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国人对一二·九运动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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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胡伯特·费瑞恩著　朱启明译
　　(胡伯特·费瑞恩( HubertFreyn ),1935年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到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中国戏剧。—编者）
　　一二·九运动爆发了。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清晨６点，号角声传遍整个宿舍，一小时后，有一半同学已经在南大地像军人那样迅速集合起来了。他们在向北平前进，要参加另外七个大、中学校的请愿队伍。这次行动的目的非常明确：向何应钦递交一份请愿书，说明他们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把华北从祖国分裂出去；向政府提出，他们将支持任何抵抗计划，并让全世界知道这一切。
　　请愿队伍避开公路，踏上田间小道，朝有近１０公里路的西直门前进。他们两次被警察阻拦。和警察无结果的谈判后，同学们两次把警察推向一边，冲了过去。来到西直门时，他们发现大门已紧紧关闭，上了栓。附近的另两座城门也被关闭了。这时，城外另有三所大学和一所中学的同学，游行人数增加了１倍。他们在西直门前整队，高呼口号，要求进城面见何应钦。
　　城内有２０００名左右的学生，情绪激昂地反对华北自治。
　　为了防止学生进入紫禁城的通道，警察动用了棍棒和水龙。一 些学生受伤了，另一些被捕了，大批同学因遭冰水浇身患了感冒。他们坚持到见了何应钦的秘书后，才被警察驱散。何应钦的秘书说何出城去了，他将向何传达学生们的请求。
　　西直门外，约有数千名同学耐心等待了几个小时，因何应钦回避感到十分失望。何的秘书来到西直门旁，通过两扇城门的间隙接受了他们的请愿书，并向他们说了对城内学生刚才说的话。这样的结果很难令人满意，但当天学生们不会再有收获了。几校同学代表协商后，同学们踏上归程。晚上６点１刻，同学们带着疲劳和饥饿返回了校园。这时，多数同学感到，他们的奋斗才刚刚开始。他们表现出了自己的爱国主义和战斗决心。有待于他们做的事还多得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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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标志着学生运动的开端。不久，全国将掀起反对日本入侵的爱国运动的新高潮。
　　平静的校园生活结束了。由所有的大专院校和大多数中学组成的北平学联宣布了长期罢课。燕大南校门关闭，东、西校门从早到晚都有学生纠察队站岗，对过往行人询问出入学校的目的。教职员通行无阻，学生则不能随便出校，必须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才允许离校。这种管制目的，不仅在于防止特务、奸细混入，还在于防止同学们离散。因为，确实有一小部分同学胆小怕事，一遇到运动，首先考虑自身的安全，想进城去避风，而尽情享受一个意外的假期。警察也在校门外把守，防止学生外出，当然，那是另外一种意义。市政当局宣布：禁止再有游行，违者重罚不贷。社会局主任也宣称，学生运动一旦失控而致危及妨碍睦邻政策时，将予以镇压。
　　１２月１２日，汉口和广州学生也举行了示威。广州学生还组织了抗日协会和抵制日货协会。北平各大学的校长鉴于“一二·九”时被捕同学都已释放，发出呼吁，要求学生复课。
　　学联则继续要求撤除警察、特务，恢复校车；同时声明反对意味着逃跑的大学南迁（谣传各主要院校将与故宫博物院一 起南迁）。
　　１２月１４日，上海学生发出了一项反对华北自治的呼吁。
　　１２月１５日，南京、上海和广州的学生发出通电，支持北方同学的正义主张，谴责了所谓自治运动。苏州２１００名中学生也发出了具有同样内容的宣言。
　　像一把野火，学生运动在一个个城市中迅速扩展，不到两星期，凡有大学的城市，学生都已行动起来。他们奔走呼吁，坚决反对华北自治。
　　北平依然是这些活动的中心。近３００年来，这里一直是文化教育的中心，高等教育的中心，而２０００年来，这里也一 直是中国的代表。“一二·九”只是学运的刚刚开始，“请愿”的阶段过去了。
　　１２月１６日，清晨６点半，薄雾在灰茫茫的天空中随风飘荡，丛林、灌木、建筑物在空气中颤抖。一群群学生静悄悄地从宿舍和饭厅里走出来，在路边列好队。有些女同学在左袖子上别了一个袖标，上面写着“燕京大学示威团”几个字，另有几个红字：“一二·九”。其他同学在散发宣传材料。每人还领到了一卷纱布，也没人解释是做什么用的。
　　站在最前列的是一支由２０人组成的先锋队。其中一人是高举校旗的。然后是主力队伍，约４５０名。他们手持写着口号的小白旗和彩色标语传单，随时准备向路人散发。另有２０几名骑自行车的同学充当护卫和联络员，全由男生组成。其余的男女同学都混在一起，爱国主义打破了性别的界限。
　　站在队伍前面的是大队长。各小队都有一名小队长辅助大队长传达命令。看来一切都是事先计划好的。计划执行的情况也很良好。显然，平时的军事训练并非徒劳。
　　７点钟，我们按四人一组列队出发，来到了南校门。这个校门为了让校工清晨进校，很早就敞开了。突然，一声号令，队伍跑起步来，“嚓嚓”的步伐声在“一二一”的口令中响个不停，直到最后一人出了校门才恢复了便步。我对这个表演开始摸不着头脑，但很快就明白了。原来一群警察早已等在门口，打算阻止正常行进的队伍，可是出乎他们的预料，学生们是迅速冲过去的，于是他们只能靠边站，干瞪眼了。当然，他们一定会打电话报告给指挥机构的。
　　像一星期以前那样，我们避开了大路，在坎坷不平、满布尘土的田间小道上和干燥的、灰棕色的华北大平原上行进。
　　当我们穿过村落、农田时，太阳已经在地平线上升起，但被厚厚的灰云遮祝大地上的光线还是暗淡的。路上，我们一 旦碰到人，不管是工人、农民、学生，就往他们手中塞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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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引人注意，传单有红、白、绿三种不同颜色。拿到传单的人，有的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有的不识字，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田间路旁出现过一些庙宇，但院墙破旧不堪。往日它们是在古松柏下面沉睡的。佛像的碎片和一些破砖烂瓦堆在一起。附近的一丘丘坟墓旁树立着刻了文字的石碑。在这寂静的场景中，只有长青树才是标志着生命的东西。这里每块旧石头都好像在诉说着自己被人遗忘了的往事。每一个积满灰尘的角落，都像在耳语着逝去的荣华。每一块倾落了的天花板，都似曾俯瞰过历代的欢欣和忧愁。这一带大平原是饱经沧桑的。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内战遍及城乡，各路军阀都把北京看成必争之地。１９２８年，国民革命军来到了北京。“北京”更名为“北平”，意思是北方和平。但和平的时间连七年都不到，北平就又成了冲突的中心。“北方和平”纯属欺人之谈。现在，２０００年以来华北第五次遭到入侵，而它的保卫者们却在北平，有的甚至还留在城外。他们手无寸铁，有的只是标语传单。
　　当前，为了保卫北平而向北平进军的５００名学生的行动简直是既富于悲剧性，又略带讽刺意味的。他们本来应该在城墙上持枪守卫，而现在却不得不闯进城去。守卫者不得不进攻，因为侵略者已经让人把他们关在城外了。
　　我们一路上未遇阻拦，一个半小时后，顺利来到西直门。
　　城门已上了锁。先锋队冲撞了又重又厚的城门。但那两扇大门是上了栓的，终究未能撞开。大家喊了一阵子“加油”号子，还是无济于事。另有５００名清华同学赶来了，情况仍无改变，得想点主意才行。
　　队伍改成两人一组。我们沿护城河两岸，在尘土漫脚的路上向南跋涉。沿途所见，只是些准备过冬的煤堆，干秃了的垂柳，凄惨的土房子。在这引人愁思的景色中，护城河对岸传来了一阵呼喊声。那是另一所学校的同学，约有上百名，他们推开了警察，越过护城河上的结冰，参加了我们的队伍。
　　欢迎的口号接连不断地喊了起来。在得到增援后，我们继续前进，来到一个较小的城门。它也加了锁，上了栓。破城的冲击以３倍的努力进行，但终归失败。我简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但掉头回家是不可想像的。
　　对呀，北平有许多城门，仅外城就有十几个，问题就在于一个个地试了。当然，徒步绕城一周，并不像逛商店那么有诱惑力。但我们总算是幸运的。在不到半小时内，我们来到了西便门的火车通行门。这两扇门没有完全垂地，其厚度和门栓的强度都较差。六七位男女同学用力推了一下，城门就呼扇呼扇地动起来了。太好啦。有门儿了。同学们立即以十人为一组，用肩膀和身体轮流冲击起来。但铁和木头组成的城门并非唯一的障碍，在城墙上还布满了警察。他们手持步枪，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下面聚拢起来的学生群众。他们要干嘛？城门后面是否埋伏了更多的警察在准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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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扔下来几块石头，立即又被同学们扔了回去，双方均无损伤。十多分钟后，一扇门朝后仰去，在场同学欢声雷动，成功了。城门背后并没有警察，城墙上的警察也逃之夭夭了。他们并没有再企图挡住这股怒潮。通往城内的道路打通了。
　　集合。我们四人排成一组，继续前进了。大家边挥舞着旗子、散发着传单，边喊口号：“打倒冀察政委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我们的队伍长达二三里，在切割这座城市的狭窄街道中拐弯抹角，活像一条长蛇。我们的自行车队就像触角一样在前面探路。路的两边尽是些灰墙挡起来的一座座院落，如果那些平房是临街的，大门一定是紧闭的，而窗户则离开地面挺高。我不尽想到，一旦遇有射击，我们是不好躲避的。其他男女青年不会想到这个。
　　除了我们的声音外，一切都是寂静的。人们都在院中呆着。突然，一队警察从一个小胡同中朝我们跑步开来。这小胡同刚好和我们的队伍成一个直角。警察摇动着大竹竿子，要驱散我们的队伍。愤怒的学生发出了狂喊：“打。打。”于是一场战斗开始了。警察为群众的数量和气势所压倒，匆忙逃跑了。他们后面还有二三十名男同学在尾追。
　　当这场战斗还在进行时，我们的先锋队靠近了一个街角，突然，砖头从矮房顶上丢下来。又有警察啦。大家都把砖头捡起来回敬了他们。
　　出乎意料的是，我看见五六个学生在踢一个穿西装的青年。他是趁乱混进我们队伍的。“日本人。日本人。”学生们喊到，并立即把他摔在地上，无情地揍他。（他究竟是不是日本人，来这儿干什么，我永远无法证实。此事以后无人再提了。）跑出去和警察较量的学生被招回了队伍，他们带回了许多战利品，有警棍、帽子、皮带。但其中至少有一根警棍不是通过战斗缴获的，而是对方主动放弃的。
　　有个学生后来对我说了这次奇遇。他说，他刚要和一个青年警察扭在一起时，警察把警棍递了过来，匆忙说道：“拿去吧，你们干得对。我也爱国。可我必须执行上级命令。我不能打你，你就打我吧。”警察的行动一般是够残暴的，但同情学生的也不止一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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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队伍来到了北平师范大学所在的宽敞大街。但当时校舍却是空的，同学们早已离校，另找地方开会去了。当我们的队伍走近学校的时候，吓破了胆的守门人就赶忙把铁门紧闭了起来。同学们因受刚才那场战斗中取得胜利的鼓舞，精神大为振奋，呼喊着要求进入师大。在这种气氛中，大家颇想拥有武器，有人得到了铁锨，有人捡起了石子，装满口袋。
　　可当我们跨过马路时，学生们发现了两队持枪而来的警察。
　　“向前冲埃”同学喊道。可大队长却在队前站着不动。他喊了声“停。”然后说：“我们是游行示威，不是和警察打仗。
　　我们只有遭到攻击的时候才自卫，但决不主动进攻。把武器扔掉。”有些人嘟囔。不一会儿，就都服从命令了。棍棒、铁锨、砖头都丢在地上，少数情绪激动的学生还用脚把“武器”踩坏。队伍重整了一番，又继续前进了。警察往后退了几步，让我们过去了。
　　下一个目标是前门。前门是一座内向紫禁城、外向天坛的巨大城门。前门外大街店铺林立，十分繁华，是北平城的中轴。我们在这条大街上唱歌、呼口号，不时有同学跑上便道向旁观的人群散发传单。群众用惊异的眼神看着我们，没有同情的迹象。在他们看来，眼前的队伍很不一般，有点像办红白喜事，可又不是。它打破了当天的单调，有个店员匆忙上了门窗护板。
　　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城门楼和又高又厚的城墙。以前，我对它们的雄姿甚为赞赏，好像它能挡住任何进犯之敌。可现在，它那股坚实劲儿非常招人恼火了。我们能进城去和城里的同学汇合吗？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我们面临的问题很紧迫。
　　当我们进入前门广场时，我的眼前不是直通天安门和皇宫的瑰丽大道，而是一队持步枪、背大刀的警察。
　　燕大的先锋队试图冲击城门。大刀片闪起来了，枪声响了。在混乱中，我们队伍后退了一些。枪里是没有子弹的（报纸事后报道的）；或有子弹，也是从我们头上过去的。大刀只用刀背（不然，我的冬衣，甚至臂膀都会完蛋），没人受伤。
　　左侧，有个警察阁子，警察们持枪从里面跑出来，乱糟糟地围着平台转，有的连制服还没有穿好。有一个没穿外衣的警官和我们的队长开始了一场争论。警官强调他也是爱国的。他说：“诸位同学做得对，因为我也爱国。可我是靠干这个养家糊口的。命令就是命令，我得服从埃”城门洞下，一队穿灰色上衣和马裤的人把门洞拦住，他们表情冷酷，右手持大刀，左手扣着毛瑟枪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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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们的到来使空气缓和了一点。记者里有中国的、西方的和日本的。他们多数同情我们，有些已经从城门楼上目睹了刚才那场进攻。他们匆忙地做笔记、采访、摄影，单人的和集体的都有。当天，电讯发到了欧美。这次游行示威的目的之一达到了，即让全世界都知道，学生们不要什么“华北自治”。
　　这时，广场四周已经布满了持枪警察，拥挤的学生群众被包围了。谈判在低级警官和学生领袖之间进行着。最终，有一个高级警官出面了。他随身带了一挺机枪（看来他对谈判不抱幻想）。他要学生们交出旗帜和传单。学生们交出了传单，但拒绝交出旗帜。警官又要我们回家，但立刻被高声拒绝了。
　　我们向周围人群做爱国演讲，说明我们的目的。
　　有一次我们刚开始前进，就被阻止了。面前的警察扣着机枪板机，使我们无法走上那条街。谈判再次开始，形势非常紧张。城门楼和城墙对我们虎视眈眈，好像我们反倒成了破坏和平的人。
　　与此同时，约有２０００名同学正在城里游行示威。警察试图用水龙阻止他们。同学们吸取了上次游行中的教训，设法破坏了警察们的计划。有几个学生偷袭到水龙附近，用刀子将水龙带割破，然后，另一群学生涌上前来，夺过水龙，对准警察浇去，警察被迫后退。不幸，这场胜利由于误会，又被自己的伙伴破坏了。原来，有一个同学在救火车刚一出现时，就开始绕道跑向水源。他在不知道自己人已夺下了水龙带的情况下，关闭了水源。在这场争夺水龙带的战斗中，有些学生和警察受伤了，有的伤势严重。游行群众在机枪威逼下，未能进入皇城的正门。但他们坚持靠拢一起，多次挫败了警察驱散队伍的企图，并怀着和我们一样的希望朝南面的城门行进。
　　这时，我们还在前门外等候。３个小时后，才最终被允许朝西边的另一个城门移动。这城门与城内同学要去的是同一 个目标。
　　４时左右，我们到达目的地，听到了紧闭着的城门后面的同学在喊口号，唱歌。我们希望城门能打开。那儿也有警察，但为数不多，枪是扛在肩上的。
　　一位友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站在城楼上注视着城内外情况的发展，不时给我们一些信号，使我们得知城内在发生什么事情。他向我们谴责了警察的汉奸行为。他的话大大鼓舞了我们的士气。当时，学生们因被分割开来感到非常失望。但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不甘心就这么乖乖地被挡在城外。她是一位身材苗条，穿蓝色工装裤的少女，她从城门下面的空隙里钻了进去，使城内外的伙伴取得联系。在那天成千上万的游行示威群众中，她成了一位女英雄。她就是清华大学的陆璀女士，许多“中国的贞德”中的一个（陆璀女士抗战爆发后一直在美国各地到处演讲，宣传中国的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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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大早起，我们不是走路就是站着，没喝一口水，没吃一点东西。队伍等在城门前面，不知还要发生什么事情。有些同学乘机去附近小铺喝点茶，吃块面包，其他人就三五成群背靠背地在土地上坐下，还有些人坐在马路牙子上休息，那儿也是灰尘满地（那天，我们每人身上都粘了好几磅土）。大家都精疲力尽了。
　　太阳下山了，寒风刺骨，城门依然紧闭。天空渐渐暗了下来，一眼望不到头的城墙仿佛在威胁着我们。在它附近不存在什么和平，有的只是紧张气氛。依然有发生任何变化的可能。
　　各校领队开会了。有的主张回校，有的坚持要等通宵。最后，按队长决定，我们走上了归途。
　　归途中，我们在尘土飞扬、灯光暗淡的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着。夜幕降下时，我们来到了外城的另一个城门（直到那时为止，我一直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座城门在保卫着北平的和平）。这座城门也是关着的，带队的警官（每个城门都有警察守卫）答应稍待片刻就开门放行。我们站在那儿呆呆看着。夜色使人不能平静，谁也不知道当局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许这是一个圈套，他们会突然从我们背后猛扑过来，也许他们正在另一边埋伏等着我们，谁能透过城墙和城门看到这一切呢。
　　后来得知，我们当时的疑虑并非毫无道理，其他学校的数百名同学在返校途中落入圈套，遭到了痛打。我们是幸运的，等了２０多分钟，城门打开了。但我们最终还是没有进城，而是在暮色笼罩的田野中，踏上了返校的归途。
　　外城墙那尖尖的拐角在黑暗中消逝。北风吹来，天空满布的繁星在我们头顶上闪烁着光芒。在远离和平门的地方，才真正有了和平。
　　学生们的情绪中，得意和失望交织着。得意是因为毕竟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回校时知道冀察政委会的成立延期了。失望是因为未能实现全部游行示威计划。大家感到事情并没有完结，深夜已将大幕转向第二场戏了（可当时我们对未来还未做过多的设想）。我们用唱歌来消除疲劳，打发时间。晚９点，我们回到学校，一口气冲上楼梯，来到了饭厅。我们高兴地看到，等着我们的是热呼呼的饭菜，大师傅们一直留着厨房的火，没有封上。这是出于爱国主义，还是出于一般的热情，我就无法判断了。
　　然后是美美地睡上了一夜。
　　（信息来源：《文史资料选编》第37辑）200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