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adoxfishbear

马歇尔的注脚与中国的运情
2006-06-09

很抱歉，问题重要，要再打断「中国未来系列」的话题，在这里来一个长注脚。

去年十一月底在七十生日的宴会上，我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其中提到，撇开沙石，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是我知道的经济制度中最好的。听者哗然。是衷心话：我这个人从来不卖帐，学术研究以详尽客观为座右铭，灵魂之价没有谁出得起，而对经济制度的理解，打遍天下数十年矣。

三年前我指出，中国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是奇迹，要解释很不容易。苦思良久，一年前找到答案，但迟迟不动笔。不久前听到北京有改革地区之说，不知要改什么，恐怕他们不知道执到宝，改坏了，于是趁这「未来系列」写了出来。第一篇是系列之六──《第二阶段的工业发展》──好评如潮，有震撼性，但分析不浅，好些读者看不明白，其中高斯读译文后，认为「极端有趣味」，要求再澄清。我于是在系列之九写《让我先覆高斯》，再作解释，明白的读者多了，频呼精彩。《覆高斯》一文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北京当局是大地主，拥有中国的所有土地。大致上，他们把土地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数以百计的县，而县又再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无数用家。你知道我推翻了马歇尔的佃农理论，但马氏不简单，在一个注脚中差不多找到正确的答案。这注脚和我的理论加起来，说，分成率可以不变，只要有一个价值够高的变量可以调整，竞争下会达到最高效能的资源使用。」

我跟着指出，中国的税率是佃农分成率，税收再分也是佃农分成，分成率不变（地区之间不同很麻烦），价值够高的变量调整是地价，可以从很高下降至负值。于是说：「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这样精彩的分成制度，把整个国家以合约组合起来。这是中国经济还继续飙升的主要原因。」

一位同学读后，问我马歇尔那个注脚究竟说什么。我翻阅自己一九六九年出版的《佃农理论》一书（花千树二○○○年再版），见到第四十五页讨论该马氏注脚，指给她看。她读后说天下间不容易有那样神奇的巧遇，上苍有意让中国发展起来，要求我为马氏的注脚写这篇文章。

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在他那立竿见影的《经济原理》（一八九○）的第八版（一九二○）的五百三十六页的第二个注脚，是大师手笔，可惜只对一半。他立下了心肠，不让分成率浮动，认为佃农分成无效率，不可取。该注脚分两段，首段说：

「如果一个地主可以自由地为自己的利益调控资本的投入，而又能与农户协商劳力投入的多少，几何可以证明，资本投入的调整可以强迫农户（分成）耕耘的密度，与英国的（固定租金）制度一样，而地主的分成租金收入，会与固定租金相等。」

分成率固定不变，马氏的说法可能对，但要一般地对上述的地主资本投入要有很大的变幅，甚至可能要下降至负值。跟着的第二段马氏写道：

「如果地主不能调整资本的多少，但还能控制劳力的投入，那么在某些形状的产出曲线下，耕耘的密度会高于英国的制度，但地主的分成收入会较英国的（固定租金）为少。这个怪效果有点科学趣味，但实际的重要性微不足道。」

马歇尔这两段注脚，我在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写好之后，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学才看到。早一年多，我在论文写道：「不管是地主规定佃农多点投资于土地而减低自己的分成率，还是地主本身增加土地投资而增加自己的分成率，如果会增加土地的净租值，这投资会发生。」（见《佃农理论》三十一页。）这是马氏注脚加上分成率可以变动的一般化，虽然读到该注脚之前就写了下来，但地主可以投资他比我早说，学术上我不能不把那从来没有人注意的注脚公诸于世，不敢独自领功也。

回头说促成中国地区激烈竞争的佃农合约的整国组合，税率是分成率，税收再分也是分成。这些分成率要划一，不变，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如果地区的分成率不同，吵闹在所难免！为什么厚此薄彼呢？这些吵闹出现过。其二是分成率不同，投资者不仅吵闹，频频搬动会出现。分成率划一会减少这些吵闹，但我的佃农理论说，这划一会导致无效率，除非有一个重要的其它变量可以调整。这变量是地价，也即是马歇尔注脚所说的地主资本的投入了。

我为中国的激烈地区竞争找寻解释一年多，得不到答案，但知道北京把权力大幅下放后，主要的经济权力落在县的手上。一年前找到一个县长朋友问端详。其实是闲谈式，因为自己不知道要问什么。在闲谈中他提到地价可以大弹性调整，可以是负值，而如果把土地基建投资的成本从地价减除，这负值往往相当大。一时间我想到马歇尔那个注脚，如中电击，答案跑了出来，在几分钟内推到整个国家的合约组合。催促我写这篇文章的同学说，可能因为四十年前我在佃农理论痛下心机，这样破案是条件反射。

答案其实是浅的。所有深问题的可取答案都浅。好答案必定有明显地对的一面。困难是浅答案不容易找。很多时，在经济难题上认为找到了答案，深的，要浅化，不成，于是对答案有怀疑。经验说，不能浅化的深答案，假以时日再想，一定错。所以一年前当我在中国地区竞争这个深问题上找到了浅答案，知道对，但认为如果自己没有作过佃农理论与公司合约本质的研究，可以想出来的机会近于零。

从史密斯到马歇尔，英国的大师认为他们的长期固定租金制度的经济效率无敌天下。今天中国的地区分成合约期长五十年，不仅有固定租金的边际使用效率，加上弹性高，分成是有收入大家分，增值税是佃农分成，产值愈高地区分得愈多。这样看，土地使用的租金收入基本上天天不同，再加上地区佃农分成是上连串下连串，整个国家由合约组合，地区之间左右不连，竞争就激烈起来了。论生产活力，这样的制度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

两年多前，在《信报》发表长文《还不是修宪的时候》，建议北京延迟修宪，要先理解那极端重要的地区竞争，有了答案，权衡轻重，把要点写进宪法。今天我把国家合约组合的要点写了出来，连本文前后三篇，应该够清楚了。可以抽出重点写进宪法，但也可以不写进去。只要北京明白我就心满意足了。

说过了，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是迫出来的。如果不理解为什么地区之间会有那样的激烈竞争，北京可能胡里胡涂地把一个绝佳的制度改坏了。从来没有意图改变世界，但有了答案，解释得清楚，自己心安理得，北京要怎样处理是他们的事。

天下没有那样伟大的天才，可以发明或设计得出中国今天的地区竞争制度。是中国的运情吧。不是我的发明，是我的发现，只是当年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佃农理论可以推得那么远。宝刀未老，不禁仰天大笑。

上述的神奇制度是在朱镕基执掌经济时期形成的。说过了，将来的经济历史不会漠视这个人。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一）

[ 本帖最后由 paradoxfishbear 于 2006-6-20 12:3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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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paradoxfishbear 于 2006-6-26 23:2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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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15 | 公非公、私非私的困扰

我没有资料，但感觉上像九十年代初期的大贪污中国是减少了。朋友还频频指出贪污盛行，还是问及八十年代我屡次大声疾呼的「印度之路」会否在中国出现。过了关，应该不会。今天不少人指出的「贪污」是另一种，其中最常见的很难说是不是贪污。后者有时称「好处」，有时称「私了」，国外也有，称「外快」，美国称 moonlighting。问题是这种外快出现在国营机构中，多而普及，招来非议。

首先要说的，是今天国内不少赚外快的行为，我们不容易反对：国营员工的薪酬那么低，不赚取外快难以餬口。好比音乐学院中协助伴奏的钢琴手，伴奏每小时七元，但外出私下教琴，每小时二百。下班后赚外快，明显地合理。问题是上班时的空余时间跑出去教一个小时，应该吗？美国的公立大学，教授在办公时间作外间顾问，校方明知有问题也容许，只是做得太多称daylighting。

今天国内的大学，教师薪酬不到二千，授课另计，加起来大约四千，有房屋补贴，生活不算是好过。有本领的不少搞其它项目，或替政府或私营机构作顾问工作，难以厚非。这种争取外快可能导致校方工作的「失职」，有问题，但说不上是贪污。医院也如是。国营医院内某些医生用某部分设备赚取外快，与院方分帐，类同，而愿意多出钱的病人得到较佳待遇，经济学者不会反对。问题是出现了见死不救的现象！穷人病重，进医院，院方见无钱者占了床位，不会落力抢救。这也不算是贪污，但非议无可避免。

其实性质相同，但转了行业，贪污之声不绝于耳。有如下一个真实故事。一家商店水管破裂，牵涉到政府部门，修理员一招即至，问商店要「公了」还是「私了」。「公了」要等几天，收费五千，「私了」收一千，立刻修理，但没有发票。你选哪一种？是贪污吗？还是赚取外快？我搞不清楚，读者或可教我。

进口填关税表，深不可测，也要懂得怎样避重就轻。你不懂不打紧，但要聪明地找懂得与海关打招呼的服务替你填表，收费。税务干部搞好了关系，出外开档，教商家或厂家报税，懂得门路，可以提供几个选择，收费。朋友说，不求教这些关系高人是傻瓜。说实话，类似的安排先进之邦也有，而说到明显的贪污，中国今天应该比不上数之不尽的发展中国家。问题是诸如此类的行为，或外快，或关系，或近于贪污，或真的贪污，今天的中国无疑伸展到各行各业牵涉到「公立」的。

整个问题起于国营私办，或部分私办。权利要界定清楚本来就困难。本身是国营，部分私营去也，要界定权利难上加难。于是公非公，私非私，出现了混淆，见死不救可能有点夸张，但可信，是意料中事，而这里那里被认为是贪污，不一定对，可以理解。

朋友，千万不要认为我建议北京要杜绝上述的「外快」行为。太多，太广泛，是今天中国体制运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强行杜绝经济会倒下来。

这几年国内的朋友对公立医疗及公立教育批评得厉害。北京上头不可能不知道，但困难不容易解决。让我在这两个极端重要的行业说说吧。我知得不多——其实知很少——但既然认为掌握了要点，知道「公非公、私非私」是问题的重心，可以简单地分析一下。

公立医院与学校不容易私有化，因为穷人多，某些服务需要政府补贴。然而，这两个行业的经费不足，加上政府鼓励自负盈亏，赚取外快无可厚非。如此一来，需要低收费的服务就被轻视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学券制或医券制无补于事。还有一个问题。今天中国的经济权力主要落在县的手上，是高明的制度，但县是一家公司，近于一个商业机构，要县提供可观的医疗或教育，在商言商，不容易。据我的理解，县与村的中小学与医疗是地区自费办的，收费低，医疗通常要亏蚀，教育可打平。上头资助很少，质量不高。目前中央正在考虑大事增加资助，但有管理鞭长莫及的问题。市与省的大学，中央资助比较多，有盈余，但出现了上述的赚取外快的情况。

穷人多，需要协助，政府出得起钱，增加资助不容易反对。然而，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私营或民营办学校或办医院会是那样困难获得批准。据说医院牌照略为容易，但不能是全面性的医院，私营学校则奇怪地困难。有私校，不多，一般赚钱，有些赚很多钱。为外宾而设的小诊所在大城市存在，也一般赚钱。

如果政府容许私营或民营自由办学或办医，竞争收费，市场会出现很多不同层面、不同质量与不同收费的服务。正如开饭店或食肆的牌照易取，不同层面的食肆无数，收费每客从数百到数元不等。这样搞教育及医疗，私立的会因为还有公立的竞争，收费与服务质量会受到公立的约束，而又因为公立的服务需求量给私立的分担了不少，公立的经费不变，职员不少转到私立去，公立的可以大幅改善服务质量。

我又认为在有众多私立的竞争下，公立的医院或学校应该让私营的慈善机构处理。政府补贴，慈善机构本身出多少皆有商量。若有作奸犯科，杀头算了。

是重要的问题，骤耳听来复杂无比，但基本困难是清楚的，只要拿得准，对症下药，不难改进。让我重复要点吧。

（一）一个员工在公立机构走「私」赚外快，甚至利用职权与机构内的设施为之，不是中国的发明，而公立的正规工资落后于发展奇速的经济，赚取外快往往难以深究，何况好些时政府要求公立的自负盈亏，即是间接鼓励「外快」行为。问题是这些行为今天在中国成为大风气，不同行业给人的印象不同，有些看来近于贪污，有些其实是贪污了。

（二）清楚界定权利永远不易，而在公立下界定走「私」的范围难上加难，于是公非公、私非私，员工的操作一般重于私而轻于公，遵守着经济学的需求定律。这样一来，医院出现了见死不救的现象，而学校老师懒得争取真学问。

（三）公立走私目前成为中国体制运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手起刀落地试行杜绝是愚蠢的。全部改为私营运作，收费十足，也不对，因为穷人多，要协助，要照顾。

（四）地区之间的竞争局限界定，非常好，撇开沙石千万不要动。问题是地区的结构组织是一种商业机构，懂得在商言商，要求他们免费或低收费提供医疗及教育，办得好是强人所难了。由中央资助，国家那么大，鞭子那么短，加上要多番转手过关，不容易办得好。

（五）不减少政府资助，或尽可能提升，不容易反对，但政府一定要大手放开私立医疗及私立教育，牌照没有约束，收费由市场决定。这样，各层各面的医疗及教育的私营运作会出现，分担了政府的负担。政府于是把经费集中于搞好还需要的公立服务。五十年代的香港，公立与私立的学校并驾齐驱，都办得好，比今天高明不知多少倍。切忌香港后来的经验：公立补贴提升至淘汰了所有私校。

（六）公立医疗及教育，最好交给私营的慈善机构处理。政府补贴按双方议定的方程式，除了监管帐目与听取意见，其它的政府少管为妙。我知道很多人，不少有钱的，希望可以为中国做点事。北京要让他们表演一下。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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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度再阐释：覆侯运辉
2006-6-22

这系列文章有三篇解释国内的地区竞争制度：《第二阶段的工业发展》、《让我先覆高斯》、《马歇尔的注脚与中国的运情》。读者反应佳，但到今天似乎还没有一个完全明白。高斯读了《第二阶段》的译文，认为重要，要求澄清。一位同学读了《覆高斯》，呼精彩，要我解释文内提到的马歇尔注脚。《注脚》一文施尽看家本领，以为浅白易懂，殊不知侯运辉给我电话，说搞不清、解不明马氏注脚的重要性。

侯夫子读经济出身，对分析的直觉感受了不起，他不懂，其它说懂的不大可信。中国的地区竞争是难得一见的重要经济现象，花了两年解通了，认为是浅的，但侯夫子说不懂。我想，整个解释差不多用尽自己四十多年的经济学思维，认为浅外人不会那样看，还是从头细说一次好了。分点说，要加起来，读者一点也不要放过。

（一）说过好几次，古时的中国，与中世纪的欧洲，「租」与「税」是同义的字。郡主让农民使用土地，收的是租，郡主跟着提供公众服务，租称为税。今天的世界，有些税其实是租，有些不是。我的看法，算是租的税，有两个特征。其一是抽取的人一定要提供某些资源给交税者使用——尤其是土地的使用。其二是使用者有没有钱赚也要交「税」给业主。这样看，中国今天最重要的税项——增值税——其实是租。可以说，中国今天的地区制度是古税制现代化，历史没有出现过。

国家是土地的业主，在用家竞争下，增值税的总收入愈高对经济整体愈有利。这只不过是说如果中国的所有土地是我的，要争取土地租值的极大化，我必须想尽办法提升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率。

今天反对政府加税或要求减税的言论，皆一知半解。反对增加的应该是那些算不上是租的税，例如遗产税，盈利税，侯夫子的个人收入税，等等，皆非租也，抽得多对经济有不良影响。经济学者高举人头税，也胡涂，因为人头税怎样看也不是租。侯夫子与一块地的一个分别，是没有业主可以支配怎样使用他，抽他税多不知他会躲到哪里去。人头税的困难是找不到头，类同。

（二）说过无数次，私有产权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但要有使用权、收入权与转让权。一九八五年我建议中国把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前者为国有，可保社会主义的形象，后者为私有，可推行以私产为必须局限的市场运作。这与邓主任说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是英雄所见略同的。

不是我的发明。香港土地的所有权归政府，买地只是以合约购买长期使用权。今天在中国买地也是以合约购买使用权，期长一般五十年，与香港的差不多。绝对不用担心到期政府会乱补地价，因为如果续约价过高，杀一儆百，整个经济会塌下来。中国今天买地是买使用年期，使用有产出要再交增值税，后者其实是租。地价与税（租）有密切关连，增这边要减那边。下文可见，大致上，中国的处理实在好，是神来之笔。

（三）七十年代末期兴起的承包责任制，协助后来两权分离的出现。承包的上缴虽然是租，其实也是税。八十年代，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等的层层承包出现。开头用固定金额上缴，很头痛。不同经济情况的地区不可能上缴相同，常有吵闹，而更重要是前程难料，固定金额吵之不尽也。这是后来转用以税率分成（即佃农分成）的原因。一九六七年我以规避风险来解释佃农合约的出现，但因为风险无从量度，后来转用讯息费用高，前途难料，不容易预定固定租金，来解释分成。这与中国的承包转用分成制是一致的。承包是把权力下放，今天下放了很多。毛泽东帮了一个大忙：他把下面的土地产权铲除得一干二净，权力放下去没有多大阻力，地区制度于是由经济压力逼出来。

（四）早就察觉到中国的地区竞争激烈得离奇。不是说他国没有地区竞争，而是激烈性差太远，不可与中国相提并论。两年前我找到解释的第一个要点，那是经济权力落在县的手上。没有土地不会有多少经济权力，而决定土地怎样使用是县的决策。某些城市还有些要发展的土地，但大致上，土地的使用权归县所有。有二千多个县，竞争的主角是县与县之间。

（五）重要的增值税，是租，从承包演变出来，没有其它看法。以一个税率征收是佃农分成。我当时的困难是所有地区的税率划一。明白为什么要划一：不这样不同地区会吵起来，而投资者会搬来搬去。问题是佃农理论说，分成率划一肯定无效率，可以导致大浪费。这样，中国的经济怎会那样急升呢？

（六）佃农理论有一个明显含意，那是如果佃农分成率不变，在某范围内地主或农户的投资增减可以达到与固定租金有同样高的经济效率。这就带来马歇尔的注脚。在我之前，他不让佃农分成率变动，但说如果地主投资，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率会与固定租金相等。不是全对，要看固定的佃农分成率在哪个位置，也要看地主投资的变动幅度，可能要变到负值。

（七）一年前与某县长闲谈中，他提到地价可以从高处下降到负值。这就让我想到马歇尔，想到地主投资，也想到如果地价可以有那么大的变幅，佃农分成率不变，或税率划一，单靠地价调整可以达到最高效率的土地使用。一时间豁然开朗，所有疑团都解决了。

（八）说增值税是租没有错，说以一个税率征收是佃农分成没有错，说地主或政府争取总租值的极大化对经济有利也没有错。后者，政府不能为了增加租值的总收入而垄断土地的使用，推出有垄断性的分成率，也不要大事左右土地的转换用途。这方面，有二千多个县互相竞争，虽然还有少许沙石，但算是及格有余了。

（九）下期写《中国的土地使用》会作补充，这里只用一个最常见的例子示范。今天算，农地转作工业用地，补偿农户加上基建（六通一平），每亩成本大约人民币九万。昆山的地价大约每亩十五万，苏州二十万，但有些地区要免费赠送（即一亩送九万），有些免费还不够，要以几年的税收与投资者分帐。

北京上头提供大概的土地使用规例，但用作什么，怎样变，是县话事。地价不论，县的收入主要靠增值税：抵扣原料成本后的产值，抽增值百分之十七，是佃农分成。县再与上头分成，把增值税的百分之七十五交到上头，自己保留百分之二十五。大约地计算过，九万一亩成本，免费送地出去招徕，投资者设厂按目前规定的最低零点八容积率，县的税收分成的回报年率大约百分之十二。不高，但免费送地也有可为，而分成率不变，搞起经济将来的税收与县的分成会增加。

是佃农合约的本质：作为「地主」，县非常重视投资额的多少，是哪种工业，是不是立刻动工建厂房，等等。他们争取的是增值税的百分之二十五的分成收入，其实是地租的一部分，而总租值的极大化要靠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率高。

上述可见，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是「抢客」：招商失灵惨过败家。分成是上连串下连串，但县与县之间不连，加上因为分成租值基本上天天不同，弹性高，于是打将起来了。县的主事者工资低，但分成收入可观有奖金。更重要是土地的划分清楚，一个县的成败得失或效率高下不难衡量，主事者看为自己的企业，搞得好有满足感，而本领高的或可升职，或可转到私营或民营的机构去。

单从最重要的增值税看，中国的税率不高（年产一百八十万之下的小工厂，抽总产值百分之六，没有抵扣，但也称增值税），而又因为收的其实是租，税制一流。头痛是算不上是租的盈利税（称所得税，抽百分之三十三）及个人所得税（累进到百分之四十五）。后二者，瞒税的行为严重，引起很多问题，是灾区，需要大手改革。

从可以抵扣原料成本的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税看，县收其中百分之二十五，工业用地每亩成本九万，县的底线大约是：投资者每亩建筑费不低于四百万（建零点八容积率），县可以把土地免费赠送，再每亩补贴五万——这样，前景不论，县的底线回报率大约与市场利率相等。也是这样算，中国的工业发展可以推到差不多所有交通方便的农村去。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三）

paradoxfishbear

（2006.04.27）铁总理的故事
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对我有沉重的打击。我反对武力镇压，同情民运青年，但不同意他们的好些观点，认为他们还要多读书。另一方面，我对邓小平的高评价，从跟进中国改革的第一天起没有改变过。

于今回顾，天安门事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作正面看。有三方面。其一是该事件逼使经济加速放宽，尤其是小平一九九二的春天南下之后，价格管制大致上烟消云散，而长江三角洲的急速发展是九二年底开始的。其二是我担心的走上印度之路，天安门之后有转机。我曾经说过，避去印度之路中国要来一次大震撼，想不到要用上青年的血。其三，可能为了避免事件重演，北京大手把权力下放，促成了今天地区之间的激烈产出竞争。

天安门事发，我给八十八岁的母亲换了一部新电视。她看着，哭了，在街上跌倒，重伤。从那时到她谢世的三年多，顾着母亲我减少了跟踪中国的发展。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题为《权力引起的通货膨胀》。那是进入了中国改革的第二个阶段了。

写《权力》一文，起于北京公布通胀加剧，《南华早报》电话访问，我说外地专家的解释不知道发生着什么事，提出自己的观点，简略的。只几句，外国的传媒纷纷找我，懒得逐个回应，就写了该文——虽然以中文下笔，发表后传统的通胀解释不再见于中国的话题上。

传统的通胀解释是货币增长率过高，我说这方面中国是专家，经验老到，不用你教。我指出中国的困难：银行是出粮机构，借贷由高干权力话事，北京要约束货币增长，一方面要改革银行制度，另一方面要手起刀落，斩掉权力借贷的需求。这是说，要求央行（人民银行）约束货币增长没有用，因为权力所在，他们没有办法。
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我到海南岛参加研讨会议，刚好是人民币最不值钱的那一天：灰市一百五十兑一百港元。同时听到，朱镕基将于七月一日接管央行。一个月后朱老提出的改革银行的言论，与我在《权力》一文提出的大致相同，但跟着又彷佛改变了主意，我搞不清楚。

同年九月我带佛利民到北京会见江总书记，遇到两位搞经改的老朋友，他们对朱镕基有保留，认为他主张计划经济。这方面我的看法往往给外人误解：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分析制度多年，我不反对计划经济，而是反对计划经济伸展到市场成本较低的事项去。高斯与我的看法一样，佛利民也差不多，只是政府频频「过界」，批评得多就使人以为是反对计划经济。当年听朱老的言论，认为他过界，批评过他，但后来看他做出来的，却认为过界的地方奇怪地少。

不认识朱老。大约一九九一年他访港时朋友安排了会面，但后来因他事忙取消。这里多说几句朱老是为了一件事：我认为将来的经济历史会重视这个人。这是因为在他掌管央行与经济的十年间，在中国形成的货币制度与地区制度史无前例，撇开沙石是我探讨过最可取的。不一定是朱老的发明，也不一定出自他的策划，只是这两个重要的制度，出现在他掌管的时期。我认为中国今后的命运如何，能否保持与改进这两个制度是重点。今天看，货币制度是改坏了，还未定案。地区制度最近有大修的建议，还没有机会跟进。

记得是一九九四年，朱镕基推出「宏观调控」。这一词今天国内的发展商闻声丧胆，当年来势汹汹。干部不准打哥尔夫球，晚宴点菜限碟数——害得景德镇忙于造大碟。正要为文大骂，却意识到这些约束是杜绝权力借贷的伸延。用不用「调控」得那样全面可以商榷，但直接约束借贷对压制通胀有奇效是毋庸置疑的。只三年，中国的通胀率从百分之二十以上下降至零，跟着通缩。两年前，北京认为经济「过热」，推出远没有那样严厉但类同的宏观调控。不对，因为权力借贷再不是重点，压制「过热」的方法是加息。

朱老的宏观调控，带来三个我事前意想不到的效果。其一是人民币钩住美元为锚，供应量起初按外资引进发行，跟着发展成为我曾经多次分析的了不起的中国货币制度。

其二是一九九七的亚洲金融风暴，我的阐释是起于中国的宏观调控。该年中国的通胀率下降至零，下降得快。亚洲小国当时一般或宽或紧地钩着美元，而他们的国际产出竞争者主要是中国，物价跟着中国走。人民币一下子没有通胀，灰市币值上升了近三分之一，这些小国的币值就变得远为偏高了。

举个例。中国是铁达尼大邮船，钩着美国那艘航空母舰，钩得紧。航行中铁达尼突然停下来，钩着母舰的小艇纷纷脱钩，不知飘到哪里去。就是那么简单的故事，当时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的解释令人尴尬，我恐怕加重混乱，不便写出来。

其三更有趣。朱镕基迅速地把高通胀改为通缩，事前不容易相信，在国内投资房地产的没有一个不损手。港资（及外资）到国内下注的损失甚巨。涌进国内投资房地产是赌朱老不能约束通胀，愿赌服输，无话可说。此输也，是把财富大量转移到国内去，让国内的人有点本钱搞起自己的。

说有趣，不是指香港及外人输钱，而是那些守得住而又继续守下去的，这几年都赚回来，不少有盈余也。这样看，当年在国内房地产输得叫救命的港资及外资，只要守得住，其实是有息贷款给国内的人。当然，说有趣要假设没有心脏病发。

我曾经说过，考虑到同期中国的产品与服务质量大幅上升，而这升幅大部分没有算进国民收入增长之内，中国的实质通缩其实很严重。统计说国民收入增长率保八，显示着西方的宏观经济理论有问题。这实质通缩应该起于一九九七，跟着严重，大略估计，开始平定下来是二○○○ 年。就是后者那年起，我多方查询，中国农民的生活有急升的迹象，而这急升，政府统计数字奇怪地看不出来。不明显，南中国的民工荒也是该年开始的，三年后变得明显而严重。

这几年，中国农民愈来愈苦的报道不可能对。今天，个别地区——尤其是山区——农民还是苦，而温家宝要大事改善农民整体的生活，我们要支持，问题是要怎样改才对。

（「中国未来」系列之五）

paradoxfishbear

2006-6-29

土地政策是重要话题，虽然原则简单，但施行复杂无比，一个政府办得强可及格绝非易事。

举个例，以自由经济名动天下的香港，二战后有数十年的租金管制，有政府提供的廉租屋、居屋，而六十年代的建筑法例及其更改，蠢得见笑天下。是的，整个六十年代香港的财政司是大名鼎鼎的郭伯伟，此公奉自由市场为至上。但在他话事期间，香港的土地使用政策拿个零分（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五○七至五四四页）！

香港当年的租管与廉租政策，是恐怕地价不低；与此同时，政府约束土地供应，是恐怕地价不高，左手与右手打起来。今天的中国，政府出售土地着重使用得宜。有劣着，但除了国家员工，政府不提供居所，而租管更是不闻不问了。

土地使用的经济原则是简单的，有两个相关的定理。其一是国家的总地值，或总租值，要尽可能达到最高点。这里要小心了。如果政府控制土地使用的供应，或垄断，不启用某部分土地，或不鼓励土地使用的全面竞争，那么在某些弹性系数的情况下，较高的总地值或总租值可能导致大浪费。争取最高总地值，可取的，要启用所有土地，鼓励全面竞争，而竞争本身会约束地价。

这里还有一个少人注意的话题。凡是经济发展得好，竞争下地价的总值一定上升。这只不过是说生产力的上升会反映在地价上。政府强行压制地价或楼价，会逼使生产力的上升转到其它资产那边去，不是明智之举。另一方面，炒地产可以像炒股票一样，有时莫名其妙地升得脱离现实，跟着无端端地跌得焦头烂额——这样的实例出现过。牛群直觉的盲冲乱闯不限于昔日荷兰炒郁金香，或……期间炒君子兰。要杜绝这种行为不容易，有时政府愈管愈炒得厉害。经验说，可以减少乱炒一通的机会是鼓励全面竞争，但没有绝对的保障。

第二个相关的定理，是相同的土地（所有情况类同），不同的使用要有相同的地价或租值，才能达到最高经济效率的均衡点。这是边际产出定律与市场竞争的含意。原则上，或表面地看，第一个定理（争取最高总地值或总租值）与这第二个定理是一样的，没有分别。但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世界不简单，上述的两个定理可以顾此失彼，引起各种政策处理的困难。先从如下的假设考虑吧。

让我假设中国的所有土地都是私人财产，或有明确的私人使用界定。再让我假设市场竞争存在，每个土地的拥有者要怎样用，或收哪个价，政府一概不管。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的运作会导致相同土地的不同使用达到同价或同租的情况——上述的第二个定理会容易地过关。问题是单靠市场，政府一概不管，有交易费用的存在，同地同价的土地使用可以弄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公路不便，绿化奇差，到最后虽然同地同价，但总地值可能溃不成军，乏善可陈，远不及有政府策划之下的同地不同价可以赢的总地值为高了。如果二者不可兼得，明智是选总地值较高，但要启用所有土地，鼓励全面竞争。

我信奉市场，但绝对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研究了公司理论那么多年，知道市场之所不能，于是不反对政府策划。事实上，先入为主的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发展，因为当年政府策划不足，市场有点乱来，在九十年代的八年间给政府策划远为全面的长江三角洲比下去：后者的环境远为可观，而土地所值也较为优胜了。那些凡事皆靠市场的言论，是宗教，不是科学，漠视了无可避免的交易费用。

究竟中国今天的土地使用政策可以打上哪个分数，不易判断。批评当然容易，但我认为基本上很不错。他们启用所有可用的土地，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全面而激烈，政府对公路与水电等设施建设得快，一律收费，只是不容易赶上经济发展的速度，缺电这几年来得严重了。这些大致上做得对。重要是土地转用途的问题，尤其是农地转作工业用地。

今天，一个县收取农地转为工业用途，省上头规定每亩要补偿农民二至四万人民币，地区不同有别也。近市区一亩农地每年的租值大约四百五十，假设农产品物价不变，以六厘年息算，该亩农地的市值大约七千五百。补偿三万是四倍，不低了，只是农民与一般人无异，补偿再多也可能嫌不够，再加上县政府往往周转不灵，要分期付款，可能吵起来。据我的理解，吵闹的传媒报道过于夸张，县政府收取农地大致上是顺利的。

问题是转作工业用地，六通一平的基建费用大约六万一亩，如果不抽工业产出的增值税，中国大部分的农地转作工业用地是不划算的。增值税救一救，而我大略地计算过，以目前规定的最低建筑容积率算，只要招商成功，一个县可以免费送六通一平的地出去还有大约每年百分之十二的回报率（不算土地投资与税收往往相隔好几年）。这样看，只要交通方便，大部分的中国农地可以转作工业用途，只是转得太多供过于求，工业用地不值钱。

这就带来一个重要问题。长三角与珠三角是优胜工业区，工业地价一般高于每亩大约九万（收地与基建）的成本，加上有增值税可收，于是，只看这两大区，政府应该大幅地让农地转为工业用地。事实上，长三角与珠三角是两个很大的地方，水源充足，水灾少见，加上近于海旁，说不定可以容纳得起地球上的所有工厂。问题是如果北京这样处理，中国的其它地区就不容易发展起来了。我因此认为北京约束这两区的农地转用途，长远一点看，是应该的，虽然目前的约束是否适当不容易判断。这是说，看局部，长三角与珠三角应该放弃农业，但看中国整体，博不过。

还有两个有关的话题要顺便一提。其一是今天县政府卖地招商很懂得拋砖引玉。他们频频考虑一个外来投资者带来的项目，对县的整体有什么界外效应。这里亏可能那里赚回来的意识很明显。不容易猜得对，但因为界外效应的考虑，同地不同价，原则上可以其实是同价。这种拋砖引玉的意识二十年前的中国是不存在的。是很大的改进，而有关的干部到处跑，观察学艺，今天成为一种风气了。

其二是北京当局还不能完全摆脱农产品自供自给的意识。改进了很多，谷类大量进口有些日子了。可惜到今天他们还没有全部开放让民营或私营农产品进口，而补贴某些农作物，怎样看也不智。

篇幅所限，只能略谈住宅楼宇。我认为最近北京大事压制楼价是不对的。有几个理由。一、今天上海的楼价不到三藩市的一半，香港的四分之一，而长三角的一般楼价比美国加州的低很多。另一方面，一些国内城市的地产商喜欢造价兼造势，高价成交的不一定是真价。二、中国楼价上升的速度不是快得令人担心（这几年不够美国升得快）。压制楼价会压制楼宇的供应，弄巧反拙。三、不容许建造花园洋房或规限百分之七十的公寓在九十平方公尺之下，不对。消费者愿意而又出得起钱，不要管他们要买什么的。正确的做法当然是加速住宅楼宇的土地供应。可以考虑提升容积率，也要考虑加速改善交通设施，让大都市的居民扩散开去。

话得说回来，我衷心欣赏北京怎样也不推出楼宇价格管制，怎样也不推出租金管制。虽然压制楼市的怪招层出，但他们就是不直接管租，不直接管价。是非常难得的「不管」。回顾历史，没有几个先进国家有这样的能耐。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四）

paradoxfishbear

2006-07-06

几个月前，某外国刊物说中国去年有六万多次动乱。奇怪，自己一次也没有遇上，于是问了几位在国内不同地区的朋友，没有一个于去年见到动乱。后来想通了。上海某区，政府要收回数十间旧房子，再来一个类似「新天地」的发展，补偿旧居民相当可观，但有小撮居民不让，吵了起来，吵了四年，无数次，有几次吵得要封闭马路。这些可以作为动乱看，而我不怀疑类似的吵闹在国内相当多，说一年不止六万次可以相信。

无可置疑，中国人喜欢吵，好事之徒甚众，加上到处人多，两分钟数十人集会，凑热闹，甚至磨拳擦掌。有一次，我打开车门，一个驾单车的人撞在车门上，司机叫我立刻离开，让他处理，因为必吵起来。果然，我离开后吵了个多小时，围观者众。一个朋友在公路上见到一个被汽车撞倒于地的人，还没有死，叫司机停车抢救。司机不停，所有其它汽车也不停，见死不救也。朋友问司机为何如此忍心，回应是谁协助谁就会惹祸上身，受伤的人可能说协助者撞倒他。很不幸，这是今天的中国。

网上文化同样可怕。不少朋友认为，今天凡骂国家必受支持，不需要有什么理由或实据，乱骂一通也有机会成为英雄的。倒过来，凡是赞赏国家的，多遭谩骂。同学说，网上对我作人身攻击的，有些显然是有组织的安排。无所谓，但我们不能否认，网上诽谤或恶意中伤，法律不容易处理。这是对讯息传达大有帮助的互联网的一个弱点吧。不管怎样说，「愤青」一词可不是空穴来风，而动不动乱骂一通不是好文化。

胡锦涛说中国要有一个和谐社会，可能体会到上述的情况吧。和谐有代价，在思维的发展上某些和谐不可取，而中国今天的文化发展要怎样处理是头痛话题。既特别又复杂，应该没有专家懂得怎样处理吧。

说中国没有宗教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与西方相比是对的。我自己生长于基督教家庭，认同宗教对人生的重要，但反对某些宗教的存在——例如相信穿上胶鞋自杀会上火星。我自己百无禁忌，口不择言，但反对胡说八道的言论自由。我认为目前国内对宗教与言论的约束做得太过分。他们禁止家里举行宗教集会，反对煽动言论，不容许某些旧事重提，约束大爆贪污，压制政治辩论……

西方人看来，这些是独裁专政的效果。我不那样看。与西方相比，中国是个没有秘密的国家！北京上头我没有多少认识，但从自己需要知道的地方政府运作的调查，我没有见过一个国家比今天的中国更公开。那种有问必答，言无不尽，要求什么文件都可以提供的意识，调查中国体制的朋友没有一个不知道。评贪污，论税制，骂法庭——私下间相熟的朋友什么都说，但公开发表不容易。说得上是中国通的知道大概情况。北京当然知得更清楚，而国务院推出的咨询文件，一般针对时弊，想办法改进。

我对中国的私下间非常公开，但公开发表则禁止这个怪现象的唯一解释，是北京当局一方面要咨询民意，另一方面要防止动乱。不难理解为什么北京要约束宗教与言论。同意吗？很难说。好比贪污，北京知道，反对，处理，下降得快，不让公开爆料我没有异议。但在家中找些朋友来开祈祷会，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串谋造反吗？让教会负责算了。别的我不懂，但知道基督教的教会可以做得好。

困难是应该个别处理的问题，北京来个一般化。这就带来我有专业特权干预的话题：学问的发展。跟踪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二十七年，写过分析文字无数，骂骂赞赞言出由衷，而今天是赞的多，骂的少。问题是一个国家，无论经济搞得怎样了不起，学问搞不起来就呜呼哀哉。

这些日子我老是想着英国的伟大学问传统，相比起来今天的中国太不成话。我又想到历史的一般经验：凡是经济兴起的地方，文化的发展一定并驾齐驱。艺术的发展，今天的中国有看头——不是很了不起，但有看头。学问呢？也是文化，看头怎样也谈不上。不要忘记，中国是曾经出现过像苏东坡那种人的国家，而高斯、艾智仁和我这三个读书识字的老头子，早就认为炎黄子孙的先天智慧不下于人，搞学问有得搞。人口那么多，今天大家都有饭吃了，为什么以比例算，与昔日的英国相比，国内的学问高人用显微镜也找不出来？

我因此不能不归咎中国在学问上的溃不成军，起于**的后遗症，跟着是北京对言论与思想的不断左右。可不是吗？弹钢琴，中国的青年把鬼子佬吓得要命。不久的将来小提琴也差不多。舞台剧的发展可取，而西方的拍卖行正在大炒中国的油画——虽然我看不懂中国发明的「表现派」。艺术发展得不错，因为没有受到言论与思想的约束。学问是另一回事了。

几年前我大赞国内的求学气氛。学子无疑是热情的，而今天看，本科的气氛还可观，但研究院就很有问题了。博士名头乱发，而一个博士导师往往要带数十个博士生，发神经。说过了，大学的制度是公非公、私非私。别的我可能不懂，但国内的经济学术刊物，方程式多于文字是一回事，内容不知所谓是更重要的另一回事了。

私办学校受到不容易理解的管制，有钱人忙于搞房地产。两位世界级的生物教授，说在中国搞生物研究应该大有前途，只是找不到需要的资助。奇怪没有富人愿意作这种有机会赚大钱的投资。出版行业受到种种约束，什么书城的大得离奇，但一般读物的质量奇差。这方面我自己有瓜田李下之嫌，因为如果容许私营搞出版，我会搞，为中国的青年做点事。不是夸大之辞，古今中外的学问我可以到处摆擂台，可惜日暮黄昏，没有机会大手地指导一下后辈，继续爬格子算了。

我明白为什么胡锦涛要有一个和谐社会。没有理由反对，问题是怎样办才对。学问的发展，思想上要有冲击，而冲击算是不和谐了。另一方面，一个学问高人云集的国家，动乱极少发生。这是英国的经验，社会是和谐的。问题是怎样从「这里」发展到「那里」去。我没有答案，只是肯定目前北京对言论的处理，要到「那里」是永远不可能的。我也深信，长远看，大幅提升人民的学问水平是社会和谐的重心所在。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五）

paradoxfishbear

2006-07-14
此前在这里发表过四篇关于中国的地区制度的文章，主要是解释为什么地区之间的竞争会是那样激烈，其它国家没有出现过。这激烈竞争起于九十年代——我称之为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中国经济持续急速上升那么久的主要原因。不要忘记，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有几年通缩，而考虑到同期的产品质量急升，大部分没有算进物价，这通缩其实很严重。任何宏观经济理论都说这样的通缩，经济增长会大幅缓慢下来，甚至倒退。但没有，当时的增长率还可保八，而把质量提升算进去，增长年率应在百分之十以上。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奇上加奇。我的解释，是地区竞争制度发挥功能。

读者对上述四篇文章反应好，但不少说不完全明白。萧满章也说只懂八成。萧老弟的经济学不简单。他差不多凡书必读，理解力强，跟侯夫子一样，懂得判断一个思想的重要性。他不完全明白，我要再分析一次了。转换一下角度吧。分析其实是浅的，但非常复杂，因为牵涉到好几方面的理念与论点，其中不少前人没有说过。可以这样说吧：要不是有关的几方面自己刚好作过类同的研究，我不会找到答案。

还是分点说，这次出发点不同。

（一）萧老弟与佛山李俊慧一致认为，高斯赞同我提出的农民竞争例子是他们开始明白中国制度的重点。那是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在温哥华的一个渔业经济研讨会上，一位后来获诺奖的朋友提出，公海渔业如果私产化，只能有一个业主，所以渔业产品之价会是垄断价。我当时立刻反驳，说如果世界上的所有农地都是我的，我一定要分租出去给无数农民使用，农民互相竞争，所以农产品之价是竞争市场之价，不是垄断价。高斯当时在旁，说我对，之后再说我对好几次。我当然对，但不是浅的对，否则高斯不会想了许久还旧「对」重提。对得深，因为有不少陷阱，读者要细心考虑，细心消化了。

（二）与上述的农民竞争性质有别，中国今天的地区竞争主要是招商抢客。外来的投资者他们待以上宾之礼，提供种种方便，在经费的局限下推出文化、娱乐、培训等服务，重视六通一平等基建，而又因为工人不足搞不起工业，土地不值钱，他们对外来的工人是友善的。协助厂家招工他们做得起劲。这些是地区激烈竞争的手法，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竞争出现了。

（三）北京当局是大地主，拥有国家的所有土地。两权分离。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使用权以承包方式判出去，其实是租出去，通过省、市、县等，早期称层层承包。时间我拿不准，但重要的地区竞争发展应该起自邓小平一九九二南下之后，其中一个重点是土地的使用权落在县的手上。

（四）县与县之间的土地划分得清楚，而没有土地的使用权等于没有经济权力。中央把经济权力下放得多，下放得快。今天，除了外交、军备、货币、县之外的公共设施等，其它经济权力基本是在县之手（外间批评中国不民主的言论，一般显示不识中国的制度）。中央与省上头提供土地使用的规限，有弹性，县对土地使用的决策有很大的周转空间。

（五）一个县可以看为一家商业机构，或公司，或企业，拿着土地做生意。有二千多个县，等于一个大地主把土地租给二千多个农户（不要忘记竞争性质有别），地区竞争是县与县之间，打生打死县是主角。

（六）虽然中国的增值税（指value added，不是capital gain）起自一九八四，修改算法是一九九四，我不能肯定什么时候变为今天的明确是地租。今天的工业增值税是地租。一个厂家到一个县买地，付一个价买土地的使用权五十年，可以看为一个固定租金。除此之外，工厂产出要付增值税，可以看为土地使用的「佃农」分成，有没有钱赚也要交出。一个固定租金（买地五十年）与一个分成租金（佃农制度也）是世界所有大商场采用的合约形式，中国的安排不谋而合。因为增值税是租，只要竞争广泛存在，收得愈多代表着土地使用愈有效率。这与大商场使用的看法是没有分别的。

（七）工业增值税抽百分之十七是全国划一的（解释过为什么要划一）。县留成其中百分之二十五，其余上缴。这等于县收产品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于是，一个县下面与厂家分成，上头与市、省、中央等分成。实际上，县把增值税的百分之七十五上缴，不管上头怎样分。上分成下分成，一律是佃农制。

（八）在竞争下，佃农分成可以达到最高边际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率，是我当年推翻前人之见的一个要点。问题是分成率（税率）需要变动，因为县与县之间的情况不同。增值税（分成率）划一不变使我头痛了一年。后来恍然而悟，因为知道不同地区的工业地价可以从数十万一亩下降至负值。一个县投资九万一亩（收地加基建）有权免费送出去，再不够可与厂家分增值税。县不傻，可以从税收分成赚回来。这就是马歇尔注脚的再阐释与补充：如果地价或地主投资可以有足够的变动幅度，分成率可以不变而土地使用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

（九）任何人在中国投资设厂，原则上是与县合资做生意。买地合约是一张合资合约。因为是佃农制，与我四十年前研究过的佃农合约一样，作为「地主」县重视投资者落本多少，用途是什么，何时动工等。批评县「干预」市场的言论是胡说八道。

（十）除了长三角与珠三角等吉地，六通一平的工业用地，差不多所有其它地区在地价上都要亏蚀。另一方面，只要交通好，蚀地价，穷乡僻壤大部分可以从增值税的分成再分成赚回来。如果北京完全不约束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农地转作工业用地，从地价看，所有工业会集中于这两区，其它地区工业莫问。长远看，要鼓励整体发展，北京约束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农地转为工业用，难以厚非。

（十一）月是故乡明，民工荒这几年——尤其是珠三角——来得严重了。交通公路的迅速建造，加上地价的差距，是我推断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三阶段会转到农村去的理由。这种大势推断我从来不错。

（十二）佃农分成是上连串下连串，但县与县之间不连。县的生存要靠招商有法，分成是愈搏命愈分得多；县的成就是企业成就，做得好有奖金；升官不论，企业工作有成不愁市场不招手。这些加起来是竞争激烈的原因。

（十三）土地转用途转得八八九九时，工业招商到了一个均衡点，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招商会平静下来。那大约是十五至二十年之后的事。到那时，竞争招商会转弱，但制度的本身是竞争性的，增值税制不变，竞争的重点会转向产品增值那边去。这样的竞争路向是提升科技水平。不是说今天中国的产品没有科技，而是科技的急速提升，会因为地区竞争产值提升而变得明显。这是中国工业发展的第四阶段，大约十年后开始吧。

说过了，这类大势推断，因为掌握了局限的转变，我从来不错。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六）

paradoxfishbear

2006-07-20

日夕思想三个多月，这系列文章要完工了。三月三十日发表首篇——《如何再看中国二十年？》——打算来一个对中国看法的总结，推断一下未来。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肯定地推断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行内反对的朋友无数。今天回顾，白纸黑字，我是把中国之后的历史预先写了出来。



问题是当三个多月前坐下来要再作一次推断，我发觉今天中国的局限及其转变比昔日的远为复杂。经济推断，掌握不到局限转变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系列开了头，夸了口，怎么办？于是先写几期回顾，希望这「回顾」思维可以带出一些什么来。



是一九六一年吧。作为本科生我问经济历史大师Warren C. Scoville：「历史是过去的事，过去的过去了，为什么还要管呢？」大师回应：「不知过去，我们无从知道今天身在何方。」说得对，这系列写了几期回顾，我对中国今天的局限掌握是比较肯定了，虽然远不及八一年看得那样肯定，那样清晰，那样简单。



中国会否继续高速增长二十年，是国际大话题。会或不会，一般的推断是看风水，跟着他们下注不如赌世界杯。直觉说再高速增长二十年很不容易，差不多不可能。想想吧，目前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年率大约百分之九，而没有全部算进去的产品与服务的质量还在上升（虽然不及九十年代升得那么快）。说目前的增长率，以实质算，达百分之十强应该可靠。以「十」为持续的增长率，复息算，十五年后中国的国民收入是今天的四倍，二十年是今天的六倍。可能吗？杭州是表表者，最近那里的每年人均收入逾五千美元。保守地调整物价，实质算，应该达一万二千美元或以上。持续二十年今天的增长率，二○二六年，杭州的人均收入大约今天美国物价的七万二千美元，或大约今天中国物价的二十四万人民币。应该不可能。



无可避免的第一个结论，是如果要持续目前的增长率，今后的主要动力一定要来自内陆，后勤基地是也。西部有什么矿藏大发现会帮助。这些看来是北京的意识，而我提出的工业第三阶段的发展——月是故乡明，工业的势头会转到农村去——跟这意识是没有冲突的。不要相信一般的报导。大约二○○○年起，中国农民的收入上升得快。还是很穷的，但改善得快。



这就是了。今天看未来，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农民怎样，中国就怎样。北京明白这一点，问题是怎样推动才对。大致上我是乐观的。有两个理由。其一是这系列写过五篇文章分析的地区竞争制度。如果这个妙绝天下的制度不能把在黑暗中度过了五千年的农民带到阳光下，其它多说无益。我为自己能在这把年纪解通了这地区制度的密码，感到骄傲，因为可以协助国内的朋友知道哪里可以修，哪里不能动。政府上层还可以做的是改善交通，提供县之外的公共设施，鼓励私营办学及医疗，更要鼓励私营的慈善工作。



第二项对农民前途看好的理由，是中国本土的市场大得离奇，有着数！在农村发展工业，中国不需要靠外贸，不需看什么鬼佬议员的面色。当然，外贸畅通无阻，更好，但农村的工业主要供应国内，本土市场够大，史密斯当年的专业产出定理有助焉。



中国要再来高速二十年，农民见到阳光是必需的条件，但不足够——英语所谓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是也。我认为在农业上，北京大步行差踏错的机会不大：在第三阶段的工业发展中，农民会继续转到工业去，而农产品之价会按步上升。不难推断，农业在不久的将来会转向企业化的发展。都可取。困难是「必需」之外的「足够」条件了。



国际政治或什么战争、恐怖活动等我不懂，这里不谈。北京上头的政制没有跟进，也不谈。地区的政制，尤其是县及以下的，我调查过，知大略，认为基本上是企业制，可以小修，无须大改。说中国的地区行企业制，除了我熟知的合约结构外，有两个观察支持。一是他们的投票选举着重于办事能力；二是禁止政治活动，甚至不准拉票。买卖官职的行为有所闻，是事实，但一般知情的说，这些年减少了很多，不时尚了。



上头严禁有效，但买卖官职的行为大幅下降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带来另一种麻烦。官职的工资实在低：一个县长有住所，也有应酬饭吃，但工资只每月二千人民币，虽然地区优胜的有奖金，但不多。这就带来人材流失的倾向与一个「五十六岁的假说」。后者是指干部五十九岁退休，到了五十六岁，积蓄不够，多多少少会考虑怎样赚些「好处」，或贪污起来。另一方面，我左打听右打听，虽然赚取外快的行为不少，但「正规」的贪污是大幅下降了。跟几位知情的朋友畅谈过这个问题，他们同意，地区的激烈竞争是贪污下降的一个原因。他们也指出，能干而又做得不错的干部占大多数，有些贪污的也做得好。



地区政制上还有另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那是「市」的定位。说过多次，土地的使用权力落在县的手上，即是说经济权力落在县之手。市呢？除了某些有自己的发展土地（一般没有，或很少），「市」本身是没有经济实权的。头痛所在，是没有经济实权的市，在人事上却有权管拿着经济实权的县。从一个商业机构的角度看中国的地区政制——应该那样看 ——这个市与县之间的权力安排是不对的。县是今天中国地区竞争的命脉，其经济权力范围大致上不能改。北京要考虑把「市」再定位。



今天向前看，中国最大的麻烦是来自外间的影响。高斯真的担心美国的经济思维，引用于中国会闯大祸。不是没有道理的。三年前北京提出的反垄断法，是美国反托拉斯的进口货，害得我要大骂十篇文章。最近再提出的反垄断法（不是早一点的反收购垄断），大有改进，但有机会还要骂。什么最低工资之类也是外地证明行不通的进口货。至于那些建议什么联邦制、代议政制等言论，比起我这个只略知地区政制的人，对中国的制度更是一无所知。是那么容易取得的数据，为什么这些政治专家不参考一下呢？说过了，与西方相比，中国是个没有秘密的国家。经济实践之道，什么方程式，什么博弈理论，皆废物也。



进口货，最头痛可能还是货币制度的思维。我跟踪了美国的货币制度四十多年，知道不是好制度，与朱镕基时期搞起来的中国货币制度相比，输了半条街。美国的货币制度在理论上行得通，但实践很困难。格老时期美国的利率轮上轮落七八次，目前这一轮是提升了十七次。这是什么可取的制度了？币量理论，头痛头痛，尤其是地球正在一体化的今天，货币专家连什么算是货币也搞不清楚——我也不清楚。何必清楚呢？朱老划定下来的货币制度说，稳定币值是不需要懂得怎样算货币量的。



看官须知，经济制度不同，需要的政治制度也不同，而零件政策的处理也因而有别。进口「零件」思维，这里拿一点，那里拿一点，百鸟归巢，纵是名牌配搭得好很困难。二十多年来中国石破天惊的经济发展，是中国人自己搞出来的。还是走自己的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算了。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七）

paradoxfishbear

2006-07-27 | 关心挥洒 处之泰然

经济顾问工作不易做。一九七六年，美国通胀两位数字，三岁多的女儿进了幼儿班几个月，不知从小友或老师中听到些什么，回家问我有没有替她准备大学钱（college money）。她当时不可能知道何谓大学。听得心酸，于是把心一横，接了两件反托拉斯大案的顾问工作，赚点外快。

还好，雇主知道我的灵魂价高，同意我的职责限于作客观分析。话虽如此，受君之禄，担君之忧，不容易睡得着。可惜的是，为其中一案写下的两吋厚报告，艾智仁读后说是他见过的最高档次的实证研究，雇主买断了，不能发表。

有钱收的政府顾问工作也做过，一次很不幸。我反对他们推出租金管制，怎样也不写赞同文字，他们竟然欠钱不付！此后我推却所有政府顾问工作，钱再多也不干。回港任职后遇到新上任的财政司彭励治，一见如故，他说我是他最信任的顾问，没有钱收的，就是经常一起吃午餐也是梅花间竹，一人出一次。没有酬报的闲谈建议算不算是顾问工作很难说，但与彭老相交的日子我是愉快的。

是这样的一个人。自一九七九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起，关于中国经济的分析与政策建议，我竟然写过不下百万字！教学生只教经济解释；评审学术文章，见有政策建议那部分，无论自己如何同意，永远打个零分。不是说经济学者不可以提出建议，而是建议任何人都可以做。经济学的本质是解释现象，或解释某项政策会有怎样的效果，至于效果是好是坏，可说可不说，与科学无关。

没有作过中国的经济顾问。好几次，国内朋友给我提供资料与协助调查的方便，使我觉得他们也想知道我怎样说。事实上，二十多年来，没有一次我要求国内朋友提供文件或资料而受到推却，而这些朋友都读我的文章。这样看，在某意义上，我对中国的经济研究有点顾问的味道。

中国的经济改革风雷急剧，紧张刺激，而有关制度运作的精彩话题实在多。我只用英语发表过五篇关于中国经改的文章，中文下笔的则无数。不是没有外地学报收容，而是我希望中国朋友读，为他们下笔。求文的外地学报不少，但每次英文完稿后，我必亲自翻成中语，很麻烦。高斯最近来信要求我把中国地区竞争制度的分析用英文写出来，但我提不起劲。有些人见我回港任职后少用英文动笔，说我从前有贡献，回港后不中用了。这些无能之辈自己没有说过半句可以传世的话，不知学问何物。另一方面，赫舒拉发、德姆塞茨、巴赛尔、诺斯、科斯等大师从来自香港或国内的学生听到我写下那么多中语文章，纷纷要求我翻成英语。

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在学术上，中文那样不值钱。一个足以传世的思想，写了下来，不管用何方文字，总有一天会传世。以中文下笔当然是为了中国同胞，但在中国经济的话题上写了过百万字，主要起自一点关心。二战期间有两年多在广西捱饥抵饿，小朋友每几天死一个，我觉得有责任替中国的青年做点事。

没有奢望改造社会，但一九六九年巴赛尔认为我是产权及交易费用分析的行内第一把手，而高斯一九八○年劝我回港任职，以中文下笔介绍新制度经济学，也说过类似的话。究竟自己是否那么厉害不重要，但知道关于制度的话题不由自己以中文动笔，天下没有第二人。话虽如此，跟踪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二十多年，我学得的实在多。说大器晚成很老土，但今天我对制度运作的理解，比巴赛尔一九六九说的与高斯一九八○说的高得多了。科学中，经济学的独特头痛之处，是世事知得不够多理解就不够全面，而自己的经验，知得够多要在六十岁之后。

关心有代价。有哪一个父母不曾经因为关心自己的儿女而睡不着呢？关心中国的青年，自己的经历有决定性。广西的不堪回首，佛山华英三年的罚企时间多于吃饭的，湾仔与皇仁书院的留留升升，太宁街的吵吵闹闹，多伦多没有大学收容，作职业摄影师去也，总之一事无成。但当近二十四岁美国有大学收容，知道是机会，一发劲，学问的增长势如破竹。

是的，自己的经验说，一个青年看不到机会，看不到前途，不会大博一手。当年一起游玩的年轻朋友，好些智力不比我差，但没有机会，或看不到，没有打上去。一九六八年，后来是林毅夫的老师基尔·庄逊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一个重要的亚洲农业研讨会议，请我作首位讲者。我准备了文稿，在讲台下望，见到名家云集，有所感慨，于是把文稿推开，说：「今天我站在这里作为首位讲者是荣幸的。但你们可能不知道，你们在亚洲农村见到烂泥地上打滚的孩子，我曾经是其中一个。如果有我的机会，他们今天也可能站在这讲台上。」

是简单的哲理吧。如果一个青年有机会而不打上去，自己放弃，自甘堕落，我们管不。但如果政府扼杀了一个青年的机会，政府要负责。多年以来，凡是见到政府不需要负担费用而扼杀了青年打上去的机会，我一定反对，动笔指责没有手软过。扼杀了年轻人力争上游的机会，说什么扶贫，什么福利，什么补贴，什么教育，都很无稽。

改革制度无疑是增加青年图强机会的最佳法门。这方面，二十多年来中国做得好，非常好。抚心自问，我没有这样的本领。然而，写过无数次，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扼杀青年机会的政策。骂过不少次，还会继续骂下去的。有人说共产党不是好东西，不可能作出什么好事来。这些人的智商在我之下，而我则同意邓主任的黑猫白猫说。高斯定律高举私产与市场，是史德拉认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思维。高斯本人呢？他支持共产党！这是真学问了。有人说今天的中国是五千年来最可悲的，给我痛骂了几句，不知所终。任何人左右了中国青年的机会，我不会笔下留情。

关心有代价，而如果关心得认为自己可以改造社会，或担心北京会否接受自己的建议，我不可能活到今天。我是个学者，千锤百炼，知道一个学者可以做到的极限是在哪里的。知道这极限，为了过瘾喜欢走到尽头，但既然千锤百炼，永远不会跑出界。有这样的本领，外人怎样批评皆可处之泰然。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