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甲申再祭（第二部分-完）

阿修罗之泪

刘亚洲：甲申再祭（第二部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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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溺在封建泥潭中的明朝是不可能自救的，而满清本来可以做到这一点。从他们在甲申年的表现来看，他们对历史机遇有着多强烈的敏感呵。山海关之战就是明证。李自成打下北京，满洲方面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当时清军已出动，准备像以前四次那样，从喜峰口或墙子岭等地破长城，进京畿地区游击。甲申年四月十五日，大军来到沈阳西南一个叫翁后的地方，突然停止前进。原来，是吴三桂派来请兵的使者到了。直到此时，多尔衮才知道北京陷落的准确消息。吴三桂请求多尔衮继续按原来的路线进军，从喜峰口、墙子岭一带进入长城，截住李自成的退路，与关宁兵一齐聚尔歼之。形势变于呼吸间。昨天的敌人变成了朋友。更强的敌人出现了。留给多尔衮的时间只有一日。这是这个年轻人短暂的一生中最长的一日。他果断决定，大军直发山海。他才不会理会吴三桂要他走喜峰口和墙子岭的要求呢。他知道时机天降，来不得丁点犹豫。他决心在山海关与李自成军做正面战斗。当一个国家打败了一个强大国家，它就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翁后决策，饶是大战略家手笔。八旗军如离弦之箭。清军以每天二百里的速度插向山海关，相当于红军抢渡大渡河的速度。而李自成离开北京后，磨磨蹭蹭。北京距山海关四百余里，大顺军竟走了八天，平均每天三、四十里，结果与清军差不多同时抵达山海关。如果李自成早一天到，山海关之战就不是后来那个结局了。在次日发生的决定中国命运的山海关大决战中，多尔衮命吴三桂先与大顺军接战。大顺军越战越勇，吴三桂眼看就不能支。这时候，从海面上突然刮来一阵狂风。此风怪矣!起来的真是时候。且又是对着农民军刮去。后来清朝史籍中把这股风称为“神风”。这股风莫非也是机遇？多尔衮立即抓住这股风的绝好机会，挥军出动。万马奔腾。山呼海啸。农民军被这股遮天蔽日的沙尘吹得闭上眼睛，重新睁开时，忽然发现对手已换成剃光了前额的清军士兵，战斗意志一下就垮了。李自成正立于高岗之上观战，一个和尚告他：“鞑子兵!”自成拨马就走。这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

机遇就像阳光，它会公平地照在每一个人身上。捕捉机遇就是捕捉历史。满清没有像英国那样走上一条更新的发展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满人有这个可能。汉人则毫无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满人，有点无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知彼。甚至到了二百年后英国军舰打到家门口，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子们居然都不知道英国在哪里。

甲申年，李自成也输在不知彼上。他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有相当部分基于此。最患不知彼。只知道自己有多强大，不知道敌人有多强大。特别是，敌人的强大要比我们认识的强大还要强大，事情就不可为了。满清虽然是游牧民族，生产力低下，但战争力不低。游牧民族的战争热情和战争能量整整燃烧了几个世纪，摧毁了三个文明。他们不会种地，但是会发明战争机器。马镫就是中国游牧民族发明的。有了这个小东西，所向披靡，竟骑马打到欧洲去了。萨尔浒大战时，明兵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的披甲则是纸做的，少数是用柳条做的，而清兵几乎人人皆披精铁制成的铠甲。除护住胸部和背部外，连头、手臂和脚，都被层层防护，甚至连战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坚硬，除非用强弓，否则百步之外根本无法洞穿。萨尔浒大战是万历四十七年的事，到甲申年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八旗更精锐。

大顺军在漫长的革命战争中也炼成了钢铁。秦地是出过“虎狼师”的。大顺军亦是一支“虎狼师”。我举一例：大顺军的战马平时是不饮水的，而是饮血。杀俘虏的血饮马。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打仗前一天，往往不饮马，让马特别饥渴。上了战场，战马一旦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骑这种马陷阵，无不克。这种事到今天想起来也令人毛骨悚然。但大顺军仍远不是八旗铁骑的对手。何止不是对手，完全不堪一击。你想，敌人有多强大？当时有人这样称赞八旗兵：“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

然而，在郭沫若写作那篇文章的时候，我们不仅知己，而且知了彼。我们比满清幸运百倍。宥于历史条件，满清王朝只能在“坏”与“更坏”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则可以在“好”与“坏”之间做出选择。历史机遇一如向满清招手那样向我们招手。明清鼎革的甲申年，中国既存在着国民道德素质问题，也存在着当权者统治素质问题。到了郭沫若写作《祭》文的甲申年，经过鸦片战争来百年的猛醒，经过先贤们的奋斗，二者都达到古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按说，伟大的民族变革应当到来。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伟大的变革，不过不是在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时候，而是在几乎六十年后，邓小平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在那之前，我们又一次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郭沫若在文章中“祭”的那个亡灵真是强悍，不仅在中国游荡，不仅在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国家游荡，甚至一度完全笼罩了我们北方那个庞大的邻国。古希腊创造了城邦政体。秦王朝创造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体。希腊的影响是世界的，秦朝的影响只能是中国的。那个北方邻国创建了现代集权专制，它的影响也只能是中国的，当然阶段性地它也影响了欧洲东部几个小国家。毛泽东曾担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那毫无可能。在中国复辟的只能是封建主义。过去是，如果根除不绝，将来也可能是。邓小平的历史功勋不仅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还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任何进步”的平面循环，使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转到了与世界发展潮流一致的方向。伟大的改革从来都是伟大精神的产物。邓小平的精神应该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的“邓小平元年”。邓小平改变了我们的内心。内心的变化比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变化更深远。邓小平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思想才是最性感的器官。

今天，机遇再次眷顾中国。中国的安全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自秦汉两千年来的历史中，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自鸦片战争一百六十年来，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海上的威胁；自1894年甲午战争一百年来，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东北面那个小岛的威胁。二十一世纪，中国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百年和平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肯定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不应该让任何其它因素动摇这座平台。中国百年来的革命再革命，为的不就是寻找一个和平的环境，使自己更加强盛吗？现在这个时机来了，我们要抓住它，不能让它溜走。不能为局部欢呼。心境最重要。我们要善于改变心情。改变心情就改变了世界。

回到甲申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要从被它征服和反过来又征服了它的汉民族身上去找。于是引出下一个话题――

三、一个民族的征服和征服一个民族

前面谈到，中华文明一经成熟就丧失了活力，开始衰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少数民族尤其是满族立了大功。每一次民族溶和也可以说是民族征服之后，都是中华文明的高峰。但这座高峰，往往是用鲜血铺就的。

甲申年的历史是用汉民族的鲜血书写的。满清贵族踏着汉人累累的尸体步入他们最辉煌的事业的祭坛。明成祖时曾进行过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为六千万。明末为一亿。而满清入主中原后，到清世祖时又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只剩下一千四百万人了，锐减了百分之八十多。约六千万人民在明清鼎革战争中遭到屠杀。一个小小的扬州，就被杀害了八十万人。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就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为“杀穷鬼”。两年之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如此大规模屠杀两次，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入关之后，也是一杀再杀。直杀得惊天地，泣鬼神。江山在屠杀中改变颜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完全沿袭了满清灭亡中国的方略？？战略一致，路线一致，手法一致，连屠杀都一致。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现代版。

少时读史，为汉人落泪。长大读史，另有滋味。甲申年的历史为何这么悲？一个大国亡于一个小国，怨谁？军队不可谓不多，武器不可谓不精，地域不可谓不广阔，为什么只会望风退？满清入关的时候，满八旗、蒙古八旗、汉八旗、兵力加起来才十七万人。李自成就有百万大军，更遑论明军正规军。汉人上亿。可就是这十七万人，竟斩关夺将，一路凯歌。他们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最大的奇迹。谈及此，作为军人，我几乎忍不住要对八旗军膜拜和顶礼。与此同时我也痛思，我们的祖先怎么了？如何懦弱至极？

就在和甲申年同一个时代里，欧洲发生了一件事情：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率大军对荷兰进行灭国性攻击。荷兰极小，抵挡不住，但誓死不降。荷兰人民挖开海堤，引大西洋淹没其国。宁将全部财产和家园毁于海水，也绝不留给侵略者。随即登上舰船出海，漂流远洋，决不屈服。有古汉人之风。古代汉族人是世界最强悍的民族。先秦史是汉族的青春史。翻开司马迁的《史记》，有记载叛徒的篇章吗？据统计，在汉朝时，一个汉兵可以顶五个匈奴人。到了宋朝，情况颠倒过来，一个金兵可以抵十个宋兵。到了明朝，我看一个清兵恐怕可以抵一百个汉兵了。至清末，甲申年几乎和满清同时登上世界舞台的英国的几千人远征军，绕过大半个地球来打中国，清朝有常备军百万，竟被打得叫饶。

是什么改变了我们？是什么使汉民族变得这么不及格？从理论上说，甲申年我们已经被开除过一次“球籍”了。我们在心灵上已经死了，虽然我们在肉体上还活着。我们输掉的是战争吗？我们输掉的是精神。是文化使我们生存至今，不，苟存至今么？有人曾沾沾自喜地说，没有一个民族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而不被同化，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对此，我要唱反调。何止我，先哲们早就唱反调了。黑格尔说：中国是灾荒亡国。他指的才不是自然界呢。鲁迅也说过中国人是“灾民”的话。中华文化最诡谲之处就在于，它很难死，也很难生。它僵而不亡，亡而不僵。犹太人始终固守了精神上的祖国？？犹太教。而我们在精神上早失去家园久矣!我们民族的延续主要靠繁殖后代。梁启超说：“中国人种……世界最膨胀之有力人种也。”我们民族的繁殖力特别强，有数量没质量。每当灭顶灾害到来时，数量往往起决定因素。对汉民族统治最酷烈的清朝使汉族人极大地焕发了生殖激情，二百余年人口翻了好几番，至民国接手时，已是四亿五千万了。就是拿到今天来比，也只有印度才能望其项背。这种繁殖是以退化作为代价的。犹太人两千年前是什么样，今天还是什么样。纵是奥斯威辛的大屠杀也不能对他们予以丝毫的改变。我们则变了，变得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甚至连征服汉族的满清人也变了。清亡时，你到北京街头走一走，到处可以见到遛鸟唱曲的八旗遗老遗少。来自旷野的血性的民族竟被糟踏成这么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唯有郊野中偶尔可见几个旗人在放鹰。从他们豪迈的动作中，以及从猎鹰威风凛凛地捕捉麻雀的动作中，才依稀可见当年努尔哈赤和多尔衮的雄风。

中国为什么会屡屡丧失历史机遇？如果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是偶然的话，汉民族则是必然的。鱼从头烂起。最根本的原因还要从源头上寻找，那就是文化。回顾甲申亡国史，一个庞大的民族被一个弱小的民族所征服，其根本原因也是文化。读懂甲申史，你就毫不奇怪我们民族为什么会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外面。

宗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那是另一本大书了。读甲申，与其批判宗教，不如批判儒教。在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任何一次重大挫折后面，都可以看到一只黑手，那就是儒教。汉族是在汉武帝手中获得这个名称的，但汉武帝对汉民族又是有罪的。秦王朝如果不颠覆，或晚颠覆，中国也许就不是现在这副德性。秦始皇不容儒。当然，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又与继承他的那个朝代独尊儒术有着某种血缘联系。鲁迅也不容儒。梁启超、林语堂、胡适，都不容儒。毛泽东也不容儒。他说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孔，虽说有其现实的政治动机，可不含一丝文化反思的成份吗？存疑。儒教确立皇权，皇权确立独裁，独裁确立专制。专制是战无不败的。甲申年失败就败在这一点上。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奉儒教为宗教的民族则肯定是要堕落的。

儒教全部学说的核心在于它的“崇圣性”：所有的思想到圣人那儿已经到头，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权力到君主那儿已经到头，不能更换。社会只存在着一个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着一个声音，那就是君主的声音。在一个国家，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曾说：“会思想的人不会行动，会行动的人不会思想。”而在中国，千年来，只有行动，没有思想。如果有，那就是王家思想。有明一代，由于朱元璋的残暴，中国人“惟上性格”发展到了极致。满朝一片恐怖之声。举国皆是精神奴才。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崇祯图强，明为什么偏不强？崇祯要天下稳定，天下为什么汹汹？一亿人的脑袋围着一个人的脑袋转，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全盘汉化的清王朝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明朝好。它虽然疆域宏大，但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少自由、最少创造力的王朝。

上个世纪我们北方那个大国的崩溃，就是思想摧残的结果。它解体的直接原因貌似经济的停滞，其实正是长期的思想控制造成了经济的停滞。那个邻国的执政党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做着一项工作：使人民丧失思想的能力。丧失了思想也就丧失了创造力，甚至丧失了生命力。几十年只能造成二、三代人的智力衰退。几百年呢？几千年呢？思想的专断必然导致权力的专断。在以毁灭思想为要务的时代，思想者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投降。

在古代中国，国家为一家之国，一姓之国。甲申之际，顾炎武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一朝一姓亡是亡国，全民族为异族征服则谓之亡天下。甲申年的历史是既亡国又亡天下。天下人不能为国出力，故国亡。国家不能保护人民，故天下亡。最浅显的道理是，既然国家是你一家之国，我凭什么拼着一腔热血去保卫它？保卫别人的东西？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帝王既视国家为私产，人民也视国家为商品。这一点，从北方大邻国的执政党的解体上也能得到印证。当执政党宣布解散时，不但广大群众异常平静，而且广大党员也异常平静。他们并没有失去政权的感觉。人民无主权，政权难持久。人民不把这个政权当成是自己的政权，而看成是当权者的政权；党员不把执政党看成是自己的党，而看成是党内当权者的党。绝大多数党员看着执政党被解散，宛如像是别的党被解散一样。这些人除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

这一点，从明朝皇帝与臣属的关系上得到的印证最无情。明朝最少自由。明朝是一个打屁股的朝代。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样喜欢打臣子的屁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廷杖”。一言不合，扒下裤子就打。有时候，一百多个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水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飞舞，鲜血横飞，蔚为壮观。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视臣属为粪土。对最高贵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开始。朱元璋绝对有虐待倾向。到了崇祯皇帝，更上一层楼。某次，一个大臣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崇祯大怒，下令就在金銮殿上用刑。几个内阁大臣连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没有的事!”崇祯皇帝说：“这家伙也是三百年没有的人!”几打死。

明朝对臣属压迫最深，而明朝皇帝的下场也最惨。李自成将要杀入紫禁城时，崇祯皇帝击钟呼唤百官，无一人前来。随他在煤山赴死的只有一个太监。李自成找到崇祯皇帝的尸首后，把它放在大路口，没有一个明朝大臣跑去哭泣，只有一个和尚用麦饭做祭品，吊丧。而次日，李自成下令百官报名出来相见，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跑去了，在院子里站着等了一整天，还没见到李自成和刘宗敏的面。史书谈到甲申年这段历史时写道：“百官皆好降。”为何好降？难道和“廷杖”没有一点关联吗？明朝从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检，开创了屠杀大臣最多、最惨、最无理、最无耻的先例，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气节真的还不如几个粉面柳腰的妓女。

还有一个事实我注意到了：离专制中心越近也就是离北京越近，投降的大臣越多，尽节的大臣越少。越往北发生的战斗越少，而越往南则战事越烈。明朝人写的书《甲申传信录》中讲：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营兵四十余万，部将数以千计，“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嘻!”北京陷落时，全国官员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具体数目如下：浙江：六人。江西：二人。河南：二人。北直隶只有一人。燕赵之地无悲歌。吴越之地有义士。中国的风向肯定是渐渐南转了。大屠杀都发生在南方。我对音乐是外行，但一听到扬州的评弹，我总有一种挥不去的哀戚之感，隐隐听到八十万生灵的惨痛的呼喊。哀怨中有悲惨。悲惨中有哀怨。袁崇焕是南方人。收拾袁崇焕遗骨掩埋的佘姓义士也是南方人。他再也没有回到南方，一直在北京守着袁督师的遗骨，一守就是十七代。

在明朝受尽屈辱的大臣们到了清朝之后，一个个都焕发了崭新的青春。在与自己同胞作战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气、谋略和聪明才智，真令人叹为观止。真正打下汉族天下的是汉族人。《康熙传》中指出：“满族人在征服中华帝国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由汉人中最勇敢的人替满洲人为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 吴三桂在宁远前线，并没有显出多么强的战斗力，可一旦易帜后，变得像豹子一样凶猛，对李自成军百战百胜。吴三桂一直从东北打到缅甸。他的战功只有也从东北打到南中国海的林彪可与其媲美。洪承畴 [注：洪承畴，曾任明朝蓟辽总督，率十三万大军援救被皇太极围困的锦州，在松山大败，被俘后投降。清军入关时，积极为多尔衮出谋划策，并亲统军队平定江南。] 曾被困松山，一筹莫展，但投降后，妙计倍出。传檄定江南。明朝兵部侍郎钱谦益曾投水自杀，可由于“水太凉”而没有死成，也投降了多铎，做了清朝的官。他和写作《圆圆曲》的吴伟业的文艺创作都在入清后达到了新的高潮。钱谦益曾发明了一件样式特别的外套：小领，大袖。一位江南学者问他这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本朝之制，大袖则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讽刺道：“先生真是两朝‘领袖’!”钱谦益受的羞辱太多了，可他仍滋滋润润地活到八十二岁，这说明他在新朝过得相当好。满清对这些明朝旧臣的最高待遇就是把他们统统放进了《贰臣传》。中国第一部史书黄钟大吕。最后一个朝代撰写的史书则饱含激情描写叛徒。非一个叛徒，一大窝也。

专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中，这种由少数人百分之百控制多数人命运的残酷制度既脆弱，又坚强。脆弱是因为其承受不起任何一次外力打击，坚强是因为每当外部打击过去后，它总是枯木逢春。它总是像“一次权力交接仪式，把奄奄一息的专制交给精力充沛的专制。”这就要说到专制下的人民了。专制主义最可恶的一个特点就是愚民政策。要做到这一点唯有高压。高压必造成顺从。顺从必培养奴性。中国的佛教、道教也反智，也愚民，但却不如儒教来得猛烈。儒教已经把中国人培养得有受虐倾向了，并对凌辱有极强的忍耐力。中国人在极权和专制面前是死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也是死人。人平时没有尊严，战时也很难有尊严。奴隶在奴隶主面前是奴隶，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就变成主人了？你做梦吧。

甲申年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典型场景如下：一群人站在一起黑压压一片，走起路来整齐划一，喊起口号来震天价响。他们最爱喊的口号是“爱国”和 “中国人民受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对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百倍。由于近代的屈辱使中国人心理存在着某种“不完整”，所以我们一次次说“站起来了”，正是这种心理的反应。思想看起来比疆域还统一。但一旦敌人来了，大家立即作鸟兽散。明末，清军尚未入关，但几次撕破边墙进京畿骚扰作战。孙传庭 [注：孙传庭，陕西巡抚，曾在潼关南原设伏大败李自成。李自成只剩下十八骑，逃往商洛山中。] 挟潼关大胜的余威，进京勤王。一天，他的部队与一小队清军骑兵相遇了。明军有几千人，用孙传庭的话讲：“俱为身经百战之士。”清军只有几十人，双方隔着一条河。明军叫骂道：“我操你的老婆女儿!”清兵大笑，从军营中拉出近百名妇女，穿红戴绿，指着说：“这些都是你们的姐妹母亲，都被我们操了!”说着就真在光天化日下干起来。同时有十几个骑兵下河向这边渡来，几千明军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跑，被踏死的不计其数。

专制吃人。人民变成羊。汉民族就是羊。汉民族的膝盖特别容易弯。既容易向皇帝弯，也容易向敌人弯。甲申年，整个中国大地上都飘扬着一股羊的气味。羊群再大，也是羊。狼并不介意它面对的羊究竟是一只还是一群。甚至愈多愈好呢。扬州城破，清军开展大屠杀。扬州顿成地狱。比地狱更难忘的场景是那些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就像一个蒙古兵可以命令几百个波斯百姓互相捆绑起来，然后乖乖地把他们杀掉一样，清兵在扬州也是这样。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不说，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相同的情形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一个师的国民党部队，遇见十六个日本人的小队，就乖乖投降了。几百个日本兵押着几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去燕子矶屠杀，这些俘虏连逃跑的勇气都无。一位军委副主席讲：在他的老家山东某县，七、八个日本鬼子来扫荡，三、四万军民在“跑反”。

为了活命，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的身体献给清兵而换取生命。有的女人在满城的哀号惨叫中精心梳妆打扮，尔后倚门，向清兵献媚。一个清兵士卒说：“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清军令这些妇女全部脱光衣服，押走。直到康熙年间，在宁古塔(黑龙江)或蒙古附近，有人还看见过这些年纪已大、饱受欺辱的妇女。她们操扬州口音，身穿兽皮。她们悲惨的灵魂至今仍游荡在白山黑水间，我深信。

曾有一个玩笑，问：猪除了可以吃外，还有什么用？答：可以用来骂人。走笔至此，我突然想，猪比羊出息多了。一个人是杀不了猪的。猪坚决反抗。猪的吼声是绝望而雄壮的。它一辈子只有在被杀时才发出这最后的吼声。杀羊简洁明快。羊知道死期已到，但不反抗。屠户根本不用捆绑，只用手轻轻摩挲羊的头和身子，羊便驯服地躺下。屠户用刀在羊喉咙处轻柔地一抹，血喷出来。羊的眼睛里淌下一行泪水。我们应当学习猪的胸襟。

专制社会下的人格多奴性，最少宽容精神。奴性越大，宽容精神越少。缺乏互相信任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个源远流长的特点。这样的民族总是怯于公战，勇于私斗。中国的内战是世界史上的奇观。我认为，越是内战厉害的民族，外战越不行。反过来说，越是外战不行的民族，内战越凶。孟德斯鸠讲过一句深刻的话：“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有人认为此话有双重含义，一是说明统治阶级的残暴，二是说明人民的残暴。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最淋漓酣畅。“一个民族只要干出 ‘大跃进’和‘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册。”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不够。“文化大革命”才走，我们已开始遗忘。“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史，政治史，乃至心灵史，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永远无可回避的话题。潘岳说：“自建国以来我们所搞的一系列‘革命运动’ 暴露出来的问题与结果是：自己内部培养的精英层几乎全部被打压，中产阶级萌芽也被消灭。”正因为中国没有革封建主义的命，资本主义反过来就顶翻了所谓的无产阶级。鲁迅说：“中国爱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人斗争，就是不敢同外国侵略者斗争。”

中国的汉*丰富多彩，叫人说不尽，道不完。汉*在哪里？汉*在我们心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汉*高潮，一次是在甲申年，一次是在抗日战争中。汉 *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外国主人面前俯首低眉，百分之百的奴性。二是打内战，征伐自己的同胞时显示出无比的英勇。甲申年，清军兵锋已逼近湖北，李自成被追得如丧家之犬，很快就要死在九宫山。可就是在这个关头，镇守武汉的明朝总兵官左良玉还顺江东下，准备攻打南京，美其名曰“清君侧”。南京在什么人手里？南京还在中国人手里嘛。镇守南京的马士英也露出一副汉*嘴脸，说：“我们宁可死在清人手里，也绝不死在左良玉手里!”

清军残酷，汉民族在内战中表现出来的残酷性，不让清军。在扬州、嘉定、江阴这些城市发生大屠杀的同时，在汉人控制的地区也发生了大屠杀。几乎在多尔衮重开科举的同时，张献忠也在成都诡称开科取士，在贡院门口设置长绳，离地四尺，将读书人按名册排列，凡站立起来超过绳索的，都被押到西门外青羊宫杀死。先后被杀数万人，贡院中笔砚堆积如山。张献忠讨厌文人，认为文人*诈伪善，所以四川的文人差不多被他杀光了。他曾一天内杀了自己二十名文官。有人认为他杀得太多了，他说：“文官还怕没有人做吗？

张献忠不说也罢，可素以军纪严明号称的大顺军，对老百姓又好到哪里去了呢？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壶食浆，以迎义师。一个老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个大顺军战士，絮絮叨叨地向他们讲述自己如何受官府压榨，生活如何凄凉，等等。一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还活在世间呢？”就把老农杀了。

今天汉民族变了吗？答案在汉民族每一个成员心里。我们身上仍然烙着甲申年深深的印记。我们民族是否能经得起另一场甲申风暴？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太多的勾心斗角，明哲保身。西方文化重视与自然斗，所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和发明家。中华文化重视与人斗，所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中国是告密者的乐园。甲申年，江苏有个曾当过官的人，躲到乡下去教书，在胸前刺了“不愧本朝”四个字，又在左臂上刺“生为明人”，右臂上刺“死为明鬼”。一天，他脱衣洗澡，被人看见，立即向官府告发，被处死刑。南京大屠杀时，日本人抓住国民党军人后，进行甄别。在押的上万人中潜藏着换了服装的师长、团长。日本人喝道：“谁是当官的？站出来!”顿时森林一般的手指向那些真正的师长团长们。结局是一样的：指认人的人和被指认的人都难逃一死。

是什么使我们本民族如此相互仇恨和恐惧？我们在这种仇恨和恐惧中消耗了民族精神的大部分资源。中华文化的根是一种低成本生存。什么生命顽强？越低下的生命越顽强，如蝼蚁。越高贵的生命越易折，如狮子。蝼蚁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毁掉了自己，也毁掉了所有的征服者。内战凶猛，还有一个原因是自私造成的。儒家理论看起来最无私的，其实最自私。“君君臣臣”就是“无私”。而专制下，帝王自私，臣民凭什么为公？你经营你的大家，我经营我的小窝。你杀了我，我就是要流血。一个自私的人是不会爱国的。明朝“靖难之役”时，两个大官相约一旦南京城破，就自杀以殉。北兵进城时，城中大乱。大官甲听见大官乙对家人大声喊道： “外面乱糟糟的，你们赶紧把猪栏门关好，小心偷猪贼。”甲苦笑道：“一条猪都这样顾惜，更舍不得一条命了。”

中国亡在满清手里是中国的幸运。满清统治了汉族则是满清的不幸。从甲申年汉族的表现来看，这个民族的核心部分早已腐朽变质。它的选择是它的必然。它渴望得到的已经得到了。它必然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性格改变命运。命运改变性格。中国既不能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也不能改变自己不能接受的。既得不到自己所爱的，又不爱自己所得到的。没有任何一种不道德不是心安理得的。没有一个人能听见内在的道德质问。生命的价值低于资源的价值。中国政治内涵于中国文化。一部文明史，本来是人越来越从各种桎梏中解脱出来的历史，因而应当越来越成为人的历史。而我们的文明史，却是越来越把人桎梏起来的历史，因而是桎梏史。中国之落后，实际是一种文化上的落后。文化是一种能力。它强大，却容易被人忽视。文化是社会的镜子，而未来则是文化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