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英雄，谁是英雄？

周南

　　小引
　　
　　英美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常能看到有美女对男主人公说“you are my hero”，男主人公受此鼓励，立时豪气陡生。而中国的文人士子中则有“芳草烟中寻粉黛，斜阳影里说英雄”的说法。看来世人都有英雄情结（hero-worship），古今中外大抵如此。
　　
　　现代汉语词典对英雄词条的解释为：“非凡出众的人物。指见解、才能超群出众或领袖群众的人。”这显然是唯才力论，似乎唯有具有杰出才能的人方能称之为英雄。美国传统词典对hero一词的解释却略有不同，A person noted for feats of courage or nobility of purpose, especially one who has risked or sacrificed his or her life。即英雄是那类因勇敢的业绩或高尚的意图而闻名的人，尤指曾冒生命的危险或牺牲生命的人。英文解释看来更接近当今人们对英雄一词的理解。即英雄不仅仅要有业绩，还要有所牺牲。
　　
　　然而从中国古代语境下英雄一词以及英雄观的演变来看，英雄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涵义。其演变过程着实耐人寻味。
　　
　　一、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英雄本是稀缺资源
　　
　　古兵书《三略》认为，“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三国时魏人刘劭说过，“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若一人既聪明秀出又胆力过人，则可以够得上“英雄”。隋人王通则称，自知者英，自胜者雄。仅仅从这些解释来理解，英雄不就是杰出人物、杰出人才么？满足英雄条件的人实在太多。然而曹操的一席话，象一面铁筛子一样，将天下英雄筛的所剩无几。
　　
　　东汉末年，某日，黄历上说此日暴雨，不宜出行。于是曹操没有象往日那样出猎，而是在丞相府邸宴请皇叔刘备。此时刘备已经参加了地下反曹组织，曹操来请，自然心里七上八下，惴惴不安。
　　
　　话说二人正以青梅下酒，闲聊着当时的局势。忽见天边乌云密布，隐隐传来电闪雷鸣。古人说，云深处必有飞龙在天。曹操于是一下来了兴致：“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可以肯定，写出“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名句的曹操一定见过龟，可又何曾见过龙？而且还说得活灵活现，如其亲眼所见一般。看来有着文学家身份的曹操，想象力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令人佩服。曹操口若悬河，继续着下面的话题：“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刘备遍数当世名人，如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和刘璋等辈，就是不提曹操。曹操沉不住气，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刘备以为曹操识破了自己的生平抱负，吓得筷子掉到了地上。恰在此时，只听咣当一声，天上一个炸雷响起，遂解了刘备之围。曹操兀自奇怪，心说天下英雄名额十分有限，都让你我两人占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出，三国时“英雄”的门槛很高，只有雄霸一方的地方豪强才有机会称的上“英雄”二字。所谓“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说白了就是觊觎大宝，乘乱而起，有朝一日将皇帝拉下马，并打败其他想做英雄的竞争者，然后自己登上皇帝宝座。若以成败论英雄，这些人到底是乱臣贼子，还是英雄豪杰，关键是从谁的立场来看，以及正统话语权站在谁一方。没有掌握正统话语权的，即便有英雄之资，英雄业绩，也会被剥夺英雄名号的。
　　
　　根据这种思路，刘备显然是个英雄，不过在当时也仅仅是个英雄。直到诸葛亮一语道破玄机，刘备的英雄身份才有了升华。诸葛亮对刘备说：“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於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诸葛亮的意思是，刘备不仅自己要做英雄，还要将天下英雄收为己用，做天下英雄的主人，才能成就霸业。“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与“英雄之器”是一个意思，这个器可以解读为器宇和胸怀，当然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读，即英雄亦可为器具，为工具，若不能为己所用，必将为人所用。刘备自然是一个有英雄之器也懂得使用英雄之器的人物。
　　
　　东吴张昭也曾这样劝谕孙权：“夫人君者，谓能驾驭英雄，驱使群贤。”当时懂得驾驭英雄、懂得使用英雄这种工具的，只有曹操、刘备和孙权三人，于是整个天下就被他们三个人瓜分了。
　　
　　二、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英雄也可以批量生产么？
　　
　　做天下英雄的主人，刘备的祖宗刘邦早就为他做出了榜样。《汉书》称，“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
　　
　　刘邦总揽的英雄中，有张良、萧何、韩信这样的杰出人才。刘邦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能“总揽英雄”且人尽其用，项羽却做不到这一点。刘邦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项羽本人比刘邦更具英雄气概，但是他不能做其他英雄的主人。这就是项羽与刘邦的差距。
　　
　　从两汉至魏晋南北朝，英雄的门槛一直比较高。刘邦的时代，天下英雄，除刘、项之外，不过张良、萧何、韩信、英布、彭越等数人而已。王莽之乱时，群雄并起，只有“跨州据郡僭制者”方称得上英雄。到了三国时期，各路诸侯也勉强算得英雄，然而在曹操的眼里只有他和刘备才是货真价实的当世英雄。
　　
　　十六国时期，以杀胡而闻名的冉闵兵败于前燕，被俘获后，就因说了句“我一时英雄，何为不可作王耶！”惹的慕容俊大怒，鞭之三日。冉闵以英雄自许，在慕容俊看来则是小小竖子也敢诈称英雄。两人打嘴仗争夺英雄的名号，兵败者立见下风。奈何做为阶下囚的冉闵，即便他曾经是英雄此时也唯有英雄末路一途。
　　
　　到了唐代，唐太宗李世民慧眼如炬，认为唯有扩大英雄队伍的规模，才能带来太平盛世。史书称李世民早年征战四方之际，“海内英雄，咸来响应”，后来他“羁勒英雄，鞭驱天下”，终于一统天下。唐初时百废待兴，英雄虽在历代都是稀有资源，但根据形势的需要，英雄队伍一定要扩编，英雄一定要量身定制，批量生产。
　　
　　贞观初年，李世民以科举取仕，建立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到了放榜日那一天，李世民私到端门，看见新科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络绎不绝，李世民喜不自胜，对侍臣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李世民终于尝到了英雄批量生产的甜头。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李世民开科取士，“志在牢笼英彦”，结果赚尽了天下英雄，他自己也白了头。
　　
　　然而，人才可以通过科举考试遴选，英雄人物毕竟无法批量制造。这些被唐太宗称为“英雄”的人才，实际上是“水货”英雄。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文官，饱读诗书，学问高深，在盛世或有经纬之才，在乱世则百无一用。所以到了安史之乱，这些被不断批量生产出来的科举“英雄”们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丝毫不能影响和左右时局。
　　
　　也是，正如申涵光所言，“疏通略文字，便是英雄本色，若两脚书橱，济得甚事？”看来，文人做英雄是不够格的。
　　
　　三、向英雄叫板――阮籍和罗隐的反英雄观
　　
　　英雄是用来崇拜的，可是偏偏有人不买帐。这些不买帐的人里，给笔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晋朝的阮籍和唐朝的罗隐。
　　
　　旷远不羁的阮籍从洛阳走到成皋，登临当年楚汉相争的广武古战场时，他没有象唐人杜甫那样大叹“长使英雄泪满襟”，也没有象宋人辛弃疾一样揾一把英雄泪，而是大不咧咧地说：“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阮籍这句历史名言，历代的解读不尽相同。大致有“言古”和“讽今”两种说法。李白以为阮籍用“竖子”言古，讥诮刘邦、项羽等人不过尔尔。四百多年后，李白踏着阮籍的足迹登临广武古战场，写下《登广武古战场怀古》一诗。李白甚为钦服阮籍之言，诗中有“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沈湎呼竖子，狂言非至今，抚掌黄河曲，嗤嗤阮嗣宗”的句子。李白与阮籍一样，颇有“粪土当年万户侯”气概。
　　
　　也有不少人认为阮籍用“竖子”来讥刺当时的当权者司马氏家族。阮籍当时对主政的司马氏家族的行径很是不齿，他认为司马氏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功业”，他们只是通过发动军事政变，残酷地屠杀反对者，从而窃取了政权。十六国时期后赵的石勒也曾说过：“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
　　
　　阮籍这一番指桑骂槐，颇有根由，这与他一贯主张的无君之论是相一致的。阮籍反对君主专制。他认为所谓的名教、礼法不过是压迫人民的工具而已。在阮籍的眼里，什么圣君贤相，什么英雄豪杰，不过是“假廉以生贪，内险而外仁。”（《大人先生传》）。贪婪、险毒、自私是他们的本质，廉洁、仁慈、济世不过是虚假的外表。这些英雄人物“欺愚诳拙，藏智自神”，以至出现天下大乱、弱肉强食的局面。他们真正有了地位之后，就不遗余力地“造制礼法，束缚下民”，“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于是“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
　　
　　阮籍的思想在当时无疑是旷世绝响，空谷足音。这种思想超前于时代且不合于当时，因而附和其学说者并不多。他的观点便有如流星一样，虽耀眼夺目，一时照亮了整个夜空，但转瞬即逝。
　　
　　唐人罗隐也是一位反英雄主义者。罗隐曾有两句广为流传的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筹笔驿》）罗隐此诗似乎与杜甫的“出世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一样，慨叹诸葛亮数度北伐无功而返的无奈。但此诗也同时指出，时与运是英雄人物建立功业的最重要的外在条件。即便象诸葛亮这样的杰出人物，在时运不济时，也功败垂成，劳而无功。罗隐的另一首《王濬墓》进一步强调了这种认识，“男儿未必尽英雄，但到时来即命通，若使吴都犹王气，将军何处立殊功。”如果没有“时来”与“命通”，西晋的王濬，如何能统一吴国、建立不世殊功呢？罗隐把一切归于时运，当然是不妥的，但这种向英雄人物叫板的态度，还是值得称道的。
　　
　　罗隐写过一篇非常精彩的散文《英雄之言》，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大英雄项羽和刘邦。文中说，盗取玉帛的人，总是说因为饥寒他们才去盗窃他人财务。而窃取国家的英雄豪杰们，也总是称他们的目的是使天下生灵免受涂炭，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可是，在看到秦始皇浩大威严的出行场面时，刘邦说，大丈夫应该如此。项羽说，我应当取代他。这不过是“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即刘项起兵是由于羡慕帝皇的威风，意图取而代之，哪里是什么为了济世救民、泽被苍生。君王夺取天下是为一己之私利，与强盗劫掠财物是同样的性质。罗隐所处的时代正是藩镇割据、争权夺利的晚唐，他的文章有着深刻的现实寓意。
　　
　　阮籍、罗隐的观点虽不合当时主流意识，但客观的讲，也许正是老百姓盼望的。群雄并起之时，正是天下大乱之际。少几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或许会多几天太平日子。
　　
　　四、问人间，英雄何处？――宋后官方语境下英雄的淡出视野
　　
　　根据历代史书，传统语境下的英雄，大都出现于乱世。如秦末乱世，史书称“秦失其鹿，群雄并起”，后来刘邦“总揽英雄”一统天下。东西汉更始之际，“群雄崩扰，旌旗乱野”。汉末时，史书称“汉室倾危，群雄逐鹿”。晋末时，由于胡族的兴起，其中当然不乏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而汉族正统史家死守“华夷之辨”的底线，甚为珍惜“英雄”一语，自然不肯随便将此语相赠他人。隋末乱世，英雄豪杰纷攘不息，则有“隋失天下，英雄竞逐”的说法。到了唐初，李世民“设四科而罗俊彦，提二柄而御英雄”，把英雄境界推上了时代的顶峰。
　　
　　宋祖得天下太易，其并无刘邦、李世民那样驱策天下英雄，历经千百战始得政权的经历。至于一条军棍遍打神州无敌手，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因而宋祖的英雄“成色”，似乎不及汉高、唐宗。唐末五代的乱世，虽有分裂局面，似乎也不好用“群雄竞逐”来形容。《宋史》开篇，与前代史书不同，只字不提赵匡胤乱世中崛起，收天下英雄为己用，这是符合史实的。宋人所修的《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论及乱世时，自然也不提英雄二字。
　　
　　有宋一代，讲的是三纲五常，名教礼法，时代需要的是忠臣孝子，英雄自然无用武之地。英雄这种角色，淡出视野也是必然的了。
　　
　　到了南宋，识英雄、重英雄的豪放派词人兼永嘉学派掌门陈亮，认为程朱理学空谈性理，误国误民，于是便对当时已负盛名的朱熹展开了批评。二人以书信形式，就“王霸义利”问题进行了11年辩论，大战三百回合。后来陈亮的“王霸并用”、“义利双行”的主张渐渐不敌朱熹的“圣贤修己治人之道”。于是传统语境下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英雄观，开始与主流意识渐行渐远。
　　
　　陈亮的朋友辛弃疾，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具英雄情结的文人。在其诸多怀古词里，英雄一词出现的频率十分惊人。诸如“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谁念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决策尚悠悠”，“吴楚地，东南拆。英雄事，曹刘敌。”，“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倩何人，唤取盈盈翠袖，揾英雄泪”，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辛弃疾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可能诞生前代那种英雄主义。即使是岳飞这样的抗金英雄、文天祥这样的抗元英雄，也是后人的盖棺论定，有宋一代，官方并无这种提法。
　　
　　元末明初，是一个与秦末、汉末、隋末很相似的乱世。当时中国先有刘福通、郭子兴、徐寿辉，后有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朱元璋等多股军事割据势力。后来朱元璋先后平定了陈友谅、张士诚等其他军事势力。虽然《明史》提到朱元璋的业绩时，也用到诸如“刈群雄，定天下”等词语，但已经与汉唐时“总揽英雄”的说法截然不同。此时的群雄，是朱元璋的敌人，只有威胁，而没有利用价值。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张士诚、陈友谅等人为“巨蠹”，明人当然不肯轻易将英雄的名号赠予这些人。
　　
　　到了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在明朝遗民及清人的眼中为反贼，是万万不能称为英雄的。甚至袁崇焕、史可法等人，在当时顶多被看作忠臣良将，而与英雄无干。
　　
　　五、随便下嫁英雄――被民间换了包装的英雄
　　
　　看到此处，各位看官大概有了认识，前代所谓的英雄，大都是指有兵有马有钱有粮，有势力有影响的豪强诸侯，而并没有多少正统和道德的色彩，并不能做为忠君爱国教育的楷模和道具。而到了宋代之后，儒家礼教主宰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在充满忠臣孝子的时代，雄霸一方、挑战皇权的古英雄、古豪杰角色，自然是不被欢迎的，被打压是必然的。
　　
　　其实英雄也是一种生态现象。只要给出一种具体定义，哪朝哪代都会有不少英雄出现，只是出现的比率略有差异。自宋以后，不管是古代那种豪强式的英雄，还是被道德化的英雄，在官方语境中，大都躲在历史的暗角里始终不肯以堂堂正正的面目出现。
　　
　　那么，既然官方不鼓励英雄的出现，舍弃英雄的名号不用，民间便毫不客气的拿了过来。民间自有一杆秤，有自己的英雄标准。在元代戏曲和明清小说中，忠臣名将、绿林好汉、江湖大盗等人物牢牢的占据了英雄市场。民间和官方的口味虽然不同，但在维护道德方面的立场完全一致。这时的文学作品总是倾尽全力赞扬那些大忠大孝、品行节操出众的英雄人物。英雄一定要具备忠君报国的思想。不管是自始自终满门忠烈的杨家将、岳家将，还是先造反后招安的梁山好汉，忠君报国、维护正统秩序是他们做为英雄的必要条件。
　　
　　当然，英雄的门槛再也不像前代那样高不可攀，只要文人愿意，英雄便可以大量的涌现出来。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现代常见的英雄美人故事，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却没有市场。所谓英雄不好色，好色非英雄。在文学作品中，英雄美人组合在与才子佳人组合的对阵中全面败阵，溃不成军。佳人眼里只有翩翩美公子，而没有豪气大英雄。看来，一扯上男女关系，英雄非得贬值不可。
　　
　　《西厢记》中，崔莺莺一家被贼兵围困在寺庙，不得脱身。于是崔莺莺对母亲说：“您孩儿别有一计；不拣何人，建立功勋，杀退贼军，扫荡妖氛；倒陪家门，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 崔夫人称：“此计较可。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如陷于贼中。”于是和尚在法堂上高叫：“两廊免役力俗，但有退兵之策的，倒陪房奁，断送莺莺与他为妻。”此时美人眼里的英雄，原来只是厅堂里地位低下的“免役力俗”中的一员。在元代戏曲家的笔下，英雄的标准降低到美人要“下嫁”的地步。大英雄曹操泉下有知，非气的吐血不可。
　　
　　自元代戏曲至明清小说，在关羽、岳飞等忠臣良将和宋江、武松等梁山好汉的引领下，被重写的、被虚构的英雄人物多如过江之鲫。这与秦汉隋唐时的英雄概念已截然不同。英雄已经从官方走向了民间，从正史扩散到了野史。但这次转型似乎并不成功。英雄要么贬值到要崔莺莺下嫁的地步，要么升格到都有一张相似的脸谱，一副不近女色、忠君报国的高大全模样，岂非乏味至极？英雄也是人嘛。
　　
　　六、荒芜英雄路――让伟大英雄成为历史中的风景
　　
　　在古代，做刘、项式的英雄，实际上是一种投资，可能会血本无归，陪上身家性命，但至少也有微茫的希望，即有朝一日，“取彼而代之”。象刘邦这样的，当年在家里“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远不如兄长辛勤。一旦参加农民起义后，革命或说投资大获成功，于是沾沾自喜，反过来问老父：“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受这种精神的鼓舞，每逢乱世，便有不少人想做英雄，把革命当作一场买卖，舍身投资以图日后有丰厚的回报。
　　
　　进入二十世纪，出于时代的需要，英雄的地位和意义被大大强化，英雄的涵义也经过了重新的诠释。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古代历史上的英雄，在现代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推崇。这些英雄的结局都很悲惨，深具震撼力的悲剧美学色彩感染了几代人。道德化的英雄毫无疑问充满教育意义。但英雄式教育的效果不佳也是客观事实。
　　
　　岳飞、袁崇焕式的英雄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英雄是可以被当作神一样用来敬仰的，而不是用来效仿的。就连英雄的后人也不愿重走英雄走过的道路。岳飞的后人大都为文官，袁崇焕当年决不投降满清，他的子孙们却在清朝为官，对满清忠心耿耿。就连史可法这样的抗清英雄，都留下有这样悲愤的遗言：“我为国而死，我儿当为家而活”。
　　
　　国家危机存亡之际，不少人想做英雄，不到最后一刻决不投降，到了最后一刻却一定会投降。其实英雄和卖国贼之间，原来只差一步。这使我想起一句诗，“很多人确实很想写几篇英雄谱，却不自觉舒舒服服地当了俘虏。”（杜运燮 《晚稻集》）
　　
　　中国历史里的英雄空间都被豪强式的英雄和道德化的英雄所占据。遗憾的是中国一直缺乏另外两类英雄，即为寻求真理和社会进步殉道的英雄和平凡的坚韧如圣徒般的平民英雄。这两种英雄行为在历史上既不为人称颂，也不为人效仿。中国传统的英雄很少具备“社会上升进步中的殉道精神与自我实现” （《顾准日记》）。中国缺少“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也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 的追求真理和自由的英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中国也曾经有过那种圣徒般坚韧的平凡英雄，例如清末的武训，在乞讨的苦行中为理想艰苦跋涉了一生，但现在的人们却不怎么记得他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似乎传统意义上的伟大英雄在全世界范围内被重视的程度都在降低。即使在人们论及英雄的时候，平民化的英雄也许比政治军事领域内的英雄更受民众的青睐。例如，近年法国民意调查本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拿破仑等历史强人，早已跌落在五名以外。加拿大评选本国历史十大最伟大的人物，环保主义者、冰球明星脱颖而出，把很多政治人物抛到了后面，令人称奇。或许，伟大英雄的缺席，正是时代的进步呢。

阿修罗之泪

写的很是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