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局资助海外“民运组织”的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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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当局资助海外“民运组织”的有关情况
宏  毅
    台湾媒体对台湾当局资助海外“民运组织”的有关情况有如下反映：
    （一）去年9月23日，台湾《自由时报》出人意外地披露，台湾前国民党政府自1983年起即出资支持逃亡海外的“民运组织”，仅《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杂志接受的总补助经费高达台币二亿元左右（约800万美元），并且爆出台湾当局在“支持民运”的名义下每年要其搜集250件情报的内幕。更为惊人的是，报道还披露，这笔钱是由台湾情报机构提供的。
    《北京之春》的前身是《中国之春》，20年前由王炳章等一批“民运” 分子在纽约创办。过去这些年，这本杂志曾多次发生内斗，不止一次把官司打到美国的法庭。在1993年那次官司中，最后“庭外和解”，《中国之春》原班人马让出了杂志名称，但没有让出台湾给钱的渠道，在纽约办了现在的《北京之春》。《中国之春》则由另一伙人在旧金山继续办。
    这两家杂志都靠台湾方面的资金运作，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到底拿了多少钱，外界根本不知情。据内部人士透露，台湾方面只单线和《北京之春》的个别人联系。长期以来，对“民运组织”为台湾情报机构工作的指责之声不断，但《北京之春》等“民运组织”对此一直予以否认。此次台湾《自由时报》的曝光报道，无异于打了《北京之春》一记耳光。《北京之春》“社长”王丹，透过多维新闻社作了一番不能自圆其说的辩解。他称，只要自己当一天“社长”，《北京之春》就不会接受情报机构提供的经费，也不会接受任何有特定政治条件的捐款，而要去向那些“正当的基金会 ”（例如“美国民主基金会”）申请经费。其实《北京之春》的编辑委员会成员都是由台湾“国安局”定案。王丹的人事调动也得经过“国安局”。据报道，他去哈佛大学入学的将近20万美元的费用悉由台湾提供，而且还以“研究80年代以后的台湾社会”为名经常呆在台北。
     事实上《北京之春》隶属台湾情报系统还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海外的其它“民运组织”像“民联”、“民阵”、“民联阵”、“学自联”、“中国人权”、“联席会议”、“天安门一代”、“20世纪基金会”、《大纪元》、《议报》、《新世纪》等组织又何尝脱离干系？尽管《北京之春》的经理薛伟抱怨台湾给钱的数目越来越少，声称该社目前的处境是“在工作人员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情况下勉强维持 ”，然而实际上他本人则已从长年经手不受监督的秘密经费中获益，在美国拥有多处房产。
    海外的正义人士一直感到困惑，王丹等“民运人士”到了海外以后，何以自甘沦为台湾一些反华、分裂势力的工具？虽然这些“民运分子”常说：“只要能搞民运，不必理会钱从哪里来？”，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既然从间谍机构领取工资，就得完成情报任务。反华、分裂势力之所以要“民运人士”出面活动，无非要在遏制、肢解中国的“战略”中打出一面漂亮的“民主人权”的旗号。众所周知，“台独”头子李登辉就是以“大陆不民主，两岸不统一”做幌子，要实现他的中国“七块论”。1998年12月，魏京生到台湾受李登辉接见，为了获得200万美元的资助，竟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台湾没有按魏京生要的数目给钱，但是让《北京之春》牵头为他搞了一个“民运联席会议”，授予“主席”虚衔，在满足其“领袖欲”的同时，调高他的反华音量。
    （二）台湾《自由时报》还在同一报道中披露，台湾的民进党从今年3月起，就停止了用美元来支持在美国的“民运组织”，先是给《中国之春》断奶，半年多以前，又给《北京之春》断奶。台湾当局高层官员虽然在停止资助后声称，“支持大陆海外民运的政策方面并未改变”，但强调“大陆海外民运组织，派系非常复杂”在时空背景的变迁下，“不希望像过去一样，只能补助某些个别团体。”显然，个中有其难言之隐。其讳莫如深的原因恐怕就是多年来，海外民运组织之间为争夺资源而不断发生内斗，以及丑闻传遍海外的“民运人士”的腐败现象。前些年，媒体不断传出，主管《中国之春》秘密经费的“民运人士”徐邦泰和曾任“民阵”主席的万润南“私吞大量公款”。更有的“民运人士”在网上发表文章，揭露不少民运腐败的材料，并自嘲“民运”队运已分化成“贵族”和“丐帮”。
    一位在海外颇有名气，经常见著于网络的“民运人士”也发表文章抨击“民运”的腐败行为。据他拿到的三个“民运”团体的部分财务报告，其中显示滥用公款的情况“严重到令人吃惊”。
    1999年《世界日报》刊出《中国之春》社长涉嫌贪污几十万美元台湾捐款的丑闻，该“民运人士”手里有这位社长夫妇使用《中国之春》公司信用卡购买东西的收据等资料。其中显示，他们在一些家用商店买东西的单据都报销了。还有收据显示，大量用公款到餐厅吃喝，仅1997年一月份就吃掉5l6美元。据《中国之春》董事长的查账报告，仅三年累计的不清帐目就高达20多万美元。另一个前华盛顿民运基金会负责人，三年时间，他个人花销的旅差费、电话费、礼品费、吃喝费等就达3.5万美元。
    在正式走账的财务报告中都有那么多的问题，而根本不列入财务报告的“小金库”的帐则更可以像自己钱包的钱一样自由使用了。而“保密”制度就为“小金库”开了最方便的绿灯。如上述那位华盛顿民运基金会领导人曾被委托向北京一个研究计划转送4.5万美元的资金。几年后，那位在北京负责这个项目的人来到美国，说他们仅拿到2.7万美元。这中间的1.8万美元被“截留”了。当那位基金会领导人被问到此事时，他才说，他自己做主把其中一部分款用于其他大陆“民运”了，但不提供具体给了大陆哪些人的名单，理由是大陆“民运”要“保密”。
   《北京之春》的账目怎么样？从《中国之春》揭露出来的那些问题来看，只要不公开，不透明就不可能有清白。连《北京之春》主要负责人拿多少工资都是“最高秘密 ”，在《北京之春》做一般编辑的都不知情。在《北京之春》一次内部会上，曾有人往他们领导人身上泼了鸡蛋汤，抗议他不查清杂志社的“小金库”，滥用“公款 ”。
    在美国，由于银行开账号很方便，多开一个账号设立“小金库”更不是难事。一旦有查账的事情发生，拿出主账，不说出有“小金库”这个账号，“小金库”的资金就成了主要领导者的囊中物，可随意支配。《中国之春》社长的“小金库”里的8.8万美元最后查账只追回2万，其余6万多不知去向。
    几年前，华盛顿一个民运人权基金会发生账目争执，也主要由于它的领导人把一笔5万美元的捐款另立账号，私设“小金库”。该“民运人士”曾采访过该基金会的美国会计，获得一些账目单据等。但这笔账最后没有下文，因为那位对小金库提出质疑的美国会计随后就被“解雇”了。
    台湾当局停止这种黑箱作业的秘密资金，不再鼓励他们在私有制的美国，过公有制的瘾。但是，台湾的钱停了，《北京之春》现在开始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拿钱了，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就有长进的希望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