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发表或灭亡

paradoxfishbear

2006-08-08 | 发表或灭亡（二之一）    五月二十九日的《商业周刊》报道中国的学术发展，提到神州大地搞学术的抄袭盛行，而出术提供假的或不尽不实的研究结果看来普及。该报道说这些不幸可能起于大学强逼教师发表文章。后者是美国七十年代初期兴起的publish or perish的形势，香港的大学九十年代起仿而效之，今天国内不少大学也有不按期发表文章就「玩完」的要求。  学术行内抄袭文章不限于中国。我最欣赏的英国学术传统也有。那本难得一见地精彩而又可读的书——T. Watson写的《The Double Helix》——叙述五十年代初期在英国剑桥发现DNA结构的典故，是英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黄金时代，研究者勾心斗角，明查暗访，令人读来不忍释手。对科学有兴趣的人此书非读不可。该书明确地显示我们敬仰的学者绝不神圣，读起来比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还紧张刺激，卖得洛阳纸贵。哈佛大学出版社本来决定了出版，跟着因为牵涉到的人事「秘密」太多，过于敏感，推却了，弄得满「园」风雨。有些版本细述哈佛「转軚」的故事，也精彩，读者不要错过。  我自己永不抄袭。任何来自外间的启发，我皆直说无误。不是天生君子，而是两个原因。其一是自己「怪」见太多，尽可能入他人之「帐」会减少自己的负担。其二是提及他人有类似的想法会增加一点说服力，就是说他人错了这说服力也会增加。不少学者很吝啬，抄过来的可能性甚大，但不提是他家之说，可能博一博，希望会被认为是没有关连的独自发现吧。  至于制造不尽不实的「假」报告，一个可能是愚蠢的行为。经济学行内，有些「假」货不是自取灭亡的蠢行为。有两种。其一是不重要的研究报告，通常没有谁会去重复研究，就是有人发现是「假」也不会引起注意，作者于是瞒天过海，有文章发表，在大学赚餐饭吃，运情好的得个正教授。其二是不少学者天生低能，用资料犯了规，作出骗人的玩意自己也不知道。  假制重要的发现或研究成果，自取灭亡无疑问。重要的研究往往有人重复再做。在比较重要的题材上——例如佃农理论、蜜蜂传播花粉、件工合约、租金管制等——我当年尽可能做到没有人有胆反驳，即是没有人会指出我在事实上出错。这里的秘密是争取细节。细节愈多愈详尽，好事之徒愈不敢挑战。另一方面，不重要的研究不值得做，所以来来去去都是苦工。  这种细节详尽的研究麻烦兼头痛，要魄力与时间。唯独《蜜蜂的神话》一文，详尽的，调查兼动笔只用了三个月。执到宝。当时要发表该文的学报编辑是高斯，他知道该文重要，委任一个助手从头到尾复核该文引用的所有资料，包括我找到的果园主人与养蜂者的合约，文内提及的租蜂收入等，就是碎纸半张都要求我提供，作为校对之用。复核了整个月，半点错处也找不到。这是高斯后来评为不能被超越的实证文章。  学术研究也有名牌效应这回事。发表了几篇细节详尽的，有了名牌，行内再没有谁质疑我的资料报道。得到甜头，但自己知道资料精确的文章不容易，一不小心总要错一下。这些年老了，易累，分析中国，当然是重要话题，但一星期三篇专栏，资料的错漏无可避免。于是只求大概地对，马虎一下，可惜大概地对也愈来愈困难了。这是倚老卖老，后生小子千万不要仿效。寄语后学：出道时拼命写几篇细节详尽的文章是好投资。  是的，搞学术是追求真理，要执着，要有好奇心。不执着，没有好奇心，不要搞学术。搵食的方法数之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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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11 | 发表或灭亡（二之二）

上文提及，搞学术研究要执着，要有好奇心。然而，七十年代起自美国大学的「发表或灭亡」（publish or perish）的行规，跟执着与好奇混不起来，水火不兼容也。这是悲剧。当时我刚好在那里出道，亲历其境，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给读者说说吧。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大学的市场好，尤其是经济学。当时一个博士毕业生要在一家不错的大学获得一个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职位，不困难。合约一律三年，三年后续约三年，表现差强人意可以过关。问题出现于作助理教授六年后，校方要决定给不给终身雇用合约（tenure contract），得此约者会晋升为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不获此约要离职——炒鱿是也。

看官须知，博士毕业约二十七岁，六年后是三十三，多半成家立室，得不到副教授去找工作，没有谁不知是被炒，名望较高的大学一般不考虑，较差的也不容易，是可怜情况。是的，成家立室，有了孩子，得不到那纸终身雇用合约惨过败家。重点是争取副教授的终身雇用合约，会否再升为正教授不大重要：做得好的通常再等六年，有些大学要等一世，有些则认为正教授不重要（例如芝加哥大学），「副」之后一两年就升到「正」。

灾难的出现，是越战（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三）。该战对美国的广泛而又深远的祸害，罄竹难书。经济不论，本来发展得非常好的学术气氛一下子烟消云散。首先是美国当时还有强逼征兵制，无端端要青年弃学从军，去打他们不知为何要打的仗，校园动乱，镇压死人。当时美国的「愤青」不少。效果是越战之后，根据某调查，大学老师迫着「放水」，学生的平均成绩上升了不止一个整点（成绩及格是二点零，最高是四点零，平均被逼上升了一点以上，可谓惨情）。博士论文呢？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第三十八个经济学博士，几年出一个（我是五年来第一个），后来一年出五、六个。

助理教授呢？越战后期起要获取终身雇用合约，很困难。当时通胀急剧，大学一般经费不足，不容易通过。是灾难！那些平庸正教授否决某子终身雇用，给骂得狗血淋头不用说，就是真大师也遭侮辱：「你浪得虚名，算是什么？你凭什么认为思想比我高明？敢跟我公开辩论吗？」这些往事我记得清楚，因为当时在系内判断思想受到尊重，有苦自知。在这形势下，大学迫着要找出不可能作出客观衡量学术贡献的客观衡量准则，于是，数学报文章、排列学报高下的蠢方法就出现了。这是今天「发表或灭亡」的成因。不是说在这之前没有「发表或灭亡」这回事。有的，不重视，而重点大学是嗤之以鼻的。

我自己搭上不需要数文章而升到正教授的尾班车，所以能够发表七八篇足以传世的文章。以我的脾性，强逼我发表是作白日梦。不会杀了你，但会认为你是「盲毛」，看你不起。一九六八在芝大，前辈基尔?庄逊对我说得清楚：「要升级，不用发表文章，但要把思想写下来，好叫大教授们可以读；如果懒得写，你要多参与研讨，好让人家知道你的思想是在哪个层面。」六九年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职，算是首份正规工作，起笔就是副教授，有终身合约，几个月后同事给个面子，没有要求也一致建议升我为正教授。系主任诺斯要我提供发表了的文章作支持，我交出六八年发表了的十多页。诺斯问：「还有其它的吗？」我回应：「有的，但那十多页应该足够了。」这是尊重芝大的传统了。

少读他家之作，但去年几位老了的旧同事说，三十年来有启发性的经济文章凤毛麟角。在发表或灭亡的约束下，效果是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