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轱辘话儿话红楼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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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曹雪芹的三个卒年



红学界为曹雪芹的卒年问题，分为两大观点，一
是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壬午说（1762)，另一是以周汝昌先生为代表癸未说（1763）。
其实，近年来还有第三种观点出现，并逐渐被部分红学界接受。这第三种观点则认
为雪芹应死于甲申年（1764）。三种观点，三个不同的年份，代表了从胡适到今天
的红学家，锲乐不舍对曹雪芹进行研究的成果。

先说壬午说，在脂评甲戌本上有这样一句批语，它批在一段其它批语之后，“壬午
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是史料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清楚写明雪
芹去逝的年份和日子。胡适和俞平伯都非常推崇甲戌本和在甲戌本上的批语，因而
壬午说在很长的时间内，在红学研究中占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它也有先天不足，
一是由于这是唯一的史料，也就成了海内孤证。二是另外一些旁证，却站在了不利
于它的方面。

曹雪芹生前有几位要好的朋友，和雪芹之间有很深的诗交和酬唱。雪芹逝后，他们
写了一些悼亡诗和怀旧诗等，这些诗也被编进了他们的诗集。如敦诚的《四松堂集》，
敦敏的《懋斋诗钞》等。在这些诗集中，人们看到在癸未(1763) 年，他们邀请曹雪
芹去赏春，他们也去访问过雪芹等等。而再往下一年，即甲申(1764) 年，诗集的第
一首则是为雪芹作的悼亡诗，以后还有怀旧凭吊诗等。那么，作为雪芹生前的好友，
应该不会不知道他已去逝了，再去邀请他赏春的。而且如果是死于壬午，为什么悼
亡诗会编在甲申呢？既隔了整整的一年。持壬午说的人，将此困扰归结于敦诚，敦
敏的诗集不是正式编年纪事的，因此，存在着插编和颠倒写作年份的问题。但这种
解释很明显是站不住的。因此，就产生出了第二种观点，即雪芹应逝在癸未(1763)
除夕，这样就可以解释出现在朋友诗集上的困惑。但白纸黑字的“壬午除夕”写在
那儿，有什么理由去讲壬午是错的，而除夕又是对的呢？又如何去证实“壬午”一
定是错了呢？以周汝昌为代表的这一观点，坚持认为写在甲戌本的这条批语是写于
甲午年，即1774年，这时距雪芹逝世已经11年了，批者很有可能记混了雪芹去世的
年份；而由于除夕是一个太特殊的日子，应该是不会记错的。这就是“癸未”说。
但要知当时的纪年方法并非公历纪年，如 1762，1763等，在数字上有搞混的可能，古
人纪年用天干地支，每年就像有个名字了一样，是不会轻易记错的，而且也鲜有记
错干支的例子。所以癸未说也有着自己先天不足的“软助”。

香港的梅挺秀先生于80年初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即雪芹逝于甲申年初，即1764年。
在脂评甲戌本上的“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之前，尚有另外一句“能
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 因为批语中没有现代的标点符号，以往人们总是
从“此书”后断句的。
即：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
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午八月泪笔。

如果换一个断句方法，则可变成下面的读法：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
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午八月泪笔。

即把“壬午除夕”这个讲雪芹的死去日子的时间状语，变成了批书人批书的日子，
就像后面的“甲午八月”一样。同时，这样一改，也就把一段批语变成了在不同时
期的两段批语，一段批于壬午除夕，另一段批于甲午八月。

这位批书人(有可能是脂研斋，也可能是他的一个名叫畸笏的朋友)，在壬午年的确
批下了不少的批语，时间上分别是壬午春，壬午孟夏，壬午九月，壬午冬月等，所
以如出现壬午除夕，也并不为怪。这样既解释了悼亡诗时间上的迷惑，又保留了对
原批的认同，应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论。这就是“甲申”说。甲申说能站住脚并得
到支持，原因就在于，当人们无法从既存的互相矛盾的材料中找出唯一正确的答案
时，只好求次去寻找可能存在的新解释了。这时考证史料的真实与否，已不再是主
要的诉求，而对史料的解释诠注却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了。长期以来，这也是缺少原
始资料的红学研究的无奈。

说到无奈，“甲申说”确实也有，那就是它必须证实这个分批于“甲午八月”的批
语，是“甲申八月”的笔误-----因为，无论是脂研或是畸笏，都没能活到甲午(1774)年！

[ Last edited by jale75 on 2005-10-4 at 15: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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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逝世以后，他的生前好友敦诚写下了两首悼亡诗，以寄托对曹雪芹的怀念。

挽曹雪芹

(一)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
肠回故垄孤儿泣 (前数日，伊子殇 ，因感伤成疾)，泪迸荒天
寡妇声。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唯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


(二)

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
三年下第曾伶我，一病无医竞负君。
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
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

从这首诗中，我们读到了这位诗人对雪芹如泣如诉般的思念，以及对雪芹过世如怨
如恨的无奈。在诗中，他以李贺的文采，刘伶的狂放，曹植的愤世，嵇康的傲骨来
形容雪芹。更以典故中学生对先生的敬佩和怀念来昭写他的心迹。“三年下第曾伶
我， 一病无医竞负君” 他甚至责备自己没有能够在雪芹病重时，伸以相援之手，
实在有负雪芹对他多年的深情厚谊，确是感人至深。他的哥哥，敦敏，也写了一首
凭吊雪芹的诗。诗的末句“凭吊无端频怅望，寒林萧寺暮鸦飞”。失落和无奈的感
受令人难以忘却。

到目前为止，还没任何人能比敦敏，敦诚让我们知道更多有关曹雪芹的信息。
因此，更多地了解敦敏，敦诚两兄弟是 非常有益于红学研究的，尤其是对雪芹身世
和著书过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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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敏，敦诚兄弟是曹雪芹同时代的人。生于皇家，是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
孙。也就是说，和当朝皇帝乾隆是远房堂兄弟。兄弟俩平生没做过什么大官，却都
喜欢诗词文章，出版过自己的诗集。敦敏的叫[懋斋诗钞]，敦诚的叫[四松堂集]。
据周汝昌先生考证，当他们年轻的时候，在当时专门为宗室弟子所办的学校中学习
时，认识了曹雪芹。曹雪芹在这个学校中做什么，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职位不是
很高，很可能只是一个一般的助理人员。但由于与雪芹有共同的文学爱好，他们又
非常敬佩曹雪芹的博学广识，工诗善画，狂傲不羁，所以尽管他们是皇族，却和平
民的雪芹成为忘年的朋友。敦诚有一句诗，“接Li(注1) 倒著容君傲”，可见他对
雪芹的欣赏和宽容。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雪芹去世。
雨沾
在敦诚的诗集中有一首叫“寄怀曹雪芹” 其中有一句“扬州旧梦久已觉”，并自
己加注“雪芹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 。这是所有文献中唯一一次明确指明曹雪芹是
曹寅的孙子，并且在江南住过。也是第一次让人们知道曹雪芹的名字是“雨沾”(注
2)。因此，[四松堂集]的文献价值是极高的。让我把这首诗抄录如下，供大家吟诵。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
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
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kun 注(3) 。
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笠樊。
当年虎门众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
接Li(注1) 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
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最后一句“不如著书黄叶村”，多少年来，红学家都用来引申为雪芹著书[红楼梦]的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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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诚写过传奇戏本，名为[琵琶行传奇]。曹雪芹为这个戏本写过题诗，但敦诚
只记下了如下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较蛮素鬼排场” 。这也是除[红楼梦]以
外，雪芹传世的唯一诗句。雪芹的奇思神笔可见一斑。

曹雪芹晚年的生活是很困苦的。这除了他在红楼梦中自己讲过“绳床瓦灶”，
“蓬牖茅椽” 外，也可以从敦诚兄弟俩的诗句中表现出来。敦诚说他是“举家食
粥酒常赊”，敦敏说他是“卖画钱来付酒家”。可见雪芹捉襟见肘的困境！他经常
不得不为无食无酒去找朋友去借，或去富人家赊求，而能得到了除了“残杯冷炙”
外，还有刻骨铭心的“新愁旧恨”。雪芹就在这种困苦的环境中，忆“秦淮风月”，
哭“燕市悲歌”，愁“旧知今雨”写“废馆颓楼”。终于完成了[红楼梦]的写作。
尽管身边的世界无情地遗弃了他，而他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那个永垂无价的瑰宝。
而我们能知道这一切，还多亏敦诚敦敏兄弟留下的这些价值极高的诗集。

在雪芹生命的最后一年，敦敏在春光明媚的早春三月，给他寄去了一首小诗，
用以代为请帖，邀请雪芹前来赏春：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晨。
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
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
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红学家们无法得知曹雪芹是否应邀去见了敦氏兄弟,但却以此诗判断出雪芹的卒年。
而我,却默默地祈愿雪芹能如邀前往。想一想如能在生命最后旅程中，和几个平生挚
友把盏话旧,开怀痛饮,，赏花观景，吟诗作画，，把自己对这个世界深深的眷恋和
对朋友真挚的情感以“如铁”的“诗胆”，“击石作歌”， 留下又一千古绝唱，岂
非美哉!

注(1)：上四下离，帽子的意思。
注(2)：上雨下沾，曹雪芹的名字。
注(3)：左衣右军，裤子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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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义，姓富察, 号我斋，镶黄旗人。生于1640年左右，大概小雪芹二十岁余。出身豪门，他的姑姑是乾隆皇帝的孝贤皇后，他的爸爸傅恒，官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死后谥文忠，又号文忠公。他的哥哥富康安，就是“戏说乾隆”里的那个皇上的私生子。明义本人是乾隆的侍卫，负责皇帝的御驾，可以说他是地地道道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没有资料显示他和穷愁潦倒的曹雪芹生前有过过从。把他与红楼挂上钩，既不是因为他的豪门出身，也不是因为他或许是雪芹的诗交酒友。他被红学家们放入红榜，只是因为他写了二十首《题红楼梦》的诗。

第一次把明义与红楼梦联系起来的是大文人袁枚，这位与雪芹同时的文学大腕，在著名的《随园诗话》中，谈及雪芹的先人曹寅，然后将话题一转，开始谈论红楼，“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于是，人们开始把注意力放到这个名叫明我斋的人身上，找寻他的诗作，想了解除了袁枚引用的两首诗外，是否还有别的有关红楼的诗篇。另外，人们也想搞明白为什袁枚说红楼中有某校书（即妓女），而人们在传世的《红楼梦》中，并未读到这个情节。

可谓“苍天不负苦心人”，红学家们终于找到一本名叫《绿烟琐窗集》的手抄本诗集，作者就是明义。其中有《题红楼梦》七绝诗二十首。而袁枚引用的是其中的第14和第15首。更为可贵的是在这二十首诗之前，明义写了一段小序，全文抄录于此：

“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

这是最早的有关曹雪芹著红楼梦的直接论述。除上世纪九十年代欧阳健先生对其作过辨伪外，还无人怀疑过这二十首诗和序言的真伪。从这段短短的序文中，我们得到了以下几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1. 曹雪芹写了《红楼梦》——明确了雪芹的著作权。
2. 曹的先人为江宁织府（造），雪芹用此书记述当年的“风月繁华”。
3. 大观园者，即随园故址（简单地讲几句随园。曹家在江宁织造府中的有一花园名叫西园。曹家事败后，雍正皇帝责令新任织造隋赫德接收曹家全部资产。隋遂将西园改名为随园。后又被袁枚买下。）——证实了大观园确有是处。
4 .明义读过《红楼梦》早期钞本。书虽未传世，应有钞本或残本存在。

不用我讲，大家也自然会明白对以自传说为考红核心的新红学派的学者们，这个序言是多么重要。把它与脂砚斋的批语联系在一起，就形成了新红学派理论大厦的基本构架。如果说敦敏敦诚兄弟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活生生，真实的曹雪芹的话，那么明义的题诗和序则向我们揭示了雪芹和《红楼梦》之间的联系。这也就是明义被红学家推崇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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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明义也独有钟情。1975年，家父拟撰写专文研究明义，因当时的政治原因，不便外出查阅资料。我冒着会被批判的风险，以工人理论队伍研批《红楼梦》为名，专程去首都图书馆柏林寺分馆，为他查阅藏于该馆的孤本《绿烟琐窗集》，并手抄了明义的序和二十首诗回来。想起来也可笑，我当时只是个二十刚出头的毛头青年，除了读过一两遍红楼外，对红学只知一鳞半爪，对考证一窍不通。居然以专业人员自居，坐在古旧善本的庙堂中，“人五人六”般地考察起该本的年代，纸张，格式来了。事后方知该图书馆曾与我工作单位联系，调查是否真的派我查阅，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四人帮最横行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了。但从此我仿佛和明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毕竟我是为数不多的，见过明义真本的人。每每见到写明义的文章都会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更大的兴趣去阅读，去思考。也幻想有一天会在明义研究上有所建树，以此告慰家父考红未果的遗憾。

话题远了。如何看待明义的诗和序，红学家们似乎更热衷于他的序言，其中的原因前面已经提到。让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二十首诗。平心而论，明义这二十首诗水平确实一般，近似白话，仅仅是读后感之类而已。但既然是读后感，那一定会涉及到所读的内容。因此，有几首诗，人们一直在猜测和争论他的属意为何。如袁枚引用的一首：
威仪棣棣若山河，还把风流夺绮罗。
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再如：
锦衣公子出兰芽，红粉佳人未破瓜。
少小不妨同室榻，梦魂多个帐儿纱。

前一首不是在说宝钗，因为他已经有过描写宝钗的诗了。那么是熙凤？可她什么时候有过“笑时偏少默时多”的姿态呢？亦或是可卿？“还把风流夺绮罗”可理解为秦可卿的风流淫乱，可袁枚为什么讲是某校书呢？

后一首也不是在说黛玉。那么是湘云？为何讲“红粉佳人未破瓜”？如指婚前，那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指婚后，又该作何解释呢？

再一首就是袁枚讲的有关某校书（妓女）的那首：

病容愈觉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
犹恐意中人看出，慰言今日较差些。

有痨病的大概只有黛玉一人，或许另有其人？又怎么会是校书呢？后二句的情节，在今本红楼中可有？

简言之，明义所见的红楼钞本，很有可能在文字上和内容上，于今本有很大的不同。曹雪芹自己说作红楼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专家们认为相对于每一次增删定稿，都会有一个钞本传世，所以，经过“五次增删”，自然会有众多的抄本出现。书中人物和内容起了变化，也是不足为怪的。红学家们还有另外一个看法，即袁枚可能从未读过《红楼梦》，只是“望名生义”，既有“红楼”在，安能无校书？于是在读完明义的《题红楼梦》诗后，照抄了明义的序（对比一下，只差两字），加上自己的联想，写入了他的《随园诗话》。

总之，海内孤本《绿烟琐窗集》具有极高的红学研究价值。因而，它的作者，明义，尽管文学水平一般，也并非是雪芹生前的亲朋好友，还是被当之无愧地放置在红学殿堂的“神龛”上了。他写的第19首诗，表达了对红楼空颓，顽石归山的无奈。其实，在我看来，这首诗对以往的红学研究，倒是个很有趣的注脚：

莫问金姻与玉缘，聚如春梦散如烟。
石归山下无灵气，纵使能言亦枉然。