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一代先驱 激励后人

wamway

王淦昌：一代先驱 激励后人 ——纪念王淦昌诞辰100周年 科学时报 2007-5-28

1986年3月，王淦昌、杨嘉墀、王大珩、陈芳允向中央提出发展高技术的“863”计划建议

    今年是王淦昌先生诞生100周年的日子，这是中国原子能研究院永远纪念的日子。王淦昌先生曾先后两次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他在原子能院工作期间为核科技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作出了卓越贡献，激励着新一代的原子能院人不断进取。

    作为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粒子物理研究事业的先驱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70年的科研生涯中，他始终活跃在科学前沿，孜孜以求，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成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为后来者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想的只是工作，总有使不完的劲”

    1950年，为发展我国的核科技事业，中央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就发端于此。近代物理研究所于1958年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1984年又改名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1950年4月，王淦昌先生被调到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后任副所长，与吴有训、赵忠尧、钱三强、彭桓武、杨承宗、何泽慧等共同着手筹划建设这所我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机构。

    从1952年到1956年，王淦昌先生主持制定了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到1957年的“五年计划”。这个“五年计划”明确规定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方向和任务，明确了5年内各方面工作的具体目标。

    在这期间，王淦昌先生开始了他梦想多年的宇宙线研究工作——通过宇宙线的观测发现新粒子、研究其性质，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1953年到1956年，在王淦昌领导下，我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站在云南落雪山建立，使我国宇宙线研究进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

    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之初，实验条件相当简陋，王淦昌先生与其他科研人员因陋就简坚持实验。有一次在作云室温度控制实验时，也就是用电吹风加热多板云室时，居然把周围的木头给烘着了。当时实验方法之简陋、条件之差，由此可见一斑。但是回忆起那段如火如荼的日子，王淦昌先生总是说：“当时，我们想的只是工作，浑身上下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对科学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对理想的憧憬，在王淦昌心中达到了美妙的和谐与统一。

    1961年，王淦昌先生毅然放弃了基本粒子研究，奉命研制核武器。从此，他隐姓埋名17年，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为我国核武器研制作出了巨大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表彰王淦昌先生的突出贡献，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年逾七旬 关注育人

    1978年7月，王淦昌回到了阔别17年之久的原子能研究所，并担任了所长。这时，他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但是，为了中国核科技事业的发展，这位古稀老人仍然不分昼夜地辛勤操劳。

    科研工作的开展离不开人才，为尽快恢复被“文革”破坏的科研体制，适应核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王淦昌先生担任所长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成立新一届原子能所学术委员会。

    1978年7月，王淦昌先生主持成立了新一届原子能所学术委员会，这是原子能所的第二届学术委员会。成立学术委员会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晋升副研究员以上的科技人员进行考核和评议。通过严格考核，400多位科研人员晋升了高、中级职称，调动了科研人员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增强了全所的科研力量。与此同时，王淦昌先生还亲自出面邀请梅镇岳、黄祖洽、李林、王乃彦等科学家回所或来所工作。这些科学家到原子能所后，在中微子质量测定、核理论与核数据编评、用离子注入研究金属材料性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1981年12月，王淦昌先生与汪德熙、王传英、戴传曾等联名上书给原二机部刘伟部长并转张爱萍副总理，建议立即着手在原子能所办研究生院，并设二机部各方面专业所需的研究生课程。1985年，核工业部依托原子能院正式成立了核工业研究生部。

    王淦昌先生这一系列的工作，为原子能所摆脱十年动乱的影响，迅速提高科研水平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改建基地 提高实力

    中国原子能研究院101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改建，是王淦昌先生任所长期间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

    1978年11月，经二机部批准，原子能所101重水反应堆停堆进行改建工作。改造旧堆的工作难度很大，特别是在强放射性现场施工，保障设备和人员安全难度更大，王淦昌先生认真听取并积极支持专家的建议和意见。在工程进展的每个阶段，他都及时向主管所领导和工程负责人了解情况，并对安全防护工作提出要求。1979年12月28日晚，101堆新内壳吊装入堆就位，70多岁的王老不顾年迈和严寒，亲自到现场查看。经过一年零七个月的艰苦努力，1980年6月27日凌晨5时5分，改建后的反应堆试运行安全达到临界，101反应堆改建成功。

    改建后的101反应堆，技术性能超过老堆设计指标，最高功率提高了50%，而总投资却只有建设一个新反应堆的1/10，这项工程先后获得国防科工委重大成果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重水反应堆改建成功后，王淦昌先生非常重视在反应堆旁开展堆中子活化分析工作。他积极支持成立中子散射应用研究室，支持原子能所与中科院物理所共同与法国原子能总署合作，在101堆旁建造冷中子源，并开展凝聚态物理研究工作。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原子能院已经成为我国唯一的中子散射实验研究基地和重要的中子活化分析研究基地。

    夯实基础 再创业绩

    1979年4月，原国家科委、国防科委批准在原子能所增建从美国引进的一套串列加速器及相应的辅助工程。这是继上世纪50年代重水堆和回旋加速器之后，原子能所最大的一项工程建设，对改变原子能所的科研设备面貌、提高科研工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王淦昌先生对如何利用好这套设备极为关心，他积极支持关于多安排一些束流管道，以更好地利用串列加速器开展核物理研究工作的建议，并建议成立学术委员会，审查、选择优秀题目开展研究工作。王淦昌先生还与核物理学家赵忠尧、施士元、徐躬耦、胡济民、黄祖洽等共同提出，串列加速器的特长是核反应基础研究，尤其是精细工作。

    1985年5月，串列加速器实验室终于在原子能院建成。经王淦昌先生与钱三强先生等科学家的共同努力，1988年12月，北京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国家实验室正式成立。

    多年来，利用这台加速器，原子能院的科研人员在重离子核反应、加速器质谱计分析等方面取得了优秀成果，并首次发现了新核素钌—90，建成了国内第一条放射性次级束流线。

    重水反应堆的改建成功和串列加速器的引进，为原子能院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敏锐目光 洞悉前沿

    王淦昌先生是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的创始人与奠基者，为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始终活跃在科研一线的杰出科学家，王淦昌先生的目光始终敏锐地注视着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1964年，王淦昌先生和苏联巴索夫院士同时独立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种想法后来成了惯性约束核聚变重要科研题目，一旦实现，将使人类彻底解决能源问题。在王淦昌先生的倡导下，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使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研究耽误了整整7年，而恰是在这7年中，国外的相关研究工作有了长足发展。

    1978年9月，王淦昌先生回到原子能所刚刚两个月，他提出了在原子能研究所开展核聚变研究的建议，并具体提出电子束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方向。在他的提议下，电子束约束聚变研究小组在原子能所正式成立，王淦昌先生邀请王乃彦担任组长，全组科研人员首先投入强流脉冲电子加速器的设计工作，王淦昌先生亲自领导并参与了物理设计的全过程。

    1981年，王乃彦小组设计建造的1兆伏强流电子加速器建成，1982年开始打靶实验。通过一系列物理实验，基本摸清强流相对论电子束与靶物质相互作用的物理图像。王淦昌先生领导设计的这台加速器不仅是当时国内首创，在国际同类加速器中也属于先进水平，这台加速器为电子束惯性约束聚变和后来的电子泵浦氟化氪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在基本摸清电子束与靶物质相互作用机制的情况下，根据国际上惯性约束核聚变发展趋势，1985年，王淦昌先生又及时把研究方向转向氟化氪激光聚变研究，把原有的强流电子加速器改建成泵浦准分子激光的氟化氪激光器，并于1985年和1986年分别获得6焦耳和12.5焦耳的氟化氪激光。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改进，到1990年底，激光能量已达到106焦耳，实现了“研制百焦耳级准分子激光器”的“七五”目标。

    1996年1月，激光器输出能量又达到了276焦耳，使我国准分子激光研究步入了国际先进行列，成为继美国、英国、日本、前苏联之后具有百焦耳级氟化氪激光器的国家，并使原子能院在大面积非箍缩型电子束泵浦技术、大口径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振荡器、强流电子束物理、高功率脉冲技术以及纳秒级的强流电子束和激光束的诊断测量方面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成为我国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技术以及氟化氪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氟化氪准分子激光研究已被列入新的“863”计划惯性约束聚变项目，展示出喜人的发展前景。

    军民结合 部署新篇

    王淦昌先生不仅重视基础核科学研究工作，也十分关心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直接有关的同位素生产。

    1981年，他在所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说：“我们要大力发展和加强同位素的生产，以广泛推广同位素的应用。”同年10月，他主持召开所务会议，专门讨论研究同位素生产研究部的工作，并确定了同位素生产研究部的方向。这次所务会议是他亲自主持的为数不多的所务会之一，足见他对同位素生产与科研的高度重视。

    1981年，二机部与国防科工委提出了“保军转民”的方针后，王淦昌先生以战略性的眼光，指出要把军转民的重点放在核能与核技术的应用上。3月，在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他指出：“贯彻核工业‘保军转民’方针，要把重点放在核能和核技术的开发利用上，原子能所尤其要把同位素尽快搞上去，要注意在科研工作中安排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学科发展服务的应用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同年6月，王淦昌先生又建议，核科技事业要为农业、工业和国防现代化服务。王淦昌先生的这些建议为原子能院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民品发展指明了方向。如今，经过多年的探索，原子能院已经形成了以同位素与辐射技术为主导的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核电发展 功不可没

    王淦昌先生十分重视核能的开发利用，他是最早在我国介绍核电站的科学家之一，并以极大的热忱推动我国的核电建设，为我国核电事业迈出艰难的第一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8年王淦昌先生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后，积极推进我国核能的和平利用，尤其为我国核电发展大声疾呼。当时我国核电正处于徘徊阶段，同年10月2日，王淦昌先生和第二机械工业部的4位专家联名上书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我国核电的建议。邓小平十分重视，派人找写信人座谈。这封信对我国核电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后，国内反核电的呼声四起，王淦昌先生主动去中南海为中央领导讲课，135位部长级以上的中央领导同志听了他的《核能——当代重要能源之一》的讲座。他论述了核电站的安全性和经济性，以及我国发展核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加速我国核电建设的建议。在王淦昌先生等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下，1982年11月，中央批准在浙江海盐建设秦山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建成，宣告了中国大陆无核电历史的结束。

    王淦昌先生对我国核技术的推广应用、核聚变能开发以及粒子加速器和射线仪器的研制生产都很关心。他曾领导中国核学会举办了多次核技术推广应用展览会，还向国家有关方面写过多次建议。

    谦虚谨慎 桃李天下

    王淦昌先生富有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坦率真诚。他为人谦虚质朴，待人平等热诚，不畏邪恶，正气凛然。他热情关怀年轻人的培养与成长，扶掖后进，不遗余力。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他的学生和曾经在他指导下得到成长的就有十余位。程开甲、胡济民、吕敏都是他的优秀学生，胡仁宇、唐孝威、丁大钊、王乃彦等都曾在他直接指导下得到成长。不少现在国外的科学家，如李政道、汪志馨、冯平贯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早在1953年，王淦昌先生就兼任原子能所职工夜校校长，组织全所青年工人和见习员提高文化水平。在日常工作中，他经常与年轻的科研人员讨论学术问题，给予启发和指点。讨论中，他从不因为自己是一位有影响的科学家而有所顾忌，他总是认真地听取年轻人的见解，对于他不熟悉的问题，即使是在学术报告会上，他也会坦率地说：“这个问题我不懂，请你再给讲一讲。”对年轻人提出的科学问题，他总是尽其所知，详细给予解答。

    原子能院每年都要组织一次“五四青年学术报告会”，只要工作和身体情况允许，王淦昌先生总要出席，并把椅子搬到距离讲台最近的地方，一边听，一边做笔记。对年轻人在报告中提出的新思路、新诀窍，他总是要给予热情赞扬，鼓励他们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大胆探索。

    王淦昌先生热心关注教育事业。1982年，王淦昌先生因为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把全部3000元奖金捐给了原子能所子弟小学和中学。1996年4月，原子能院成立了王淦昌基础教育奖励基金会，王老又先后捐资4万元。

    王淦昌先生始终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他把自己的智慧和精力全部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一生勤勤恳恳，鞠躬尽瘁。他拳拳的爱国之心、严谨执著的工作态度、谦和的待人态度，都深深烙在每个认识他的人的心中。他经常鼓励年轻一代要奋发图强，为国争光，一再强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要把个人与祖国紧紧地连在一起”。这是他发自肺腑的心声。（作者：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 赵志祥）

     他两次踏到诺贝尔奖门槛——王乃彦院士追忆王淦昌

    “‘我们的物理实验准备已完成，即将开始作实验了!’躺在病床上已无力说话的王淦昌先生用力睁大眼睛，双手合拢，表示赞成。这是我们实验室的同志向他作的最后一次工作汇报，也是他在不能讲话的情况下，对我们所作的最后一次指示!”

    转眼间到了王淦昌先生诞辰100周年，5月22日，已经发表了多篇纪念王淦昌先生文章的王乃彦院士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起与王淦昌先生共处近40年的经历，还有很多话要说。

    向巴浦洛夫学习

    王乃彦院士对39年前的一场电影记忆犹新——1978年春，王乃彦和王淦昌、周光召、于敏、高潮、费钟锡等人一起作为九院代表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大会期间的一天晚上，王淦昌看了关于苏联生理学家巴浦洛夫的电影，非常高兴地说：“巴浦洛夫90多岁还能坚持搞科研，实在太好了!我还可以搞科研好多年啊!”

    王乃彦说：“王淦昌先生虽然走了，但留给我们一笔宝贵的财富——对科学的执著追求和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1960年，王淦昌被调去九院，负责核爆中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我们核爆试验的次数有限，美国人一年能作几十次试验，而我们大概只能作2~3次，因而需要科学家的认真细致保证成功率。记得有一次在戈壁滩上一个山洞作实验，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时任副队长的王淦昌和队长赵敬朴同志为了确保实验工作准确无误，决定再次进洞检查。当时已60多岁的王淦昌在已经部分回填的山洞中走了两个多小时，在有些地段还需要爬行前进，将实验设备重新检查一遍才放心地爬出山洞，确保了核爆的顺利进行。”

    王淦昌先生身体一向很好，极少生病，为数不多的几次生病，王乃彦均有印象。王乃彦回忆说：“记得一次王老生病住在北京医院，我和他带的几个博士生打电话给他的秘书，想去看望他，王老却说把工作带上顺便谈一下，结果到了医院就谈上了工作。护士怕我们影响王老休息，王老却开玩笑地对护士说，‘没事，让他们谈，这比吃药管用。’”

    王乃彦说：“我和王淦昌老师接触比较多是在我到九院工作以后。1978年，他调任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并亲自创建和领导准分子激光实验室后，我就真正地生活和工作在他身边。他从来都不以长者、老师的姿态来对我进行说教，经常给我说一些科学家的故事，包括他自己的科学经历。那时王老已经年过七旬，早上醒得很早，每天6点半以前，我们就一起从原子能研究所的南区步行到北区，在半个小时左右的步行中，王老天天和我交谈的不是科学就是工作，晚上从北区回到南区还要向他汇报工作。”

    成就卓著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年仅23岁的王淦昌就在德国柏林大学师从迈特纳教授，开展β谱学的研究。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科斯特斯(Kosters)博士报告了博格和贝克博士用钋的α粒子射到铍—7中，产生了一种穿透力很强的射线，他们用盖革计数器计数后认为是高能量的γ射线。王淦昌当时怀疑说，盖革计数器能够记录粒子数目，但对粒子的质量和能量得不到更多的信息，它可能不是高能的γ射线。王淦昌两次向迈特纳建议：采用云雾室来探测这种粒子，因为从云雾颗粒的密度和云雾径迹的长度就可能对这种粒子的质量和能量有一个认识，但是迈特纳没有采纳王淦昌的建议。后来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用云雾室、计数器和电离室对这种射线作了探测，发现这是一种质量和质子差不多的中性粒子，并将它称为中子，詹姆斯·查德威克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王淦昌痛失了发现中子的机会。

    王淦昌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浙江大学执教。在此期间他提出一种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用K电子捕获的方法来验证中微子的存在。这个建议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后，美国物理学家艾伦按照该建议作了K电子俘获的实验，测量了反应后粒子的反冲能量。艾伦在1942年6月的《物理评论》上发表《一个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证据》，引起了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视。1947年王淦昌又在《物理评论》发表了《建议探测中微子的几种方法》。1952年，艾伦等物理学家才第一次探测到了单能的反冲核，确认了中微子的存在。后来，莱因斯(F.Reines)等人在核反应堆作实验，终于较精确地验证了中微子的存在。莱因斯因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聚变反应也是一种重要的核反应。1964年，王淦昌提出用激光照射氘、氚而产生中子的设想。海水里含有的大量氘、氘、锂等，都是能进行聚变反应的核燃料。受控核聚变一旦实现，将是人类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

    王乃彦回忆说，1978年6月，王淦昌告别工作了17年的九院调到二机部任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他花费了相当一部分精力去加强原子能所的学术研究和行政领导，大力促进研究所的各项科研工作新的发展，最突出的就是101实验重水反应推的改建。他还积极促成了从美国引进一套串列加速器及相应的辅助工程，这是继上世纪50年代重水堆和回旋加速器之后原子能研究所最大的一次工程建设，它对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的眼睛比我的重要”

    1987年，王乃彦不小心撞伤了眼睛，导致视网膜脱落。王乃彦回忆说：“那时王淦昌先生是人大常委，他多次亲自到同仁医院，我眼睛做手术的时候就守在手术室外面，并对医生说：‘一定要保住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比我的还重要。’”

    德才兼睒方为大师。王乃彦说，王淦昌先生的学术成就大家有目共睹，王淦昌先生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以及对朋友和学生的关心也体现在他一生的研究过程中。

    1956年9月，王淦昌受组织派遣，去前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后来任副所长。王乃彦说：“王老的工资比较高，但生活很俭朴，连好点的相机都没买。后来知道，王老将工资的结余全都捐给了国家。”

    1999年，为纪念王淦昌先生为我国科学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弘扬他光辉的一生、高尚的品德及为振兴祖国的科教事业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遵照王淦昌先生生前的意愿及其亲属委托，经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会讨论，决定设立“王淦昌物理奖”，将王淦昌先生的50万元人民币储蓄作为基金，表彰在粒子物理和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

    王乃彦说：“抗日战争期间，他将首饰都捐出来用于抗战。1995年，王老获得了首届何梁何利奖，他把奖金捐给中国物理学会设立王淦昌物理奖，也捐了一部分给王淦昌中学。他的司机都说，王老家里的座椅连自己家里的都不如，客人来了只能坐破旧的藤椅。”

    王淦昌先生走了近9年了，在他百岁诞辰即将来临的时候，他的挚友、学生在诸多刊物上刊出了多篇纪念文章。王淦昌带出来的科研队伍和所有科研人员都相信：在任何时候他们都会以王老为榜样，学习他生命不息、攀登不止的科学精神。（作者：祝魏玮）

     科学泰斗 良师益友——杜祥琬院士追忆王淦昌
    “我第一次知道王淦昌，是1960年在莫斯科。王先生领导的研究组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引起了科学界的轰动。当时很多苏联科学家比较清高，看不起中国科学家。正在莫斯科学习的我从新闻纪录片上看到，苏联学者在王先生面前毕恭毕敬地请教问题。”回忆起最初认识王淦昌时的情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十分感慨。“这个镜头在我心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说。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每当听王老说起“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时，总能使杜祥琬回想起这个镜头。

    王淦昌是中国唯一享有“金博士”荣誉的科学家。在他一百周年诞辰之际，《科学时报》记者专访了曾与他有着忘年之交的杜祥琬。

    执著追求 科学报国

    青少年时代的王淦昌生活在多灾多难的旧中国，他既是一个用功读书的好学生，又多次受到爱国主义的激励。五四运动时，还是小学生的他，就参加老师率领的游行队伍，上街宣传反对卖国、抵制日货，人们赞许的目光在他心灵深处栽下了爱国的幼苗。老年时的他在回忆这件事时曾说：“这是我第一次上街游行，只想着能为国家兴亡出点力就是光荣的，大家就欢迎；否则受人唾弃。岳飞和秦桧就是一例，我从小就想着要做岳飞那样的人。”

    王淦昌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杜祥琬回忆说：“1961年，王先生回国之后，根据国家的需要，隐姓埋名17年，投入了中国核武器的研究，成为这一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作为初创阶段‘冷实验室委员会’的主任，他不仅为原子弹核氢弹的突破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为奠定核武器研究的技术基础解决了许多关键技术问题。核试验转入地下后，年过花甲的他为测试方法过关，花费了大量心血。”

    提出“863”计划

    “文革”灾难过后，面对世界高科技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年近八旬的王淦昌心急如焚。1986年3月，他与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一起向中央提出了对我国高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建议，认为开展高技术研究“事关我国今后国际地位和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和国防方面能否进入世界前列的问题”。科学家的思想和邓小平的高瞻远瞩相结合，便诞生了我国著名的“863”计划。

    “863”计划的领域之一是“激光技术领域”，旨在发展新型的高功率、高质量的激光技术，以适应工业加工及其他方面的应用。

    “他经常来参加我们激光技术专家组的研讨会，耄耋之年的他仍然思维敏捷，总能提出许多具体的问题和看法。他不仅大力推动了我国高功率固体激光和准分子激光的发展，还对新型的化学激光、X射线激光和自由电子激光的发展提出过重要意见。其中，氟化氪准分子激光研究，是在王老亲自领导下，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搞起来的。”杜祥琬说。

    1990年底，实现了百焦耳激光能量输出的“七五”目标，1991年初召开了这个阶段成果的鉴定会。通常来参加鉴定会的专家总是要说不少好话，可是王老那天却对自己带头搞出来的成果严厉地说：“一百焦耳，光束质量不好没有用，没有用!”他的话，震撼了每一位与会者的心。这句朴素而尖锐的话，包含着对发展强激光的一个根本性的深邃见解：一定要把光束质量放在第一位。

    以后几年，在发展各类新型强激光的实践中，出现了许多始料未及的现象和问题，究其原因，常常与光束质量有关，这大大加深了大家对王老那句话的理解。后来，包括氟化氪准分子激光在内的各类强激光，不仅进一步提高了输出能量和功率，而且显著改善了光束质量。听到这样的进展，王老总是高兴地颌首鼓掌。

    近年来，我国新型强激光的发展上了几个台阶，王淦昌十分关注。杜祥琬回忆到：临终前不久，王老在病床上得知最近的一次大型实验又取得圆满成功的消息时，激动地从被子里伸出右手，翘起大姆指说：“干得好，祝贺大家!”

    “实际上，鼓励创新是王老学术思想的特色，他曾说：‘科学上的新追求，才是我的最大兴趣。’他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求新到老的人。”杜祥琬说。

    倡导发展“激光驱动核聚变”

    “实际上，早在1964年，王淦昌就创造性地提出了‘用激光引发核聚变’的新思想。若那时即抓紧干，我国当走在世界前列，不幸的是‘文革’使我国大大落后了。‘文革’刚过，王先生即率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时称九院)的一支队伍到中科院上海光机所讨论两单位合作开展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的事宜。这两个单位分别具有核聚变物理和激光光学的优势，有很好的互补性。”杜祥琬对记者说。

    大家当时称王淦昌为“大王老”，称王大珩为“小王老”，两位王老力促这一重要的合作研究，建立联合实验室，强调“合则成，分则败”。

    激光核聚变在“863”计划立项后，王淦昌在工作中继续发挥指导作用，特别是强调在技术上和物理上要作出创新的成果。当激光专家组提出准分子激光转向惯性约束聚变应用时，他表示完全支持。

    一次在与杜祥琬谈到激光聚变时，他摇着头说：“我们开始得比人家早，不应该比人家差这么多，不应该!”他谆谆叮咛出国进修的青年人：学成后一定要回来，中国需要人才。他倡导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常说“中国科技工作者要团结一致，参与国际竞争”。正是在王老等老一辈科学家的不倦努力下，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激光核聚变领域已进行了20多年卓有成效的大协作。

    讲到这段故事，杜祥琬回忆说：在去世的前几天，已十分虚弱的王老，还对联合实验室的同志用力地说：“一定能成功!”他这是在不遗余力地鼓励后人，推进中国的激光核聚变事业。王先生的人格魅力，起到了重要的凝聚人才队伍的作用；而他不断创新的学术思想特征，对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60岁的人是可以从头开始的”

    1980年，中国核物理学会在兰州召开代表大会，年过七旬的王淦昌主动坚决辞去了学会理事长的职务。从此，许多学会都不约而同地有了一个惯例——理事长均不超过70岁，还是王先生带的一个好头。

    “在他年过90的时候，曾对我说：‘60岁的人是可以从头开始干的!’这句话是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写照，是他的心里话，也是他对后辈的鼓励。事实上，在他年过花甲之后，又做成了几件大事：地下核试验、推动我国核电事业、推动激光核聚变、研制准分子激光器、开创国家‘863’计划等。”杜祥琬回忆说。

    王淦昌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却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生活俭朴、关怀后辈。一些早年跟他一道工作过的小伙子，如今也已是满头银发。王老还经常念叨这些同志，见了面，就深有感情地说：“你们也都不小了，要注意身体啊。”

    每当回想起1996年6月1日的情景，杜祥琬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星期六一大早，家里的电话铃响了，是王老打来的，他说：‘好几个同志都对我说，你干得太累了，要劳逸结合，当心身体’，并请我夫人接电话，要她照顾好我的生活。顿时，一股热流通过我的全身，比我年长30岁的王老，还不忘关怀后辈的健康，这是多么感人的真挚情谊啊!”

    1997年春，王老在家门前散步时，被一个骑车的年轻人撞倒，致使大腿骨折，卧床半年，体质大为下降。记者在报上披露此事，批评那撞倒老人逃之夭夭的骑车人，文中称王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王老看后对我们说：“这样称呼不合适，原子弹是集体搞出来的，我没有做什么。”

    “深知王老对我国核武器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我们，听了这几句话，除了被他的崇高品格和美德深深感动外，还能说什么呢？王淦昌的故事映射着20世纪的中国从多灾多难走向发展的历史，他的一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为祖国强盛矢志不渝奋斗的一生。”杜祥琬激动地说。（作者：潘希）

    细微之处见真情——贺贤土院士追忆王淦昌

    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原主任贺贤土院士曾多年在王淦昌先生领导下工作，深受先生的影响，也深得先生的青睐。在纪念王淦昌先生诞辰100周年时，贺贤土欣然接受《科学时报》的采访，谈起了他记忆深处的王淦昌的学术威望、为人以及对自己一生的影响。

    “先生的录像影响了我事业的选择”

    贺贤土原本酷爱文学，喜爱音乐，并拉得一手好二胡。但在1956年，贺贤土就读于浙江宁波中学上高二时，国家急需人才，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令。宁波中学组织学生干部，集中介绍国家发展需求，请老师讲解半导体、核聚变等物理知识。在一部录像片中，学校介绍了王淦昌在前苏联讲课的情形，特别提到了核聚变，如托卡马克装置等。在录像中，贺贤土第一次看到了王淦昌。王淦昌很善于抓住年轻人的心，物理课讲得十分生动，过人的学识令贺贤土非常佩服。对文科有浓郁兴趣的贺贤土，最后在高考时还是决定考理科，并顺利进入王淦昌曾任教多年的浙江大学物理系。由此，贺贤土与核物理结下了终身之缘。

    贺贤土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时，没想到王淦昌先生就是自己的上级领导。不同的是，王淦昌作实验研究，贺贤土作的是理论研究。

    据贺贤土介绍，在讨论问题时，王淦昌对年轻人好的想法，常常立即给予支持。

   “百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贺贤土认为，王淦昌不仅是一位威望很高的科学家，还善于协调与组织。为进一步推动激光核聚变事业的发展，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淦昌知道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的优势是高功率激光技术，而当时的二机部九院在激光聚变能物理研究方面有优势，他建议中科院上光机所和九院开展合作。因为，激光核聚变需要多学科的合作，如在靶物理理论基础上，需要制靶、研制驱动器，并进行诊断，最后开展靶物理实验。由此王淦昌提出，“合则成，分则败”，“瞎子背瘸子”的观点，强调中国搞激光核聚变研究只能用一个牌子，即“中国牌”。

    在王淦昌的领导和推动下，“上海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于上世纪80年代建立。以后的实践表明，当时的联合实验室后来为我国的惯性约束聚变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开始了“神光-I”激光器的设计。该激光器80年代后期建成，1994年退役。虽然光束质量不理想，但它开启了我国利用高功率激光器进行物理理论、实验、诊断、制靶、整体研究的时代。在“神光-I”上我国物理学家作了多项实验，其中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是：第一次测得了热核聚变中子。

    王淦昌还多次提到，中国的核物理发展事业是被国外封锁的，要强调自力更生。他在发展我国核电事业的讲话中谈到自力更生与引进的关系时指出，“百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在惯性约束聚变的研究中，他要求坚持自力更生精神。他和王大珩院士向聂荣臻元帅报告“神光-I”建成时提到，整个工程体现了自力更生和勤俭节约的原则，得到聂荣臻同志的高度赞扬。

    1992年，李政道问王淦昌：“您所从事的科研工作中，哪项是您最为满意的？”王淦昌考虑片刻后回答说，“我对自己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较满意。”因为这个想法不仅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后来还成为国际上惯性约束核聚变（ICF）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使人类有可能彻底解决聚变能源问题。

    另外，据很多从事实验物理的技术专家介绍，王淦昌在实验方法方面经常有自己的绝招。

    核试验中为士兵健康呼吁

    1969年，我国开始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在一次探察地下情况时，经常在实验基地工作的王淦昌发现，带电粒子探测器不断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王淦昌意识到洞内一定有问题。通过检测分析，洞里含有损害健康的氡气，而且远远超标。当时，很多解放军战士和实验人员在洞内操作。王淦昌十分痛心，立即向相关领导报告。他呼吁，要保证战士的健康。由于当时正是“文革”时期，有些上级领导不尊重科学，反而批判他的呼吁是活命哲学，扰乱军心。王淦昌不为所吓，坚持科学，坚持自己的意见。

    “王淦昌关心同事、下级和后辈的事例很多。在核科学研究领域工作的人，只要谈起王淦昌无不肃然起敬。”

    贺贤土介绍，王淦昌有一次在辽宁认识了一位航天部四川某单位的科研人员，得悉这位研究人员患了癌症后，马上写信给予安慰和鼓励。在病榻前，这位科研人员让爱人连续念了几遍，感动地说，“先生那么忙，还抽空给我写信，那么谦虚。我这辈子能结识这样一位学识渊博、待人和蔼、谦虚谨慎的老前辈很幸运。”

    贺贤土最后说：“一个科学家的命运与国家发展的兴衰密切联系，王老身上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测量中微子的方案，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条件，只好发表论文，最后让外国人用他的方法测到了中微子，使诺贝尔奖与中国失之交臂。如果他1964年提出的激光核聚变思想是在旧中国，则也会与测量中微子出现同样的命运。只有在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激光核聚变这样一个大科学工程才会得到国家重视，才会得到很好的发展，在中长期规划中成为重大专项。科学家个人才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国家才能兴盛。王老一生扎根国内，我们特别希望年轻人能够深刻体会国家强盛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作者：王静)

    父亲一生获奖很多可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儿女心中的王淦昌

    在儿女们心中，王淦昌是个普通人。孩子们记忆最深的是“他总是忙，很少在家，交流也不多”。似乎只有外孙女得到过一些“宠爱”。

    “你母亲贡献很大”

    “我父亲从来没有进过厨房，很喜欢吃母亲做的常熟菜。”王淦昌的女儿王遵明介绍。

    “我母亲是很典型的贤妻良母，总是变着花样做饭，全心全意照顾家庭。很早以前，我父亲在浙江大学教书时，常有学生来家里请教问题，碰上吃饭，父亲总要留他们一起用餐，学生们也求之不得。后来，父亲常出差在青海，高原上没有高压锅，饭做不熟，父亲经常有头晕的感觉。只要父亲回来，母亲就赶忙上街买鱼，红烧给他吃，给他增加营养。父亲每次出门都是母亲为他准备行装。当我们长大后，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的母亲功劳很大，你们要好好孝敬她’。”

    “对于你们的成长，你父亲采用怎样的教育方法？”记者问。

    “我父亲是个很严肃的人，脾气很急，也很少有时间关注我们。”王淦昌的大儿子王德基说：“每次他进屋，我们就赶紧拿本书躲起来。学习不好，他会发脾气。吃完饭，他其实没有功夫理睬我们，多数时间自己回屋看书去了。我们兄妹5个，基本上都是自己管自己，他很少过问我们的学习。在家看电视时，我们看电视剧，他就发火。只准看看新闻或《焦点访谈》，他认为看电视剧浪费时间。不过他自己偶尔会听听京剧，放松一下。他心里只有工作，根本没有节假日。有时周末还打电话找人谈工作，如果没有找着，他会生气地问，‘怎么就不工作了？’”

    “他是否留下什么给你们？”

    “我父亲一生获奖很多，可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的一些奖章拿回来就放在抽屉里，从来不对我们说。他过世后，我们才从抽屉里发现。他的绝大部分东西我们都捐给了江苏省常熟市博物馆。只有‘两弹一星’勋章和‘王淦昌星’命名证书、轨道图留在家里。”王淦昌儿子补充说。

    他有自己表达爱的方式

    “在你们这些孩子里有没有他比较关心的？”

    “外孙女李末言和他交流略多一些。”王遵明找出李末言写的一篇文章。这篇题为《我的外公》的文章这样描述：“那是一个雨天，在四川的一条乡间小道，一位60岁的老人背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在慢慢地走着，那就是外公和我。我从小一直跟着外公外婆，记不清什么原因脚心长了疮，附近没有医院，外公就每天背着我到几公里外的医院去换药，总是乐呵呵的。有时我脚痛了，哭闹着不去，外公就逗我，哄我，做滑稽的鬼脸。这样，我常常脸上挂着泪珠就笑着爬到他的背上。路上，他一会儿指指这，一会儿指指那，引起我的好奇心，脚就不痛了。外公唯一的缺点就是不会讲故事，但总是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他的爱。”

    王淦昌有一封家书，内容如下：

亲爱的：铁生、末言、何松、小怡，你们好！

    铁生的来信非常好，看了很高兴。可是我写不出好的文章，很惭愧。希望你闲时写些。例如：在美见闻有感想可以向国内投稿！上次电话，末言提出我应如何送末言礼物。这是我很应该做的，而且很愿意做，但少有机会做。因为你是我心目中很好的、很有出息的、很有前途的好孩子！现在正在开始为世界人民做工作。相信你会做得更多更好。刚巧，你爸爸在你身边，我就托他代我向你赠送礼物。你爸爸也最了解你，他必定能够知道你最喜欢的是什么。该花多少钱他也必定心中有数。请他买到送给你，我必定如数还给他钱（将来在北京还给他）。

    你爸爸为了你的孩子，怡伦，远跨重洋，来到美国东部看望你们，是很不容易的。希望他乘此机会学些什么，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这是否可能，我也不知道，只好随遇而作吧。

    我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我在原子能院组建起来的“小太阳”，从开始（1981年）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进展不大。这次朱镕基总理说，‘首要任务是抓紧科研’。我对此有新希望。我们这个小集体，总共不足30人，我是首任组长……

    完成‘小太阳’可能还要10年，我生前大概看不到了。最近，我的同事造出了测量激光的新方法，已发表在Rev.sci，美国人也很称赞。

    我希望能够尽快看到何松的论文！（最近的）复印本。我当然是不懂的，但可以学习他的大概内容。

    祝你们健康快乐。

    王淦昌 1998.3.21

    王淦昌女婿李铁生介绍，他是王淦昌比较愿意聊天的对象。李铁生从事的是蜜蜂研究，王淦昌经常问，“你那研究有什么用途？”李铁生往往回敬老丈人，“您那研究到现在不是还没有用吗？”于是，大家开心地哈哈大笑。

    “不能忘记过去”

    “我父亲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对老师的感恩和敬重。”王遵明说。

    王淦昌对他的老师非常敬重。因为他出生在农村，后来考到上海浦东中学后，“感觉像到天堂一样”。学校里的老师对他一生的成长影响很大。他说，“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在学习上给予我很多指导，否则我不可能上清华。”

    王淦昌70岁前后常去上海出差，每到上海他必拜访老师，而且每次一进门，先给老师一鞠躬。老师深受感动，因为王淦昌已经成为大科学家。

    吴有训、叶企孙、严济慈等几位师长，每年春节王淦昌必定专门拜访。吴有训去世后，王淦昌每年坚持看望师母。有一年，当他看到吴师母住房陈旧破落时，马上写信给周光召，希望修缮师母的住处。他对女儿说，“我走到这一步，离不开老师的帮助。我不能忘记过去。” （作者：王静）

在纪念王淦昌90寿辰暨学术报告会上，温家宝向王淦昌表示祝贺

王淦昌和周光召在一起

[ 本帖最后由 wamway 于 2007-5-31 22:4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