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德国学者评析德媒对中国报道引当地媒体和政界关注

德国媒体的中国报道》一书,不久前由德国海因利希·伯尔基金会出版。德国埃尔福特大学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几位教授、学者,从各自学术领域的角度,对2008年德国主流媒体全年的中国报道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这份研究报告一发表,就引起了当地媒体和政界的关注。

学者们选择的媒体包括《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和柏林《日报》等3家日报;《明镜》、《焦点》和《时代》等3家周刊以及德国电视一台晚8点的新闻节目和德国电视一台和电视二台的简讯。6家印刷媒体的总发行量约400万份,主要读者是德国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德国电视一台晚8点的新闻节目,平均每天有870多万人收看,属于德国影响最大的新闻类节目。该项研究发出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德国公众对中国非常关心。

2008年上述媒体的涉华报道总量为8766条,其中提及中国的有4626条,占 52.8%,报道中国的有4140条,占47.2%。平均每天对中国的报道超过11条。德国媒体花那么大力气报道中国,显然看到了德国受众对中国的兴趣。

然而,学者们对中国报道的进一步分析却发现,德国媒体中国报道的基调是谴责,超过一半的报道使用的语言是讽刺性的、刻板的、简单化了的,在继续传播社会上早已存在的对华成见或陈词滥调。在报道中国的国际作用时,关注点总是中国与“流氓国家”的关系,批评中国在国际机构的作为,批评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总在散播“中国支持流氓国家”、“中国是气候罪人”、中国有“填不饱的资源饥饿”等标签化的成见,而不是对这种“成见”背后的东西进行客观、深入的分析,再看这种“成见”是否符合实际。

这份长达300页的研究报告指出,德国媒体在报道中国内政时,主要关注点是少数民族问题和领土问题。关于西藏问题的报道要占对华报道的 11.2%,台湾问题占1.7%,人权问题占3.9%,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报道仅为1.8%。对中国社会、教育、科技的报道几乎是空白。而这恰恰对中国社会的变革“至关重要”。在报道中国少数民族、人权、公民权等问题时,德国媒体的报道基调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随意践踏人权的体制,我们要当“人权卫士”,采访对象是少数持不同政见者。《明镜》周刊和《南德意志报》的调子是“僵化”的共产党领导应对侵犯人权的现象负责;《时代》周刊则认为,侵犯人权现象是现代化和社会变革所致。对奥运报道的重点也是侵犯人权、滥用兴奋剂和对运动员的魔鬼式训练。

对中国的经济报道占中国报道的14.8%。德国媒体的主要采访对象和报道对象是在华德国经济界代表和德国企业。有时采访中国人,也是为了陪衬。报道传递的一个基本信息是,中国是“廉价商品制造者”,也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增长市场”,一个“有意思的生产基地”。但报道缺乏对中国市场的独立分析,德国主张的“向别国学习”成了一句空话。

对德中两国关系的报道,在德国媒体上几乎成了德国政要的“出镜秀”。被采访对象只发表一些出于内政需要或党内需要的一般性表态,中国方面对两国关系的看法完全被忽视。更谈不上就如何与中国在国际关系、在战略层面拓展、加深合作,提供新的视角或思路。

学者们指出,提及中国的报道虽只提了一下中国,如“只有中国处决的死刑犯比伊朗还多”,“朔伊贝勒(注:德国部长)想要中式互联网”等。从内容看,这些报道不谈中国,但由于其数量大,平均每天有10多条,对受众形成“中国印象”却有很大影响。研究报告认为,虽说德国媒体大量报道了中国,但总体看“没有真实地还原生活”,在一定意义上“失真了”。

研究人员还通过对上述媒体记者、编辑的问卷调查发现,导致中国报道“失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是西方新闻观的影响。他们认为,只有反映冲突、灾害、暴力等的负面新闻才是新闻。原因之二是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欧洲的学校和媒体都在灌输“欧洲是当代文明摇篮”,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都从欧洲走向世界。这使欧洲人与生就有一种历史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他们在看世界时,总习惯从欧洲的视角、用欧洲的标准去衡量。所以,即使报道德中两国关系,也倾向于只采访德国人。原因之三是冷战思维残余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有点害怕,有点担心。总认为,中国得到了什么,欧洲就会输掉什么。这种心态在报道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时尤为明显。其实,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中国和欧洲一起帮助非洲发展,非洲的市场大了,欧、中、非三方将都是赢家。此外,一些做中国报道的记者编辑不懂中文,对中国了解不多,消息来源受限等客观因素,也成为他们深入、全面报道中国的障碍。不过,研究人员已表示,德国学术界愿意与媒体加强不带偏见的合作。学术界愿意为媒体从业人员提供培训、讲座,也愿意向媒体供稿。 (光明日报维也纳8月15日电记者方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