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几百年"身份焦虑"爆发的标志—汉服热 zz

香港文汇报今日刊文，对有关中国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应穿“汉服”的提议发表看法，认为汉服热折射出中国人的“身份焦虑”。文章如下：

我一直深信，在中国人的诸多焦虑之中，一直不明白、不知晓自己到底该穿怎样的服装才像个中国人，乃是最彻底、最根本的焦虑之一。而作为这种从剪掉脑袋背后的那根辫子便已开始，并持续无奈了几百年的焦虑总爆发的标志——“汉服热”，之所以直到21世纪的中国才在这一代穿着T恤牛仔、吃着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看着美国大片、听着爵士摇滚、说着各国外语的人的身上集体呈现出来，则是因为现代的中国人，在身份焦虑中集体迷失之后“别无选择”的选择。

峨冠博带长襟宽袖

2007年4月5日清明节，一份有关于“将汉服定为国服”、“奥运会上中国的汉族运动员应着汉服入场”的倡议书，不仅在网上吸引了众多的眼球，而且还被正式送给北京奥组委。

瞬间，沉寂了好一段时间的“汉服热”因搭上了奥运热的便车重新热闹了起来。

其实，这场旨在提倡中国人重新回到“峨冠博带、长襟宽袖”时代的汉服热早几年就开始了。

从2003年底郑州电力工人王乐天身着汉服走上街头，并被新加坡《联合早报》率先报道开始，有关汉服的消息在媒体上就从未一刻消停过。

2006年5月在武汉，有516名青年学生身着仿古服装在编钟鼓乐声中按升国旗、加衣冠、敬师长、敬父母、成人宣誓等程序受冠谢礼、吟唱冠歌……

2006年103名年轻人身穿汉服在杭州岳飞墓、于谦墓前祭拜。

此外还有60多人参加的广东东莞台商子弟学校成年礼等。

如果说以上所提到的种种推崇汉服、试穿汉服之举仅仅只是个别人、乃至个别群体寻找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和回归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尝试的话，那么在刚刚开过不久的两会上，当全国人大代表刘明华建议，应在我国的博士、硕士、学士三大学位授予时，提倡汉服系列的中国式学位服建议的时候，“汉服热”也随之从个别少数人的行为，被上升到“人大代表”关注的国家大事之中。

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汉服热对于今日之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衣激起千层浪

任何事物的出现如果能引发争论，能吸引众人的注目，就能称之为热。“汉服热”也不例外，几乎从它出现在中国这片黄土大地上的那一秒钟开始，它不仅赚够中国人的眼球，而且还前所未有的折腾着中国人的大脑和挥霍着中国人的宝贵口水。

赞同者说，“汉服热”体现了当代年轻人的一种民族文化自觉，而身体力行者更是言之凿凿的道，我们主要是想通过汉服运动来唤醒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记忆。

反对者说，如果中国人都要穿汉服，那就进入了一个民族主义的概念之中，国人都穿汉服，把五十六个少数民族放在哪里？

套用一句古话，“一『衣』激起千层浪”，看似个人喜好的穿衣打扮行为被上升到如此“高规格”的是非观念争辩，说实在的，的确有点儿让国人始料不及。

由此，一个不容忽视的问号浮出水面，在此提倡多元、进入地球村的年代里，国人有必要提倡汉服，有必要为此大费周章吗？

笔者认为，对于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进行剖析、研究和争辩，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无疑都是有必要和有益的。可就眼下热闹在中华大地上的“汉服热”而言，与其争论“汉服热”对于中国有没有必要，还不如先搞清楚中国人为什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要为穿怎样的服装才能代表中国争论不休。

实际上这样的争论不仅在于汉服，在早些时候关于国山、国花、国树的争论中，我们都一直在折磨着自己的脑袋和挥霍着自己的口水。

这对于有着五千年辉煌文明，被称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吗？

当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一个国家的文明记忆，得退回到号召大家都来穿“汉服”这样的多少有些“做秀”的方式来回归的时候，现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人到底又是活在一种怎样的“文化”当中呢？

自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之后，在中国，从未出现过一个真正能具备中国精神、中国价值的文化体系的遗憾。在中国这片黄土地上，所造成集体无信仰、群体无道德、诚信不再的文化断层现象，难道还不够触目惊心吗？

没来由的，我突然益发佩服起孙中山来，孙中山领导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之后，便剪辫子，改服装，同时开始了试制中山装的工作，为了使中山装更有中国味，更能代表中国人的身份，中山装的每个细部都有其特定的新文化内涵，根据民主共和体制的五权分立、国之四维、三民主义和中国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参与建国理念，而改中山服前衣襟有五粒扣子，四个袋，三粒袖扣，胸袋盖成倒笔架型，终成为原民国政府统一的制服。

借用服装寻找自我

前些年，笔者的一位朋友受邀参加一次国际性的活动，活动完毕后，组织者要求与会者各自穿着最能代表自己民族的服装去集体照相。结果是所有的人都穿上了自己民族的服装，而他却不知穿什么好。

对于中国人来说，因为不知什么最能代表中国，因为拿不出最具有中国人象征意义的东西而遭至的尴尬，在不同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可谓是多如牛毛。

中国人的文化从什么时候成为媚俗、时尚的傀儡，什么时候不得不借用“汉服热”的形式来唤醒呢？

仅从服装来看，应追溯到清朝时的“留发不留头”，尔后在文革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服装政治化”，直至今日西装对中国服装彻底的毁灭性的取代，可我们如果把目光从“服装”上转移出来，则不难发现，更深刻的原因，来自于中国人置身于文化断层之中四顾茫茫然不知“我是谁”的“身份焦虑”。

中国人置身于文化断层之中四顾茫茫然，是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茫茫然。

现代中国人不知“我是谁”的身份焦虑，起始于以“三教九流，人分九等，三纲五常”等压抑人性，窒息人权的旧的身份认同、身份辨异方式被铲除，新的身份认同和身份辨异方式又与现实脱节之后的集体盲目。

身份焦虑之下的中国人，是身穿印有“我是荡妇”、“我是淫妇”之类的英文文化衫犹自在大街上昂首阔步的不能自知。

身份焦虑之下的中国人，是吃着中国的水饺过着圣诞节的不由自主。

“物极必反”，当陷入不知“我是谁”的“身份焦虑”中的中国人，终于忍受不了这种焦虑所带来的迷失、盲目，并试图重归“中国人”的身份的时候，做为“拯救自己”的一种选择，“汉服热”理所当然的成了国人用偏激极端的手段拯救身份的别无选择。

服装是一种记忆，也是一种“人体语言”，更是一种身份表达。如果我们去除了“汉服热”中的民族自豪、民族自尊、复兴传统文化之类的口号似象征，把它当成一种地球村时代的我行我素，把它当成某一个人、某一些群体渴望拥有的“另一个身份”，渴望使自己变得更有“中国味道”的某种努力的话。在此全球化步伐越来越快的时代，在此许多族群都开始出现身份认同危机，各个族群都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寻根，来重新塑造本民族的身份的时候，汉服热、读经热、龙文化热等不断在21世纪热闹起来的“传统文化回归”，或许能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带来一些有益的东西。当然，这个“有益”的实现，还应有一个前提， “汉服”不应成为中国人回归传、回归身份的“别无选择”。

民族融合的结果就是民族特性的丧失啊，是回归，还是创新？有点像新古典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