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专访：“乐观是一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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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他曾被下放到新疆进行劳动锻炼，也曾担任中国文化部部长；他曾因写作被划为右派，也因写作而享誉海内外；他的人生充满起伏，却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和乐观。年过七旬的王蒙先生依然笔耕不辍、活跃于中国文坛。应德国外交部和歌德学院的邀请，近日王蒙先生访问了汉堡、柏林等城市，并参加了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德国之声记者在柏林对王蒙先生进行了专访。

德国之声：王蒙先生，欢迎您来柏林。您从19岁开始投身文学创作，21岁发表了处女座《小豆儿》，此后一直笔耕不辍。能谈谈您为什么要写作吗？

王蒙：因为我觉得生命太短促。当时我很年轻，正沉浸于新中国成立时的激情当中，而这种激情是转瞬即逝的，人很快会长大，也不可能永远处在一种激情当中过日子，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些情感记录下来。

德国之声：从29岁到45岁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您被下放到新疆劳动锻炼，能谈谈您在新疆的那段日子么？

王蒙：应该说，我赶上了中国社会特别动荡的时期。我从小就经历了抗日战争、逃难、国民政府统治、新中国成立这些急剧的社会变革，而且很小就投身革命。建国后，社会中革命的惯性，也就是"斗"的惯性，仍然延续。这些社会的变动可以说给人民精神上以很大的刺激，也有很大的伤害，但反过来说，也是一种锻炼，比如说去新疆，现在的人也许不太情愿，我当时觉得知识分子要经风雨、见世面，到边疆区，能得到锻炼，加上当时看了电影《天山上的来客》，我是渴望去新疆的，我喜欢这样一个新的体验，喜欢维吾尔语、伊斯兰教，当时我很快就可以说流利的维吾尔语。但是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去了之后不能写作，或者写作之后不能发表，这又是苦闷的、压抑的，甚至是恐惧的。

德国之声：从您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您非常乐观，对生活充满激情。

王蒙：这和一个人年轻时候的底色很有关系。我11岁就与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地下组织建立联系，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庆祝革命的胜利，庆祝新中国的建立，这是一个底色。另外，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我觉得不管倒什么霉，都是暂时的。不管是写作上，还是在热情上，我并不对我自己失望，我认为一切的挫折都是暂时的。此外我想说，面对那些挫折我没有选择。如果我选择了悲观和绝望，就更什么都完了。要是说的惨痛一点，我的乐观也是逼出来的。越有人算计我，越有人给我不公正的待遇，我的乐观是一种回答，也是我战胜坏人的一种武器。

德国之声：您一生值得自豪的成就有很多。您写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品，同时您也有自己一套为人处世的哲学，您觉得这两部分，您最得意的是哪个部分？
王蒙：应该说得意和不完全满意始终是伴随着我的，我自己更重视的是我的写作。我获得过一些社会和政治上的头衔，甚至还有某种级别的待遇，许多朋友，甚至许多国家政府的礼遇，但是这些东西都是转瞬即逝的。我重视的当然是我的写作，我相信我的作品不是一无是处的，还是有很多人会去看的，甚至为之而感动。

德国之声：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对您80年代的作品很推崇，但觉得您进入90年代后就缺乏新的东西了，他也说80年代在中国的时候，很多文学青年愿意与他讨论文学的东西，文坛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流派。但顾彬说90年代之后到中国，就很少有人愿意与他谈论文学，您怎么看待这其中的差别？

王蒙：这是个非常有趣味的问题，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看法。中国从五四运动开始，意识形态和文学就特别被社会所关注，它起了一种煽情、激发，并且唤起人们对社会的关心和参与的作用。但是进入90年代后，中国走向一种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氛围，大家关心的都是过日子，挣钱买房买车，我觉得表面上看是庸俗一点，但是我觉得中华民族刚吃饱了没有几年，人们关心一种小康的生活，文学不再处于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实际上是正常化了。相反，如果老维持一个大家都在谈论文学，那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民族那种不安的状态。在这一点上，我跟顾斌的看法不太一样。80年代的文学很刺激，因为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大家能够在文学作品里批判痛骂极左，还有文化专制，这当然是很刺激的。当然，现在好的作品仍然会出现，但是需要一个过程。

德国之声：中国文人的传统是讲究内心的平静，这样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另外一方面，您又提到我们处在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就是外部条件相对比较浮躁，您觉得在这样一个条件下，中国的文人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面貌？

王蒙：这种表现是各式各样的，很难概括。比如山东一个很优秀的作家张炜，在作品里有就对"经济动物化"进行痛击，上海也曾有过关于文化缺失的讨论，这是一种反映。也有些作家从中国古朴的民情、文化传统中来寻找一种乐趣，比如贾平凹。再比如说莫言，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来表现光怪陆离的历史和现实，让读者觉得非常奇异，把历史陌生化、荒诞化了。还有一些人愿意用一种冷嘲热讽的方式来表达，也有一批喜欢表现白领的优越性，在自己的作品中强调越来越时尚、越来越前卫的生活。更有义正词严地关注弱势群体，为民请命，痛斥贪官污吏奸商，我觉得这些都是老百姓需要的。

德国之声：现在文学界发展多元化，"80后"、严肃文学等都有各自的市场。从您个人角度而言，作家是否需要担当一种使命感，表现一定的理想？
王蒙：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作家存在很大的区别。比如有些作家，以畅销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且确实有很大的收益。追求畅销的人中，不少也有很高的写作能力，而且我不认为追求畅销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因为畅销才有影响力，当然他个人也得到好处，读者也得到快感，也有的人更具有那种批判现实的、悲天悯人的传统，他们的作品表达的主题比较沉重，对坏人鞭挞的也比较厉害，也表现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我想这些人的使命感就比较强，他们仍然是以社会的良心为主题。也有作品里面表现出什么都无畏的，甚至于写到了吸毒之类的主题，那是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就不好用使命感来形容了，而且他们本身也很反感使命感这个词，他觉得我要张扬个性。当然，搞文学的朋友也可以对这一类加以批评，但是他也存在着，他也不违反宪法，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有这么些使命感差的作品出现，也是中国人精神空间扩大的表现。要是所有的作品都悲天悯人，是不是有时候也有点太沉重了。

德国之声：文学作品多元化是中国人精神空间扩大的表现，但是有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却由于种种原因受到阻挠，不能面世，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蒙：我希望这个问题以后能有更妥善的解决方法。据我所知，有些作品面世后没有再重版，我个人觉得，这并不是个好的办法，因为实际效果就是便宜了盗版。凡是有过一些挫折的书，都能在盗版书摊上找到，所以我个人是希望这种事情是出的越少越好。还有一些情况，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一些牵扯到宗教、民族，党的历史，党的内部矛盾纠纷的，这要求有关方面做一些审读，这种状况我反而是理解的，因为上海出过一个涉嫌侮辱宗教的作品，引起很大的风波。至于党史上的事儿，比如我的回忆录，也涉及到几个党的重要领导人，暗含着骂人家，可人家也有家人、下属，会牵扯到名誉权等一大堆问题，这也是麻烦的事。

德国之声：顾彬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作家不懂外语，所以无法从外国文学中吸取养分，也无法回过头来看着自己作品被译成外文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懂外语，您觉得外语对作家来说有多重要？
王蒙：这些不是最主要的。其实现在的作家懂外语的也越来越多了，比如像韩少功，还是下了很大力量来掌握外语，王安忆也翻译过作品，多懂外语当然很重要，但并不是关键。

德国之声：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

采访记者：亭子

引自德国之声：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3664475,00.html

[ 本帖最后由 wamway 于 2008-9-23 15:2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