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再走淮河 再次触目惊心

 太湖模式:希望的前景 
        
         5月2日到8日,南京大学学生记者团111人分为10组,奔赴淮河干支流沿岸的豫、皖、苏、鲁4省近20个县市进行新闻调查。当此之时,恰逢淮河治污十周年。

  十年前,即1994年5月24日国家正式宣布治理淮河污染。时间漫长,治淮在曲折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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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采写:南京大学学生记者团

  □统稿:杨琨、吴凤泉

  行走淮河

  在淮河,不知为什么,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不是触目惊心的河水,而是湛蓝的天空下大片绽放的嫣红花朵。

  对于我们这个记者团的到来,深受污染之害的淮民们没有流露出太多的好奇和希冀。10年来,淮河两岸的农民、渔民、船民、市民,已见过太多的记者。现在他们认为,新闻帮不了他们。

  尽管如此,站在这条曾经哺育过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闪耀过伟大文明之光的河流旁,我们仍然感到自己有责任记录下这些——有关淮河流域的真实状况。

  学生记者团钱凯、王伟、施为飞、姜敏、张锦丽、王薇薇、舒克诣暄、史张丹、武娜、徐芹、丁翔及指导教师刘源,在河南桐柏报道——

  淮河源,污染初显端倪

  自太白顶出发,浩浩荡荡,汇聚一百四十条支流,淮河水一去两千里。

  淮河之源,在桐柏山第一高峰。这里,淮源曾经有过的传说——禹王治水、井锁水母……大都希望水能带来万世福泽。

  八角小寺淮祖庙,静卧桐柏山下。在这里,淮河袒露了最初的模样:淮井里,清水汩汩,甜美轻灵。就是这样的水,孕育了中原几千年的文明。

  谁能想到,在下游历尽污染的淮水,在这里却是如此明净澄澈。

  “我们这里水一直都这样干净的啊!我二十几年前在山上放牛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当问及淮河污染的情况时,桐柏县月河镇沈家村的小杨这样说,他对何谓污染没有概念。

  但也有当地其他农民讲,前几年这里的水质并不理想。当时淮河源头有个造纸厂,由于污染严重,很快就被勒令关闭,之后水质才慢慢恢复。

  顺流而下,到吴城镇吴城大桥下,情况看来似乎也还好:一条流入淮河的小河,水面清亮,阵阵细波泛着银光。

  “水看起来倒是干净,就是不能喝,”住在桥头的邓阿姨诉着苦水,“吴城附近各种资源都很丰富,矿场也多,小河附近就有一座碱矿,由于污染,这条河里的鱼都很小,长不大。”

  在兴业金矿,矿池内的排水管正在排出厚厚的泥浆状液体,池底堆积着大量白色的泥浆。公司基建科的王科长称,矿场只是粗加工,污染并不很严重,同时,该矿场已投资80多万建造了污水处理池,循环使用的污水不会直接外排。记者也看到,洗矿池是围起来的,污水并没有流入淮河。

  但是,在当地一位肖姓农民的指引下,后山矿场的一条小河沟呈现在我们面前,正从矿上流淌下来的沟水黄绿相间,颇为异样。

  就是在这里,淮河的污染初露端倪。

  淮河源下去约20公里,在吴城碱矿,记者走进了矿区,一路上,土地都呈黑色,附近村子的居民房子、门窗同样是黑色的。远远看去,矿场的铁质锅炉被腐蚀得残破不堪。黄色的泡沫从锅炉中不断冒出,夹杂着强烈的刺激性酸味,扬起的阵阵酸雾让人不得不放弃接近锅炉的念头。

  一个工人捋捋头发说:“你们如果要染头发的话,不用花钱——只要到我们碱矿工作一个月,头发就全变成黄色了。”

  碱厂后面有一个很大的排污口,远远看去污水流成了一条银色的河流,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邓庄村正在犁地的华姓农民告诉我们:“这边的农田一般能有六七百斤的收成,在碱矿旁边的只能收二三百斤,污染严重的200斤都收不到,吃都不够。”

  “收成少了,他们怎么补偿呢?”

  “补偿是有的,按被污染的程度补偿,有补六成的,有补四成的,也有全补的——可是,这扣扣那扣扣,实际拿来到手也只剩一半了。”

  娘家住在碱厂附近的余清玲这样形容碱厂的脏:“白衣服根本不能穿,穿上一会就脏得很,我们这里都穿深色的衣服。”她说,这里的自来水有很重的碱味,根本不能喝。

  在河南、湖北交界处的淮河大桥,一位姓胡的湖北人向我们反映,碱厂经常偷排污水:“平时把污水存在自己的蓄污水池里,赶上下大雨的夜里连夜排放。只要第二天早上看到漂着一层死鱼虾,就知道他们又排了。他们排的时候,衣服也不能洗,都会烂掉的。那几天,水都是白白的,像牛奶一样,有时还泛黄,呛得厉害。”

  胡皱着眉头,做了一个掩口捂鼻的动作。

  学生记者团杨琨、高小琪、王勇、胡亚、马晓、李婷、陈雪姣、郭沫洋、叶蕾、姚冬琴、毛颖捷、张佳容及指导教师杜骏飞,在河南鹿邑报道——

  皮革厂叫苦

  鹿邑,豫东平原上一个普通的农业县。淮河支流之一的涡河从其腹地缓缓流过,这是一条哺育过老子哲学的古老河流。

  “没有人来管,谁来也不中!”采访时,村民们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5月4日,鹿邑县城北的涡河一段,泛着白沫的一潭褐红色死水。安静的河面下,看不见一条鱼或一根水草,只有群集的红色小虫。

  沿着河岸行走,随处可见堆放已久的生活垃圾。

  “他们都把垃圾直接往河里倒。” 10岁小女孩杨冰洁显出与年龄不相称的严肃,她曾因掉入河中导致皮肤发炎,“有人捞过,可是马上又倒满了。”

  污染导致了沿河居民依靠井水来维持饮用和灌溉,更导致涡河理所当然地成为“排污沟”。生活垃圾乱倒,生活污水肆意排放,农药和化肥不合理使用——这一切都加剧了河水的污染。农业局农技站负责人段文卿告诉我们,当地部分农民为了使农作物产量提高,不惜使用诸如甲胺磷这样的违禁农药。

  问及水污染从何而来,大多数人的说法都是——“上游”。开封、太康以及鹿邑境内的玄武镇是当地人认定的污染来源。可是,河边满目皆是的生活垃圾却无人关注。

  污染是这里的村民痛恨的,但是他们却对自己亲手制造的污染浑然不觉。

  玄武镇。兴盛的皮革加工业给镇上带来了财富,却让环境付出高昂的代价。

  鞋城皮革集团的污水处理厂负责人刘明才满腹委屈:企业没有补助,不给政策倾斜,又要排污环保,实在是难。价位高出一毛钱都会失去竞争力。

  皮革厂曾经险些因污染问题而被勒令停产,此后才从荷兰引进了价值1500多万的污水处理设备。可是每天近万元的运作成本无疑是高昂的。显然,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若治污不能与对企业环保的资助相结合,企业对于污水治理只能望而止步。

  5月4日下午5点,记者在一条叫做“小红河”的支流边看到,鞋城皮革厂出来的化学沉淀物、各类杂质随意堆放在河岸边,基本已没入水中,水流不时将污染物冲进水中。河水呈现明显的暗红色,河道两岸分布着凝固的结晶体。

  鹿邑县水利局设计部武豪科长,在谈及水污染问题时说,他曾提出一套污水处理机构与企业分别独立、垂直管理的办法,但由于政府对乡镇企业的高度依赖性,这套办法始终没能出台。

  在涡河边,周口市检察院的民刑科科长朱学哺凝视着眼前的河水,不无感慨地回忆起小时候游泳、抓鱼的快乐情形。他说,作为检察官他正在研究公益诉讼的办法,准备集合弱势的民众,以国家名义行使权利,用法律手段来解决污染问题。

  学生记者团丁凌、张晖、马磊蓉、张海燕、刘东方、韩勇、易蓉、胡宁娜、戴勇英、陈晓葶、蔡莉玫及指导教师段京肃,在河南沈丘报道——

  粉红色的河流

  从安徽界首进入河南,沿路麦田边的小河更像是一条条垃圾坑道。

  在淮河流域,沈丘是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张港村是王沟行政村中受污染危害最重的自然村。村口,触目惊心的不是黑得像“墨汁”一样的谷河水,而是河边池塘里五颜六色的垃圾和水面上飘着的粉红泡沫。

  沿着一块标有“扶贫路”的白色路牌,记者进入了岗刘村。

  “前年我们这井水都变坏了,苦得很。喝水困难,要从外面拉水回来喝。实在没办法就把压井里的水烧开了,澄一下再下锅。村里人去周口反映情况,今年来取水样的都七八回了,把我们村一些人的锅都拿走了,可就是没有结果。”一位路过的男子说。

  村民韩维英说,这里的水要煮两次,沉淀两次才能喝,每次煮完锅里都留下厚厚的一层水垢。她还说,去年他们村和韩老家村打了场官司——河南周口莲花味精厂在那儿放了1万多只装污水的铁桶,由于天热,许多铁桶自己炸开了,污水都流了出来。岗刘村地势低洼,污水都流向了这里。有人光脚踩在污水上,皮肤马上就腐烂了。

  “为什么不告莲花味精而要告韩老家?”

  “韩老家不该让他们把废水罐放在他们那,再说,莲花味精我们也告不了。”她说。

  韩维英还告诉我们,这里的很多人出去打工都进不了厂——因为乙肝。在这里,乙肝的发病率很高。

  为解决村民的饮水问题,当地政府下了很大力气。3个月前,这里通上了自来水。当地人说,喝上自来水,就是解决了最大的问题。

  在沈丘大闸边,深褐色的河水上漂浮着白色的泡沫。岸边的居民说,因为上级领导过来检查,几天前上游放过水,把河水冲稀了,现在其实是沙颍河最清的时候。

  5月5日,采访小组来到了黄孟营村。这里处于沙颖河三条干渠交汇处,环保摄影人士霍岱珊的得奖图片《污染造成肿瘤村》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记者从该村村委处取到一份1996年以来黄孟营村癌症死亡名单,上面显示从1996年起,该村可以确定的因癌症死亡人数为41人。

  据了解,该村最小的肿瘤病患者仅一周岁,已有两户人家因患肿瘤病而绝户。

  记者在沈丘采访了霍岱珊,他已经为淮河污染奔走了七年。据霍岱珊介绍,黄孟营村就是一个典型的因淮河污染而变成的肿瘤村。污染主要是硫化氢、二恶英污染,造纸厂的水里含有二恶英,而且含量还不低。

  “最大的原因就是水的问题。唉,光2004年就已经死了很多。他们住的地方没有自来水。他们只能把井打得更深,30米或40米,希望离开污染的水源远一些……”一位姓王的村干部语气沉重地说。

  学生记者团杨坚、李文杰、池源、杨日方、花林、杨乾、李汇丰、杨凡、巫莹、吴凤泉及指导教师周围,在山东临沂报道——

  牛腿沟的背后

  位于郯城县泉源乡清泉寺的沭河水质自动监测站,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自动水质监测站之一。冷冷清清的监测站,铁门紧锁,窗台门户积满了灰尘。

  渔民们说,监测站的人很少出来走动——“本地工作,城里生活”。

  监测站外,是横跨在沭河上的清泉寺拦河大坝。阳光照射下的水面显出一片深绿色。

  黄西丰,55岁,郯城县泉源乡黄圈村村民,以前是小学教师。他说,上游临沭造纸厂的污水把鱼都毒死了。“大片大片地死。今年春天的时候就出现过一次。”现在人们都不敢去沭河里游泳,水里产的鱼也没有多少人吃。

  打鱼的收成一年不如一年,渔民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为了寻找污染源,他们曾划船向上游找了整整一天一夜,找到了污水的源头——牛腿沟。

  循着渔民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了临沭县境内的南古工业区,这里集中了一大批化工企业,区内的金沂蒙集团是全国重要的化工生产企业。规模宏大的工业区旁,淌着一条臭水沟,这就是远近皆知的牛腿沟。

  据了解,南古工业区的废水全集中在牛腿沟,然后由新沭河进入江苏石梁河水库。

  行人站在桥上,可以闻到沟内浓重的化学气味,夹杂着臭鸡蛋味。水上是黑色的柏油状漂浮物,水中不断地冒出气泡。在河的两岸,很远距离内都没有人居住,只有林立的工厂。

  一位过路的老人说:“别看没有多少排放口,其实大多埋藏在水底下,秘密排放的,白天排轻度污染的,晚上天色黑了,再悄悄排放重度污染的臭水。”

  沭河以及江苏境内石梁河水库的渔民们,将污染的原因归结为南古工业区开办化工企业。可是这些企业又肩负着数千人的生计,也是沂蒙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牛腿沟的整治,背后远非发展和治污的简单对立,还有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

  学生记者团陆容容、徐露露、冯琳岚、袁晓清、朱莉莉、佟艺峰、张洁、刘阳、姜彬彬,及指导教师周海燕,在安徽蚌埠、亳州报道——

  淮河还未变清

  5月4日下午,记者来到了淮河上最大的闸坝——蚌埠闸。

  蚌埠闸兴建于1950年代,2000年8月扩建的12孔节制闸也于去年5月正式投入使用。新老两闸在宽阔的水面上一字排开,青山连绵,波光粼粼。

  然而,在仅仅6公里外的下游,淮河却以另一番模样出现了。

  蚌埠市三号码头附近的淮河沿岸,常年泊着二三十艘旧船,黄大爷就住在其中的一条船上。这里是蚌埠城的西区,工厂林立,是这个老工业城市的经济重心。

  在每一家的大船边,都系着一条小船,它们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去上游取水。

  尽管已七十高龄,黄大爷每周总得摇着他的小船花两小时去八里桥取两大桶水回来。

  “这里的水不敢喝,沉淀过了也不敢喝,因为沉下来的东西是粘的,用手捏捏一扯多长。”一个船民比划着。黄大爷从船下打起一桶河水,记者捞了捞河水,手背上有刺痛感,一会儿就起了几颗红疹子。

  黄大爷手上及小腿上有大块的皮癣,这些皮肤病因时常接触河水而难以痊愈。他经常用这个教育孩子们不准玩水。黄大爷告诉我们:“排污水的口子就在那边,天天放黑水,一年到头我们都闻得到臭味。”

  坐着小船向排污口驶近,水越来越混浊,臭味也越来越浓,不断有黑色漂浮物从身边漂过,轻轻一触就散成微粒。排污沟排出的大量脏水,在河中央形成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一半黑色,一半黄色。明显带有杂质的污水满是泡沫,不断冒着气泡,散发出令人恶心的气味。

  像这样的排污口,蚌埠城区共有5个,每天排水量在30万吨左右。据淮河水利委员会提供的4月20日至4月23日监测数据,这5个排污口全部超标,而在黄大爷取饮用水的八里桥附近,排污口COD浓度达到1344mg / L,超过规定近4倍,污染程度重过三号码头排污口。

  污染下泄事故一旦发生,上游、中游与下游之间就开始了由谁承担责任的争论。安徽的向河南的讨损失,江苏的又向安徽的要说法。

  “这都是扯皮的事。”蚌埠市环保局宣教科孔科长无奈地表示,“现在淮河污染的特点是频率高,周期短,查起来非常难。”

  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总工程师谭炳卿则表示,作为水利的行政主管部门,淮委会对流域内发生的此类问题提供帮助。淮委为上访人提供的事故处理意见,可以作为状告的依据;同时他们还负责组织流域内的相关单位进行协商。但是谭工承认,淮委只是一个行政管理部门,在事故处理上并没有太多的执行力量,而一旦遇到地方保护主义,解决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他说:“能处理的大多是跨行政区投诉,区内投诉都很难处理。”

  “企业违法的成本比它依法办事的成本要低多了——它宁愿违法,宁愿交排污费。罚得它要关门了,它对你环保局的管理才比较重视,可事实上在我们这种比较落后的地区,不可能让企业都关门。”蚌埠市环保局的孔科长说。

  谭炳卿表示,所谓“零点行动”以后“淮河污染反弹”的说法并不准确——淮河实际上从未达到过2000年底变清的水质标准。“当时,工厂全部停工、不准排污、用自来水冲洗河道……为了在零点达标,地方上什么办法都用上了。”

  谭炳卿对类似运动式“治理”的效果表示了怀疑。同时他也指出,总的来说,淮河的污染源确实有所减少,只是减少的速度不尽如人意。

  他感叹说:“要让水质达到2000年底定的目标,至少还要十年。”

  学生记者团王炜、刘洋、姚瑶、吴杰、谈冶祯、钱朱健、陈统奎、姚健、蔡江泉、葛晨、王婷,及指导教师李晓峰,在安徽阜阳报道——

  七里长沟依旧

  2000年5月18日傍晚,安徽阜阳城郊的七里长沟边发生了一起惨祸:在河沟边水闸下种红薯的杨建波、杨新宽父子,正轮换着到水沟里挑水浇地,忽然眼前一阵眩晕,父子俩先后倒在水沟边。此后,前来救助的村民们也接二连三神秘地倒下,造成了六死四伤的惨剧(本报2000年6月16日曾作详细报道)。

  出事的第二天,有关部门对七里长沟进行了环境检测,发现硫化氢含量高达每立方米700mg!按照国家标准,硫化氢这种有毒气体,在居住区的许可含量是每立方米0.08mg。

  七里长沟被阜阳当地人称为“七里沟”或“七里河”,1958年挖成,全长3.5公里,是当地最重要的一条排污沟。几乎所有企业的污水和生活污水都通过七里长沟排入颍河,最后汇入淮河。

  2004年5月4日清晨,记者来到阜阳市东南角,亲身体验了七里长沟。没有想到,就在已经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11名记者也成了硫化氢毒气的受害者。肩扛摄像机下到沟边的摄像记者中毒最为严重,不得不到医院进行输液治疗。

  刚到沟边,我们看到的是乌黑的河水和漂浮在水面上厚厚的垃圾;水面不断有大量气体排出;河岸上靠近水面的植物底端都已经变成了黑色。走近河岸,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臭鸡蛋味。

  河边一位做煤球的工人告诉记者,七里河的水一直是这个样子,每天都有很多污水排到河里。他还带我们到了旁边药厂的排水口,在这里污水正不断往七里长沟里排放。

  袁庄,紧靠着七里长沟,这里的村民是我们沿途看到的住得离七里长沟最近的人。袁庄村民告诉我们,河水的污染一直很严重。因为长期生活在河边,他们已经感觉不到河水散发出的刺鼻臭味了。他们根本不敢用河里的水,只能打井取水,井深都在20米以上。

  我们踏上似乎是刚刚修建的“七里长沟路”。靠近七里河一侧,路边已经修筑了十几米宽的绿化带。隔着绿化带,路人看不到七里河的黑水。

  刚刚建成投入使用的阜阳市污水处理厂,就坐落在七里长沟路上,在这个厂,记者爬上污水处理池后看到,十几个巨大的污水处理池都蓄着水,却只有一个池子正在工作。

  副厂长洪斌告诉记者,处理厂还处在试运行阶段,现在的日污水处理量为3万吨,到明年上半年可以达到7万-8万吨。

  记者问及何时能达到10万吨处理量时,洪斌说“配套管网建设尚未完成而且难度很大”,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记者后来在该市华原药厂了解到,包括该厂在内的阜阳市十几家大中型企业,每天用水量就超过10万吨。目前3万吨的“试运行”处理量远远不能解决现有的污水处理问题。

  洪斌告诉记者,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水全部排入七里长沟,而七里长沟的水则不再进行任何处理。

  在七里长沟终点附近的刘庄,村民说,污染最严重的时候,飞过七里长沟的鸟,会突然落入水中死去。

  穿过不远处的水闸,七里长沟的污水源源不断地流进阜阳市最重要的河流——颍河,而后者则流进了淮河……

  学生记者团申玉彪、陈珺、张文春、殷贝贝、宋倩、沈忱、吴晓丽、张康明,在江苏邳州报道——

  没人赔偿杜香吉

  2004年4月,邳苍分洪道的东偏泓渔民所承包的水面遭受到严重的水污染。家住邳州市戴圩镇的渔业养殖户杜香吉养的鱼全部死亡,是受灾最严重的一户。

  “请求调解渔业污染事故申请书”。

  2004年4月21日,当杜香吉写下上面这行字时,他家在邳苍分洪道东偏泓杜家段承包的45亩水面中已经没有一条鱼了。

  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杜香吉妻子脸上的泪痕清晰可见。这些鱼本来打算今年“五一”上市,但是就在全家满心欢喜等待收获的四月里,灾难发生了。

  4月14日,杜家的成鱼、鱼种、鱼苗全部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8万余元。与他家一样,该河道沿途的18个养殖户无一幸免,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达40余万元。

  4月15日,杜家电话通知环保局。

  4月16日,环保局派人到杜家时,死鱼已经基本捞完了。环保局没有采集水样。

  污水从哪儿来?

  按照杜家提供的资料,记者找到邳城镇城南村的邳城造纸厂。大门前,路边的小河沟里流淌着浑黄泛绿的脏水。村民说,造纸厂的污水就是先排到这条河沟里再流进城河的。

  造纸厂的工人看见陌生人,很警觉地关了大门。几分钟后,厂长张贵举走到门口。“前几天环保部门已经来看过了,咱们的水到不了他们那个地方。”张贵举隔着铁门说。

  张贵举说他们生产的瓦楞纸是再生纸,不用烧碱,不用石灰和稻草,对环境的污染很小。

  邳州市环境监督大队信访办一位姓张的工作人员也说,该厂以前使用稻草浆造黄板纸,1997年国家规定关闭小造纸厂的时候被关闭过。

  邳州市环保局一位姓孙的工作人员说,“邳州没有一家造纸厂。邳城那是再生纸,不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化学纸浆,是循环经济。”

  按照上述说法,该厂就不需要稻草和石灰作原料了,但该厂的院子里却堆放着大量的稻草和石灰。

  张贵举反复强调该厂有污水处理设备,是花了六万多从山东买来的,但他就是不肯让我们进去看。

  张贵举说他们厂的污水排得很少,“都是山东那边放的水,这是实事求是。”

  到底这次污染事故的罪魁祸首是不是山东鲁南地区下泄的污水呢?今年山东有没有向江苏排过污水?

  山东省临沂市环保局说,他们不管这一块,也不了解情况,记者应该去找淮委。

  淮委办公室的朱主任说,他们也不太清楚,应该去问山东方面。关于山东污水下泄造成苏北水污染的事,他说:“我们没有听说过。”

  老杜的养殖证是邳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2001年元月1日他与戴圩镇水产服务站签订了承包合同。戴圩镇水产站在写给邳州市渔政站的关于这次污染事故的报告中指出,“近年来,沿河村民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和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利用河道水质较好的条件发展水产网箱和拦河养殖,……2002年已成规模,……年终可创产值50余万元。”

  然而,自1984年京杭运河爆发水污染事件起,苏北地区受到鲁南的客水污染已有近20年。

  邳州市多管局渔政站的陈永波说,渔业受到损失,农民受到损失,他们会按照有关规定的程序处理的。

  环保局一位张姓工作人员说,农民在里面养鱼抱侥幸心理,缺乏法律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是在冒险,自然要承担风险。

  按照有关规定,造成水污染事故的排污单位,如造成渔业污染事故的,应分别由事故发生地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处以罚款。但是污水到底从何而来?无法认定排污单位,渔民如何获得赔偿呢?

  所以张表示,杜香吉基本没有获赔可能。

  学生记者团吕梦旦、吕剑波、王斌、郭勇、李臻、孙银玲、黄娴、李赫然,在江苏盱眙报道——

  三岁的哮喘者

  洪泽湖畔的盱眙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苏北小县,处于淮河流域的下游,整个县的主要经济支柱就是水产养殖业。龙虾、螃蟹、各种鱼类都是盱眙的名牌农产品。其中尤以盱眙龙虾最负盛名,其最大的卖点就是产地无工业,无污染。

  但是,本地没有污染源,并不能保证这个宁静的农业县不受污染。

  来自淮河中上游的工业废水随着这条分支流经过盱眙境内,留存在洪泽湖里。

  曾经,盱眙县城的用水都来自淮河。近年来,淮河水质的日益恶劣使盱眙人不得不抛弃了它。现在,盱眙县城的用水都来自该县境内的龙王山水库,盱眙境内沿淮河广大农村的生活、灌溉用水则来自于地下深井和水库。

  杨好和周泗县今年都是3岁,小县比好好大半岁。两个小毛头住在相临的两条船上,当记者乘快艇来到他们家的船附近时,两个穿着开裆裤的小家伙正在大船边上的小舢板上开心地捞着水里的水草。

  前年5月,正是淮河受污染的水影响洪泽湖最严重的时候,这两个当时还只有周岁的渔家小伙伴一同患上了婴儿哮喘。“喘得厉害时,周围所有的船上都听得见。”好好的爸爸说。

  好好爸很年轻,脸上总是挂着笑,但一说到孩子的病,这个年轻的父亲就显得有些忧郁,笑容已然僵硬。两万块钱砸下去了,孩子的病情仍然不时会发作,一发作,家里就不得安生。

  “就是前年的那次污染给整的。”小县的妈妈说。

  好好的爸爸说,他们常年住在船上,生活用水都来自洪泽湖。虽然有卖纯净水的船开进湖里来,但他们买不起。

  医生在一次又一次的就诊中不断提醒他们,一定要让孩子喝干净的水,再也不能喝用明矾草草消毒的洪泽湖水了,但连年在水产养殖上赔钱的两对年轻父母无力让两个小毛头喝上干净的水,孩子只能和大人一起喝湖里打上来的水,而这水,在现在这样污染不严重的时候,“连衣服都洗不干净”,更不用提每年那几次污染特别严重的时候了。

  “水有时像是酱油,有时又发绿,气味很重,像油一样浮着,前年有一段特别严重,手伸到这种污染水里面都觉得疼,不要说鱼虾蟹要死,人喝这个水就上吐下泻,用什么消毒都没用。大人都吃不消,别提小娃娃。我们也知道不能让孩子喝,但又有什么办法。”小县的妈妈说道。

  “我们真的是很无奈,污染不是我们自己搞的,后果却要我们来承担。”盱眙县前任县长郑宁在电话中这样说。

  学生记者团陈群峰、陈帅锋、周毓、曹斌、满丽、秦苏伟、练薇、周芬、张思巧、姜梦瑶、王斌、廖智海、刘劭,在江苏滨海报道——

  大海,众污所归

  淮河进入江苏省,一分为三,一条出洪泽湖南端的三河闸
清风晨曦
暗香浮影
何处神仙人家
归来兮
悠悠浮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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