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 谁最需要孔子学院？

日月光

　中国政府决定在世界各国建立数以百计的孔子学院，仿效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世界各国推广中国文化和语言。这可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产物。如果把由中国经济崛起而产生的外在影响力看成是硬力量，那么文化的传播可以说是一种软力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把硬力量和软力量结合在一起，不失为有效的策略。人在德国 社区  f/ G8 H/ i3 {! s5 e! }# A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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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由此也可以提出一个应当说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在内政方面，中国要如何实现软力量的崛起呢？中国在过去将近三十年间，经济高速发展，财富迅速增加，但另一方面则是社会道德普遍衰落，党政官员缺失职业伦理，官员和人民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危机越来越严重。这种现象是否表明真正需要孔子学院的是中国自己呢？　　人在德国 社区1 d' n# @, P, T6 |% P( ^/ F( @

+ K3 n/ k8 N4 O# L" n9 A7 q8 b' Ncsuchen.de从“人治”走向“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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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q. `7 E8 N+ j9 F# ~csuchen.de　　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孔孟思想是一种道德哲学。孔孟强调个人道德修养是良好社会关系的起点。在政治上，孔孟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今天的语言就是，皇帝和官员的个人品德是政治良治的基础。0 |5 `0 w1 j8 `. l! P# V)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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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数千年来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那样有效的政治制度，和孔孟之道一味强调个人因素，不强调制度建设有很大的关联。根据孔孟思想，具有高尚品德的官员是不需要制度来制约的；相反，制度的约束会妨碍官员高尚品德的发挥。正因为这样，孔孟逐渐演变成为政治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旦皇帝或者官员被道德化，无论怎样的专断行为也就具有了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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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 Q+ E5 ~# F, T　　也正因为这样，孔孟在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处于被攻击和批判的对象。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今天，国学研究盛行，各种各样的传统似乎又回来了。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孔孟传统和现实政治生活基本上还是两张皮，即两者毫不相关。　　" l3 A- e9 Z: m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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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治”为核心的孔孟哲学，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失去了合法性。从邓小平以来的中国领导人对“人治”的政治恶果有清醒的认识，以法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一直被视为是政治改革的主轴。中共十五大把建设“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1 h( s7 M/ F9 B' V+ l  y; M
　尽管花了很大的精力来进行制度建设，但谁都感觉得到这些制度既不能有效约束党政官员的行为，也不能规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执政者因此不时地感到要提倡官员道德的重要性。1990年代有多次政治教育运动，希望用道德因素来约束官员行为，包括“讲政治”、“三讲”和“德治”等等。最近几年，领导层又提出了“八荣八耻”等概念。而对整体社会而言，“精神文明”建设这个主题在数十年间一直没有发生变化。　　人在德国 社区5 f; r" h* J) `+ k( |4 I6 i

/ G8 j( H; j3 L9 y. \8 [1 }' G道德教育不能替代制度建设　　　　　　/ r  {& s+ Q# ?% H! C) r3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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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一个以钱为本的社会，道德虚无主义已经成为了人们唯一的“道德”。无论是社会群体还是党政官员，对道德的冷漠已经到了使人不敢相信的地步。任何对道德教育的诉求都会毫无例外地被看成是讥笑的对象。但是可以相信，无论是社会群体还是党政官员，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或者正在不知不觉地成为了道德冷漠的受害者。也可以相信，如果容许社会道德继续衰落下去，信任危机不断加剧，中国整个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体制的运作成本会大大提高，甚至会有瘫痪的一天。+ @2 j# {( G2 i% p9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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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党政官员的品德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且会影响到执政党本身的道德合法性问题。道理很简单，社会（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国际社会）往往是通过党政官员的行为来评估整个政党的。一旦政党失去道德合法性，无论该政党是否还具有为社会提供各种服务的能力，其政治合法性必然受到非常消极的影响。实际上，在任何社会，道德都具有至高无上性。西方民主国家，在政治人物相互批评和攻击时，最有效的莫过于从竞争对手的道德领域入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个人道德在政治领域的重要性。* s7 C0 F2 W  H: ]9 A$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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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官员的道德和传统孔孟的“德治”有本质的区别。道德教育绝对不能替代制度建设，因为没有制度建设的德治是虚空的。但制度建设并不是说不要对官员进行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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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举西方民主国家为例。自由主义是西方民主的意识形态，而自由主义也最强调制度建设，强调要用制度来制约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并用制度来调节社会成员的行为。但自由主义也同样强调道德在所有这些方面的作用。个人“品德”（virtue）一直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话语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实际上，西方民主国家是用制度来确保这个“品德”体现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例如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任何公共组织都有一套非常完善的行为准则，也有各种各样的道德委员会或者其他制度化仪式来保证这些准则的实施。这还不够。官员品德的教育一直是西方教育机构的一个重要任务。培养官员的教育机构（如美国的很多公共事务学院）都设有官员和政府政策伦理的课程。% p7 w' v8 [3 w) H% A: D

- Y6 l% p- z1 c, q# }6 v　　因为对孔孟“德治”的厌恶，自由主义在传入中国后，“品德”面就被大大忽视了。人们简单地把道德教育和专制联系起来，或者把硬性制度的建设看成是政治发展的核心。但很显然，硬性制度不足以纠正官员的腐败和社会道德的衰落。要重建道德，必须从整治党政官员入手。不管怎样，党政官员代表着政治精英，是中国社会的核心群体。如果这个群体失去了道德或者处于道德的对立面，社会道德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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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9 |: t3 j8 v2 h1 Q  W% }可向西方学习道德建设
6 J/ l- O- J, Y7 r# }4 @1 D2 C对党政官员的道德教育必须加以制度化。以往所进行的各种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往往过于空虚。任何软力量（包括文化和道德）的建设，如果不能体现在制度面，就会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最近中国中央政府有关方面针对一些特定问题决定对党政干部的家庭状况进行调查。但这远远不够。在道德建设方面，如上所述，中国可以从西方发达国家学到很多有效有用的经验。在重建道德过程中，孔孟可以借鉴，但同样重要的是向西方学习如何把品德转化成制度的经验。
$ \; `; |9 S4 I* z郑永年·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人在德国 社区# J, v! s. o*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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