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推荐:“蓝色参政”:顶尖海归的权力场和名利登天路
wamway评说:虽然不完全赞同,但所描述的很多海归成功人士的观点和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中国有句古话:你的师父就是你的未来。套用在这里,海归前辈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
名牌杂志记者报导/“蓝血”,一个流传于西方的悠久词汇,是迄今对精英阶层最为锋利的隐喻。一百五十年来,难以计数的年轻人,远涉重洋、负笈留学—或去巴黎,或上伦敦,或闯东京,或赴波士顿,在那些古老教室内,学习建筑、化学、哲学、管理、政治—他们代表一个积弱的国家,登门求教,把新的智慧,带回古老的家国。(chinesenewsnet.com)
翻开历史的重要章节,这群人的作为,时常会被放大到影响国家命运的层面。看看这份名单:容闳、詹天佑,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胡适、鲁迅、钱学森、杨振宁、李远哲……中国一百五十年来的演化进程,从晚清的社会改良,孙逸仙的国民革命,苏俄思潮在中国的崛起,以及1950年后海峡两岸并肩进行的不同社会改造,乃至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发生的社会变革,几乎所有环节,都留下他们的脚印。(chinesenewsnet.com)
而在当今,在华人社区,这个特殊人群中的杰出群体,被认为是影响国家未来的健康力量,广受期待和重视。脱胎于古老西班牙传说的“蓝血”,今天不再局限于形容欧洲贵族的气质与情操。在东方文明的辞典里,它是深植于古老大陆的东方血脉,与崛起于海洋的蔚蓝色文明之间的交融,是两种文明不断沟通、渗透、借鉴的光明使者。当代的远游精英,取经问道于西方,立志于嫁接两种文明,这些“蓝血”沿怎样的轨迹前行,他们如何成长,怎样构建平台,这些体制外的“蓝血”努力,能否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和认可?(chinesenewsnet.com)
三十万海归中,二千多精英组成欧美同学会商会,其中的一百二十位顶尖人士,组成了商会里更小型的高层组织—2005委员会。他们的财富和智慧,可能会影响一个国家。他们也自觉承当着一个国家的“编外”智库。他们是“血中之血”?(chinesenewsnet.com)
size=-1]王耀辉希望他创立的2005委员会能参政议政,成为编外的“国家智库”。(chinesenewsnet.com)
2007年4月4日近午,阚凯力教授,这位中国电信领域的名人,在北京长安街上,驰过新华门,再经过天安门城楼,往东几百米,来到长安俱乐部。这座不起眼的建筑是京城最顶级的几大俱乐部之一,汇集了北京最有钱的一小部分人。进入大厅,迎面是一座仿制的故宫龙椅,金光闪耀,富丽堂皇。但最高权力的象征摆放到一个富人俱乐部里,并不如何令人敬畏。一个指示牌放在离龙椅不远的地方:“2005委员会午餐会在8楼举办”。这位斯坦福大学的博士与龙椅擦身而过,上了8楼。进入包房,王辉耀与几位男士迎上来,握手寒暄。(chinesenewsnet.com)
王辉耀是今天非正式聚会的组织者,早年留学美加,现为2005委员会理事长,首届“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之一。另一位是王春岩,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美国阿肯色大学电力工程系硕士。第三位与阚教授交换名片的,原来是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陈宏,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计算机博士,2001年,曾被央视称为北美最成功的25位华人之一。有人问:“阚老师,最近有什么发言?”阚凯力人称“阚大炮”,对媒体时出惊人之语。阚笑道:“我最近刚刚说,要取消国资委,你没注意吗?”(chinesenewsnet.com)
陆陆续续又有十来位进来,他们具有大致相同的头衔:跨国公司或创业公司的领导人,以及相似的背景:留学欧美。一句话:他们是海归中最成功的那些人。他们和其他一百余人,以“理事”的头衔,组成了中国顶尖海归俱乐部—2005委员会。同时,在他们外围,有2000名海归,组成了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是商会里更小型的高层组织。在2005委员会里,除了商界大腕,如中国宽带产业基金主席田溯宁,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财经》杂志出品人王波明,搜狐张朝阳,还有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邓亚萍、杨澜、袁岳、王利芬,以及学界的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清华公管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傅军等。(chinesenewsnet.com)
在这“毗邻紫禁城,与中国政府仅仅一墙之隔”(长安俱乐部营销用语)的地方,15个人围桌而坐,开始吃今天西式午餐的第一道菜,奶油蘑菇汤。没有酒,只有绿茶,没有觥筹交错,只有寒暄交谈。大部分男士着西装,但不系领带。王辉耀自己拥有企业,留学美加后,先后在跨国公司任职,并任加拿大政府官员,后于1993年回国创业。目前研究海归,是海归中最活跃人物之一。他于2002年创办了欧美同学会商会,并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创办了商会的2005委员会。他还是欧美同学会第一个来自体制外的副会长。欧美同学会给他一个体制内的舞台,他给欧美同学会带来新活力。(chinesenewsnet.com)
就在长安俱乐部的对面,天安门东侧的高大红墙之后,南河沿大街111号,有一个古色古香的院落,朱红飞檐大门上,题着“欧美同学会”5个大字。与长安俱乐部的龙椅相比,这里的中式院门和四合院充满了民间气息,但一个门卫警惕地守卫着大门,外人难以进入。欧美同学会事实上已成为体制内的一部分。它名义上是社会团体,但与共青团、妇联、民主党派一样,受中共中央书记处直管,并由中央统战部代管,每年经费由全国政协划拨,其工作人员属国家公职人员。(chinesenewsnet.com)
王辉耀1997年加入欧美同学会,但感觉里面商界的人士太少,2002年上半年,他去欧洲访问,在出访团中,有欧美同学会的常务副会长王。王辉耀与他长谈,建议成立商会。欧美同学会的负责人同意,王辉耀写了报告,并推荐了第一批会员一百多人,包括张朝阳和田溯宁等。2002年10月17日,在欧美同学会大院,商会正式成立。人事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及其他有关部委负责人到会祝贺。(chinesenewsnet.com)
商会一成立,立即打破了南河沿111号旧日的平静。商会立志吸引体制外的“社会新阶层”人士,很快,会员达到2000人。欧美同学会不给经费,商会组织活动,历来是会员捐助和AA制。如举办一个酒会,每人交200元。王辉耀说,欧美同学会原来搞活动,很多都是聚会形式,吃饭,跳舞。但商会强调品牌,持续不断地搞月度午餐会,一月一个主题,讲新媒体、世界一流大学、民间外交等,已经坚持四五年了,在京城已有影响。(chinesenewsnet.com)
另外,商会已连续5年在中国大饭店举办年度聚会,每次都在一千人以上。与各个国家的商会搞月度酒会。美国商会负责人吃惊地发现,他们第一次碰到不用翻译的中国商会。而且,他们打破了同学会以前的模式,所有经费都自筹,不再向政府要钱。“我们形成了品牌,极大地焕发了同学会的活力。”王辉耀说。这个商会成为会员交流的平台,有的人结交了朋友,有的找到了自己的生意,有的找到了资金、工作、会计师、律师甚至爱人。“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有了归属感。”王辉耀说。(chinesenewsnet.com)
2005年5月的北京财富论坛上,王辉耀碰到商会副会长、时任中国网通集团总裁田溯宁,他对田溯宁说,是不是在商会的基础上,搞个更高端的组织?现在需要的不仅是相互交流的平台,还要为精英分子搭建舞台,与国家有关部门接触,建言献策,当然,也为了更好地代表海归利益。人一拍即合。此时,他们已感到商会的局限,需要细分市场了,因为海归数额巨大,有普通人,有“海待”(即返国待业之意),也有顶尖人才。“我们有跨国公司和大银行的董事长,风投企业家,上市企业家,处在新经济最前沿,希望对国家贡献自己的声音”,王辉耀说,“这些顶尖人才应该成为国家的智库。”(chinesenewsnet.com)
2005年11月20日,同样在长安俱乐部,王辉耀、田溯宁、王波明、李山等人出席2005委员会第一次理事会,王辉耀被选为首任理事长。现在2005委员会已发展到一百二十人。“这些人回来创业后取得成功,衣食无忧,现在要关注自己以外的东西,关注社会发展。”王辉耀说。4月4日长安俱乐部的15人,就属于这一百二十人团队。他们每年向委员会交会费1万元,而像王辉耀这样的常务理事每年交3万元。这些会费用来支付委员会专职行政人员的工资和出版会刊等。在每月类似的非正式午餐中,一百二十位理事自愿参加。(chinesenewsnet.com)
在法国获MBA的李婧是钛极科技集团执行董事和中国区总裁,她曾组织过几个俱乐部,但与2005委员会大不相同,“我没见过一个俱乐部像这里的人一样,胸怀国家,有报国之志”。大家吃着牛扒,轮流谈起自己的事业和近况,他们嘴里蹦出英文词的频率,并不比北京中学生说英文的频率更高。62岁的阚凯力是最年长者,他说:“我是政治候鸟,1948年随父母出国,1950年回来。1979年我是第一批出国者,1986年回来,到1989年,带老婆孩子回了美国。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我又回来了。现在呆惯了,因为气候好啊。”(chinesenewsnet.com)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信界发生“KC”通信卫星方案之争。“K”方案即采用K波段卫星直播电视节目,号称技术先进,却需要每家每户购买卫星信号接收机。“C”方案则是选用C波段把电视信号通过卫星传至各地转播站,再以电视转播方式播出,用多余容量经营电信业务。在美国通讯卫星公司极力鼓动下,有关主管部门倾向采用“K”方案,且已着手进行国际招标。当时的阚凯力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但在研究“KC之争”,看穿了美国通讯卫星公司的企图。美方已意识到电视直播方案必然失败,而又不愿让已经定购的K波段卫星烂在手里,因此大肆鼓吹该方案的技术先进性,正是为了把包袱甩给中国。(chinesenewsnet.com)
他写信给国务院总理,建议成立卫星公司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部门所有制。该信很快得到回应,阚凯力奉召回国参与方案论证,国家最终全盘采纳他的意见。1985年,中国通信广播卫星公司成立并采用了阚凯力所起的英文名字“ChinaSat”,同时聘请他为公司特别顾问,负责协助在美国购买卫星。1996年始,阚凯力向国务院提交对中国电信重组的建议,并从此新论不断,反电信南北拆分,反小灵通,反漫游费,反3G,不断引起舆论大哗。(chinesenewsnet.com)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春岩说:“阚老师,漫游费可以反对,但3G就不要反对了。”阚凯力大声说:“我反定了!”众人大笑。阚凯力说:“因为我们早就有那技术了,外国人说我们没有3G,就是想让我们买他的设备,包括西门子。”众人又大笑。王春岩说:“那个业务,西门子已给诺基亚了,与我没关系。”“我们2005委员会应该在历史上留下点东西,过三五年后再看,人家说,这帮人不但自娱自乐,还帮助了别人。”海外学人创业投资中心董事长、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博士陶庆华建议,“比如建个海归博物馆,假如我们这帮人认为自己是高端的,那我们不做,谁来做?我们责无旁贷。”(chinesenewsnet.com)
赵民则认为:“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除了搞搞合唱,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我们可以做一些事,影响国家的政策。”赵民是2005委员会秘书长,2005委员会的发起人之一,北京正略钧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留学哈佛商学院。2001年,他被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评为100名“2001年全球未来领袖”之一。他不想透露做什么事来影响国家政策,但从他的博客中可以看出些端倪。在他的博客中,他写了6篇论“小平遗产”,9篇“赵民看两会”,提出“代表不为民说话,不如回家抱娃娃”、“人大政协领导干部应该年轻化”。还有9篇论《大国崛起》,其对政治的热情,恐怕不亚于对自己企业的管理。(chinesenewsnet.com)
在各自的领域,2005委员会的发起人已对这个国家做出影响:西安大略大学博士研究生王辉耀为三峡工程拉来了第一笔国际投资;哥大毕业的王波明将证券市场引到中国,并创办了在当代中国新闻史上最有价值的媒体之一《财经》;麻省理工博士李山,建议成立国家开发银行;伊利诺伊大学博士汤敏建议中国大学扩招。但是,更多的优秀海归,除了做好自己的企业或搞好学术,无法凭一己之力影响决策层。而2005委员会,能为他们提供平台。(chinesenewsnet.com)
[size=-1]资料图片:哈佛风景版画
| (chinesenewsnet.com)
2006年11月底,2005委员会与全国人大财经委就经济立法监督联合举办座谈会。2005委员会的理事王波明、张红力(德意志银行亚太区总裁)、肖志岳(英国史密夫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高志凯(中海油高级副总裁)等,提出的建议涉及扩大直接融资、小心海外游资的冲击、个税、人大会议应扩大对外旁听、中国能源保障等内容。全国人大财经委主任傅志寰说:人大财经委以往开会,听政府的比较多,今天与大家座谈,受到不少启发。有些意见我们梳理一下,一部分在立法时加以考虑,“建议以后加强人大财经委与2005委员会之间的沟通”。(chinesenewsnet.com)
2006年12月初,委员会推荐王波明和汤敏(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参加李铁映副委员长召集的有关国家经济形势的小型座谈会。2007年初,汤敏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交了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的分析报告。他们正逐步向自己所期望的国家“智库”角色靠近。2006年2月23日,2005委员会召开近百人的“商界·名家午餐会”,讨论如何发挥海归优势,通过民间外交手段,向国际社会营销中国。2006年4月1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与2005委员会7位常务理事座谈时说,2005委员会最近报送的“关于加强中国民间外交”的建言献策简报,统战部已呈送中央领导。(chinesenewsnet.com)
2005委员会也参与了欧美同学会的研究课题“在留学人员中选拔领导干部”,4位2005委员会常务理事参与其中,“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调研,为国家培养和发现优秀海归,建立海归干部资源库,以及帮助完善体制外留学人员进入重要领导岗位的推荐、选拔、安排机制。”2005委员会的会刊上说。他们甚至希望获得更有力的位置以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王辉耀最近写了一份建议,希望在政协中增加“留学人员”这一界别。他在建议中说:“归国留学群体长期徘徊于我国政治体制之外,既缺乏反映观点的正常渠道,也缺乏代表他们利益的合法组织。建议在政协界别中增设留学人员界别,建立和完善留学人员为国家建言献策的正常渠道,吸纳留学人员走入体制并进入政协,从而促进中国全方位的现代化和民主政治建设。”(chinesenewsnet.com)
吃完牛扒,就是饭后水果,时令果盘配果味冰霜。习惯了山珍海味的商人,会吃惊于这个顶级俱乐部里的简单午餐。饭后,委员会的秘书向众人喊:“请每位交餐费150元。”千万富豪们各自掏出150元,握手告别,到楼下,再次与那龙椅擦身而过,汇入门外长安街的车水马龙中。14年前叱咤风云的“狮城舌战”辩手严嘉,无意中选择了一条美国的经典“领袖之路”,就学于耶鲁,选学了法律。耶鲁法学院,可一直是美国国家领袖的摇篮。在美国,众多的总统出身于律师,毕业于耶鲁。当然,严嘉在中国,所以他现在还是一名律师。深夜10点,我赶往严嘉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他还在加班。律所位于上海淮海路的一处甲级写字楼,办公室里装饰着高大的绿色室内植物,还有一个小型图书馆。(chinesenewsnet.com)
如果对1993年那场复旦大学“狮城舌战”还有记忆,相信会和我有相同的感受—那场充满优美的技巧并洋溢着人文关怀的辩论赛,在那个媒体话题相对枯燥的年代是一场多么完美的关于“大学”的解读。当年的“三辩”严嘉如今非常准确地兑现了14年前的理想,果然成为了名律师,1999年他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法学硕士的学位,现在全球顶尖的普衡律师事务所做律师。严嘉强调他走的这条路是典型的“法律系的好学生会走的路”—1993年毕业,直升复旦法律系的研究生,很快被国家教委选派送至香港城市大学深造,1998年,又顺利地考上了耶鲁法学院。(chinesenewsnet.com)
但这条路或许也能称得上“非典型”—在美国人眼里,耶鲁法学院是什么地方?是美国永远以绝对优势排在第一名的法学院,是美国国家领袖和社会管理者的摇篮。众多的美国总统,毕业于耶鲁,先是成为执业律师,再成为国家领袖。当然,严嘉在中国,所以他现在还是一名律师。回忆起14年前那场辩论,严嘉仍将之视为“高峰体验”,但真正对他的人生产生影响的,还是耶鲁法学院的苦学时光。(chinesenewsnet.com)
对一个学法律的学生来说,耶鲁就是一个梦中的圣地。法学院每年录取的中国研究生仅一到两人,近乎百万挑一的概率,严嘉为何中选?是他聪明,伶牙俐齿,还是他逻辑清晰,反应敏捷?翻开严嘉的履历,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顶尖,从复旦到香港城市大学,拿了诸多全A,另外,他还是法律系学生会主席,同时还是学生党员。组成光环的,还有他一路均跟随名师,无论是复旦的李昌道(复旦法学院院长,时任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还是香港城市大学的王贵国(国际经济法顶级专家)。(chinesenewsnet.com)
一个好学生应该有的东西,严嘉都有。不过意外的是,真正打动耶鲁的却是严嘉写的申请信—耶鲁法学院一向认为,他们所培养的人才不仅仅是法律专才,更应该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政治家。申请信里,严嘉恰如其分地流露出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愿望,以及实现此理想的个人素质,这些让双方一见如故。入选标准固然严格,但一旦被录取,耶鲁对其学生表现出的爱护和资助让人惊讶。考入耶鲁时,他获得了半奖,尽管经济不算拮据,但每年2万多美元的学费还是较为吃力。(chinesenewsnet.com)
严嘉准备申请一些耶鲁的贷款,担心不被批准,没想到耶鲁的老师对他说:“嘉,我们耶鲁的学生从来不需为钱担心,你要多少,说吧。”这或许是耶鲁一贯的自信—这里的学生是未来国家的栋梁,为国家谋,不为稻粱谋。让严嘉记忆深刻的是,针对学生贷款,耶鲁法学院还有一个政策,如果该学生毕业后因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年收入低于某一数额(1999年时为4.5万美元),在校期间贷款一笔勾销。当然,耶鲁假设的是你的确在做社会公益事业,而不是因个人能力不足,或是工作不够努力而导致收入不高。(
[ 本帖最后由 wamway 于 2007-5-1 12:43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