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多一点大国心态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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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大国的地位，这个时候我顾虑，我们有很多的社会现象让年轻孩子们急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下一个时代的接班人，接不上班或是接班水平有问题，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就昙花一现了。在国际社会里面经常有一代一代的做法，没落很快，上来却很慢。比如俄罗斯。这个上升的势头，可能是我们中国五千年历史以来最好的一次。所以我希望从年轻一辈的大学生开始做起，我的能力有限，不能凭个人力量来普及但至少可以从中间这个阶层——大学生开始。

　　现在的年轻人是急躁的。比如最近的钓鱼岛事件引起年轻人的反日情绪、亚洲杯决赛引起的反日情结、在五年以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引起的反美情结。这些情结其实都可以原谅，都是一种必然的后果，可是我们最重要的是分析年轻人这些行为的背后是什么样的情绪，因为任何民族之间的矛盾都会引发民间的激愤。民间的激愤，像体育运动场上，足球这种的激愤，到底说得过去还是说不过去？是正常还是反常？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如果没有这种激愤的情结，年轻人的心态就是不正常的。

　　可是问题在于，这种激愤的反应是出于什么心理？南斯拉夫领使馆被炸的时候，我们认为美国人欺负我们；在日本和我们踢球的时候，我们抱着哀兵的心理，还是认为日本在欺负我们，日本是个大国，我们不是个大国。这种就是我所担心的。我不希望中国的年轻人在这个节骨眼上处在一个大国的状况没有大国的心态。

　　体育运动场上的情绪对立有很多例子。英国的球迷是全世界最恶名昭彰的。在美国的NBA、NFL、或者是棒球比赛，好不容易打赢比赛的球队获得全国总冠军，回到家乡时狂欢，市民夹道欢迎。这种狂欢也会闹事，比如喝酒后把警车掀了。输了的这一队回到家乡也会狂欢、会闹事，正常现象。可这是球迷护球队的情绪，和我们的中日之战的感觉不一样。所以，我一再提倡，在我们处于这种大国地位的时候，我们年轻人自己要有大国的尊严。面对国际社会问题时，我们看问题不能从小国民的心态去看。

　　所以我最近常常极力想从大学生开始做起，鼓吹大国民运动，间接地也给政府官员有一点启发。

　　我在美国住了二十九年。像这种足球赛、棒球赛，所引起的骚动也好、暴乱也好，美国的政府绝对不会去做干涉，他只会在你暴乱的时候，政府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警察镇暴将这些人抓走。抓走后社会平静了，第二天这些被抓走的人马上就放了，这是一种有幽默感的方式。他们把社会骚动、暴乱扶平了以后，对于这些当时失去理智的人，如果不是杀人放火等罪大恶极的人哈哈一笑就算了。我们政府这次做法和日本不一样。日本是从首相、外长、内阁官方长官开始都要求中国要怎么怎么做，做过头了。

　　而对于任何其他西方国家来说，这就是小事一桩。没有伤人。你就必须要有大国的幽默感。所以我觉得这次政府的做法可圈可点，民众的做法也不错。我们要将眼光放远一点。《纽约时报》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次中日两国的足球赛其实一切都是正常的，可是凸显了一点，就是反日本情结的年龄越来越年轻化。日本政府必须想想这是为什么。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在示威和反日行动中，我们的年轻人要成长，这个成长指成熟的成长。不要再认为我们是被欺负了，自卑感要从此消失，自卑感是大国民心态的一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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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民心态就是不要冲动。这背后还有很多因素。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缺乏传承环境，我们的年轻人不懂得关怀和不懂得感恩，这两个是一致的。为什么不懂得感恩？对于老师和父母亲，年轻人是不太懂得感恩的。社会对你的付出、你的父母亲对你的付出，你的老师对你付出。在念大学时有几个人懂得去谢谢父母，有几个人懂得对社会的感谢，只有有感谢社会的心态才会回馈社会，对老师也是一样。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他们的情人节并不像国内完全是情人过自己的节日。在上课的时候遇到情人节、圣诞节，大家会在下课后半小时把老师留下来，送些贺卡、薯条、可乐去谢谢老师。在中国人看来这不是小儿科吗？还不如开个PARTY。我们没有这种感恩的心态。不知道现在毕业时有没有谢师宴我在国外念研究生的时候，毕业时要请所有老师吃饭。在美国念书挺苦的，都是一面念书一面工作，是在晚上念书，90%的研究所都是晚上五点以后有人。但是就是有这个心，要在毕业的时候感谢老师。

　　有了感恩才会对下一代、对旁边的人有关怀，这样的社会才会有祥和跟代代相传。为什么我们现在年轻人没有这种关怀和感恩？因为没有人教他。父母亲照顾他、关心他，他感觉是理所当然。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来呢？网上。从网上看到孩子的反应很让人忧虑。美国的网站没有我们发达。这很怪，我们的年轻人好像有很多时间，天天上网。美国的年轻人网站，没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去参与。有参与的话可以看出他们对社会事件的反应不是那么偏激。比如1995年的美国足球明星牵涉到杀人事件，最后被判无罪，大家都知道这肯定是有罪的，可是他的律师有本事，所以判他无罪。所以美国社会就掀起一场问号：是不是法律对有钱人是无效的？他有钱可以请好的律师为他辩护。在美国大学生网站上的讨论都非常理性。而我们的大学生反应就不同，讲粗话，在网站流传。

　　我曾经很认真的思考过，是不是我们社会的媒体不够健全、不够自由、不够开放，所以他们要在网上自己摸索，发泄自己的情绪。这个是很危险的。网站上学生、年轻人的反应很多，在网站参与讨论的一般都是35岁以下的人。这种思维显示中国年轻人的思想深度不够，对社会关怀程度不够。比如在“911”事件后，我曾经在我的节目中痛批了一下。我们很多年轻人的反应：活该，老美死得好。这种反应是很让人焦虑的，就是没有大国民心态。

　　我曾经去美国大使馆签证处观察过，因为有人向我建议：去那里会看到中国大学生对国外、对美国是怎样一种概念。有很多人，为了准备这一天的面试，等了很久，所以在学生的脸上看到焦虑、看到期望的表情。好不容易等到叫到他的号码了，在走到门口的50公尺距离，进门的时候的表情，男男女女很可怜。面对美国签证官的时候，阿谀奉承的态度、低声下气也很可怜。我在台湾的时候，申请去美国念书，那个时候美国签证也很难拿，状况和这里一样。签证官问我：你为什么到美国去念东亚研究？其实那时，在台湾所说的东亚研究就是中国研究。我回答：你说呢？没有几个人敢对他这样子的。他想想又问：你的东亚研究是什么内容？我说：是中国问题。他说：中国问题为什么不在台湾念？我又回他一句：你说呢？结果，我的签证当天就批了，一天是只批一两个的。

　　现在的年轻人处在一种心态，生活在摸索中，没人教他。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大国民，什么叫社会观察，不知道什么叫感恩。这不能怪他们。现在20来岁的年轻人的父母是从“文革”、“老三届”中走出来的，那代人不懂。他们在成家立业以后教出来的年轻一代，就更不懂。所以他们在摸索。我就是想提供一条摸索的轨迹，一个思维方式给他们。

　　我在1989年到清华演讲，学校很信任我，没有问我演讲的内容。演讲的时候，我写下的题目是“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几乎把院长吓出一身汗来，因为“六四”风波刚过去，当时国务院陪我去的官员很信任我。其实在两个小时的演讲、两个小时的提问中，我都是在批判中国年轻人。我说：刚才我进电梯，和你们的院长、教授一块进来，你看我衣冠楚楚的，学生没有一个让的，“呼”一下就进去了。中国社会的年轻人没大没小，目无尊长。演讲前一天，我到一家大报去参观，总编在改稿，身边站着一个年轻的记者。总编改一行，年轻记者就要出声制止：你不能这样改，我是什么什么意思。我在当总编辑的时候，记者给我稿子是要恭敬地双手递上的，一递完就跑掉了。为什么？怕我骂他。在国外，总编辑或者是公司的老总、主管，那是绝对有权威的，没有民主的，你们搞错了。我举了个例子，美国有个笑话，老板的后面挂一个铜牌，上面写着：第一，老板永远是对的（THE BOSS IS ALWAYS RIGHT）；第二，如果他是错的你看第一条（IN CASE HE IS WRONG，READ THE NO. 1）。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笑话，在美国资本主义之下，人人有自己工作的职责。董事会让他在这个位置上，他是负全责的，成败是他负责，不关你的事。他叫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我们中国社会有吗？这些一样一样开始教，让我们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有一种生活和环境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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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关系：我可以原谅，只要你道歉
这个问题分从两方面来看。日本人认为我们中国在教科书、在社会活动方面提倡仇日情结。我们相反地问，你日本的教科书是如何看待中日关系，尤其是中日战争时候的关系的？

　　我举个例子，卢沟桥战争纪念馆里存放着日本人拍的一张照片，一个日本军官用刺刀把一中国人的胸膛剖开后吃肝。最近，有个香港教育局长带两三百学生参加北京的夏日营，他去看了后，告诉我说：我好几天吃不下饭。学生也是。想不到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捏造的吗？叫我们中国人不去看这些东西吗？就像以色列、犹太人不能忘记纳粹对他们的迫害一样。可是如果你紧盯着这个破坏不放，就会让眼睛蒙上一层布，你看不清未来。我们可以了解过去，有这个事情，可以有历史的情结，可是不要紧盯着这个情结，我们要往前看。这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胸怀。

　　但中日关系，关键在日本。你看德国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现在，没有一次是吝啬于道歉的。以前的德国总理在犹太纪念碑前下跪，施罗德几次为德国过去的行为表示道歉。我问过德国的总理和大使，为什么你们可以，日本人不行？德国有个副总理回答我，他说日本人很蠢，他不能忘记历史，你自己不反省，就没办法让别人原谅你。

　　像我刚才提到中国足球问题，《纽约时报》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这不是短见的日本人能意识到的。《纽约时报》提到：人们应该警惕的是，中国社会反日情结越来越年轻化。从这次的中日足球比赛过程就可以看到，中国年轻人非烦你不可。像这种足球对抗赛的激情表现是很正常的。你日本没有吗？你日本没有是你日本人有问题。日本政府如此激化，媒体如此炒作，当然刺激中国年轻人越来越烦你。你让中国摧毁抗日纪念碑，毁掉卢沟桥，把所有照片烧掉吗？有可能吗？所以我们一般的法制社会有种概念：法官量刑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十恶不赦又毫无悔意当然重判。所以中国不会原谅你，如果在这样的状况下，还原谅你，那是我们有问题。烂好人！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没有友好。

　　所以对于日本，我们有两种心态，我可以忘掉，只要你道歉，你欠我一个说法。我们要求的不多。

　　“中国威胁论”正在慢慢消失

　　本刊记者：我个人感觉，改革开放20年以来，中国的国力已经有相当大的变化，中国是在上升，有些国家对我们的上升，从正面讲是关注、从负面讲是警惕。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自己上升的发展状态呢？怎么样让我们的发展变化更加积极？怎么样找到一个切入点，给大学生一个思路，而不是一上网看到的思路？现在是“宁中勿外”，只要是说外国人不怎么样的，都可以说。我们的网上，对美国印象不好的有80%，这也反应了一种情绪。

　　阮次山：你刚才讲的这些，我觉得媒体的观点很重要。过去我们的媒体还有我们的某些政治界的人士都无形中把他们内心对世界观的看法灌输给孩子们。比如像美国，过去我们那么多年，媒体总是基于一种自卑的心态。

　　我在2000年到美国去，以前卡特的国家顾问对中国很友好，他说我希望你传达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时代过了，以后在中国，官方媒体不要再用霸权这两个字来形容美国。攻打伊拉克，当然这个不对，但是从另一个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的中国来讲，我们对它的批评，不要出于自卑感在作祟。中国看待美国，从上到下就要有一个思维，这个时候是中国起来最好的时候，是展现你优势最好的一面的时候，它敢对中国用霸权主义吗?它敢对中国实施单边主义吗？不敢。我们的媒体不懂得这一条。你现在如果起来的话，你骂美国单边主义，你站在哪一边？像苏丹这个事情，我们中国就处理得很好。苏丹政府目前集体屠杀人民的这个行动，我们固然不能同意。可是因为苏丹与我们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所以在联合国的安理会决议上我国投弃权票。

　　在我们国家的成长中，你刚才讲了，有很多亚洲国家对我们中国的崛起感到不太舒服。

　　冷战时期，美国拼命扶持在东南亚、中南亚亲它的那些国家，让这些国家的人都先有钱。可是在今天这种情况下，说中国的崛起是不是一种威胁？我可以以现在的东南亚为例子，你到泰国，泰国的总理是客家人，国会议长是海南人，副议长也是海南人，泰国的华人没有刻意隐瞒自己的华人身份。印尼也一样，印尼对华人很尊重的，过去印尼对华人不尊重的时代是因为苏哈托时代、是冷战时代。现在没有这个概念。马来西亚的总理，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他自己讲：我有二分之一中国的血统，我很自豪。所以，中国的周边国家现在已经变化了。再过差不多两三年，东盟十加一的时代即将来临，中国告诉东盟，我先放掉我自己的利益，让你们农产品进来，让你们的产品进到中国市场，以后我们再谈，我对你有什么好处？我现在先让你有好处，把你这个东盟的弟兄先扶持起来。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概念，现在正在国际社会上慢慢消失。

　　我们中国事实上已经在崛起。那就要严防我们的国民在崛起的过程中耀武扬威。

　　幸亏到现在为止，我们政府的态度是很明智的，至少没有耀武扬威的概念，而且要提倡和平崛起。现在，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不能只在国内看，要往高处看、宏观地看。

　　我访问俄共总书记，久加洛夫，他是主席啊。你想当年俄共中央开会的时候，那个大场面跟我们的人民大会堂一样。可我到他那里一看他的会议室，中央总部就相当于我们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会议室，那个房间比我们大学生杂志社现在这个大1.5倍，那个会议桌大概只比这桌子长两尺左右。这是他们的中央总部！所以我问久加洛夫：你现在是俄共的头，你现在有党员四五百万人，面对这种状况，面对列宁你有话跟他说吗？他想了半天，“你们中国不就有个伟大的领导人吗？”他就讲了这么一句。所以在国家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个领导人带出来的方向，一念之差，所有的历史阶段都会不一样。

　　现在我们中国正朝这个方向发展，多少人要拽你的腿。所以，我们国家要发展，还要靠自己，靠以后的当家人和现在的当家人。所以希望我们年轻一代站在前一辈的肩膀上再往上看。如果这批人不能够做这种思维的话，真的，我们国家的发展昙花一现，全世界都在进步，政治版块、经济版块都在有所改变。我们是冒出来的一个版块。一定要保持得更久，要千秋万代。

　　美国，其实国力在衰退。但是他的衰弱很慢很慢。为什么？他的制度，他的人。在你我的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他的衰退，国力的衰退。可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中国很快的爬起来。我就是个例子，在1984年奥运会的时候，我在伦敦，再看看今天的奥运会，我们中国比过去进步了多少？这是时代给我们的，我们前一辈子的领导人给我们的。你要对时代要感恩，对社会要感恩，对给你铺垫，造一棵大树让你乘凉的人感恩。你必须要想到你的责任是什么，你如何对待你的下一代？

离散对数

还是值得顶一下

大哥

是很乱。逻辑都乱，不知道到底想说什么。

演讲前一天，我到一家大报去参观，总编在改稿，身边站着一个年轻的记者。总编改一行，年轻记者就要出声制止：你不能这样改，我是什么什么意思。我在当总编辑的时候，记者给我稿子是要恭敬地双手递上的，一递完就跑掉了。为什么？怕我骂他。在国外，总编辑或者是公司的老总、主管，那是绝对有权威的，没有民主的，你们搞错了。

难道对上级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