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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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文  克

"一二·九运动"到一九八五年整整过了半个世纪。在这场轰轰烈烈地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北平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女一中等校打了先锋。师大的校方和"饭团"(国民党"诚社"、"复兴社"学生，同学们贬称他们为"饭团")结成的反动势力，当时在北平各大学中是突出的;但是党所领导的"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左派学生的力量更大。所以，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非常尖锐和激列。  
当年师大的老同学写了些回忆录，记述了这段历史，尤其是杨黎源，于刚两同志的文章，系统地、全面地写了"一二·九运动"的社会背景和师大学生的斗争。党所领导的一切革命斗争，是艰苦的、雄伟的、永远值得纪念。回忆往事，心潮起伏，青春之火不熄。写几件史实，以作补充。  
            (一)"一二·九"新华门前的师大旗帜  
    "一二·九运动"前夕，华北危急，人心浮动。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何梅协定"之后，日寇节节进逼，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蒋介石从平、津、河北撤走党、政、军，宪。殷汝耕成立了包括冀东二十二县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个汉奸政府就设在离北平四十里的通县，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蒋介石指使二十九军军长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在日寇卵翼下的政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正如北平学联发表的宣言中说“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身在华北前哨的北平学生己经是义愤填膺，怒火中焚了。  
     十二月八日晚，根据北平学联的决定，师大学生自治会约集文学院的活动分子，酝酿发动学生于次日早到中南海向何应钦请愿，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要求言论出版和集会结社的自由。何当时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代理委员长。  
     十二且九日晨，文学院的学生正在盟洗室洗脸的时候，突然哨响，大家迅速集合到刘和珍纪念碑的院子里。历史系同学陈泽云(于刚)发表了五分钟的演说，慷慨激昂，我接着说了三、两句鼓动的话。同学们即从文学院的正门走出，经绒线胡同去新华门。  
     师大文学院的同学们到新华门时，教理学院的同学也来了，这时才早上八点钟。中国大学、东北大学、民国学院、平大法商学院、新闻专科学校和女一中的学生们陆续赶来。他们都打着学校的旗帜。每到一校大家鼓掌欢迎。同学们窃窃私语:北大、师大为什么没来?师大文学院在石附马大街、教理学院在和平门外，离新华门近，是最早到的，只是因为发动的急促，没有来得及做旗帜。在斗争的前线，不敢后人，听到这种略带谴责的疑问，心中很不好受。我们回答说“师大来了”，但走没有旗子，不够鲜明。我当即拉上地理系的唐元豫，到和平门里北新华街去设法做旗子。我们先到裁缝铺，说明用途，请裁缝卖给六、七尺漂自布，他一口答应，并主动扎了两个筒子，送给两根竹杆。我们又到隔壁的文具店买笔墨，店主人慷慨地借给一文抓笔，送给一瓶墨汁，我写了四个大字，“师范大学”，在煤球炉上拷干。于此可见，市民是爱国的，不愿做亡国奴，很同情学生们的行动。我们再三向他们道谢。为避免军警看见，旗子揣到我的怀里，唐元豫拿着竹杆，直奔新华门。当我们把旗子打起来时，全场鼓掌"师大来了！"我们感觉到无限的欣慰。  
    这一天虽然是阴示密布，寒风凛例，大家却都热血沸腾，高呼抗日口号，大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毕业歌"。这是雄壮的革命歌曲，它的旋律和歌词充满了战斗力，非常激动人心，鼓舞斗志。直到今天，每当听到这些歌声，还激动我们这些老年人的心。不禁热泪盈眶。当请愿以后游行，路经西单被军警用大刀、枪托、警棍、皮带殴打、阻拦时，仍然经西城绕北城，沿途唤出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及各中学同学参加游行，直下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在王府井大街南头(现在的新华书店一带)遭到塞警的刀枪殴打和水龙冷水的冲击。整整一天不吃不喝，依然精神抖檄，斗志昂扬。  
在新华门前请愿时，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在学生们的人群当申突然撤出了一批传单，竟然署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我们一眼看穿 ，这是假的，是有意破坏，给反动派以镇压革命运动的借口。大家都喊：“抓拖派！抓拖派！ 并把假传单撕碎了。记得“九·一八事变“之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我参加全国学生云集南京，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旧，收复东北失地时，曾听说发生过类似的事，国民党也造谣搜查到了共产党的传单，借口破坏和镇压爱国学生的请愿示威活动。北平的大学生不乏政治斗争经验，对于这种假革命真反革命的冒牌货和破坏行为是不难识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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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二一六”师大文学院用计出校，参加游行  
“一二·九”之后，北平学联宣布全市罢课，并布置十二月十六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那天，举行游行集会，加以反对。  
十五日晚，在文学院学生宿舍南楼上，忘记了是在哪位伺学的房间，学生自治会召集"一二·九"的积极分子研究次日游行事。曾估计形势严重，军警镇压会更加厉害。  
    果然，次日晨，文学院的大门己关闭，门外军鳖林立，大门是出不去了。文学院的操场西北角上有一个后门，常年锁着，门外是条很小的胡同，非常僻静。大家商量，留少数同学在大门里的楼下过道里，佯装要冲出大门，向军警碱话，宣传抗日救亡，大部同学从后门溜走。  
后门的大锁已经锈住，只好砸开，大家走出去了，正门佯攻的同学也撤回出去。声东击西，果然胜利。至今仍历历在目， 记忆犹新。  
    我们转小胡同，出手怕胡同即是西单。一出胡同口就遭到军警大刀皮带的凶猛殴打。历史系三年级樊文哲的棉袍为大刀砍透腰部受伤，有的同学兴破血流。我们就撤回文学院。接着被打伤的学生陆续送来。记得一位女申学生，头伤严重。肩上冻结了一块血疙瘩。大家临时担负了救护工作。  
   樊文哲年近三十，据说曾作过冯玉祥部队参议之类的事，国民党员。"一二·九"、“一二·一六”，国民党失于精神准备，像樊文哲这种非嫡系的国民党员，还有爱国之心，参加了游行。樊透露。“一二·一六”之后，国良党曾警告他们，不准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以后就不敢参加了，但对我们的态度还好。国民党中不乏爱国者，并非铁板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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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大开除六学生事件  
    "一二·一六"是"一二·九"的继续，是"一二·九运动"的两大行动。它一开始就是抗日反蒋的救亡运动，斗争的方向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和反对蒋介石国  
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前者是外因，后者是内因。两者相辅相成，民族解放斗争和国内阶级斗争争合二而一。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非常激烈，国内形势十分严重。  
    "一二·九运动"以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北平学生运动的浪潮也日益高涨。在蒋介石国民党的后方，华北抗日救亡的前线，爱国学生奋起斗争，就声援了红军长征。我党所领导的"一二·九运动"之火迅速烧向大江南北，全国学生纷纷起来响应，蒋介石腹背受敌，焦急不安，更加采取镇压政策。师大的国民党反动派同主子亦步亦趋，向左派学生反扑。教授杨立奎、熊梦飞十分猖狂无耻。杨立奎是国民党"北平大学教授联合会"的头子，也是师大"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的头子，和"饭团"学生结合一起，反对共产党，反对"民先"，反对学联，反对学生的爱国运动不遗余力。所以，"民先"在师大一直是处于地下状态，对于一切学生的进步组织和进步活动。校方都布告禁止。但是，你们越反动，我们就越革命，你们越镇压，我们就越反抗，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是当时师大两种势力的总形势。  
    一九三六年，师大两派势力的斗争尖锐起来了。在时事座谈之类的会上，两派辩论，“饭团”说不出道理，只有诬蔑谩骂，我们的墙报或通告，"饭团"去撕掉，最后他们要动手打人。但是，“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捉，"饭困"们如丧考妣，垂头丧气，活像丧家之犬。我们刚刚弹冠相庆，心花怒放，极望杀掉蒋介石(当初不了解党的政策)。风云突变，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将军护送蒋介石飞回南京，“饭团”们死而复生，大放鞭炮，反动气焰嚣张，向我们反扑，斗争更卯激烈了。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晚，"饭团"灌醉了历史系四年级蒙古族学生乔介林(也是"饭团"分子)，唆使他去刺杀郭庆云。郭庆云是地下党员，文学院的民先队长，和乔介林是同班同学。乔介林手持手杖长剑，喊叫:"郭庆云，我要杀你！"一剑刺破宿舍房门上的玻璃，划伤自己的手，摔倒在地。樊文哲去开门阻拦，郭庆云乘机跑到楼下陶稷农的宿舍里。陶来告诉我，我即上楼去察看。这时"饭团"周世光、周翰瑞等七、八个人站在外廊上，拦住我，横目而视，怒气冲冲地说：“你来千什么！”像要打人的架势。看来他们早已酝酿过要大打出手了。我立即下楼到院子里。为了保护郭庆示，为了自卫，我发出警号，说有人要杀我们山东同学，号召山东的同学出来。郭、陶和我都是山东同乡。楼上楼下，左中右的人都站出来了。我又去打电话通知教、理学院的同学们。教、理学院的学生闻讯赶来支援，"饭团"学生也赶来了。这时老工友池X祥正在电话间要打电话，我伯他报告警察局来抓人，把他撵走，看守电话。               
    体育系四年级张连奎(地下党员，民先队员)事后告诉我，他们几十人扛着体育用的棍棒，走在马路的左边，“饭团”们也有体育系的学生，也扛着棍椿，在马路的右边走。左派右派，名符共实。  
文学院宿舍的院子里两军对垒，中间分子旁观望。左派学生的力量比较大，"饭团"们不敢动手。学生自治会提出和平解决，双方代表在楼下西头一间宿舍里进行谈判。我方代表是谁，记不清楚了，好像有理学院的阎世臣等人。谈到深夜，和平解决，大家各回宿舍。  
不料次日下午校方贴出布告，颠倒是非，捏造罪名，倒打一耙把我们六位学生开除。“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不妨引述如下：  
“案据本校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议学生阎世臣、孙直元、邵年、刘作骐、刁鸿德、王会凯等，于本月十五日深夜纠众寻殴，学生乔介林成伤，事后并捏造事实报告公安局及侦缉队，希图陷害；似此行为凶暴，居心巨测，殊属不堪造就；应提请校务会议将该生等立予开除学籍。经日本临时校务会议议决:学生阎世臣、孙直元、邵年、刘作骐、刁鸿德、王会凯等，应予开除学籍，以肃校凤。此布。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十六日”                  
    不难看出，这是以杨立奎、熊梦飞为首的国民党反动学校当局的一个政治阴谋，孙直元(体育系四年级，民先队员)那晚不在学校，更没去文学院了。当时我们曾得到一个国民党的内部消息，要解聘一批左派教授，开除大批进步学生。就在开除我们六人的前后，果然解聘了杨秀林(即杨秀峰，全国解放后曾担任过高教部长和最高法院院长，已故)等几位左派教授。国民党向我们开刀了，在南京的教育都长王士杰也批准了师大开除六学生。不仅如此，国民党作贼心虚，竟开历史的先例，由中央社迅速发出一条消息，一一开列了我们六人的名字，报导了我们的“罪行”，记得还加了两顶帽子：左倾学生，扰乱社会治安(记不太准，请查当时的报纸)就当时情况看，按照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惩治异党条例”和"紧急治罪法"，我们的安全没有保证了。《中央日报》、上海《申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等各大报纸刊登了这条消息。  
    一月十六日我因事外出，在琉璃厂吃过晚饭后，先回教理学院学生宿舍丁字楼四号我们的据点，同志们告诉我，你被开除了，为安全起见，我没有去看布告，从此就住在丁字楼内，被同学们保护起来。过了几天我是从《申报》上看到这条消息的。感谢国民党对我们六人的殊通，也感谢中央社为我们扬名于世。  
    师大开除六学生，又一次充分暴霹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和无耻行为。包括中立的广大学生都痛骂国民党无耻。坏事变好事，国民党为渊驱鱼，从反面发动了群众。经王伯渊(即王榕)等同学的活动，不足八百学生的师大，在放寒假期间竞有四0六人签名反对开除，一批教授也致书校方，要求收回成命。  
    这个事件在北平各大学和社会上都引起了重视，议论纷纷。我们还要继续斗争。阎世臣和我们几人找校方陈述事实真象，要求复议，遭到拒绝和威胁，拟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或刊登启事来揭露真相，也遭到拒绝；在东安市场（现在的东风市场)一家西餐厅楼上招待记者，新闻报导不予刊载。最后聘请女律师纪清漪拟状向北平地方法院控告杨立奎，熊梦飞，进行反击，扩大政治影响。纪清漪律师是进步人士，不收我们的律师费。北平法院虽然受理开庭，我们六人出庭申诉，但是被告竟然缺席，法官听取我们控诉之后，宣布休庭，从此没有下文。政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法律是虚伪的。  
    四十多天过去了，我们离开师大，在另外的战线上继续进行斗争。阎世臣改名场黎原、刘作祺改名刘子毅、孙直元、改名沈仑(已故)、刁鸿德改名邵子言，邵年改名邵凯(已故)、王会凯改名王文克。这个名次是按年龄排列的，我的年龄最小，叫我"小六"。至今十年过去了，老同学们还叫我“小六”，十分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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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九三七年“五四”纪念会事件点滴  
    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北平学生和文化界在师大风雨操场集会纪念"五四运动"。在这次纪念会上，新旧学联斗争激烈。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学联提出新旧学联消除分裂，联合起来，抗日救国。陶希圣、杨立奎，熊梦飞、吴葆三(志成中学校长)和新学联主席韩克敬(师大“饭团”)发表反动谬论、大骂共产党，大骂学联并指挥新学联、童子军大打出手，造成流血事件。我们商量，利用各种报刊，发动大家写文章，对他们大张挞伐。我用张华民的笔名写了《论“中国的敌人”——并质师大教授熊梦飞先生》一文，批驳熊梦飞关于日寇汉奸不是中国敌人的汉奸谬论，发表在五月九日的《北平晨报》上。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师大讲课的杨秀林(杨秀峰)，在《北平晨报》上发表了《致陶希圣先生的公开信》， 从五月十六日起连载三天，痛斥了反动教授陶希圣，申述了抗日救国的主张，杨先生勇敢站出来说话了，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当时，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都深为钦佩，也深受教育，至今不忘。  
   杨秀峰值得纪念和学习的地方很多，“七七事变”后不久， 以一位文弱教授，携夫人孙文淑投笔从戌，担任游击司令。我们对老师非常崇敬和怀念。  
   198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