孔子和论语的“微言大义”上的阐释，也是让人不能忍受的。她实际上不是通俗化、普及化经典，而是庸俗化、低俗化了经典。
不要混淆了通俗和庸俗，如果说，真有那么一道从精英到大众、从学院到民间的桥梁，那应该是通俗，而绝非庸俗。
通俗化是用大众的语言、句式和表达方式来解释和阐述的一个过程，而绝非通过歪曲、变形和伪造来陈述。
在这篇关于李泽厚先生采访的文章的右侧广告栏，出现的是赵本山的漫画图片，一个让我极不舒服的形象。我在想，那些分不清何谓庸俗、低俗和通俗区别的人，赵本山其实就提供一个绝好的譬喻。
我实在无法理解赵本山能够有如此大的市场，能让这么多人“喜闻乐见”。那些充满低俗、下作的表演竟也能叫幽默？这些难道就是通俗的喜剧？
真正通俗、幽默的表演，是周星驰当年主演的《国产007》、《鹿鼎记》等片子，这些影片，在商业化取得很大成功的同时，也达到了内地所谓大片无法企及的高度。这些才是真正的通俗。李力持、王晶等导演，他们做的才是真正的关于自由、个人主义思想的通俗化的工作。而于赵本山、雪村、潘长江等人身上，除了猥琐二字，你还可以看到更多东西么？
分不清庸俗、低俗和通俗，恐怕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哀。
如在这次被许多媒体作为X博士宣言滥炒的事件中，《吁请书》作者、我的好友徐晋如在其中一文所说，儒家学说核心是营造礼乐社会。而孔子讲的快乐，是大人君子的快乐，是因为知识和美德而高贵的自然贵族的快乐。
所谓礼乐，指的等级与和谐。人是异质的，有大人君子，也有小人。但是，这些区分不是以统治地位、财富来划分的，而是依靠知识和美德来分的。而知识并非深不可逾的沟堑，而是可能通过后天学习和积累的。
因此，孔子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平等，反庸俗的。而于丹的论语解说，恰是因为她本来根本不具备足够的知识，而歪曲和庸俗化了孔子思想。用句论语里的话说，是“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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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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