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中国的未来》序

2006-08-31 | 《中国的未来》序

这是一本书的序言,是一本专栏文章的结集。不是百鸟归巢那种,而是刻意地在专栏写一系列有连贯性的文章,然后结集成书。二十多年前我有两本这样以一个大题材写一系列文章而结集的书:《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文章是先在《信报》发表的。都很成功:自己满意,畅销,认真读的人多,有些北京朋友甚至认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起了点作用。其后一九九三年,要带佛利民到北京会见江总书记,那里的朋友要求我写一系列评论中国经改的文章,带到北京去。我于是写了《中国的经济革命》那系列,文章不多。这本小书价格相宜,销量高,但因为迫着动笔,时间不够,文章的重量就比不上此前的两本了。

《中国的未来》是今年三月底起在《南窗集》发表的关于中国的一个大题材的系列文章的结集。动笔前就有这样打算,但不敢肯定,因为文章不易写,没有信心可以写出一个可读的整体。毕竟写完了,而考虑到题材的困难,自己满意。原来共十八篇,但隔了一期发表《扶农大纲说》,认为有关而重要,于是编为十八,原来的十八改为十九。此外,这结集加了一个附录,是二○○四年一月初写好、二月十六日在《信报》发表的《还不是修宪的时候》。这篇长文重要,因为有先见之明,首先提到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独步天下。

我为解释这地区竞争制度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而终于得到完整的解释,要靠两个因素。其一是地方政府的朋友有问必答,绝不隐瞒,有关的文件有求必供。其二是自己在经济学上作过研究的学问,刚好与今天的中国地区制度有关。没有作过类同的研究,我不可能成功地解释这制度。

在「中国未来」这系列中,有五篇是解释上述的地区制度的。不厌其详,用不同的角度反复申述。侯运辉与萧满章等懂经济学的朋友投诉有不明之处,高斯也要求我再解释。高斯不懂中文,他的助手译了一篇给他看,他认为重要,要求我详述。其后他两次要求我用英文写出来。七十岁还能解通中国的达文西密码,宝刀未老,上述朋友的投入有助焉。

说过多次,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妙绝天下。读到北京提出的改革地区的一些建议,感受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搞出来的制度是那么优越。以五篇文章解释,最后一篇写得萧满章说完全明白,于是心安理得。解释得清楚,北京当局应该知道哪方面可以改进,哪方面不要动,算是作出贡献了。至于北京的朋友读不读我的文章,或听不听我的解释,则不能顾及。不应该顾及:北京要怎样做是他们的决定,书生之见只是书生之见而已。

不是书生之见那么简单。是科学之见。经济是一门科学,可以解释现象。解释现象的发生——即是解释为什么会发生——与推断或推测现象的发生是同一回事。说过了,预测与推测不同。前者要靠水晶球,或看风水,后者则要指明在怎样的情况下某些现象会出现。简言之,这里说的「情况」就是经济学说的局限条件了。科学逻辑称「验证条件」,经济逻辑称「局限条件」。

我坚守的从史密斯传统发展下来的经济学,指定局限条件的转变是推断现象发生必需的。很困难,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局限条件的变化多而复杂,不容易简化,更不容易拿得准。其二是局限条件的转变要与真实世界发生着的大致吻合,不可以子虚乌有地作出来。不容易,但如果掌握到真实世界的局限转变的重点,基础理论——主要是需求定律——运用得宜,经济解释或现象推测可以很准确。原则上可以万无一失——实证科学应该这样——但面对世界的复杂,拿不准局限转变的要点,理论掌握不足,失误频频似等闲也。我自己是幸运的。过于高举自己是人之常情,在经济现象的推断上,我对自己的准绳有点自豪。不是没有失误,而是命中率高。对需求定律的掌握自成一家,前无古人,而对真实世界的局限变化的观察,不遗余力近五十年了。

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反对的行内朋友屈指难算。最亲近的巴赛尔也反对,但认为我的理论天衣无缝,半点错漏也没有(见拙作《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第三章)。问题是当时我对中国的局限转变是否看得准。一天晚上,无意间,我把中国改革制度的交易费用一分为二:知道市场运作的讯息费用与说服既得利益接受改革的费用。一九八一年,看得清楚,这二者正在下降,没有理由不继续下降。

重读当年对中国改革的推断,给自己打一百分。可惜当时不同意的师友那么多,自己不敢推断细节。话虽如此,当时我写下,中国改革最困难之处,是有垄断权的国营企业。

今天看中国未来,远比二十五年前复杂了。形势好,发展动力九十分。然而,明显地,一两步大错会败下阵来。地区制度可以小修,但不要大改。这方面我有信心。货币制度大致上要坚守朱镕基划定下来的,千万不要改走欧美的制度。这是说,人民币要坚守一个固定的锚(虽然我认为以一篮子外币为锚不是最佳的选择),不能让人民币大幅升值。这方面,虽然支持升值的言论多(包括北京的智囊),我也有信心。写了数十篇文章解释,北京不可能不知道,人民币大幅升值,农民的生活不容易搞起来。改善农民生活是今天北京政策的重点。说过了,这方向不可能错。不能大搞福利经济:小搞可以,大搞完蛋。这方面也不会是大问题:在目前的制度下,大搞福利,地区不会接受。

国际政治不论,战争或恐怖活动我是门外汉。我不同意佛利民不久前说的:中国不搞政改,早晚会有大动乱。佛老没有跟进这些年中国地区的政制改革。改了很多,有好有坏,好多于坏,我不是专家,不敢多说。要说的是外人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永远只看北京,是大错。权力下放了那么多,很多方面北京要管也管不着。说过了,中国的制度自成一家,我们不应该戴着有色的「民主」眼镜看。

今天最头痛的问题,是宏观调控。这个通胀低(约年率百分之二)的经济「过热」的头痛,除了中国,历史没有出现过,其它国家求之不得也。我不知何谓经济过热,但北京的处理手法多而常变。老实说,他们的经济专家(好些是朋友,一些跟过我这位大师)的分析与言论难以恭维。有点搞笑,有点发神经。会另文跟他们搞笑一下,与这结集无关。有关的是北京的宏观调控会不会把中国的发展杀下马来。机会不高,因为北京不会那样蠢,见势头不对还要调控下去。问题是一不小心,「调控」过度,把经济搞垮,翻身不易。另一方面,动不动就宏观调控,调来调去,对投资者的意图与信心肯定有不良影响。这是影响了投资者的前景预期,对经济可以有很大的杀伤力。困难是预期的形成,经济学到今天还没有掌握到解释。如果北京的宏观调控重复又重复,甚或变本加厉,促成了无可救药的不良预期,经济一蹶不振,翻不得身,会是见笑天下的大悲剧。经济逻辑说可以发生,虽然历史没有出现过。

为恐读者不买《中国的未来》这本书,书内的重要推断,这里不谈为上也。
(按:欲购买此书,请联系香港花千树公司:arcadia@netviga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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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扶农大纲说(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九

张五常:扶农大纲说(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九

2006-08-10   绝对不怀疑温家宝先生要大幅改善中国农民的生活;没有任何理由不支持他的意图。方向不可能错:农民的生活搞不起,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有大成。问题是怎样做才对。  是极端困难的政策话题。农民贫困的国家,说要改善的随处都说,不知说过多少次了,但有谁真的办到呢?今天农民生活过得不错的国家,农民的生活没有真的悲惨过。不愚蠢地约束农产品进口,农民的人均土地只一亩多,上帝也恐怕救之不易。华中张培刚大哥六十年前在哈佛获奖的博士论文,指出农业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机所在。当然对,可惜大哥当年的大声疾呼如石沉大海。近十年来有转机了,大哥可以告慰,但农民的生活可否一般地达到小康之家,还是个大问号。  扶助农民或贫民不容易。赈济、补贴等往往长贫难顾,不容易鼓励他们自力更生,况且这些「慈善」措施,开了头不容易收回来。多建公路,鼓励农村发展工业,提供教育与文化水平,可以做,应该做,但效果多半不足够。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能以这些算得上是「正性扶贫」的方法把农民的生活大幅地搞上去。今天北京有钱,可以大花一笔扶农,也打算这样做。他们下注显得小心谨慎。不久前读报道,说北京选数十条格外贫困的村落,给每村一笔钱(记不清楚,不多的),让他们自己选择怎样花,看看效果如何。这是投石问路,不坏。扶贫工作的陷阱屈指难算。  要改进农民的生活水平,六十多年前作小孩子时我就听到,老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回顾历史,中国农民的故事永远是悲剧。近代最悲的故事有五十年代后期兴起的人民公社,与早一百年的太平天国,是内战,据说农民死了三千万。纵观世界,资源局限与中国类同的,没有一处农民生活得好。是多么令人失望的经验。  奇迹终于出现了,大约六年前开始的,地点是中国。近三年这奇迹来得清楚,令我舒一口气。有不少实例支持:成熟了的荷兰豆因为工资过高而没有人采摘;较差的农地被弃置;农业雇用农工开始盛行;机械耕耘代替牛力,等等。最明显有两项。其一是民工荒在珠三角一带来得严重;其二是苏、浙一带,三年多前农工的月薪大概人民币三百,今天五百也不易找到。那些说中国进入世贸后农民更苦的言论,要不是刻意中伤,皆胡说八道也。  还有不少支持农民生活开始跃升的例子。三年前近于市镇的农地每亩年租大约二百五十,今天是四百多——农民工资上升后如是,反映着农产品之价上升了不少。实地调查,我喜欢用推论(infer)的方法,认为最可靠。两年多前,为了摄影在国内到处跑,凡到农村我必定细看,跟农民聊天,然后draw inference,没有一次不支持他们的生活正在上升的看法。  大有改进不等于足够。正相反,这改进是好势头,鼓励我们顺水推舟,把握着这机会把农民的生活大手推上去。有机会成功吗?很难说。这势头是史无先例的发展,是个现象,推不上去就让天下同声一哭吧。  让我们冷静下来,细想为什么上述的势头奇迹地出现了。两个原因是明确的。其一是我多次提及而又作过深入分析的中国地区的激烈竞争制度。在那土地使用分成的局限下,人手不足土地不值钱,于是,县与县之间竞争招商,也迫着竞争招工。加上九十年代中期起中国大举放宽人口流动,农民转到工业去发展得好。外间报道下岗工人多,其实是转工频频,另谋高就也。不久前带一位在东莞设厂的朋友到长三角参观工业区,他看得仔细,说:「这里是厂家天堂,因为见不到工厂的门前贴着招工告示。」其实长三角招工也不易,只是没有珠三角那样紧张罢了。  其二是朱镕基时代推出的货币制度,上苍保佑,发展为人民币的币值在国际上偏低,成为世界第一强币。二十多年前开放改革之初,有谁想到人民币会变得那样强劲呢?八年前我说人民币是强币,五年前在南开大学讲话,说人民币大强。不要忘记,那些日子人民币的灰市汇率低于官价,但懂得掌握基础经济理论的不难看出其隐藏着的强势。二○○三年初我见官价与灰市偶尔打平,就说国际(尤其是美国)将会施压,逼使人民币升值。这是经济学。  人民币的强势对农民有大助,因为偏低的币值可使知识不足的劳力容易卖出去。最明显是我称为接单工业的,差不多是农转工的必经之路,遇到无可避免的国际廉价劳力竞争,人民币不偏低很头痛。  上述可见,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与人民币有大强势,皆难得一遇的条件:前者妙绝天下,后者是神州数千年一见的。二者虽是人为,但那么巧合,确属天意!这也可见目前中国农民的生活开始明显地有转机,来得不易。要记着,上述二者都大幅地增加了农民劳力的需求。今天中国扶助农民的要点不是补贴农业,而是要保持及加强这需求的继续。  向前看,无可置疑,扶助农民要把工商业的发展推到内陆去,推到乡镇去。说过了,信奉市场,我是反对凡事市场的。政府的策划需要,但要明智地利用市场运作的协助。公路的建造,公众的设施,不可以没有策划,而教育、文化、医疗等发展,或多或少要有政府的参与。这只不过是说,很多事项用公司的形式处理,可以减低市场的交易费用。不能否认胡涂帐或见不得光的还不少,但退一步看,看大势,北京是懂得利用市场运作的。说实话,我没有见到另一个更喜欢利用市场的政府。  在重要的教育与医疗这两方面,对农民重要的,不妥,但有改进的迹象。骂过了,走着瞧吧。目前的主要困难,是宏观调控出现了问题,尤其是房地产那方面。不反对约束炒买炒卖可能引起的楼价狂升暴跌,但反对不容许楼价上升。最近推出投资增值税,引狼入室,看来是大错,将另文解释。不容易判断怎样的行为才算是炒买炒卖,也无从判断泡沫之将至。但如果城市的楼价不反映市场的供求,对扶农有害无益。  道理是简单的。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上升,需求会转到乡镇去,促长了乡镇的工商业发展,从而增加市场对农民劳力的需求。困难是毫无约束的土地使用,就算工业园搞得美轮美奂,市容足以炫耀,工商业的发展会集中于繁盛之区,乡镇落后,而不愿意离乡别井的农民会继续穷下去。因此,土地使用分配的策划是需要的。决定了这分配(不容易),只要房地产之价反映着市场的供求,楼价再高也要接受。理论逻辑说,如果楼宇的空置率够低,楼价不容易有暴升暴跌的情况。记着,不同地区的土地使用分配是重点,我期待看看北京表演他们的天才。  中国的农民真的可以杀出重围吗?如果北京不行差踏错,应该可以吧。是非常困难、近于不可能的希望,但上述有利条件的巧合,也近于不可能,毕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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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是故乡明

今天看未来,中国的农民怎样,中国就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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