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让我佩服!

  去年5月1日,崔永元带着26名队员重走长征路,从他们迈出长征第一步那天起,与赞美相伴随的质疑与批评一直没有停息。因为崔永元个人曾经患有忧郁症,有人认为“我的长征”不过是用几千万预算打造的一出游戏,一剂帮助小崔治疗失眠的偏方;一场打苦情牌的“公费旅游”。在长征途中,甚至有网友认为崔永元拿“长征”来标榜自己,羞辱了许多人的情感、良知、信念。面对质疑,小崔有着怎样的态度,崔永元做客央视《面对面》,在与王志的对话中,责任、良知与尊严是几个无法绕开的关键词。

  看不惯娱乐的浅薄

  记者:有人质疑《我的长征》用几千万的预算来帮小崔治疗失眠。

  崔永元:我失眠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自己职称没评上,房子不够大,车不够好。我从来没有为这样的事失眠过,我失眠的时候是我晚上看电视,看到我的同仁做的一些疯狂娱乐的电视节目,让我感觉到浅薄,不负责任。在这样一个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中国人用这样一些特质,想在世界上站立起来,我觉得很难。我是因为这个睡不着觉,所以我想呢,我能改变其中一些人什么呢,我是一个做媒体的人,做电视的人,我觉得如果他们参加我们的节目,能对历史有兴趣,愿意独立思考,可能就功德无量。

  记者:那通过这次长征,能改变什么呢?

  崔永元:队员们起码对长征段历史有兴趣了。过去极左的那套东西,弄得很多人现在反感这段历史,现在大家排斥它,我觉得负责任的态度是想尽办法去搞清楚它。我们这一代人,四十多岁人,基本上是在社会上干事的人,所以这个社会有责任,应该这拨人来承担责任,但情况其实挺不乐观的。比如我沿途看到的纪念馆,很多纪念馆的照片摆的是错的。我认为比如是领导人的照片,那一定要按照当年真实的情况摆,对不对?还有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就让我们把真的历史事实给忽略了。这段历史得有人不断地说,得有人把它当个事,比如说媒体就应该总说这个,这是一个公共电视台的责任。我个人的理念,通常是能影响几个影响几个,当然影响更多更好,你高质量的影响了一个人,也算你没白干。

  做慈善自己得到的更多

  记者:有人质疑,这几个月下来,公益到底是做了包装呢,还是做的实事,拿事实说话?

  崔永元:我们慈善做了25种,体会到了无穷的乐趣,甚至我说,为什么很多人热衷于跟我们做好事呢?因为你这周做了好事,下周中央台就给你播出来了,因为这个有些人也愿意做慈善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对的。有人认为这很功利,但功利有一万种的时候,你就让他选这种功利,我觉得向善也需要鼓励,只要能鼓励出善来,就是好事。

  这次我们盖了二十所学校,得到了大益普洱茶、爱国者数码这些有爱心的企业的支持。我们放了130场露天电影,放电影的那场面太让人难忘,最多的一场有3000多人。孩子怎么说?听说过电影,第一次看,最受欢迎的电影是《太行山上》,看电影的时候,当我们部队冲锋的时候,全场呐喊,这是我小时候经历过的场面。我们帮助了230多个小学,慰问了300多位老红军,给他们发了羽绒服,发了水壶,发了暖手炉。还修了八座无名烈士墓,因为有名的都有人修了,无名的都年久失修了,我们全把它修好了。

  但是你听听这些慈善举动,哪些需要深思熟虑,都是杂乱无章,都是举手之劳。做慈善的人都需要调整心态,因为做慈善容易得到仰视,所以你就很容易俯视,觉得你像个救世主,你确实帮助了他,这不假,但是其实你得到的更多,比如我说的那种心灵的净化,这哪是用钱可以买来的呢?

  记者:你曾想过邀请明星为当地百姓举办公益演出,后来为什么放弃?

  崔永元:我发现根本不需要,我也是著名的演艺界人士,他们根本都不认识我,我们到那演出没有意义,演出要花钱,我们用这个钱能干点像模像样的事,有什么不好。走到湖南的时候,我们真的开始心痛了,小孩不知道足球是什么,那时候正踢世界杯呢。做慈善活动,让我改变了我过去的一些想法,过去总觉得慈善应该是李嘉诚、霍英东他们做的。走了一圈后,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慈善,而且做慈善花不了那么多钱,你可能只有一千块钱,你就能让一个学校翻天覆地,他们用好的黑板,好的课桌椅,五颜六色的粉笔,玩具,甚至他们喜欢的一些书籍全配齐了。

  记者:除了钱,还能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他们。

  崔永元:回来以后我就和中国红十字会联系,想建一个基金来培训乡村教师。把乡村教师请到北京,让他们住好的宾馆,每天洗热水澡,要让他们换衬衫,吃好吃的饭菜,然后坐火车,坐飞机、坐出租车,看电影,看话剧,看歌剧、看芭蕾舞,看展览,看最新的科技展。然后他们脑子非常丰富就回去了,因为在农村里,老师在给孩子讲课的时候说,飞机是一个更便捷的交通工具,孩子们问老师,乘客坐在哪儿,他说坐在翅膀里面,你相信这样的老师能教好学生吗?所以我的目的,就是让这些教师眼界开阔起来,精神贵族起来,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岗位去教那些孩子,这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

  国民素质出了大问题

  记者:在长征行走中,你曾对队员们说,如果让日本或者韩国的队员来走,一定会走得比他们好,这样的话是光刺激呢?还是另有深意?

  崔永元:其实我很着急,我在日本的地铁上,看到一个人喝得醉醺醺,前面的人都不躲,我觉得这些人真给他面子,我们无论如何要让开他,恨不得给他拽到站台上。但是那些人都不躲,过了一会儿,“哇”他吐了,吐得前面那个人身上都是,结果那个人把手绢掏出来,他先给那个喝醉的人擦,我们很难做到,真的,这些东西其实挺刺激我的。因为我看的越多,越觉得心里难受。我就想,我们的足球队踢不过他们,我们产品不如他们好,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国民素质整体要比人家低,我们才什么都不行,我着急这个事情。

  记者:你是不是多虑了。

  崔永元:这个事真的不归我管,但是我总是一看到就想起来,你怎么办?我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每当我出国,不管到一个什么国家,我那个护照都被人家三番两次地检查,怀疑的目光,我很不舒服,我觉得我这样的经历不是我一个人有,很多人都有。为什么大家不在意呢?我们就愿意低人一等?

  记者:很多人在意可能不说。

  崔永元:我觉得媒体的人必须说,这样大家就可以探讨一下什么原因。我记得前一段有关部门说我们的人出国旅游太丢人,要整治,要做文明培训,但其实,我看那些毛病,全是在国内养成的,他们在国内旅游、生活、工作全是这么个状态,你让他拿上一本护照,穿上西服一出国,就变成谦谦君子了,怎么可能呢?所以我觉得很无聊,为什么要对出国的人进行培训呢?他在这个国家就可以随便,我觉得应该在这儿就规范他。

  记者:那每天都在讲爱国,很多东西提醒我们爱国。

  崔永元:爱国是爱什么,其实包括爱国家的脸面,每个公民做事都那么不得体,这个国家就没有脸面。有一次我在迪斯尼看到一个特别胖的美国人,穿着一个大裤衩,那裤衩上是美国国旗,我就觉得哪个国家年轻人都这个德行。到晚上了,他们在降旗,奏国歌,他马上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捂着自己的胸口,表情非常严肃,那个瞬间很让我感动,我说你看这就是国民教育的成功,就是无论你处在什么地方、什么状态,国歌奏响时,你要表现出敬畏之心,尊敬之心。你看看咱们的体育比赛,奏国歌,我们的观众,坐着的、接手机的、交头接耳的,干什么的都有。包括我们在长征路上的一些争论,比如该不该排成队,见到无名烈士墓的时候,应不应该鞠躬,这些争论我认为都是不应该出现的,为什么?我觉得这是这个国家的仪式,这个仪式不能少,表示我们的尊重,敬仰,是必不可少的。人生当中有很多仪式,我们可能就是仪式感的东西太少的,形式感的东西太多了。

  抢救“口述历史”

  记者:那很多人认识你是从《实话实说》开始,很多观众都说了,还是最喜欢《实话实说》时候的你。

  崔永元:那时候年轻、漂亮,脑子灵,肯定更招人喜欢,人到中年以后看不惯的多,磨磨叨叨闲言碎语的,也真的是挺招人讨厌的,但是人可能就是有这么个过程。

  记者:那下一步你有什么计划?

  崔永元:我现在开始着手收集各个阶段的历史素材,我指的是口述历史,我希望在能找到的各个时段见证、参与过历史的一些人物,我都能和他们面对面地交流,比穿名牌衣服,开好车、吃好饭,受到别人的夸赞,得到什么莫名其妙的荣誉都重要。

  记者:你怎么给自己定位呢?

  崔永元:我是一个电视行业里可以独立思考的,优秀的知识分子,而且在电视行业里这样的人不多,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记者:但是在很多人的眼里,你还是最好的谈话节目主持人,你仍然很有市场。

  崔永元:谈话节目我是第一高手,没有问题,让我操纵一个现场几百人,上千人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紧张感,我能在第一时间听到对方的意思是什么,我能用最精炼的语言把它概括出来,我想都不想开两个玩笑就可以让满场大笑,那东西没什么用,那东西可以扔了它,联欢会的时候拿上来使使就行了,所以我必须得找冷门,我现在觉得最冷门的就是这些口述历史,口述历史者的抢救,及时抢救,这是最冷门的了。我希望等我女儿长大的时候,她想了解这段历史,我就说你到资料馆去翻,所有的影像都有,我女儿看完了特别受感染,觉得非常棒,她就问谁做的,我就告诉她是你爸爸做的,你爸爸当时掏钱自己做的,总得有人干这个事,我们不能什么都没有。
老子要当就当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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