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雅

是啊, 发现德国的考试其实有一套特别的套路, 抓住特点, 就知道该怎么考试了, 这多少有些无聊, 不过, 学不学东西还是看自己了.

安雅

不是很了解他, 只知道他写了不少很不错的散文, 其它的就不是很清楚了, 查一下资料看看

安雅

刚查到的资料:


走近季羡林ZT

韩辉

      

    季老是当今中国学术界的泰斗，先生的书斋号称“书城”，共有六室，每室四壁，通天到地都是书。

    89岁的季老，精于语言，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精于此语言仅有的几位学者之一。季老驰骋于多种学术领域，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经典，诸如梵文名著《沙恭达罗》和世界瞩目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等。先生又是散文高手，另外尚有诸多的各类作品，总计上千万字。而今，先生虽已耄耋之年，写作尚晨昏不辍。水木清华，陈寅恪教授的一门课确定了他今后的治学方向

    季羡林幼时家境贫寒，属于中国的最下层。他生于山东清平县的官庄，父辈生活无着，童年充饥的是红高粱饼子就盐碱土腌的咸菜。

    由于叔父的接济，季羡林在济南读完了小学和中学。中学时，他竟然喜欢上了英语。于是，他沉迷于此，进而喜欢上了外国文学。他和80多个高中同学，北上京城投考大学，结果只有三人高中，而他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他选取了清华。

    1930年初入清华大学，满眼是书的高山，满耳是诗的乐章。他听郑振铎教授讲课，如闻高山流水，滔滔而下。在前辈的引导下，他笔下生花，写出了很多文章，还参加了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的编辑。

    有一次，他听了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又引发起对梵文的兴趣。当时，他朦胧知道，中国文化与印度的梵文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在这朦胧意识里，他接近了古代文明的迷宫。

    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应济南母校的邀请，季羡林回济南中学任国文教员。这时，他有了妻子儿女，有了一个虽清贫但温馨的家。不久，清华与德国互换研究生，清华选中季羡林留学德国。

    1935年8月1日这天，在亲人的目送中，他踏上了赴德之旅。留德十年，战火纷飞中他寻到了开启古印度文明神秘之门的钥匙

    他来到小城哥廷根，原本是两年的学业，由于二战的动荡，把他的归途阻断，在德国一住就是十年。

    最初到德国，面临的是学业的选择，学什么？来之前，在中国，一个相识的朋友劝他学保险学，说这是铁饭碗。但是，这与季羡林的情趣大相径庭。他倾心于中国文化，而且以前朦胧中想学梵文的念头在这里逐渐清晰了。

    他知道要把中国的思想史、文学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东西，不懂梵文是困难的。而梵文研究最权威的当时就是德国，这里有世界著名的梵文学者。

    于是，他投在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门下。

    瓦教授对教学非常严肃认真，尽管选读梵文的学生只有一个，而且还是中国人，但是，他还是正正经经地上课，一丝不苟。学习是艰苦的，梵文是世界上最难懂的文字，更何况流传至今的是残缺不全的贝叶经，更何况老师教法的特别。

    瓦教授讲课，第一二堂念字母，第三堂起就读练习，天书一般的梵文，语法就只有靠自己课下准备，常常一节课要准备一天。季羡林既然已经决定，则知难而进，每日苦读不已，居然日有所获，在很短的时间里，进入了这艰难门径。

    此时，二战开始了，瓦教授应征入伍，换了一个年届古稀的西克教授。西克教授的绝活是研究吐火罗文。吐火罗文又称“龟兹语”，新疆出土的文献证实它是古代流行在土鲁番一带的语言。这比天书一般的梵文还要难懂，世界上能读懂它的只有西克教授等一两个人。西克教授不容商量地把这种乩语般的残卷影印本，摆在了季羡林的面前。于是，季羡林又每日沉浸在这迷茫的语言中了。

    博士论文终于写出来了，论文答辩通过了，分数是“优”。西克教授赞不绝口地说：“论文有了突破的意义。”这可让季羡林飘飘然了，心满意足地认为自己没有丢中国人的脸，可以无负于祖国和亲人了。

    但是，这种飘飘然马上就被二战的炸弹炸得粉碎。季羡林也如同池鱼般地和德国人民一起东躲西藏。躲藏还有躲藏的地方，更严重的是食物的缺乏。季羡林整日饥肠辘辘，饥饿比炸弹更具有永久的威力。

    在那些岁月里，尽管有饥饿与死神时时相伴，但令季羡林更为感动的是：教授们视科学如生命。有一次，大轰炸刚过，季羡林急忙赶去看望西克教授。

    路上，他看到一个老人正弯腰屈背观察什么，走近一看，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流体力学权威P教授。原来，他正在观察一段短墙是如何被炸弹的气流所摧毁的。他赶到西克教授家里，教授家的玻璃都被炸成一堆碎渣，而教授还伏在满是碎渣的桌子上，依然聚精会神地看他的吐火罗文。季羡林真的看呆了，他被教授们献身科学的精神所感动。牛棚岁月，“不可接触者”译成使他享誉海内外的《罗摩衍那》

    战争终于结束了，苦难到了尽头。季羡林等候签证数月，终于在1946年5月踏上阔别十年的故土。

    回来了，他的梵文研究也停止了，季羡林在德国获得了博士学位，面壁十年，最终取回了真经。他精通世界上极少数人才能读懂的吐火罗文、吐陀语以及梵文等。他关于印度语言论文的发表，受到世界梵文学界的瞩目。但是，偌大的中国却找不到梵文研究的资料，他只好致力于印度史、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1946年季羡林赴北京大学任教。

    新中国成立了，季羡林迎来了新的生活。1951年，他作为中印关系学者，参加了访问印度文化代表团，弥补了以前未能亲临印度的遗憾。

    以后，他把妻儿和婶母接到了北京。但是不久，又一个十年的风雨使得他饱受磨难。

    文革来了。游街、批斗、挂牌、住牛棚，季羡林都一一品尝了。最令他悲哀的，是他成了“不可接触者”，生在人世，不能与任何人交谈，好像独步于荒漠。他被分配掏大粪、看门房、守电话、发信件……

    在“无人接触”的日子里，他翻译出了以后使他享誉海内外的《罗摩衍那》。

    这是汉语的首译本，八大册，九万行，历时整整十年，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文革后，他拍动着史诗的巨大的翅膀，扶摇直上学术、艺术的万里长空。坐八望九，主编《东方文化集成》宏篇巨著，计划十年出书500种

    时至今日，他那质朴的大脑依旧白云舒卷，不知老之已至。他不觉得老，乐于做各种事，哪怕数不清的会议催促，他也不觉得烦，高高兴兴地如约而至。

    季羡林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凌晨4时，天空还布满繁星，他已伏案工作了。

    他喜欢同时做几件事情，他的六个房间，分类贮藏书籍，在这个房间写佛学文章，累了，就到那个房间写散文……他把这称为“散步”，交替而行。

    先生悟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犹如一条金链条，一环扣一环。而先生正具备东方式的顿悟、洞察力和圆融之智，又在西方文化中汲取了严谨、理性、

    逻辑与分析。他断言：21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将再领风骚。他正身体力行，分秒必争地把他的研究成果系统地整理出来，进而开拓更宽阔的研究领域，以推动祖国文化的发展，东方的繁荣。

    先生倡议组织全国研究东方文化的力量，撰写《东方文化集成》，亲任主编，计划用十年的时间，撰写出版500种书，涵盖东方各国文化。这个浩大的跨世纪文化工程，已于1995年启动。先生于坐八望九之年，使命感还如此强烈，精神还如此年轻旺健，真可谓老而弥坚。

    先生是智者，是文化道德的传播者，实践者。他生活淡泊，有一个“三不”原则：不挑食，不闲着，不嘀咕。而今，名誉地位于他如浮云，他常脚踏一双圆口布鞋，身穿一身普通的中山装，那是学界一代宗师的返璞归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