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吗？ (一组德国之声新闻)

choupiwen

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吗？正方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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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游行示威者要求更多的民主


默勒教授在其报告之中否认了“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这一耸人听闻的立论引起台下观众的强烈反响。在普通听众报以阵阵掌声的同时，在场的中国问题专家则在会后的提问中对默勒观点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会后又采访了默勒报告最激烈的反对者、德国发展援助部的库恩博士。
德国之声：库恩博士，您听了默勒教授的报告，他认为中国不需要更多的民主，因为中国不需要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您同意他的观点吗？
库恩：我不同意。他的报告令我感到非常气愤，因为我知道中国国内有关民主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好几年，2005年中国政府还公布了民主白皮书。中国学者俞可平撰写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在西方也引起了一定的关注。这说明中国十分看重民主这个概念。
德国之声：您和默勒教授的分歧是否因为你们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讨论呢？默勒教授是在哲学的层面思考民主这个概念，认为其原意"人民的统治"在西方也是不存在的。
库恩：默勒教授原来是搞汉学的，现在他自称为哲学家。我不相信他认真研究过民主的理论，他对民主涵义的解释很肤浅，而且是带着一种蔑视的态度。
德国之声：默勒教授认为西方政治家要求中国实现更多的民主，这主要是做给国内媒体看的，而且是为了强化国内公众对民主的信仰。您的看法呢？
库恩：我不认为这是西方政治家主要的动机。双方在讨论民主参与和多元化的过程中，彼此的立场在接近。西方也对自己的体制进行反省，比如我们也自问，我们的公民参与是否导致某些决策过程过于漫长。而中国方面也会考虑，那么多的抗议事件也说明了中国体制的缺陷，公民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程度太低也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德国之声：您在清华大学作过客座教授，据您的观察，中国这所精英大学的学生对民主这个题目感兴趣吗？
库恩：我想是的。特别是那些大学生俱乐部，一些国际性的俱乐部现在在中国大学也有了分部。他们的主席就是竞选出来的。候选人发表讲话，最后大家投票选出主席。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这样参与的例子越来越多。我想中国人对这样的方式也很认同。
德国之声：默勒教授认为在民主化方面，中国政府主要面临的来自西方媒体的压力。您的看法呢？

库恩：我不知道西方媒体是否真的向中国政府施加了那么大的压力。中国民众当中一定也有要求民主的声音。据我所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经济界、知识界以及公民社会当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思考政治参与和多元化的问题。
德国之声：您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实行更多的民主，会使它更有能力应当中国社会的巨大挑战吗？

库恩：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民主，在西方，也在中国。当然中国的体制完全不同于我们的体制。但我相信，如果中国公民有可能获取更多的政治信息，得到更多参与的机会，这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更多的活力。
德国之声：默勒教授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他不认为任何国家的任何政治力量具备解决根本性问题的能力。您认为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吗？

库恩：我认为默勒教授的研究方式是一种虚无主义和玩世不恭。国家必须和经济界以及其他团体一起解决社会问题，我也不相信国家会独自解决所有的问题。中国政府也认识到这一点，并给与经济界和公民社会更大的活动空间。默勒教授在报告中根本没有顾及中国的政治、社会现实，而是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民主这个严肃的题目。


采访记者：张丹红

[ 本帖最后由 choupiwen 于 2008-7-12 20:41 编辑 ]

choupiwen

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吗？反方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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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血都白流了吗？


前不久，在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和波恩汉学会联合举办的“相遇中国”系列活动中，加拿大布鲁克大学的哲学教授汉斯-格奥尔格-默勒教授做了题为“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吗？”的报告。默勒认为，“当今社会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只是为了“强化一种所谓的大众宗教”。请看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会前对他的采访：
德国之声：您今天报告的题目是"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吗？"您的回答是什么呢？
默勒：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这听起来可能令人吃惊，但我是从哲学层面思考问题。因为民主的本意是"人民的统治"，而这是不存在的。因此这样的提问就是错误的。
德国之声：西方的民主难度不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一种政治体制吗？
默勒：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们今天的社会或政治形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看一看欧洲联盟，看一看联邦德国，哪里是人民说了算！我们目前的体制可以说运转良好，这里的生活也很舒适，但这不是我们所理解并标榜的体制。我们赋予自己的政治体制各种各样的神话和美好的设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主"这一词汇。我在报告中也将引用几位政治学家的立场，他们都认为尽管德国和欧洲的政治体制较为优越，但这不是人民做主的制度。
德国之声：那为什么西方要求中国实行更多的民主呢？
默勒：我的印象是，西方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针对的并不主要是中国，而是为了强化我们这里的所谓大众宗教，就是说我们这里是真正的民主体制，而且这一体制构成我们社会的基础。用敦促他国实行民主的方式来证明我们自己的民主性。
德国之声：但是中国不是也在逐步民主化吗？比如村长不是已经自由选举产生吗？
默勒：不错，中国社会采取了一些朝向民主化的步骤。但在全球范围内也有无数背弃民主化的事例，非民主化的发展也许决定了人们更多的生活领域。想一想经济领域，教育，大众传媒，医疗卫生，在这些决定我们生活的领域里，都不存在民主，也不可能表决。你不能表决电视该播放哪些节目，你不能表决你的成绩单上是什么分数，等等等等。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中国生活，还是在美国或俄罗斯，你的日常生活都不是通过表决来规划的，而且你也不一定希望如此。说到政治领域，如果直接选举市长，那么确实存在一定的选举程序。但是总体来说，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并不会因民主表决的程度高而变得更好。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您认为如果中国现在实行全面直选，这对中国来说并不一定是件好事？
默勒：不能笼统地说。不能简单地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实行民主选举就是健康的，反之就是不健康的。比如1933年德国实行了自由选举，但并没有给德国带来福祉，而印度实行了几十年的民主，但我想很多印度人更愿意在中国生活。在有些国家，自由选举是种很好的模式，比如二战后的德国。但民主不是灵丹妙药，比如在伊拉克，民主的尝试就没有成功。对巴勒斯坦的选举结果，我们也不满意。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社会幸福与否的标准是那里是否存在自由选举，那么这是一种思维的短路。
德国之声：但民主难道不是具备更正"错误选择"的能力吗？
默勒：话不能这么说。因为凭什么来决定什么是"错误的选择"呢？如果只有少数人认为选举结果是个错误，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在下一次选举中更改其决定。没有客观的标准来决定哪个政治决策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面临实行更多民主的压力吗？
默勒：中国政府处于西方政府和媒体的压力之下。但我不能判断中国政府是否也面临中国社会的压力。我认为这一压力不是来自经济界或是学术界，而是主要来自大众媒体。
德国之声：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去年秋天提出亚洲战略纲领，认为中国对德国构成体制上的挑战。您赞同这一观点吗？
默勒：我不认为存在体制上的竞争。我认为这是一种过于简化的比较：中国是专制的，西方是民主的。中西体制本身既十分复杂，而且相互交融也越来越显著，因此不能做这样简单的对立。
德国之声：您认为中国的现行体制能够解决中国内部存在的众多问题吗？
默勒：我不认为任何国家的任何政治力量具备解决根本性问题的能力。


采访记者：张丹红

[ 本帖最后由 choupiwen 于 2008-7-12 20:42 编辑 ]

choupiwen

史泰福退出中国不是因为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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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迪熊不再“made in China”


德国百年老字号品牌企业史泰福宣布在两年内将其生产业务撤离中国的消息一时成为德语媒体的关注焦点之一。中国是玩具制造大国，受到业界的肯定，在德国市场上出售的80%多的玩具都来自中国。在德中合作更趋密切的今天，史泰福改变中国制造战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它又向人们发出了怎样的信号？德国之声记者就此议题采访了该公司市场销售部经理马丁-弗莱辛：
位于德国巴符州布兰茨河畔的史泰福家族企业已有128年的历史，如今拥有员工7百人。憨态可掬的泰迪熊便是该公司的骄傲之一，史泰福的产品因其做工精良，质地考究，经久耐玩往往被消费者们珍藏。如同真人般大小的泰迪熊的售价甚至超过1千欧元。4年前，将部分生产业务转往中国的史泰福如今改变了这一战略，有媒体报道说，产品的质量问题是原因之一，史泰福市场营销部经理弗莱辛则连连否认："我们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经我们检查，中国制造的产品都满足我们的要求。否则我们无法在德国和其他地方销售。"
尽管质量不存在问题，但供货期长、运输费用高，生产成本的提高等则影响了史泰福的战略改变。而最令史泰福感到头痛的是，中国员工流动过于频繁，经8至12个月培训出的缝纫女工大多难以在史泰福的中方合作厂家坚守。"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工厂附近有人建了新厂，工资待遇高一些，体力强度也小一些，刚刚培养出来的女工就会转到别的工厂工作，这不仅是我们一家的问题，我们的竞争对手也有同样的经历。尤其在玩具制造领域，中国的人才流动问题非常突出，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其实，据弗莱辛透露，改变中国制造战略也与企业领导层易人有关。4年前，当史泰福便于珍藏的高价位绒毛玩具的营业额出现下滑趋势的时候，公司领导层采取了降低生产成本，走向中国的措施。但中国战略并不能解决公司营业额下降的根本问题。中国员工的低工资往往被人员培训、高昂的运输费用等所抵消。现在，史泰福新领导层进行了战略修改，力主两条腿走路，也就是说，既为收藏者提供高价位产品，也生产大众化产品，为孩子们的童年增添乐趣。这样的战略考量当然基于对市场的深入调查。"消费者希望从我们这里购买最优质产品，要求产品的寿命长，希望这样的产品能伴陪孩子们的童年，也有人往往把泰迪熊作为自己童年的回忆，永远珍藏。当孩子们长大后回到父母家中，还能看到自己小时候玩过的绒毛玩具。这是我们的战略考量。为了拥有稳定的基础条件，我们决定由自己生产。"
尽管史泰福决定逐渐撤出生产业务，但担任两年市场营销经理的弗莱辛仍然欣赏中国:"我喜欢中国，喜欢去中国，那里的变化非常大，发展很快。我也参观过那里的生产车间，非常干净、整齐，工作环境不错。在这方面，我挑不出什么毛病。"






祝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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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移民融入事关德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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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融入的不仅仅是球迷


虽然德国官方从未正式承认过，但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却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正是这种现实与政治的脱节，使得外来移民在融入德国社会方面遇到了种种问题。现在，政治家们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几乎所有政党都承诺，将改变融入政策领域以往僵化的做法。于是，各个政党争相出台旨在帮助外来移民融入德国社会的建议。一年前，政府甚至还精心制定了一份外来移民融入德国社会的计划，那么，收效究竟如何呢？
德国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大谈特谈外来移民融入社会的问题。每年举行一次有总理参加的融入问题峰会，其间还会举办同样有总理参加的一系列融入政策对话。总理府专门增设了一名负责移民事务的官员，此外，还出台了篇幅长达200多页的外来移民融入德国社会的计划书。看来，帮助外来移民融入德国社会已经成了德国政府的施政要点之一。种种迹象显示，德国政府恨不得一下子就能够填补过去几十年来在社会融合方面形成的空白。外来移民已成为德国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有外来移民背景，而且这一比例仍在不断上升。外来移民的生育率也要远远高于德国原有居民。一年前才迟迟推出的移民融合计划终于意识到，移民问题是关系到德国未来的重大议题，政府希望动员全部国力来加以应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外来移民也被呼吁参与共同努力。
然而，这份计划的不足之处也是比比皆是。计划中虽然罗列了种种宏伟的目标，但除了个别目标之外，其余大多数都暗藏着太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因为这些目标没有经得起考验的事实和数据作为基础。尽管如此，今年秋季，仍将就计划的兑现情况作出总结。德国总理默克尔前不久承诺，绝不会在融入外来移民的问题上自欺欺人。前不久，德国内阁就检验移民融合情况制定了详细的参考指标，从蛀牙防护，到住房情况，直至大众传媒的影响，内容可谓包罗万象。总而言之，人们有理由期望，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在社会融合方面也会一丝不苟，每年用于移民融合的七亿五千万欧元专项拨款，也能被用到切实需要的地方，而不会像人们此前担忧的那样，被无谓的挥霍。
的确，在社会融合的问题上急需的正是资金。众所周知，在移民的德语能力，学校教育以及职业培训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目前已经启动的幼儿园投资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举措，因为，它可以帮助移民儿童从小打好德语基础，从而在随后的中小学教育中拥有同德国儿童同样的机会。除此之外，政府还应在教育，警察以及行政管理部门聘用更多具有移民背景的人士。而电视台聘用移民担当主持人，不仅能使节目变得更加多姿多彩，而且，还能更好的反映德国社会的现状。
至于德国政府是否真的能够通过这些举措改善外来移民的未来处境，甚至真正赢得移民的心，还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政府还是不肯放弃许多迄今为止的教条。比如，默克尔总理所属的基民盟拒绝接受非欧盟移民拥有双重国籍。殊不知当今世界，多重国籍早已成为一种趋势。而受基民盟这种固执立场所困扰的恰恰是德国最大的外来移民群体，即土耳其人。那种要求土耳其移民后代在年满十八岁时，必须在德国或土耳其国籍之间作出抉择的想法，显然是同全球化发展趋势格格不入的。


Bernd Graess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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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老板钻进奥运风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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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最大的


奥运开幕前夕，“德国公司在北京的老板们处于中国官方要求他们支持奥运和德国国内批评的夹缝之中。他们不知道，是与共产党的宣传一起欢呼奥运，还是像西方许多人那样，因为西藏持续出现的侵犯人权问题，远离奥运。”时代周刊的这段话道出了德国在华企业的两难境地：
"一方面，在德国无论走到何处，现在都可以听到德国经济界代表们抱怨奥运在德国的形象不佳。他们对目前柏林政府和反对派看来关心西藏问题胜过关心中国感到遗憾。但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也愤懑不平，说中国政府为了准备奥运，几乎无暇顾及国内经济。一些人指责中国为北京奥运颁布的安全新规定是经济的绊脚石，导致生产中断和巨额损失。"
时代周刊的文章认为，这些对德国政界和中国政府的指责都言过其实，因为五月份在柏林会见达赖喇嘛的只是德国第二级别的政治家，中国收紧签证发放也不过是奥运期间严格执行现行规定而已。实际上，"德国老板恼火的背后，隐藏着他们深深的失望，他们感到自己在中国不再那么重要了"：
"过去几年，德国在中国开展商务的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中国设立企业、同时与共产党政府部门建立密切关系并帮助构建市场经济的创业时代过去了。今天，私营经济已经站稳脚跟，受党的监督。阿迪达斯、大众和其它德国公司集团在一些行业中是龙头企业，过去对德国公司殷勤有加的政府部门现在改变了态度：共产党优惠他们自己的中国企业，帮助它们对抗在中国立足的外国公司。
在中国影响巨大的德国化学工业就有所感受。不久前，它在没有提前预告的情况下获悉，奥运期间全中国禁止运输有风险的化工物品。一些德国经管人员认为，共产党当局故意向他们隐瞒新规定，而中国的竞争对手早已知道此事。"
一些德国企业家在北京对新闻界说，他们有可能遭受千百万欧元的损失。时代周刊引用德国商会北京分会会长豪斯曼的话说："这样的担心过分了"：
"豪斯曼说，我们德国人有把一切都看成问题的特点，实际上这些顾虑'至今都没有成为现实。'虽然北京在奥运期间处于非常状况，但看不出德国企业的商务受到巨大限制。豪斯曼也是西门子驻中国总裁，他提醒说，奥运带来了巨额订单，仅西门子的奥运订单就价值11亿欧元。"
本文摘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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