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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31 | 《中国的未来》序

这是一本书的序言，是一本专栏文章的结集。不是百鸟归巢那种，而是刻意地在专栏写一系列有连贯性的文章，然后结集成书。二十多年前我有两本这样以一个大题材写一系列文章而结集的书：《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文章是先在《信报》发表的。都很成功：自己满意，畅销，认真读的人多，有些北京朋友甚至认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起了点作用。其后一九九三年，要带佛利民到北京会见江总书记，那里的朋友要求我写一系列评论中国经改的文章，带到北京去。我于是写了《中国的经济革命》那系列，文章不多。这本小书价格相宜，销量高，但因为迫着动笔，时间不够，文章的重量就比不上此前的两本了。

《中国的未来》是今年三月底起在《南窗集》发表的关于中国的一个大题材的系列文章的结集。动笔前就有这样打算，但不敢肯定，因为文章不易写，没有信心可以写出一个可读的整体。毕竟写完了，而考虑到题材的困难，自己满意。原来共十八篇，但隔了一期发表《扶农大纲说》，认为有关而重要，于是编为十八，原来的十八改为十九。此外，这结集加了一个附录，是二○○四年一月初写好、二月十六日在《信报》发表的《还不是修宪的时候》。这篇长文重要，因为有先见之明，首先提到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独步天下。

我为解释这地区竞争制度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而终于得到完整的解释，要靠两个因素。其一是地方政府的朋友有问必答，绝不隐瞒，有关的文件有求必供。其二是自己在经济学上作过研究的学问，刚好与今天的中国地区制度有关。没有作过类同的研究，我不可能成功地解释这制度。

在「中国未来」这系列中，有五篇是解释上述的地区制度的。不厌其详，用不同的角度反复申述。侯运辉与萧满章等懂经济学的朋友投诉有不明之处，高斯也要求我再解释。高斯不懂中文，他的助手译了一篇给他看，他认为重要，要求我详述。其后他两次要求我用英文写出来。七十岁还能解通中国的达文西密码，宝刀未老，上述朋友的投入有助焉。

说过多次，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妙绝天下。读到北京提出的改革地区的一些建议，感受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搞出来的制度是那么优越。以五篇文章解释，最后一篇写得萧满章说完全明白，于是心安理得。解释得清楚，北京当局应该知道哪方面可以改进，哪方面不要动，算是作出贡献了。至于北京的朋友读不读我的文章，或听不听我的解释，则不能顾及。不应该顾及：北京要怎样做是他们的决定，书生之见只是书生之见而已。

不是书生之见那么简单。是科学之见。经济是一门科学，可以解释现象。解释现象的发生——即是解释为什么会发生——与推断或推测现象的发生是同一回事。说过了，预测与推测不同。前者要靠水晶球，或看风水，后者则要指明在怎样的情况下某些现象会出现。简言之，这里说的「情况」就是经济学说的局限条件了。科学逻辑称「验证条件」，经济逻辑称「局限条件」。

我坚守的从史密斯传统发展下来的经济学，指定局限条件的转变是推断现象发生必需的。很困难，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局限条件的变化多而复杂，不容易简化，更不容易拿得准。其二是局限条件的转变要与真实世界发生着的大致吻合，不可以子虚乌有地作出来。不容易，但如果掌握到真实世界的局限转变的重点，基础理论——主要是需求定律——运用得宜，经济解释或现象推测可以很准确。原则上可以万无一失——实证科学应该这样——但面对世界的复杂，拿不准局限转变的要点，理论掌握不足，失误频频似等闲也。我自己是幸运的。过于高举自己是人之常情，在经济现象的推断上，我对自己的准绳有点自豪。不是没有失误，而是命中率高。对需求定律的掌握自成一家，前无古人，而对真实世界的局限变化的观察，不遗余力近五十年了。

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反对的行内朋友屈指难算。最亲近的巴赛尔也反对，但认为我的理论天衣无缝，半点错漏也没有（见拙作《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第三章）。问题是当时我对中国的局限转变是否看得准。一天晚上，无意间，我把中国改革制度的交易费用一分为二：知道市场运作的讯息费用与说服既得利益接受改革的费用。一九八一年，看得清楚，这二者正在下降，没有理由不继续下降。

重读当年对中国改革的推断，给自己打一百分。可惜当时不同意的师友那么多，自己不敢推断细节。话虽如此，当时我写下，中国改革最困难之处，是有垄断权的国营企业。

今天看中国未来，远比二十五年前复杂了。形势好，发展动力九十分。然而，明显地，一两步大错会败下阵来。地区制度可以小修，但不要大改。这方面我有信心。货币制度大致上要坚守朱镕基划定下来的，千万不要改走欧美的制度。这是说，人民币要坚守一个固定的锚（虽然我认为以一篮子外币为锚不是最佳的选择），不能让人民币大幅升值。这方面，虽然支持升值的言论多（包括北京的智囊），我也有信心。写了数十篇文章解释，北京不可能不知道，人民币大幅升值，农民的生活不容易搞起来。改善农民生活是今天北京政策的重点。说过了，这方向不可能错。不能大搞福利经济：小搞可以，大搞完蛋。这方面也不会是大问题：在目前的制度下，大搞福利，地区不会接受。

国际政治不论，战争或恐怖活动我是门外汉。我不同意佛利民不久前说的：中国不搞政改，早晚会有大动乱。佛老没有跟进这些年中国地区的政制改革。改了很多，有好有坏，好多于坏，我不是专家，不敢多说。要说的是外人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永远只看北京，是大错。权力下放了那么多，很多方面北京要管也管不着。说过了，中国的制度自成一家，我们不应该戴着有色的「民主」眼镜看。

今天最头痛的问题，是宏观调控。这个通胀低（约年率百分之二）的经济「过热」的头痛，除了中国，历史没有出现过，其它国家求之不得也。我不知何谓经济过热，但北京的处理手法多而常变。老实说，他们的经济专家（好些是朋友，一些跟过我这位大师）的分析与言论难以恭维。有点搞笑，有点发神经。会另文跟他们搞笑一下，与这结集无关。有关的是北京的宏观调控会不会把中国的发展杀下马来。机会不高，因为北京不会那样蠢，见势头不对还要调控下去。问题是一不小心，「调控」过度，把经济搞垮，翻身不易。另一方面，动不动就宏观调控，调来调去，对投资者的意图与信心肯定有不良影响。这是影响了投资者的前景预期，对经济可以有很大的杀伤力。困难是预期的形成，经济学到今天还没有掌握到解释。如果北京的宏观调控重复又重复，甚或变本加厉，促成了无可救药的不良预期，经济一蹶不振，翻不得身，会是见笑天下的大悲剧。经济逻辑说可以发生，虽然历史没有出现过。

为恐读者不买《中国的未来》这本书，书内的重要推断，这里不谈为上也。
（按：欲购买此书，请联系香港花千树公司：arcadia@netviga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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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扶农大纲说（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九

2006-08-10   绝对不怀疑温家宝先生要大幅改善中国农民的生活；没有任何理由不支持他的意图。方向不可能错：农民的生活搞不起，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有大成。问题是怎样做才对。  是极端困难的政策话题。农民贫困的国家，说要改善的随处都说，不知说过多少次了，但有谁真的办到呢？今天农民生活过得不错的国家，农民的生活没有真的悲惨过。不愚蠢地约束农产品进口，农民的人均土地只一亩多，上帝也恐怕救之不易。华中张培刚大哥六十年前在哈佛获奖的博士论文，指出农业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机所在。当然对，可惜大哥当年的大声疾呼如石沉大海。近十年来有转机了，大哥可以告慰，但农民的生活可否一般地达到小康之家，还是个大问号。  扶助农民或贫民不容易。赈济、补贴等往往长贫难顾，不容易鼓励他们自力更生，况且这些「慈善」措施，开了头不容易收回来。多建公路，鼓励农村发展工业，提供教育与文化水平，可以做，应该做，但效果多半不足够。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能以这些算得上是「正性扶贫」的方法把农民的生活大幅地搞上去。今天北京有钱，可以大花一笔扶农，也打算这样做。他们下注显得小心谨慎。不久前读报道，说北京选数十条格外贫困的村落，给每村一笔钱（记不清楚，不多的），让他们自己选择怎样花，看看效果如何。这是投石问路，不坏。扶贫工作的陷阱屈指难算。  要改进农民的生活水平，六十多年前作小孩子时我就听到，老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回顾历史，中国农民的故事永远是悲剧。近代最悲的故事有五十年代后期兴起的人民公社，与早一百年的太平天国，是内战，据说农民死了三千万。纵观世界，资源局限与中国类同的，没有一处农民生活得好。是多么令人失望的经验。  奇迹终于出现了，大约六年前开始的，地点是中国。近三年这奇迹来得清楚，令我舒一口气。有不少实例支持：成熟了的荷兰豆因为工资过高而没有人采摘；较差的农地被弃置；农业雇用农工开始盛行；机械耕耘代替牛力，等等。最明显有两项。其一是民工荒在珠三角一带来得严重；其二是苏、浙一带，三年多前农工的月薪大概人民币三百，今天五百也不易找到。那些说中国进入世贸后农民更苦的言论，要不是刻意中伤，皆胡说八道也。  还有不少支持农民生活开始跃升的例子。三年前近于市镇的农地每亩年租大约二百五十，今天是四百多——农民工资上升后如是，反映着农产品之价上升了不少。实地调查，我喜欢用推论（infer）的方法，认为最可靠。两年多前，为了摄影在国内到处跑，凡到农村我必定细看，跟农民聊天，然后draw inference，没有一次不支持他们的生活正在上升的看法。  大有改进不等于足够。正相反，这改进是好势头，鼓励我们顺水推舟，把握着这机会把农民的生活大手推上去。有机会成功吗？很难说。这势头是史无先例的发展，是个现象，推不上去就让天下同声一哭吧。  让我们冷静下来，细想为什么上述的势头奇迹地出现了。两个原因是明确的。其一是我多次提及而又作过深入分析的中国地区的激烈竞争制度。在那土地使用分成的局限下，人手不足土地不值钱，于是，县与县之间竞争招商，也迫着竞争招工。加上九十年代中期起中国大举放宽人口流动，农民转到工业去发展得好。外间报道下岗工人多，其实是转工频频，另谋高就也。不久前带一位在东莞设厂的朋友到长三角参观工业区，他看得仔细，说：「这里是厂家天堂，因为见不到工厂的门前贴着招工告示。」其实长三角招工也不易，只是没有珠三角那样紧张罢了。  其二是朱镕基时代推出的货币制度，上苍保佑，发展为人民币的币值在国际上偏低，成为世界第一强币。二十多年前开放改革之初，有谁想到人民币会变得那样强劲呢？八年前我说人民币是强币，五年前在南开大学讲话，说人民币大强。不要忘记，那些日子人民币的灰市汇率低于官价，但懂得掌握基础经济理论的不难看出其隐藏着的强势。二○○三年初我见官价与灰市偶尔打平，就说国际（尤其是美国）将会施压，逼使人民币升值。这是经济学。  人民币的强势对农民有大助，因为偏低的币值可使知识不足的劳力容易卖出去。最明显是我称为接单工业的，差不多是农转工的必经之路，遇到无可避免的国际廉价劳力竞争，人民币不偏低很头痛。  上述可见，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与人民币有大强势，皆难得一遇的条件：前者妙绝天下，后者是神州数千年一见的。二者虽是人为，但那么巧合，确属天意！这也可见目前中国农民的生活开始明显地有转机，来得不易。要记着，上述二者都大幅地增加了农民劳力的需求。今天中国扶助农民的要点不是补贴农业，而是要保持及加强这需求的继续。  向前看，无可置疑，扶助农民要把工商业的发展推到内陆去，推到乡镇去。说过了，信奉市场，我是反对凡事市场的。政府的策划需要，但要明智地利用市场运作的协助。公路的建造，公众的设施，不可以没有策划，而教育、文化、医疗等发展，或多或少要有政府的参与。这只不过是说，很多事项用公司的形式处理，可以减低市场的交易费用。不能否认胡涂帐或见不得光的还不少，但退一步看，看大势，北京是懂得利用市场运作的。说实话，我没有见到另一个更喜欢利用市场的政府。  在重要的教育与医疗这两方面，对农民重要的，不妥，但有改进的迹象。骂过了，走着瞧吧。目前的主要困难，是宏观调控出现了问题，尤其是房地产那方面。不反对约束炒买炒卖可能引起的楼价狂升暴跌，但反对不容许楼价上升。最近推出投资增值税，引狼入室，看来是大错，将另文解释。不容易判断怎样的行为才算是炒买炒卖，也无从判断泡沫之将至。但如果城市的楼价不反映市场的供求，对扶农有害无益。  道理是简单的。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上升，需求会转到乡镇去，促长了乡镇的工商业发展，从而增加市场对农民劳力的需求。困难是毫无约束的土地使用，就算工业园搞得美轮美奂，市容足以炫耀，工商业的发展会集中于繁盛之区，乡镇落后，而不愿意离乡别井的农民会继续穷下去。因此，土地使用分配的策划是需要的。决定了这分配（不容易），只要房地产之价反映着市场的供求，楼价再高也要接受。理论逻辑说，如果楼宇的空置率够低，楼价不容易有暴升暴跌的情况。记着，不同地区的土地使用分配是重点，我期待看看北京表演他们的天才。  中国的农民真的可以杀出重围吗？如果北京不行差踏错，应该可以吧。是非常困难、近于不可能的希望，但上述有利条件的巧合，也近于不可能，毕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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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未来，中国的农民怎样，中国就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